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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长沙窑瓷器
中世纪的绝唱
——唐诗浸润中的长沙窑瓷器
在西方历史上，中世纪是指古罗马至文艺复兴之间的一段时期，前后跨度近1000年，即4世纪到14世纪。这一段时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晋至元朝。从陶瓷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非常重要时期，其主要的陶瓷品种都已形成和发展。长沙窑瓷器是其中重要的瓷器品种。纵览中国陶瓷的外销历史，长沙窑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长沙窑瓷器是中国出口陶瓷中较早的品种之一，在中世纪繁华的城池，无论是豪华的宫殿陈设，还是贵族们的杯盘碗盏；也无论是僧侣们的饭钵净器，还是骚人们的文玩清供等，都能见到长沙窑的影子。但长沙窑昙花一现的历史，使得它久久尘封在茫茫的文化海洋中。直到20世纪，随着世界考古的发展，长沙窑瓷器才开始漫漫揭开其面纱，尤其是海外的发现，引起了世界陶瓷学界的关注。
与国内同时期的陶瓷相比，长沙窑瓷器显然被“南青北白”的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所遮掩，但长沙窑的印记可称得上是“中世纪的绝唱”。从文化情境和历史渊源看，长沙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名城，我们清晰的记得商代的青铜大器——四羊方尊就是出土于离长沙不远的湖南宁乡，战国时期的两幅帛画——《人物龙凤图》和《人物御龙图》、西汉时期描绘天上、人间和地狱的“T”型帛画就是出土于长沙；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在《显学》和《说林》中提到的“象人百万”和“刻削之道”的木俑也是以湖南长沙等地为多。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依托于雄浑沉郁的楚文化背景之中的长沙，让我们能借屈原叩而问之的《天问》去做一次长沙窑瓷器在诗文情苑内的探寻和思考。
关于长沙窑的名称定位，也有过困惑。而围绕这一名称的相关链接则有“岳州窑”、“瓦渣坪窑”、“湘瓷”、“铜官窑”、“石渚窑”等。“岳州窑”一词的出现较“湘瓷”要早。“茶圣”陆羽（唐肃宗上元（760年）前人）在《茶经》中提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上，殊不为然。”唐代“岳州窑”瓷器1952年在湖南省的湘阴县的铁角嘴找到了窑址。比陆羽晚的唐代诗人刘言史（9世纪初）在《煎茶诗》中写到：“湘瓷泛轻花”。 “石渚窑”的出现又在前两者之后，9世纪中期的唐代诗人李群玉在《石渚》诗中写到石渚一带烧制瓷器的情况：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湘浦，即今天的石渚一带。1956年在湘江岸边的铜官石渚瓦渣坪一带找到了“长沙窑”瓷器。“铜官”一词出现更早，在《水经注》中记载：“铜官山西临湘水”。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泊舟于铜官，他在《铜官渚守风》中写到：“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可见，这个命名为“长沙窑”的瓷器包含了“铜官”、“石渚”和“瓦渣坪”三个含义。也就是说，长沙窑瓷器的名称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包含了以上各个名称的内涵，只不过是这一名称的时空不同而已。就像我们对“越窑瓷器”的命名一样，中国瓷器的命名很多是指瓷器的窑系，而非具体的某个局部瓷器产地。窑系的归位是拥有相同的瓷器特征和有遗传基因的瓷器脉系及延续关系。历代文献记载中提到“长沙窑”鲜有所见。除上面陆羽提到的外，摘其如下：黄矞在《瓷史》“李唐”中写到：“······定州花瓷、湘州花瓷、渤海紫瓷······”（湘州，南朝时辖长沙和湘阴等地）《瓷史》中继续写到：“······岳州即湘也，其品既在寿州、洪州上，则亦当时之珍品，故诗人咏之。矞尝见杨息柯前丈藏有小圆盒三事，······制作古雅，底有‘乾元年制’四隶字，白地蓝花，绘潇湘风景。乾元系肃宗年号，仅有二载，决非伪托，其即泛轻花之湘瓷。然则瓷器之识年，不自宋始矣。”蓝浦在《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岳窑”中写到：“湖南岳州府，唐代亦陶，瓷皆青。《茶经》谓又次于婺瓷，然青固益茶，茶作白红之色，悉胜于寿州、洪州者。”邵蛰民在《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中写到：“岳州窑（湖南），唐代湖南岳州所造陶瓷，青色。”从这些记述中，可以得出这些信息：长沙窑瓷器在唐代已经产生，而且成了诗人笔下的华章。长沙窑也是茶文化的重要载体——“青则宜茶”。长沙窑瓷器在当时的地位远远不及越窑和邢窑。无论从文献的记载和时人的评价均可显示出来。长沙窑瓷器的历史很短，文献中少有提到宋代以后的长沙窑瓷器。长沙窑瓷器的特征——青色和花瓷。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与许多文化形态一样，瓷器本身就包容了很大的文化容量。瓷与茶、瓷与酒、瓷与绘画、瓷与书法、瓷与诗等构成了复杂的文化综合体。长沙窑瓷器在中国的瓷器舞台上较早地让我们领略了这种情怀和辉煌。
唐诗是中国文化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承载着大唐的兴衰和荣辱，也托举了中国文学的光华和璀璨。长沙窑瓷器上出现的唐诗诗文，没有理由不让我们相信这承载唐代主流文化的载体之一——长沙窑瓷器的重要性。作为工艺美术的瓷器在与融会东方哲学精神和情致的诗学意境里得到了提升，这一方面告诉我们长沙窑瓷器透析出来的社会风尚和文化趣味，同时也说明了在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独占风头的唐代社会里，长沙窑瓷器在试图挤进主流文化里保持了一分独特和个性，也因此得到了海外和时人的青睐。唐代以前瓷器上的装饰比较少见，而以诗文装饰则更少，可以说是长沙窑瓷器开创了诗文装饰的新局面。
在“诗言志”的哲学思潮影响下，唐诗被赋予了很多的社会意识和人文责任，它不仅是文人遣怀和抒发幽情的软载体，更重要的是时代情境和社会状态的一面镜子。这些唐诗的内容折射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边塞生活，也有文人雅趣；有商贾市井，也有婚姻爱情；有离别友情，也有仕途坎坷等。现摘录部分唐诗文如下：
杨师道《南行别弟》：“万里人南去”
韦承庆《南中咏雁诗》：“万里人南去”
张氲（713—756）《醉吟三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
刘长卿（709—780）《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鸟飞平无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贾岛（779—843）《遇海联句》：“海鸟浮还没，山云断便连。掉以波里月，船压水中天。”
白居易（772—846）《问刘十九》：“二月春醴酒”
“千里人归去，心画一怀中。莫虑前途远，开航逐便风。”
“一月三场战，曾无赏罚名。将军马上坐，将士雪中眠。”
“自从君别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还用几黄金。”
“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
“夜夜挂长钩，朝朝望楚楼。可怜孤月夜，沧照客心愁。”
“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
“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报未来缘。”
“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有好宅，日日斗量金。”
“白玉非为宝，黄金我不须。意念千张纸，心藏万卷书。”
“借问船轻重，附信到扬州。”
“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
“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鸟啼初柳上，人拜坟古前。”
“悬钓之鱼，悔不忍饥”
“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
“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
“客来莫直入，直入主人嗔。打门三五下，自有出来人。”
“小水通大河，山高鸟夜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通。”
“只愁啼鸟别，恨送古人多。去后看明月，风光处处过。”
“去去关山远，行行湖地深。早去今日苦，多与尽师金。”
“岁岁常为客，年年不在家。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花。”
“终日如醉泥，看东不辩西。”
······
从这些诗文可以看出，唐诗文是长沙窑瓷器重要的装饰内容，随着它的外销，也将这些诗文传到了海外，传遍了全国。虽然考古证实，长沙窑瓷器上的题诗文器物远销到海外和国内其他地方的较少，这已从湖南省各地出土和收藏的大量题诗文中得到证实，但它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瓷器上用不同的书体书写的唐诗不仅展示了唐代书法的体式和情状，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唐诗在唐代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但令人不解的是，翻阅《唐诗集》，湖南籍的诗人甚少，因此，作为本土情境的诗文环境而影响长沙窑瓷器的装饰缺乏应有的根据。也因此，唐诗在长沙窑瓷器上的普遍出现应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从诗文中我们读到的是隐隐伤情和无奈。在这些诗文中，没有歌功颂德的贞观、开元盛世，也没有百姓的安居乐业，有的是“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的贫寒，有的是“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的无奈，有的是“终日如醉泥，看东不辩西”的糊涂，有的是“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的慨叹，有的是“借问船轻重，附信到扬州”的离愁，有的是“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的孤寂，也有的是“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的期待，有的是“意念千张纸，心藏万卷书”的志气等等。在翻阅唐诗的过程中，似乎从一位湖南籍诗人和曾贬谪到湖南的几位诗人身上找到了一些注脚。初唐诗人元结（719—772）为湖南籍诗人，在文学的创作上主张反对浮艳文风，而是提倡诗文“救世劝俗”的社会作用。为此，他写了很多如《春陵行》和《贼退示官吏》等同情民间疾苦的诗文，得到了大诗人杜甫的赏识。曾在唐代中期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的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在生活中比较接近民众，他的诗歌倾向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诗句。永州（湖南零县）司马的柳宗元（773—819）在诗文的价值取向上也倾向于平民百姓之苦，正如苏东坡评价的那样：“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而诗文中提到的诗人刘长卿（709—780）也曾在被贬途中经过湖南长沙，且凭吊了西汉名人贾谊的故居。他的诗文充满苦闷、哀怨和愁怀。我想这些诗人的影响和价值趋向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作为日常和主要艺术形式的瓷器自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毫无防备的接受影响，这也就是我们读到的长沙窑诗文中这种与到过长沙的诗人似曾相识的印象。尽管在这些诗文中，只有在少些文人版的《唐诗》中找到一些蓝本，而绝大多数都是在野民众根据文人的诗韵创作的。这还是说明唐诗在民间的影响及群众基础。
长沙窑瓷器与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是中国较早输往国外的三大陶瓷品种。随着长沙窑瓷器的国内外输出，这一独特的陶瓷装饰形式也在第一时间传达了一种信息：唐诗中所包孕的文化、心绪、责任和社会意识。考古证实，长沙窑瓷器在国内的十几个省份有发现，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上海市、广东省、陕西省、河北省、河南省、江西省、湖北省、广西藏族自治区等。扬州是长沙窑瓷器出口的大本营，而当时扬州乃世界上较富裕的城市，有“扬州雄富甲天下”之誉。扬州也是诗人文苑的温床。这一时期的大诗人大多光临过如此富裕的城市，李白有“烟花三月”的眷恋、杜牧有十年的“扬州美梦”等。因此，在中世纪的扬州，我们常常将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商业、外销、港口、都会、诗文、情愁、文苑等。广州是中国唐代及以后重要的外销港口，广东省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件题有诗文“孤竹生南岭，安根本自危。每蒙东日照，常怨北风吹。”的长沙窑壶。长沙窑瓷器在海外的许多国家有发现。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陶瓷之路”上，如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菲律宾、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泰国、阿曼、沙特阿拉伯、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在销往海外的长沙窑瓷器上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文字，或是商业广告文字、或是宗教用语等。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三耳壶瓷器上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的字样。在该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三耳壶上发现了“卞家小口天下第一”的题文。在泰国林门波遗址发现有一件长沙窑碗，碗心有用绿色书写的“真主仆人”的字样。无独有偶，1980年在江苏扬州萧家山唐墓中发现了一件题有阿拉伯文“真主最伟大”的字样的背水壶瓷器。这种伊斯兰教的文化基因，让长沙窑瓷器与阿拉伯世界又多了一层难以割舍 亲缘关系。
在长沙窑瓷器的视野中，我们在发现这些醒目的诗句外，也有很多的谚语、俗句等；除了与其他同期瓷器不同的文字装饰外，也有大量的动植物纹饰，俨然一个欢快的动植物乐园。也有如一幅幅精美的异域风情画，无论是在中国瓷器史上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长沙窑瓷器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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