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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之卑与现代青年教育人权小议
袁亚娟 中国教育之卑 在我的谋生生涯中，有两件事与国内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是，曾教过大半学期的电大；二是，主编过一张教育类专业报纸。对于中国教育的接触时间与内幕虽知之不是太多，然而，对于新一批青年人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生长的悲伤却时涌心间。 我非特爱抛头露面者，所以，经朋友介绍去教书，当时主要的目的很平常：多赚点课时费好补贴家用。数年前，我白天在报社上班，夜里则赶去教电大，辛苦自不必说，但精力充沛、活力十足。其间有一件事想起来很心酸：一天，从报社回家，天正下着中雨，为了赶上课时间，抓过一件雨披、重新骑上自行车就出发。到了讲台上脱去雨衣、打开皮包，才发现连教材都忘带了，这可是为师者最严重的失误啊！当时也没别的办法了，我只有硬着头皮、很从容地找第一排的一位女同学“借”来书本一用，那节课全靠现场发挥了，效果不错。 那时，我的很多学生来上电大是冲着那一纸可以出去混饭的文凭而来的，所以，无论老师的课教得多么生动精彩、甚至加强互动，除了前几排听着较认真外，后几排永远都在窃窃私语、我行我素。于是，我上课之时每过20分钟就要提高声音分贝：“后面的同学，请不要讲话了。别的同学听不见啦！”而每当此时，后面的男女生总是停止说话、转头望我一眼。这样静不到几分钟，窃窃私语又会越来越响亮。就这样，我还是很尽心地教着，最后终于获得了一点安慰，一位女学生下课后很“崇敬”地对我说：“老师，你讲话咋那么大方呢，我就做不到。老师，我觉得你留短头发会更漂亮。”说实话，从那十多个上课专心听讲的学生那里得到认同与关注、可以很愉快地互动而不是对牛弹琴，我已是喜出望外了。然而，我却没有教这些学生到最后，因为，为了应付最后的国家大考，期末的最后阶段，学校专门备有应考老师来给同学们“恶补”。告别这不长的“教育生涯”，我终于对国家的教育现实有了更真实的体会，说不清那是一缕酸楚还是一丝悲伤。 不久，为生计我又参与主编了一份省级教育类专业报纸。为了报导全省的中小学校之教育现状，我只身几乎跑遍了巴山蜀水的很多市县。虽然，有很多地方的教育部门接待较好、礼貌有加，然而，他们却总是带着我参加一些光鲜的活动：如“六一节”全市中小学生体育场才艺大汇演什么的，我往往被安排在主席台上，时不时还要被欢迎发表一点即兴贺词与讲话。虽然这些很中国“官场”的东西与本人的真性情不合，但想想基层教育者、为官者着实也不容易、都是被生存现实与现行制度挤压着活着，我的脸上往往就如同他们一样挤出快意的笑容，也算作相互理解与安慰吧。不过，在离开这些表面现象后，我也独身深入到各地基层学校去采访师生，倾听他们的真实感想。我发现，大部份市以下的基层学校都发不出工资。有的老师双职工还上有老下有小，其悲惨的情景弄得我也不得不、走一路小小“捐赠”一路、就当是穷帮穷吧。最令我难忘的是：有一个县级小学校，只有以百年前建的文庙做校址，而该校的一对年轻教师夫妇就带着一个小儿住在庙里一间早已漏雨的小偏房，土墙快塌了，而他们也大半年没发工资、能借的全借了，快揭不开锅了。可他们依然在认真备课、对教育还是充满着希望、对学生还是充满着厚爱的，他们只是求我向领导反映一下困难。是啊，一无所有，他们除了指望上级的“慈悲”、除了当老师还能做什么？而上级也表示很无奈：地方市县的财政本来就很吃紧，教育类行政拨款很少、入不敷出，而县里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结果就是随便挪用教育经费。地方基层的教师就是活在这种师不师、丐不丐的尴尬之中。所谓传统的师道尊严在他们那里是荡然无存的。而与之相反，地方重点市县尤其是重点学校的老师则从不需人“救济”，因为，他们可以在课间周末收入大量的“补课费”，他们几乎不用在乎那点少少的行政拨款，这在当地很多人沦为“下岗职工”的惨淡当中活得可算“富国敌国”了。一方海水一方火焰，这种极端的现象昭示出中国教育理念与制度及从业者的层层偏颇。而偏颇则往往打破心理的平和、诱发出一种自卑。或许，中国的教育之忧之卑还远非这种现象上地堪忧吧。 青年之教育人权 且不说老一辈的有产、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我们这些长在红旗下的第二、第三代人来看，都是较追求衣食住行以外的精神上充实者。除了吃饭用专业，大家从大部头理论到金庸类“闲书”都看了不少。 我们中很多人除了爱写小说、诗歌外，有点想法的都爱写哲学小随笔或箴言录什么的。不少人活得既雨果又唐璜，可谓混饭浪漫两不误。精神上既充实又得到交流，物质上只要要求不太高也能勉强过得去。退回去10多年，过去年轻人的生活与现在刚出校门的相比还是很“享受”的了。 然而，中国现代青年的人性却全面地物质化与畸形化了。一个完整自然人的幸福活法当是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之满足。中国青年的生存现实及物质窘迫则早已让他们中很多人放弃了人类所必须的人文、人类的精神。他们已不习惯实入地思考、有时只是随意地想想生活以外的事情、就立即被包围周身的享乐文化及快餐文化所诱走。一出校门就要终身成为房奴、卡奴等等，试想一个永远欠债者会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灵和一个健全的人权吗？青年本来是最有生命力、创造力，也应该是最为快乐与幸福的。然而，中国青年的人性在这数十年来却被国家出于人口压力及各种因素所左右的教育制度所扭曲着。很多年了，中国教育无论如何强调减负，它始终是围着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在转动。在中国生存，要的是“考而优则活”，所以，中国人在世界上参与任何一种笔头考试都多半会拿第一，因为他们就是为考试而活着的啊。现在好一些了，一些优等高校可以如西方私立学校一样搞相对自主的招生与自主考试了，很多学生家长感觉清新与欢欣鼓舞。然而，细看这些欢欣鼓舞者，并没有多少考试以外的专业强项与天赋，他们依然是中国应试教育的宠儿罢了。换汤而不换药，中国应试教育将永远为青年们展开一条通往物质享乐的康庄之路：考试好、上名校则“五子登科”，自此衣食无忧不愁吃喝。否则，从独木桥上被挤下，不是溺死就是先饿死，命都没有了，看你还有什么精神及其他权力追求？此类专将人导向物欲的教育理念不改，我们能过度责备那些本没才学却不得不靠抄袭他人甚至是学生论文而苟活的“专家博导”们吗？既当不成精神上的圣人，大家都是混个饭吃，都是物欲之路上的不归客，能对他们个人求全责备吗？能让他们从身心愉悦地爆发出创造力之为火花吗？在目前中国的教育形式面前，很多花样的变幻要真正改变中国的教育之卑、让人们真正以受教为乐、焕发才情，那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一个国家的生命如同一个人，既要有精神追求、人性尊严又有民生保障。国家的组成单位就是个人，国家民族的活力又真正来源于青年、来源于青年的创造力与动手执行的能力。而国家教育的最大受众：含得益者与受害者都往往是广大的青年。青年有没有精力和习惯去接触生存专业书以外的思维与技艺，青年有没有为国家民族整体发展大计的关爱思想与独立思考的诸能力、即创造力，青年们除动物生存以外还有没有人类灵性的需求与幸福？这所有的问题都要追问到一个国家的现行教育制度及推而广之的一切制度改革上。从现代世界人权的要求上而言，青年们所受的教育必将是使他们从个体到集体、从精神到民生都能终身受益与幸福的教育，是一种最平等、最人性、最人文、最公民之世界人的教育。而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教育带给中国的影响，是十分紧迫的。教育、基础产业（工业农业）、科技、金融、军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命脉。而教育为国家培养后备军，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言概之，打仗没有了后备队则必输；而国家打仗如果只依靠应试教育所“生产”的“高分低能”的炮灰则也要输。想让后备军强大、能够有能力接过“接力棒”的方法很简单：从根子上做起，详实地研究与实践，想办法有独立自主地改变单一的应试教育。全民一起、认真开始从教育到各相关方面的制度改革与落实。 相信，哪一天，中国老师上课而不是对牛弹琴，哪一天，外国人不再埋怨中国人自己不创造但是侵权模仿的能力奇强了，就是我们中国青年自信独立于天下、担负起未来国民希望与抱负之日也是中国教育令人绽放笑容与宽怀的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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