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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有一位高士叫袁安，当官之前是个家徒四壁的穷光蛋，（此处插播一句，按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贫困的原因无非是好吃懒做，古代就不同了，读书人是比较鄙视体力劳动的，越穷越革命，越是贫困越显得逼格高。）有一年冬天接连下了十几天的大雪，地面积雪厚达一丈多，封路堵门。雪停了后，上面的领导来视察灾情送温暖，家家户户都纷纷出来领救济找食物，只有袁安家门口仍然被大雪堵着，领导很关切地问，这是谁家啊，旁边的邻居说，这是我们这里最有名的贤士袁安家啊，是不是已经冻死了。领导就让手下人凿冰除雪，破门而入，进去后，看到袁安蜷曲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领导问袁安：你怎么不出门找点吃的呢？袁安答：大雪天，大家都又冷又饿的，我怎么好意思厚着脸皮出门讨饭呢？领导听了此言，甚是感动，心想，要是百姓都是如此宁愿饿死冻死也不出来惹麻烦的良民，何愁社会不稳定呢？于是，将袁安树立为典型，举为孝廉，这个几乎冻死的穷书生从此扶摇直上，成为汉室的社稷之臣。 雪中芭蕉（网上资料图） 这一故事，在古代极有影响，成为传统文学和绘画广为引用的典故和题材之一，历史上许多知名画家都曾画过《袁安卧雪图》，而始作俑者无疑是公认的文人画鼻祖王维王摩洁。王维这幅画出名，并不是因为它画得有多神妙，事实上，几乎很少有人见到过这幅画，它的出名在于画中画了一棵芭蕉树，因此便成了中国书画史里争论极多的一幅画。袁安卧雪的典故发生于极寒的冬季，芭蕉则通常是生长于南方的热带植物，大家争执的重心在于：一棵芭蕉如何能在大雪里不死呢？王维画它又是出于何种意图呢？是写实，还是某种象征？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曾引用张彦远的话说：“王维画物，不问四时，桃杏蓉莲，同画一景。” 王维能以诗意入画，又能以画表现诗意。作画并无功利，而是像宗炳、王微一样“澄怀观道”，因此出现那种画物不问四时“雪里芭蕉”式的写意之作。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伟大的艺术家本身就是艺术，王维笔下的“雪中芭蕉”，是艺术家伟大的心灵突破了传统樊笼，使芭蕉在大雪中挺立，这是抒情，是寄意，也正是艺术创作最可贵的地方。而这也决不是偶然灵机一动的神来之笔，而是深深地打上了画家自身的思想烙印，是他受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
由王维的“雪中芭蕉”想起了苏轼创造的朱竹。中国的文人名士向来爱竹，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爱竹如命，即使暂时借住朋友家中，如果无竹，也要命仆人种上，他曾高调表示“何可一日无此君？”被传为佳话。宋代的文人领袖苏轼爱竹，作诗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他不仅爱竹、咏竹，也画竹，有一日画兴勃发，书案上没有墨只有朱砂，随手用朱砂画了一幅朱竹图。别人问他：世间只有绿色的竹子，哪里有红色的竹子呢？他答道：世间也没有黑色的竹子，既然大家可画墨竹，又何尝不能画朱竹呢？由于苏轼的首创，后来文人画中便流行画朱竹了，而苏轼也被尊为朱竹鼻祖。 如果说王维是文人画的创始人的话，在文人画的发展过程中，苏轼可谓起到了里程碑式的推动作用，画朱竹正体现了他不重形似的绘画主张，苏轼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这种绘画理论具有远大的艺术观点，也是后来士大夫“逸笔草草，聊以自娱，非求人赏”的艺术原理的发源。苏轼对王维的欣赏和推崇是由衷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毫无疑问，如果两人都生活在当代，显然在微博上是互粉好友，而且肯定不止是点赞之交! 觉得不错，请在右下方点“在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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