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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论读书“钟书” 对许多人来说，名字只是用于身份辨识的符号，但对于钱钟书教授来说，“钟书”二字则不啻是他的座右铭，是他矢志不渝的信条，也是他“作家兼学者”形象的真实写照。在旧中国，钱先生“兵罅偷生”，深致惋叹者是“重之丧乱，图籍无存”；在“文革”中，“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他提出最不能忍受的只有一条：“没有书”；女儿访英，他也只有一句交代：多买新书。难怪与他鹣鲽相得的夫人杨绛先生曾断言：“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钱先生如此钟情于书，自有他的道理。记得多年前我曾向他请教读书门径。他说：有些书，如先秦诸子，特别是孔、孟、老、庄、韩、列，如《左传》、《诗》、《骚》，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魏书》、《南齐书》，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都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书、必读书。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多读书，多比较，多思索，就能有自己的见解。这当然是他的切身体会。钱先生到底读过多少书，根本无法烛照数计。但是，仅《管锥编》一书的引文已逾万种，杜少陵所谓“读书破万卷”，信非虚妄。钱先生坐拥书城，手不释卷，直至朱墨烂然，方谯周独笑。然而，他是“读书以极其至”，而非“以读书为其极至”。钱先生说过：“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这部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所以，他在酷嗜古今中外文史哲典籍的同时，从来也未放松对于“人生”这部无字“大书”的阅读。 钱钟书先生少年时，读书“食肠很大”，无论是诗歌、小说、戏曲、“极俗的书”，还是“精微深奥”的“大部著作”、甚至“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书、百科全书”，他都“甜咸杂进”。这个习惯后来贯彻到学术研究当中，就成为他打通学术壁障的不懈努力。钱先生近年谈到读书、治学问题时说过：“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我们看到，《管锥编》考论词章及义理，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犹如美国新批评派C·布鲁克斯和R·P·沃伦的读本《理解诗歌》以戏剧观点说诗，《管锥编》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以小说观点读古书史。如引《后西游记》一妖评释典之语，而称其“颇具藻鉴，未可以妖废言。”又如，论宋玉“登高而悲”之浪漫情绪，即胪列古来在赋、文、诗、词、曲中反复出现之此意境，并简择英斐尔丁、卡洛尔，法国龚古尔兄弟、波德莱尔，德国诺瓦利斯，意大利列奥巴尔迪等著名作家、诗人之名句，但见齐心如出一口。或以小说与释典打通，或将中、外文学打通，皆发前人之覆者。 我的研究生导师、钱先生的知交郑朝宗教授说过，钱钟书先生读书是“最聪明的人偏要下最笨的功夫”。钱先生读书时常作一种别人看不懂的笔记，供自己著书时连类征引。钱先生最讨厌那些只有“陈言加空话”的“名版理论著作”，他特别注意在具体诗文作品的评赏中生发前人未曾道的创见。如苏东坡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曾被清人毛奇龄讥为“效唐人而未能者”。钱先生抉剔入微，历数前人见解后，提出欣赏此诗之正确思路：“鸭在水中，而河豚乃在东坡意中：‘水暖先知’是设身处地之体会，即实推虚，画中禽欲活而羽衣拍拍；‘河豚欲上’则见景生情之联想，凭空生有，画外人如馋而口角津津。诗与画亦即亦离，机趣灵妙。”只用三言两语，便说出了极精辟的见解，颇能益人神智。 “以抉文心穷道窍，期回末俗破陈言。”钱钟书先生五十六年前所作旧诗中的这两句，颇能道出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刻意追求。他博采力索、倡言“打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破除前人的陈言谬说，探求文学发展的艺术规律。半个多世纪以来，钱先生始终是胸怀热心肠，坐定冷板凳，对于声名利禄，总是息影谢事，退避三舍，犹恐不及；对于黄卷青灯，却总是一往情深，夙兴以求，夜寐以思。正是这生知的天分和勤笃的苦修，成就了钱钟书其人，也成就了他的一家之学。 《解放军报》 《管锥编》是钱钟书先生一生精力所萃的研究成果，它不限于比较文学，也接触到其他学术问题，但以文学艺术为主。讲到的书有十部：《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者就这十部书中提出的问题，引用古代名著作比较，有时引用外国的名著或文艺论作比较。全书约八十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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