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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致辞演讲(2005)

 阿悦 2011-01-17

Harold Pinter——诺贝尔演讲

艺术,真相,和政治

  在1958年,我写了下面的话:
  “在真实和非真实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在真相和假象之间亦如此。一个事件不必非真即假;它可以是即真亦假。”
  我(今天)仍然相信这些说法是有意义的,仍然可以被用于以艺术探求真实性。所以作为一个作家我认同这些观点,但是作为一个公民,我却不能够。作为一个公民,我必须询问:何是真?何是假?
  在戏剧中,真相非常难以捕捉。你绝不可能准确地找到它,却又不得不寻找。很清楚,寻求是驱使事物发生的动力。寻求是你的任务。经常发生的是你在黑暗中被真理拌住了,撞在上面或者将将瞥见那同真理想对映着的形象或者形状,但有没有认识到你刚经历的过程。其实真正的理是决不可能在戏剧艺术中作为一种真理被发现的。有很多。这些真理互相挑衅,彼此排斥,相互映照着,无视对方,并且互相调戏,以盲目的方式对待彼此。有的时候你觉得在某个时刻真理在手了,可它又从手指逢之间滑落下去,丢失了。
  经常有人问我是如何写作那些戏的。我说不了。我也无法总结我的戏,只能说这是所发生过的。那是他们说过的话。那是他们做下的事。
  多数戏开始于一行话,一个词或者一个形象。这个词经常跟随着一个形象。我来举两个例子,它们这会儿正好来到脑子里,接着是一个形象,然后是我。
  这两出戏是《回家》和《老时光》。《回家》的第一句话是”你把剪刀弄哪儿去啦?”《老时光》的开场白是”深色的”。
  对这二者我都没有任何更多的信息。
  在前者,显然是有人在找一把剪刀,并试图从另一个人那里要求答案,他怀疑另一个人偷了它。但是我知道他说话的对象根本对剪刀不感兴趣,对问题本身也不在意。
  “深色的”这个词我用来描述某人的头发,一个女人的头发,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在这两中情景下,我发现我自己被迫继续下去。视觉上所发生的是一个极其缓慢的淡化,从阴影到光亮。
  我总是在开始一出戏剧的时候将人物定为A,B和C。
  在《回家》这出戏里,我看见一个人走进幽暗的房间,质问那个坐在丑陋的沙发里读报纸上赌马经的年轻人。我怀疑A是父亲,B是他的儿子,但我没有证据。好在这不久就被证实了,这个B(后来成为Lenny)对A说(后来成为Max),“爸,我是不是能换个话题?我想问点事儿。我们刚才吃的晚餐叫什么来着?你管它叫什么来着?你为什么不买只狗呢?你是狗厨师。真的,你以为你是在为很多狗做饭。”既然B管A叫”爸”,那对我来说他们是父子关系就是合理的假设了。很清楚A是个厨师而且他的厨艺好象不怎么样。这是否意味着没有母亲这个角色呢?我不知道。但是,当时我告诉我自己,我们的开始决不可能知道我们的终结。
  “深色的”。一扇巨大的窗户。傍晚的天空。一个男人,A(后来成为Deepey),和一个女人,B(后来成为Kate),坐着饮酒。“胖子还是瘦子?”男人问道。他们在谈论谁?我然后看见站在窗边的女人,C(后来成为Anna)在另一种光线下她背冲着他们,她的头发是深色的。
  这是个奇特的时刻,这个时刻正在被创造的人物此刻之前还不存在。接下来的是无规则的停滞和启动,不确定,甚至是幻觉,虽然有的时候可以是不可阻挡的雪崩。作者的位置是古怪的。一方面他并不为戏剧中的人物所欢迎。这些人物抗拒他,和他们在一起很不容易,无法定义他们。你肯定不能强权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你同他们做着永无终结的游戏,猫捉老鼠,瞎子识人,捉迷藏。但最终你发现你手上有了有血肉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意愿和感情,通过角色存在着,你不能改变,哄骗或者歪曲他们。
  所以艺术中语言依然是高度模糊的行当,那种踩上去迅速下沉的沙地,那种弹簧跳床,那种在你一个作家的脚下随时随地塌陷下去的冻结成冰的水池。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寻求真理从不能停止。它不能被歇息,不能被延缓。它必须被面对着,就在此时此地。
  政治戏剧所展现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尽一切可能避免说教。客观性是最基本的。人物必须被允许呼吸自己的空气。作者不能限制和压抑他们以满足自己的品位,性格和偏见。他必须准备着从不同的角度,以完正地不受限的观念接近他们,也许偶然的情景中会使他们吃惊,但终究是给他们完全的自由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这并不是总是成功。当然政治嘲讽戏完全不牵扯这些概念,事实上它所做的与其正相反,但这正是它的功能所在。
  在我的《生日聚会》戏里,我认为在最终的决定性的行动被聚焦之前我应允了可能性的丛林中整个范围的行动可行性。
  《山语》装作没有这样的行为范围。它就持续地残忍,短暂和丑陋。但是戏中的士兵确实得到了一些享受。有的时候人忘记了折磨者是很容易变得厌倦的。他们需要一些玩笑以保持他们的精神面貌。这已经被发生在巴格达Abu Ghraih的事件证实了[1]。《山语》只持续了20分钟,但它可以一小时一小时地继续下去,同样的模式可以重复来重复去永无休止。
  从另一方面讲,《尘对尘》似乎是发生在水下的事情。一个正在被淹没的女人,她的手穿过波浪向上伸着,掉下去消失了,伸向他人但是发现周围没有别人,水上或者水下都是如此,只能找到阴影,倒影,漂浮着;这女人在淹没的风景里是个迷失了的人物,一个不能逃避命的厄运只属于他人的女人。
  于是当他们死了,她也必须死。
  政治家所使用的政治语言不会在任何这些领域中冒险,因为,就我们能有的证据来看,大多数政治家所感兴趣的不是真相而是权利以及保持那种权利。要保持住权利最基本的是让人民无知,让他们生活于对真理的无知,甚至对自身生命的无知。我们周围所围绕的是一张巨大的色彩缤纷的谎言网,靠着它我们被灌输着。
  正如每一个这里的人都知道的,入侵伊拉克的理由是萨达姆拥有高度危险的可造成巨大杀伤力的武器,有些甚至可以在45分钟之内点火,带来残酷的灾难。我们被确认这是真的。但它不是真的。我们被告知伊拉克同基地组织有联系,共同对2001年的911事件承担责任。我们被确认这是真的。它不是真的。我们被告知伊拉克威胁世界和平。我们被确认这是真的。它不是真的。
  真相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真相是关于美国如何理解它在世界中的角色和它如何选择实现它。
  但是我在回到现在之前,我想先看看最近的过去,我的意思是指自从二战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认为在这有限的时间中实在有必要对这段时间做个哪怕是有限的回顾。
  每个人都晓得战后在苏联和整个东欧所发生的事情,广泛的血腥镇压,毫无节制的思想禁锢。所有这些都被记录在案,被证实了的。
  但是我现在的异议是在同一时间阶段里,美国的罪行只是表面化地被记录过根本谈不上正式的文件,也根本不曾被确认过,也根本谈不上被看做是罪恶。我认为这必须被指出来,真相于我们今天的世界直接有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前苏联的存在受到阻止,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行为清楚地表明它认为自己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直接入侵一个现有的国家从来不是美国喜爱的方式。总的来说,它宁可采取所谓的“低度冲突”。低度冲突意思是千百人死掉,但是这些死亡来的比你若是扔下炸弹一下子炸光要缓慢些。这意味着感染这个国家的心,让病毒成长,看着那些坏死繁衍。当这里的人们被弱化了——或者被击败至死了——反正是一样的——你们的朋友,那军事机构,那巨大的金融公司,舒适地坐在权力的交椅中,你到摄像机前大谈民主获取了人心。这就是在我所指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共性。
  尼加拉瓜的悲剧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我在里选来作为一个有力的案例表明美国对自己在世界中角色的看法,即代表过去也代表现在。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出席了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的一次会议。
  美国国会将要决定是否给予反对尼加拉瓜政府的组织Contras更多的经济援助。我是帮助尼加拉瓜的政府说话的代表团成员。这个代表团中最重要的人物是John Metcalf神父。美国方面的首席是Raymond Seitz(那时候是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后来他本人成为大使)。神父Metcalf说,“先生,我是尼加拉瓜北部地区教会的负责人。我的教会建造了一所学校,一个健康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我们平静地生活着。几个月前,反对派的军事力量袭击了教会。他们摧毁了所有的一切:学校,健康中心,文化中心。他们以最残忍的方式强奸护士和教师,勒死医生。他们以魔鬼的方式行事。请要求美国政府撤回对这些令人震惊的恐怖活动的经费。”
  Raymond Seitz有很好的声誉,他是个理性,负责并且非常圆滑的人。他在外交圈子内十分受尊敬。他听着,停顿,然后带着沉重回答。“神父”,他说,“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在战争中,无辜的人总是承受苦难。”这里是凝结住的寂静。我们盯着他。他一动没动。
  无辜的人们,确实是,总是是承受苦难。
  后来有人说,“但是在这里,‘无辜的人们’是被你的政府所资助的残忍无比的屠杀行为的牺牲品,而且这样的事情只是众多之一。如果国会给予CONTRAS更多的钱,更多这类残忍的事情会继续发生。是不是这样呢?那你的政府是否因扶持在一个现存的国家中谋杀和毁坏行为而有罪呢?”
  Seitz沉着冷静。“我不能同意这些陈述的事实支持你的观点,”他说。
  我们离开大使馆的时候,一个美国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喜欢我的戏剧。我没有搭理。
  我应该提醒你,在那个时候,里根总统说过这样的话:“这些反对派在道德上等同于我们的建国祖先。”
  美国政府在尼加拉瓜支持残忍的Somaza强权政府长达40年。尼加拉瓜人民在Sandiniatas的领导下1979年推翻了这个政府,这是令人震惊的民族革命。
  Sandinistas不是完美的政府,他们存在着自以为是的倾向,而且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有些互相矛盾的成分。但他们具有理性和智慧,并且讲求文明。他们试图建立稳定的,自尊的多元化的社会。死刑被放弃了。成千百万穷困农民被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十万个家庭获得了土地。两千个学校被建立起来。一场相当有效的扫盲运动使国家的文盲者降到低于七分只一。免费教育和免费健康保健也被开始实施。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一。小儿麻痹症被灭绝了。
  美国宣称这些成就是由于马克思/列宁政权的结果。在美国政府的观念里,这是个危险的样本。如果尼加拉瓜允许被建立基本的社会常模和经济体系,如果这里被允许提高健康和教育水平,实现社会团结和民族自尊,临国就会问同样的问题并做同样的事情。当然在这个时候萨尔瓦多(El Salvador)正在坚决抵制这种情况发生。
  我刚在说到过我们周围的’色彩缤纷的谎言’。里根总统经常把尼拉加瓜描述为’极权者设置的地牢’。媒介也是这样报道的,英国政府当然也是如此,以准确和公平的方式评价着。但是事实上在Sandinista政府下,那里没有任何关于死亡纵队的记录。在尼加拉瓜没有神职人员被谋杀。事实上有三个神父在政府中供职,政府中还有一个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一个Maryknollmissionary(一种宗教组织)。极权者的地牢其实在隔壁,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Guatemala)。美国将危地马拉1954年民主选出来的政府摧毁,这使得估计有20万人成为军事制裁的牺牲品。
  1989年在中美洲大学六名世界上最杰出的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被Alcatl纵队残忍地谋杀了,这个纵队是在美国乔志亚州的Fort Benning被训练出来的。这些非常勇敢的大主教是在做弥撒的时候被刺杀的。估计有七万五千人死于非命。为何他们被杀死?他们被杀死是因为他们相信更好的生活是可能的并且应该被实现。这种信念立即使得他们被列为共产主义分子。他们死掉是因为他胆敢对现状,对无尽的贫困,疾病,迫害和压迫提出质疑,而这本是他们于生具有的权利。
  美国最后将Sandinista政府摧毁了(尼加瓜拉)。这花了好多年,遭遇了相当的抵抗,但是持续极端的经济状态和三万人的死亡最终伤害了尼加拉瓜人的精神。他们筋疲力尽,再次贫困无比。赌场又回到了这个国家。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都没有了。大笔的金融生意丧心病狂地回来了。“民主”已经站住了脚跟。
  但是这种“政策”决不仅限于中美洲。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着。它从来不会结束。它就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世界范围内自从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支持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参与那些右翼军事独裁者。我指的是印度尼西亚,希腊,乌拉圭(Urugury),巴西,巴拉硅,海地,土耳其,菲律宾,危地马拉,萨而瓦多,以及,当然还有智利。1973年美国给智利制造的恐怖将永远也不能被消除,永不会被原谅。
  千百万的死亡发生在这些国家。他们发生过吗?难道不是所有这些状态都归咎于美国的外加政策吗?回答是YES,它们确实发生过,它们确实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你不会知道的。
  它不曾发生过。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即使在它正在进行的那些时刻它也没有正在发生。它无关紧要。它没有意义。美国的罪恶行径一直是系统的,稳定的,邪恶的,毫无悔意,但很少有人谈论这些。你必须得承认美国真是成功极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以假借着为了张扬善意姿态精确地操纵着权势。它做得非常精明,富有成效,取得极其成功的催眠效果。
  我要对你指出毫无疑问美国是最大的伪作。它不仅残酷,冷漠,傲慢同时也非常狡猾。作为一个推销者它独自在外面张罗。它最能卖的属性就是爱自己。它是赢家。听听所有美国总统在电视上讲的话,句子里提到“美国人民”,“我要对美国人民说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祈祷,保卫美国人民的权力,我要请美国人民相信他们的总统他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
  这是精心策划的某略。语言被用来阻挡思想的出现。“美国人民”这个词对确认提供了温柔的软垫。你不需要思想了。这软垫可以窒息你的智力和你的评判机制但却非常舒适。这当然对那4千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是不适用的,还有2百万被监禁于遍布美国的“古拉格”监狱中的男人和女人。
  美国不再顾忌低度冲突。它也不再认为有必要躲躲闪闪。它将手里的牌放在桌上,即不担心也不喜悦。十分明确,它完全无视联合国,国际法,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在它看来这些都是无能的机构或人根本无关紧要。它还有自己的被拴着脖子跟在后面走的不时地乱叫几声的小羔羊,例如懦弱的不列颠。
  我们的道德感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曾经有过道德感吗?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呢?它们同那个这些日子很少使用的词,良知,相关吗?良知是不是不仅同我们自己的行为有关,而且也联系着我们对他人行为所具有的责任感呢?这些都死掉了吗?看看Guantanamo Bay[2]。好几百人被关在这里三年没有起诉,没有律师,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技术上说他们将永远被关在此。这种持续着的不合法的结构完全与日内瓦条约相违背。这在所谓的“国际社会”中不仅被承受下来,而且几乎无人给予思索。这种罪恶行径是一个国家犯下的,它宣称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领导”。我们曾经思想过关于被困于Guantanamo Bay中的人吗?关于他们媒介说过什么呢?他们偶然被提到,一般是在报纸的第六页。他们被送到了无人之地从那里从未有人回来过。现在那里很多人在进行绝食抗议,被强迫灌入食物,他们当中也有英国公民。这些强行灌食的过程不被外人看见。没有任何镇静剂或者麻醉措施。一跟管子从鼻子插进去进入喉管。你会吐血。这是折磨。英国外交大臣说了什么呢?Nothing。英国首相说了什么呢?Nothing。为何不说话呢?因为美国说了:对我们在Guantanamo Bay的做法提出批评是不友好的行为。你要不然和我们一起,要不然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布莱尔闭上了嘴巴。
  对伊拉克的入侵是强盗行为,是无耻的国家恐怖活动,表明其绝对地无视国际法的概念。这场侵略是以强欺弱的军事行动,伴随着一系列的谎言和以令人恶心的方式操纵媒体以及公众的观念;这侵略意在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在中东地区经济控制,将自己装扮成——如果其它均失败的话作为最后的伪装-解放者。一场强大的军事行为造对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的死亡和残疾。
  我们提到过蓄意折磨,散弹型炸弹,压缩式核武器,无数随意的谋杀,非人迫害,并且这一切被称作“给中东带来自由和民主”。
  你得杀死多少人才能够资格被描述为大型屠杀和战争罪犯?十万?我以为早就够了。因此只等着布什和布莱尔被带上国际法庭等待宣判。但是布什一直狡猾。他一直不肯认可国际法庭。所以如果任何美国士兵或者由于同样原因美国的政治家被送上审判席的话,布什警告说他将派遣海军陆战队跟上。但是托尼。布莱尔是认可国际法庭的,所以他可以被诉讼。我们可以为法庭提供他的地址,就是伦敦唐宁街十号。
  死亡在这里已是无关紧要。布什和布莱尔已将死亡放到后院里以待日后再说。在伊拉克失陷之前,至少十万人死于美军的炸弹和导弹轰炸。这些人根本不存在。他们的死也不存在。他们是空白。他们甚至没有被作为死者登记下来。“我们不数尸体,”美国将军Tommy Franks如是说。
  在入侵早期,英国报纸的头版发表过一张照片,是托尼。布莱尔亲吻一个依拉克小男孩的脸蛋。标题是“充满感激的孩子”。几天以后又有一个故事和照片,这次是在报纸的内页中,一个失去了双臂的四岁男孩。他一家被导弹炸飞了。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我什么时候能找回我的胳膊?”他问道。这个故事被丢下了。当然,托尼。布莱尔没有挽着他的胳膊,也没有挽着任何四肢残缺的孩子的胳膊,更不会搂着那些血淋淋的尸体。血很葬。你在电视上做诚恳的讲演时它会赃了你的衬衫和领带。
  两千个美国人(士兵)死掉简直是丢人。他们在黑暗中被移入他们的坟墓。为了减少危害,葬礼办得无声无息。伤残者在床上腐烂着,有的甚至将终生如此。所以死的和伤的在不同类型的坟墓中共同腐烂。
  下面是诗人Pablo Neruda的诗歌《我来解释几件事情》[3]中的节选:

    并且那清晨一切都在燃烧,
    清晨的火焰
    从泥土中跳跃出来
    吞噬掉人们
    从这时起是火光,
    从这时起是枪声,
    从这时起是遍地鲜血横流。
    侵略者开着飞机叼着摩尔香烟
    侵略者戴着指环有贵族夫人相伴,
    侵略者拥有黑色修道符上面布满了保祐
    从天上来杀死孩子
    孩子们的血沿街流淌
    毫无疑问,是孩子们的血
    连豺狼们也会对这种豺狼做出谴责
    连最顽强的刺蓟也会将咬下的这种恶核吐出去,
    连魔鬼也会对这种魔鬼感到恶心。
    面对面的我见过血
    它来自西班牙的塔楼犹如海潮
    将你一下子淹没在骄傲和刀丛的
    巨浪中
    背叛者们
    将军们:
    看看我的死人屋,
    看看这破碎的西班牙:
    每一间房舍中流出来的是燃烧着的金属
    而不是花朵
    从西班牙的每一根筋骨中
    西班牙显出来
    每一个死去的孩子身上是一把长枪留下的眼睛
    每一场罪恶都生出一把子弹
    它们将在某一天
    找到你的心眼。
    你会问:为何他的诗歌
    说起梦想和落叶
    以及他家乡巨大的火山。
    来看看街上的血。
    来看看吧
    这街上的血。
    在街上!

  让我说明白了,在这里我引用Neruda的诗不是意指要将共和国的西班牙同萨达坶的伊拉克做比较。我引用Neruda因为在现代诗歌中我找不到对轰炸无辜者如此有力量的深情描述
  我刚才说到过美国现在完全坦率地将手中的牌放在桌上。是这样的。它的官方正式宣布的政策可以被描述为“全方位的控制”。这不是我用的词,是他们的。“全方位的控制”意指控制海洋陆地天空和太空以及能所及的资源。
  美国现在在世界上132个国家中建立了702个军事基地,当然除了瑞典作为名誉上的例外。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弄成的,但他们弄成这样了。
  美国拥有8000个随时可以起用的核武器弹头。2000个可随时引爆只需15分钟设置时间。它还在发展核武力系统,被叫做”bunker busters”。而英国,非常合作地,也在试图更换自己的核导弹,Trident。我想知道这是在瞄准了谁呢?本·拉登?你?我?Joe Dokes?中国?巴黎?谁知道呢?我们所知道的是这种愚童般的疯狂-拥有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是当今美国政治哲学的核心。我们必须提醒我们自己美国是在做永久性的军事插足而且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
  若不是数千万也是数百万美国人民已经对他们政府的行为感到厌恶,羞耻和愤怒,但是如今的情景是他们并不能达成一致的政治力量——还不能如此。但是我们看到那种在美国本土日益滋长的焦虑,不确定感和惧怕的情绪是不太可能消弱的。
  我知道布什总统雇佣了不少极其能干的写手(为他写讲演辞)但我愿意自荐这份工作。我假定下面的一段话他可以用来在全国电视屏幕前使用。我看见他表情沉重,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样子严肃,自信,诚恳,时常使用个人魅力,有时发出幽默的微笑,很吸引人,是男人中的男人。
  “上帝善良。上帝伟大。上帝仁慈。我的上帝是仁慈的。本。拉登的上帝是坏人。他的上帝是坏上帝。撒达拇的上帝是坏人,此外他还没有上帝。他是个强盗。我们不是强盗。我们不把人的脑袋切下来。我们相信自由。上帝也相信自由。我不是强盗。我是由热爱自由的民主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出来的领袖。我们是富有同情心的社会。我们对于电死刑和注射式死刑给予同情。我们是伟大的国家。我不是独裁者。他是。我不是强盗。他是。还有他也是。他们都是。我拥有道德权力。你看见拳头了吗?这就是我的道德权力。你可不决不要忘记这个。”
  一个作家的生活是非常脆弱的,几乎是赤裸的活动。我们不必为此抽泣。作家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且坚持下去。但确实是真的,你将遭遇各种寒风冰霜。你在那里就你自己,靠自己的腿站着。没有任何东西能帮你遮挡,没有保护——除非你撒谎——这种时候你为自己建造了保护并且成为政治家,这是可以被争论的。
  今晚我提到了好几次死亡。我现在引用一首我自己写的诗,叫,《死亡》。

    在哪里发现这具尸体?
    谁发现这具尸体?
    被发现的时候尸体是否已经死掉?
    这尸体是如何被发现的的?
    谁是这具尸体?
    谁是这被丢弃掉的尸体的父亲或女儿或兄弟
    或伯父或姐妹或母亲或儿子?

    尸体被丢弃的时候死掉了吗?
    尸体是被丢弃了吗?
    尸体被谁丢弃的?
    尸体是裸露着的还是为上路穿好了衣装?
    什么使你宣布尸体死了?
    是你宣布尸体死了吗?
    关于这具尸体你知道多少?
    你是如何知道这尸体死了的?
    你曾清洗过尸体吗?
    你曾为它合上双眼吗?
    你曾掩埋过尸体吗?
    你曾走开使它被遗弃吗?
    你曾亲吻尸体吗?

  当我们注视镜子时我们认为我们面前的形象是准确的。可移动一毫米,形象就变化了。我们其实看着的是永无休止的系列影象。有的时候一个作家必须砸碎镜子-因为在镜子的另一面真相在凝视着我们。
  我相信尽管很不容易,作为公民,以无畏,不懈,有力,智慧的决心去确定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社会中真的理是重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这是必须的。
  如果这样的决心不能扎根于我们的政治观念,我们将没有希望重新建立那我们几乎失去的东西——人的尊严

  [1]Abu Ghraih美军在伊拉克监虐待俘虏的丑闻于2004年4月在世界暴光。
  [2]Guantanamo Bay 古巴的美国军事基地上的特殊监狱。在占领阿富汉之后,几百“恐怖分子”被关押在此,受非人待遇。
  [3](Pinter’s note:) Extract from "I'm Explaining a Few Things" translated by Nathaniel Tarn,
    from Pablo Neruda: Selected Poems, published by Jonathan Cape, London 1970.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imited.
    Pablo Neruda-智利诗人1904-1973,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我必须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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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6 15:39 | 只看该作者 | 倒序看帖 | 打印
诺贝尔总是有惊喜

  10月13日,经过了一再的拖延,诺贝尔官方网站上终于出现了2005年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字。不是美联社预测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不是叙利亚诗人阿里·艾哈迈德·塞得,有家网络赌博公司,将宝押在了这位诗人身上,认为塞得比美国作家乔伊斯·卡洛尔·奥兹和菲利普·罗斯以及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有更大的胜出几率,并给他下了最好的赌注,这下可赔惨啦。之前某网站公布了角逐200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有韩国诗人Ko Un、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捷克当代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比利时诗人雨果·克劳斯、意大利诗人克罗狄欧·玛格利斯、印度尼西亚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丹麦女诗人英格尔·克里斯滕森、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索马里亚作家努鲁丁法拉赫和秘鲁裔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但是,为什么名单里没有获得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为什么没有哈罗德·品特?看来权威也有失算的时候,或者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一心只想给人们惊喜。然而,总有一些事情是可以预见的,比如说获奖者的著作在全球的热销,以及那个获奖证书、金质的奖章以及那张110万欧元的支票。

  作为剧作家的品特

  哈罗德·品特1930年10月10日出生在伦敦的自治镇海克尼的一个犹太裁缝家庭。二战爆发后,9岁的他被迫离开家乡,12岁才重返英国。回到伦敦之后,他进入了海克尼语文学校,在那里他参与了约瑟夫·比利尔利(Joseph Brearly)执导的多部剧作的演出,扮演的角色中包括麦克白和罗密欧。这段童年的经历促使他选择了演艺生涯。1948年他被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录取。195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first poems)。1951年进入伦敦中央演讲戏剧学校深造(这两家学校是英国较有权威的戏剧学校)。同年,他在由Anew McMaster创办的著名的爱尔兰剧团赢得了一席之地,该剧团以演出莎士比亚戏剧而闻名。1954年和1957年间,品特用艺名“David Baron”在英国国内巡回演出。1956年,哈罗德·品特与女演员维维恩·莫姗特(Vivien Merchant)结婚,他们的婚姻维持至1980年。之后品特与作家兼历史学家安东尼娅·弗拉瑟结婚。

  品特第一部剧作《房间》创作于1957年(The Room),在布里斯托上演。另外一些早期的戏剧有《生日宴会》(1957)(该剧先是被认为是传奇剧作中的失败之笔,后来却成为他经常被搬上舞台的作品之一)和《哑巴侍应》(The Dumb Waiter又译为《送菜升降机》)。他的成名之作是1959年的《看守者》,此后的《归乡》(The Homecoming,1964)也极负盛名。

  哈罗德·品特被认为是20世纪英国最具代表性的戏剧家。他在现代戏剧传统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戏剧中专门有一个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用来形容一种特殊的氛围和环境的戏剧:品特式戏剧。

  品特将戏剧回归到它基本的因素之中:封闭的空间,无法预料的对话。人们受制于彼此,伪装尽灭。品特的戏剧情节极少,但戏剧性却从权力斗争和捉迷藏式的对话中得以显现。品特的戏剧先被认为是荒诞派的一种演变,但后来人们更愿意称它为“威胁喜剧(comedy of menace)”,作者让观众从最平淡无奇的对话中听出隐藏其中对立的强权和屈从。

  哈罗德·品特声称,他的作品在经历了初期的心理现实主义之后,进入了一个感情更加狂热的时期,那段时间中他创作的戏剧有《风景》,《沉默》(1984),随后最终进入了带有政治色彩的阶段,创造出了《临别最后一杯酒》(1984),《山的语言》(1988)和《世界新秩序》(1991)等剧。不过这种划分似乎过分简单,忽略了他的一些极为重要的作品,比如《无人之地》(1974)和《尘归尘》(Ashes to Ashes 1996)。事实上,他的作品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政治主题可以看成是他早期作品中恐惧与不公正因素的发展和延续。

  品特自传的作者认为,理解品特的艺术要抓住回忆、记忆在他生命中的痕迹。品特来自犹太人家庭,他的祖父祖母由于遭受了大屠杀的威胁而逃至英国,另外二战结束后,品特居住的伦敦东区仍然留有法西斯主义的影响,那时的工党政府为了保证言论自由,允许该地区拥有法西斯报纸、法西斯集会,年少的品特当时受到了许多不公正待遇,甚至还受到一些帮派的袭击,这让他开始思考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

  作为演员、作家和战斗者的品特

  品特一生获奖无数,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奖、欧洲文学大奖、皮兰德娄奖、大卫·科恩大不列颠文学奖、劳伦斯·奥利佛奖以及莫里哀终身成就奖。品特还把兴趣投向了诗歌。2003年便出版了一部选集《战争》,表达了他对伊拉克战争的强烈抗议,2004年还因这部诗集获得了威尔弗雷德·欧文奖。而对于电影,品特也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1962年的《仆人》,由英国著名导演约瑟夫·洛塞搬上银幕,非常成功。此后的《事故》和《背叛》等都为品特作为电影剧作家赢得了声誉。他著名的《送菜升降机》等由已故翻译家施咸荣翻译,收入上海译文出版社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荒诞派戏剧选》,并曾由导演孟京辉于1990年在中央戏剧学院执导演出。

  品特还是一位著名的人权活动家。他曾对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也提出了强烈批评。2005年3月,他宣布终止自己的剧作生涯,今后全身心投入到政治活动之中。在最近几年中,这位75岁的剧作家一直热心参与反对英国首相和伊拉克战争的运动。并且认为,“在英国……进行惟一抗议的方式就是借助思想、智慧与团结。

  在品特的个人网站(www.haroldpinter.org)首页上这样写着:“在真实和不真实之间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在真理和谬误之间也不存在这样的界限。一个事件不一定非得是正确的和谬误的,它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我相信上述判断仍然有意义,而且在艺术表现现实的时候仍然适用,因此作为一个作家我是赞成以上观点的,然而作为一个公民,我不能这样,我必须追问:‘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

  也许从这些话语中我们能够看到作者本人对于艺术和生活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也能领悟他的政治立场所建立的基础。

摘自《青年参考》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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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当为不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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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痴者文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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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6 15:40 | 只看该作者
这一刻,品特是真正的主角

    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出演了自己一生中最出人意料的戏剧:好几个月前他已经宣布放弃剧本创作,三天前他去都柏林庆祝自己的75岁生日,然后赶周一的飞机回伦敦,“碰上下雨,当我把拐杖支向轿车时不慎滑开了,碰得我满头是血,在医院呆了四个小时,缝了九针”,那时他曾一度想到我也许是快走到头了。10月13日早晨他本来还想打开《卫报》看看土耳其作家帕穆克是否已经得奖,可是不久他就接到瑞典文学院的电话:是的,他才是瑞典人导演的这出大戏的主角,20分钟后他的名字传播到世界各地,记者们开始频繁敲他家的门……瑞典文学院宣布品特获奖理由是他“使戏剧回归到它的基本元素:一个封闭的空间和不可预知的对话。

  人们在这些对话里受到彼此的控制,一切矫饰土崩瓦解”,“揭示出隐藏在日常闲谈之下的危机,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的封闭空间”。

  对品特来说,这是颁给他的剧本创作的终生成就奖,同时也是这位喜好议论时政的知识分子的新起点: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0万美元)的奖金可以让他省却很多顾虑,而对一个有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人的发言,人们或多或少会有点兴趣。当然,好奇的人们期望挖出关于他的更多的素材:他的政治倾向、他的婚外情、他生命中的爱、孤独、信任、背叛、性……

  英国式的“威胁喜剧”

  品特的确是当代英国最为卓越的剧作家之一,并曾获得众多戏剧奖项,除了撰写舞台剧剧本,他还为广播剧、电影和电视剧撰写过剧本,曾将名作家费兹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和傅勒斯(John Fowles)的作品改编为剧本,也是导演和演员,获得过两次奥斯卡提名和七次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2001年时还曾经在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的《巴拿马裁缝》中出演小角色。只是现在舞台戏剧影响力日趋微弱,他又早过了创作盛期,所以海内外文学圈多感觉陌生。

  和《巴拿马裁缝》的情景相似的是,他的父亲是伦敦东部哈克尼区的犹太裁缝,在品特的记忆中父亲整天忙于生计,“从早上7时工作到晚上7时”,品特于1930年10月10日出生,孩提时代“住在一所屋子里,离克来普顿池塘很近,那里有很多鸭子。这里是工人阶级的聚集地———有很多倒塌的维多利亚样式的房子,还有一个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肥皂厂,和许多铁路车场。那儿也有很多可怕的工厂,巨大的肮脏的烟囱,污水全都排放到了运河里面……”幼时的经历、反犹太主义思潮和战争让他对逼仄环境下的人际关系有着独特的体验。12岁在伦敦上小学的时候,他开始接触到戏剧表演,从此立志从事戏剧业,1948年考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后开始专业学习,开始写诗、参与表演。到1957年他写了第一个剧本《房间》,同年在英国西部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上演,之后进入创作的活跃期,接连写出《生日晚会》、《看管人》、《归乡》这几部代表作,成为有影响力的剧作家。

  这一时期,品特深受贝克特、卡夫卡等荒诞派作家的影响。但他和法国色彩浓厚的尤奈斯库(Eu鄄geneIonesco)、贝克特(SamuelBeckett)不同,在语言风格上秉承英国传统,要比巴黎的荒诞派更“正常”一些,在日常对话中机巧地暴露生活中的停顿、空白和虚幻。他自称是“威胁喜剧”,因为其情节常发生在一个完全无辜的境遇下,主人公平淡地聊一些日常生活的话题,最后发展成一个具有威胁性的荒诞状况,将人物性格的对立、权力的撕咬、情感的隐现冲撞成激烈的戏剧。

  品特认为“现代戏剧的主要任务不是塑造人物,剧作家没有权利深入剧中人物的内心深处,妄想诱导观众通过其塑造的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外界事物,剧作家在剧中能够给予观众的,只是他自己对某一特定场景的外观和模式、对随着剧情不断变化的事物的一种印象,以及他本人对这个奇妙的、变幻中的戏剧世界的一种神秘感觉。”

  他的语言技巧、冷峻的解剖风格影响到许多英国戏剧人,以至出现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形容词———“品特式的”。英国戏剧学家斯泰恩说:“品特对人类行为的洞察是很敏锐的,他能够通过人物和对话,客观表现他所见到的一切,这使他成为英语文学中自萧伯纳以来最优秀的喜剧作家。”

  就在197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火热的时期,他的激进言论常见于英国媒体,创作也进入转折时期。

  一部分作品沾染了更多政治色彩,也有部分作品表现出人到中年的品特对家庭生活的体验。他接连拿出《情人》、《背叛》两部戏,正出于他和BBC电视二台首位女主播琼·芭克威尔的婚外恋情的刺激:品特与女演员维维恩·莫姗特的婚姻的后期,和漂亮的芭克威尔结缘,保持多年婚外恋关系,最终还是分手,后来他与作家兼历史学家安东尼娅·弗拉瑟结婚。

  而让人惊骇的是,芭克威尔的丈夫不仅知道这桩婚外恋情,还接受这一事实,这让看惯戏场纠纷的当事人品特也感尴尬。

  这一时期创作的《情人》、《背叛》都讲述婚外恋,而且都有当事人之一明知妻子有婚外恋而仍安然处之的情节。

  发出热心政治的声音

  虽然法国《世界报》的文学批评家拉法埃尔·雷诺力认为诺贝尔奖评委的选择“越来越激进”,但是从当代戏剧现状来说,当世可和他并列的人就有数人,在戏剧表现上更激进、更有革新精神的人如奥古斯特·伯奥也健在,相比之下品特反而显得中庸了,虽然他批评布什和布莱尔的言论很火爆。

  事实上品特一直对政治非常关心,是一个热心的工党党员。他的个人网页的显眼位置有这样一段话:“真实与不真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野,真实与虚伪之间亦然,世上事物不尽然非真即伪,却可能是同时包容了真与伪。我一直信仰这种主张,在艺术世界里我依旧秉持着这种信念来探索。身为作家,我支持这种理念,作为公民,却不能这么做。身为公民我一定要问: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是品特1958年写下的话,至今还是他的座右铭。不管是对苏联压制异议分子还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都发出反对的声音。

  品特自称“在英国这样一个鼓励人们不用大脑的社会里,进行抗议的惟一方式就是借助思想、智慧与团结。”但是在更现实的社会舞台上,他的言语远比在戏剧中粗暴直接,在英美攻打伊拉克期间,他公开把布莱尔称作“被盅惑的白痴”,而布什是一个“屠夫”,并把其政权与纳粹相提并论,以至有“言语粗暴的老人”的称号。

  现在,诺贝尔奖已经给这位创作力衰竭的作家注入了新的能量,好奇的人已经在猜测他将在今年12月的颁奖典礼上讲些什么,也许发表获奖感言的品特将有更多热心的听众,也会激起更多的非议———至少,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们总要礼貌地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演讲完才会离开斯德哥尔摩的空阔殿堂。

  ■各界反响

  在赞誉和质疑之间

  哈罗德·品特获奖也引来国际文学圈和戏剧圈的普遍关注。在美国,多数批评家仍然承认他是重量级的作家,但不少人注意到品特的激烈的反美言论,并猜测品特今后会挟诺奖声势更激烈地批评布什。同样以荒诞剧创作著称的作家、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也向品特发电报祝贺“你想象不到获悉你得奖时我是如何的欣喜,我认为你当之无愧”。品特和哈维尔神交已久,他曾于1977年演过哈维尔创作的《观众》与《揭幕》。

  当然,英国文学人发出的多是欢呼声。著名作家汤姆·斯托帕特、曾在根据品特剧本改编的戏剧中出演角色的演员和作家爱伦·阿克布姆都认为他不论在做人,还是在创作上都为所有人作出了榜样,获奖名副其实。另一剧作家戴维·黑尔说瑞典人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品特不仅写出了他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为发霉的英国文学带来了新鲜空气,并且在做任何事情时都坚持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原则”。

  而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已经通过发言人表示祝贺,至于是否邀请品特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府进行庆祝,布莱尔的发言人说“我想会在这方面进行协商”。英国文化大臣泰萨·乔维尔显得更热情一些,他称品特是“最近五十年英国文学的巨人之一,他的剧本、诗歌和散论的水准理所当然地获得国际声誉,我很高兴他被诺奖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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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6 15:41 | 只看该作者

品特在中国: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佚名  

    10月13日,全世界关注文学的人都“盯”着诺贝尔奖的官方网站。这一天,本届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将最终揭晓。此前有各方人士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作了多种猜测,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和乔伊斯·卡洛尔·奥兹、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索马里作家努鲁丁·法拉赫以及秘鲁裔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都成为获奖的热门人选。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究竟将戴在谁的头上?这成了那一天最被关注的话题之一。当日,北京时间7点,瑞典学院终于抛出了这个谜底,出生于1930年的英国 戏剧家哈罗德·品特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选中的“幸运儿”。从那天开始,哈罗德·品特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而在这时我们也发现在国内他的作品没有单行本出版,品特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中国对品特关注太少

  “怎么会是他?冷门!”不少人在面对这个迫切知道的答案后几乎同时抛出了这样一句话,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再一次给了大家一个意外。甚至连哈罗德·品特的经纪人朱迪·戴施在得知消息之后,也说:“这是最棒的消息,绝对是一个惊喜。”尽管哈罗德·品特曾经创作过许多影响英国戏剧界的作品,但在近几年他却鲜有优秀的作品问世,而且他还宣布自己将把精力放在政治上。恰恰在此时,品特却获得了全世界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这很难让大众不产生疑问。

  而这种疑问同样出现在中国。就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不到一周,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出现在了北京媒体面前,尽管他们来京的目的和诺贝尔文学奖,和哈罗德·品特毫无关系,但大家提问的矛头还是指向了品特这位“新科状元”。诺奖评委肯定地表示,哈罗德·品特的文学成就让他在任何时候获奖都理所当然,诺贝尔文学奖是对哈罗德·品特几十年来文学成就的肯定。他们的回答似乎解开了大家对品特获奖的一个疑问,然而就在那个时候另外一个疑问又被搬到了我们面前———既然哈罗德·品特的文学成就足以让他当之无愧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哈罗德·品特到底是谁?———他的作品在中国有多少人了解?他的作品有多少被译介到中国?

  为此,记者采访了文学界、翻译界以及戏剧界的多位人士,他们的回答勾勒出了哈罗德·品特在中国的“足迹”:品特的戏剧影响了不少国内的戏剧界人士,而他的戏剧以及其他作品在国内的文学界却少有人注意。品特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在国内没有出版过单行本,他的作品只是零星地见于《外国戏剧流派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荒诞派戏剧选》等国外戏剧集里。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对哈罗德·品特的关注太少,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品特也许能让我们重新认识品特的价值。

  戏剧界 哈罗德·品特并不陌生

  《情人》、《背叛》、《送菜升降机》这些品特的戏剧反复地被搬上国内的戏剧舞台,和这些话剧联系在一起的名字有孟京辉,有徐昂,有任鸣,还有焦晃……这些名字让我们知道,哈罗德·品特在国内的戏剧界一定不会是一个陌生人。

  “大约1989年左右,我还在上研究生时,就从《外国戏剧流派选》上看到了哈罗德·品特的作品。这其中就包括我后来搬上过舞台的《送菜升降机》。”导演孟京辉说他在10年前就曾经把品特的戏剧搬上过话剧舞台。在得知品特获奖之后,记者第一时间致电了孟京辉,“品特作品的意义是世界性的,他的胜利也将对全世界从事戏剧运动的人给予鼓舞。”在知道这个有些意外的消息之后,孟京辉这样说道。

  戏剧评论家童道明说,虽然国内没有大规模地介绍过品特的作品,但戏剧界有不少人都多多少少受到过品特的影响。“他们知道了品特,也知道了戏剧有另外一种可能,品特为我国的戏剧创作者提供了借镜。我们和他的努力方向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创造更多更好的戏剧。”童道明表示虽然他是专门研究契诃夫的,但品特作品比较关注人物的潜台词这点和契诃夫有些像,因此他也对品特产生了兴趣。

  不管是什么原因吸引他们去读品特的那些充满神秘感、荒诞感的作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初读品特的作品时,品特确实给予了他们震撼和感染。

  “品特的戏剧语言很简短,却特别有味道。有时候一句话就两个字、三个字,比如一个人说:“很长‘,另一个人说’什么?‘,第三个人说’我没说‘,那种感觉很神秘。他的作品有那种语言的味道。”孟京辉用“很有味道”来形容他读到品特作品时的第一感觉。“就像诺贝尔颁奖评价说的,他的戏剧有一种狭小空间,有一种安静,在安静中时光一点一点流逝。他有一部戏叫《风景》,讲一对老夫妇,坐在一起聊过去的事情。那里面就有一种时光安静流失的感觉。”

  孟京辉说,品特戏剧的结果很荒诞、离奇,但是你看过后又会觉得“噢,就是这样。”

  就像孟京辉说的一样,每个人读品特的作品会有不同的感受,每个人对品特作品的理解都不会相同。童道明看品特的作品便有不同的角度,“品特的戏剧文学角度很有创造性,和传统的戏剧不一样,剧中有一些独白,而不是传统的对话。他用尖锐的方式反映现代社会的本质,真实地反映了现代人的隔膜,以及现代社会人与人不能沟通的社会现状。他的作品中戏剧冲突发生了转变,古希腊的戏剧冲突是人与神的冲突,而莎士比亚的作品多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品特的作品中,表现的是人与环境的冲突,是人与社会环境的碰撞,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之分,他给戏剧以新的可能性,也引导了世界性的潮流。”

  正因为品特所开创的不同的可能性,他的作品才能够在国内被不停地搬上戏剧舞台,不同的导演想给予同一个作品不同的阐释,而不同的演员则希望演绎不同的哈罗德·品特。“品特是目前英国健在的剧作家中,作品被翻译到中国并被排演得最多的人。”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沈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于是,我们知道孟京辉在1990年导演了《送菜升降机》,在中戏舞台做了一场演出;我们也知道了导演赵屹鸥曾在1991年导演了《情人》,并于2004年又在上海重新排演了这部话剧。而导演徐昂也同样将《情人》搬上了人艺的舞台;我们还知道了导演古亦安分别于1995年和2002年执导了《背叛》……而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将品特的作品推向舞台。

  “品特的作品虽然被搬上舞台不少,但很多都是在小剧场演的,看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戏剧圈外的人才不会很了解品特。”沈林说。“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品特,知道《情人》,知道《背叛》,不能让品特的影响仅仅局限于戏剧界。”

  文学界 哈罗德·品特我们读得很少

  “品特?是今年获奖那位吗?他的作品我不了解。”作家李锐出现在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研讨会上时,这样回答记者的提问。和李锐有同样反映的还有作家余华和文学评论家王干。“这个作家知道,但是作品却读得很少。”王干说。余华则告诉记者他只读过品特的《守门人》,其他都没有读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翻译家身上,社会科学院几个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专家也都表示,他们对品特没有专门的研究,要找一个对品特有专门研究的人不太容易。

  品特为什么会在国内文学界如此受冷遇?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认为这个原因不在于品特本人,而在于国内文学界对外国当代戏剧一直关注不够。“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好像戏剧基本上都是小众的东西,关注戏剧的好像除了戏剧圈子里的人,一般人就很少关注。文学界、翻译界对国外的小说、诗歌肯定比对戏剧重视。”陆建德说。

  “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界最崇高的奖项,我认为应该发给那些为世界的文学起到推动作用的人,而不应该是制造轰动效应。品特的作品从遥远的英国传播到中国,并产生影响,他的获奖对我们戏剧界的人也有一定的鼓舞。”童道明说。“品特的获奖,应该让我们重新认识他的价值,他的文学。”陆建德有些激动地说。

  我们可以预见,品特的命运将会像库切、耶利内克的命运一样,在国内发生变化。他的作品可能将在明年成为图书市场上一个新的热点。但品特不仅仅应该获得这样的“热炒热卖”的待遇,他更应该获得的是一种持久的关注。http://www./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2

 
2005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品特去世
作者: 综合
2008-12-26 10:05:0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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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西方平安夜。
“让我们稍微打断一下狂欢的气氛。一位以在静默中寻求意义而闻名的人,刚刚停止了呼吸。”《华盛顿邮报》写道。“哈罗德·品特(HaroldPinter),作为紧张-拷问24幕剧的开拓者,12月24日于伦敦去世,享年78岁。至此,当代剧作家在国际文坛上所积累的成就,几乎被彻底抽干。”
《纽约时报》说,“哈罗德·品特,以静默在日常生活和噪音中寻找征兆,而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和最受追捧的戏剧家,周三去世。”
品特是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继萧伯纳以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个英国戏剧家。他因癌症去世。
品特的作品,往往将威吓和喜剧、现实和荒诞充分糅合在一起,形成既古典又现代的品特戏剧风格,他因此也被称作“威吓大师”,对当代英语文学影响巨大。
品特是犹太后裔。他的父亲是一位裁缝,他的儿童时代在毗邻伦敦东区的一个工人聚居区度过。
二战期间,品特和一群男孩被送到英国康沃尔郡的一个城堡呆了大约一年,后来进入当地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经常参加学校的戏剧演出,演过麦克白和罗密欧。也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写诗和散文。
1948年,品特被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录取,学习表演,但是仅过了两个学期,他发现那里的空气和同学都过于保守沉闷,便假装精神崩溃,瞒着父母离开了学校漫游数月。
1950年,品特谋得一份工作,在BBC的广播节目中扮演小角色。同年,他在当时一个以演莎剧闻名的爱尔兰剧团获得一席之地,接下来的18个月里,他随剧团到爱尔兰各地进行演出。
1957年,品特的一个朋友邀请他为一所大学的戏剧演出写部作品。根据他在一次聚会上所见到的一个小房间内的两个男人写成了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里,显示了品特早期的也是他基本的剧场风格:一个房间,一扇门,一个充满敌意和攻击性的世界,场景简单,对话句法重复零乱,兼有真实性与诗意氛围,角色神秘而充满隐喻性。这部作品获得了成功,为他赢得了评论界和制作人的关注。同年,品特完成了自己上演次数最多的剧作《生日聚会》,后来又陆续完成了《看管人》、《归乡》、《情人》等。
1962年,品特完成了自己第一个电影剧本《仆人》,并由英国著名导演约瑟夫·洛塞搬上银幕,此后的《事 故》和《背叛》等都为品特作为电影剧作家赢得了声誉。而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更为熟知的是他在1981年改编 的电影剧本《法国中尉的女人》。
1970年代,品特的创作出现了重大转折,作品篇幅逐渐变得短小,更为抒情化,“记忆”成为作品中的重要元素。进入1980年代之后,品特的作品开始 具有明显的左派倾向,近年他更是逐渐淡出戏剧创作,将更多兴趣转向政治活动,一直热衷于参加反对英国首相和伊拉克战争的政治活动。
2002年品特被诊断出食管癌,在经历了一次癌症大手术后,品特重返公众生活,仍然言辞激进地批评英美政府,他称自己“从一个个人的噩梦进入一个更深的公共噩梦中”。
2005年,品特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
“他的作品揭示了日常絮谈中的危机、强行打开了了压迫的封闭房间。品特让戏剧回归它的最基本元素:一个封闭的空间,不可预测的对话,人物相互之间都可能被对方击败,虚伪土崩瓦解。”
他的第二任妻子Antonia Fraser对《卫报》说,“他是一位大师,和他在一起生活了33年是我的幸运。他不会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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