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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不歇的雨，让人有几分遐思。夜里孤枕独卧，听着雨打在窗户上的铁皮，发出刺耳的滴答声。我想起在乡下，雨打芭蕉的声音，那是一种畅然的自然天籁，有如现代蓝调音乐，给人带来生命的跃动和喜悦。后来，由于客居异地，雨打芭蕉，就与那些离情别绪、凄切幽怨联系在一起了。也许是诗书读的多了，心里也就多了不少莫名的怪恙。
于是，每到雨天，那些抒写芭蕉的诗句，便会不自觉地从心底里钻出来，扰人思绪。如李商隐的，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风雨各自愁；李清照的，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舍情；吴文英的，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是诗人自己多愁善感，还要埋怨别人多事种了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所以，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在为芭蕉打抱不平的。 不过，关于芭蕉，还真有一宗千年公案，至今尚未了断，那是唐朝诗人王维所画的《袁安卧雪图》。因为其中描写有雪中芭蕉，所以常常也叫《雪中芭蕉图》。原因在于王维的多事，他违背了常理，在冰天雪地里，画了一株乐天无忧、郁郁葱葱的芭蕉。大雪是北方寒地才有的，而芭蕉则是南方热带的物种，古今有谁见过雪地里生长的芭蕉呢？这就是历来对这幅画所争执的重心，至今难有裁断。 此画虽然早已散佚，但因为在前人文中已经多有提及，只是没有了物证，就成了无头案，也成了中国绘画史上争论极多的一幅画，还常被作为剖析艺术真实的典型个案。最早的评议见于沈括的文中，因为那时候这幅画还在沈括手中。他说，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针对当时对于雪中芭蕉的非议，沈括更以理论上的阐述，来加以驳斥。 他认为，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但是，也有不少人对此不以为然。当时就有张彦远批评王维，作画不问四时，有违事理。在他看来，生活事实是艺术真实的参照，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只有对生活进行详审慎思，才有可能达到艺术的真实。 王维的雪中芭蕉，显然违背了这一真实性原则，因而被批评为画之一病。明代也有人认为，作画如作诗文，少不检点，便有纰谬。如王维雪中芭蕉，虽闽广有之，然右丞关中极寒之地，岂容有此耶？现代学者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中称，此最为持平之论，对此评论表示认同。他也认为，就算广东福建一带偶有雪中芭蕉，那也是特例，并不能代表芭蕉的生存常态，因而也就缺乏艺术的真实性。 古今学者对雪中芭蕉的考证，可谓追根溯源，煞费苦心。既然不合事理，那么，有人又从其寓意上面来考证。因《涅盘经》上有记载，是身不坚，犹如芦苇、伊兰、水沫、芭蕉之树；又云，生实则枯，一切众生身亦如是。如是，芭蕉便表示俗人之肉身无疑。我赞同这种说法。众所周知，王维是唐代有名的佛教居士，师事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其作品也多含蕴禅意之风。 而且，他在《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碑铭》一文中，曾记载僧人净觉修行佛道的行状。其中便有雪山童子，不顾芭蕉之身；云地比丘，欲成甘蔗之种。后人加注，佛徒入雪山修行，故谓雪山童子。联系到画中主题，袁安卧雪，这种寓意就不难理解了。王维丧妻之后，为了事佛，可以三十余年不娶；又遇安史之乱，历尽人间蹉跎。有诗云，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待平定之后，他自表心志曰，今圣泽含宏，天波昭洗；朝容罪人食禄，必招屈法之嫌；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因为他有过容罪人食禄，于内心负罪，所以晚年的他，更加摒弃世事，修持禅诵，勇猛精进，以求心灵的解脱。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因此，可以说，王维的雪中芭蕉，便是他戒忍修行的自况，他自己便是那雪中童子，也就是芭蕉的化身。 前人说，王维写诗作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者意为先，诗画皆为心之所托。由此，我便明白，王维明知芭蕉于冰雪中无法存活，而置之于寒地，让其自决。要么，悟得生命之本，创造出自然奇迹；要么，自我委弃，凋敝沦亡。雪中芭蕉，更是心灵禅意的写照，只要修行得道，便可以超越世俗的樊笼，获得生命的真谛，有如凤凰涅盘，在浴火中重生；而雪中芭蕉，也可以经霜雪而不凋零。 正如林清玄所说，伟大的心灵往往能突破羁绊，把大雪消溶，芭蕉破地而出，使得造化的循环，也能有所改变。在我心里，对于芭蕉的纠结似乎有所松解。我觉得，芭蕉既是欢悦的，也是凄切的；既可以在南方酣畅的雨中，也可以在北方凛然的雪地里。当突破了时空、季节及畴壤之限，生命才显现出真正的自由，死亡或者生存，都只是虚幻的形式而已。 窗外的雨，仍在潇潇地下，我似乎又看到那生生不息的芭蕉林，又听到那雨打芭蕉的欢悦之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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