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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 王维和孟浩然是盛唐著名的隐逸诗人，在积极入世的盛唐气象中，他们的山水诗清新自然、宁静优美，别具一格。但诗人诗歌中的哲学之境与现实的诗人是矛盾的，他们一直徘徊在仕与隐的矛盾之中，形成一种人格的分裂或障碍。不过，就在对这层矛盾的思考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在诗中留下的纯美之境，其意蕴无穷，不能不叫人拍手称快。 一、止泊与漂泊 开创了中国新一代隐逸诗风的魏晋诗人陶渊明，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接近这一彼岸的山水田园诗人。青年发奋读书，中年入朝为官，目睹官场的黑暗与丑陋后疲惫的他终于生出彻底归隐的念头。辞去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的转折点，从此的他便踏上了隐逸的不归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情此景的农家生活的闲情逸致不知倾倒了多少“后来人”，但隐居后的他心情却依然是矛盾的：“日月郑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见，此时的陶渊明仍抱有儒家积极的“进取”精神，同时也充满了对人生的终极思考。 尽管如此，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后来诗人心中的领袖地位，人们更多的注意到他所勾勒出的那片美丽的精神花园。它成了后人不断用来休息、逃避以致直接追索的对象，王维和孟浩然就深深的被它吸引。孟浩然曾经说过：“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从中看出陶渊明在孟浩然心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只不过在孟浩然那个繁盛的时代里，很多人一直就只能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徘徊，始终处于一种“漂泊”无依的状态。 隐逸，对这些失意的人或者心灵“漂泊”的人来说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最好归宿。孟浩然一生未仕看上去像一位地道的隐逸诗人，但在实际上，从开头的埋头苦读到老年对人生失意的感叹都包含着对自己进入仕途来实现自己理想的愿望有难以割舍的情怀。 孟浩然四十岁前一直发奋苦读，之后除两度入京求仕和两年居于荆州幕府外，其他的时间都在这样的隐逸或漂流中度过。孟浩然太清高孤傲，也就这样多次错过了做官的良机。曾经他遇到过实现理想的绝佳时机，只是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古人疏”惹恼了当时的皇帝。其实他离仕途有时仅有一步之遥。 孟浩然的仕途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他对山水的热情却一直有增无减，或许是这种闲适的生活给予了他对山水的钟情，也产生了对仕途的另一种轻蔑。他对山水的钟情源自于陶渊明式的真性情，“野旷天底树，江清月近人。”在这中遥远与旷达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孟浩然的确找到了人与自然的共通之处，他将生命寄存在这里，从而自得其乐，让心灵无悔的踏上这条“止泊”之路，归隐山林。 相对于孟浩然的这种微带偏执的隐，王维的隐也是特别的——亦官亦隐。王维天资聪慧，多次被举荐做官，但命运不济的他又多次丢掉官职，不过他的才情却还是会征服许多人让他重新走上仕途。他的经历太丰富，在官场上的所见所闻以及承受的压力与打击一刻都没有放松对他心灵的责问，他感觉自己总处在一种心灵的“漂泊”状态，但他又始终对仕途恋恋不忘。就在这样的矛盾之中，他有时就采取这种回避的状态，即亦官亦隐。也许他太天真，这种形式上的归隐是也不可能因此而达到一举两得的，更不能彻底抚平心中的毛躁。 老年的王维终于步入正式的归隐行列，从前期受北禅宗的熏陶到后期对南禅宗的影响，王维在没有彻底放弃儒家思想的同时，也试图通过禅宗来寻找心灵的“止泊”之路。他的归隐从形式到了实质的时候，他的诗歌也脱去了应制的浮华与雄浑，而更多带来的源自心灵深处的宁静与空明。人生不如意的时候，自然的山水有时会给予我们心灵的观照，这样让我们找到“止泊”之路。只是并非所有人能在人与自然之间达成某种默契或从自然之中获取精神的内在资源，而王孟从中找到了。他们的诗歌可从不同的视点看到诗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中国文人的“止泊”之境，因而需要进一步走进去窥探其诗歌的魅力所在。 二、意趣与圆融 在那个儒道释三家思想并行的年代里，“学而优则仕”是非常流行的入世哲学，而在王孟的山水田园诗里却给我们描绘出了另一幅出世的精神家园图，其中蕴含着无尽的纯美之境，也是解读他们诗歌魅力的关键所在。 王维的诗在创作上是工整的，是其苦心推敲的结果，其中包涵着对诗歌意境的提纯过程。而孟浩然的诗多为灵感的爆发，往往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去，以一种叙述的口吻将诗歌铺展开来，那种洒脱与自然溢于言表。 意趣是王孟诗歌重要的审美元素，它包涵情趣与理趣，在王孟的诗歌中分别有不同的表现。只有一遍一遍的来阅读，才能感悟其中的审美趣味。王维意趣的最特别之处在于诗情与禅理的融合，这在他晚年的作品中就表现的更为明显，如《竹里馆》、《鹿柴》等等。“参禅而不露禅机，赋诗而意在言外”，“从审美的意义上讲，诗虽然并不是禅，但禅一定是诗。”（2）可见诗歌与禅是相合的，王维有意的将禅宗的哲学之境引入诗歌，也进一步的美化诗歌的内在意蕴。不过王维在禅意的处理上是别具匠心的，以致让人很难看出来，他只是让整个意象处在无意识的碰撞之中，使人从最终形成的画卷中，从那些澄明宁静的意境中进入一种虚无却又生机盎然的境地。 不过，孟诗对意趣的对待显得更为直接，人们可以很容易的透过诗的表层去领略诗意的悠远之境。在诗歌深度上的哲理思辨中，孟浩然显得更胜一筹。王维诗作《莲花坞》:“日日采莲去，洲长多暮归。弄篙莫溅水，畏湿红莲衣。”其中描绘了一幅生动的采莲图，他对“红衣”传神的描写也传达了一种美丽的情丝和创造了一幅动人的画卷，但诗意就止于此，没有将更深刻的理趣灌注其中。相反，在孟浩然的诗歌里这种浓烈的情丝与理趣常常显得更多更直接。《春晓》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句子里就堆满了无尽的感伤，同时也有对季节变更，人难以驾驭自然和人难以做好应对世事变更的哲思。 同时，孟诗中意趣的表现也是自然的，并非刻意为之，这和他创作的风格有很大的联系，因而他诗歌的神韵也不会太多的受到理趣的滞累，有时甚至相得益彰，显得更加的圆融。王维的许多诗歌里也没有太明显的理性与感性的直白流动，因而也不会给人带来审美上的厌恶之情。王维的诗歌常给人一种直觉的意境，读者从这些意象所形成一种“单向窗口”下，去感悟那份禅意，而这份禅意往往是特别的优美的而且是纯净的。总之，他们的创作使读者与作品之间有着和谐的交通渠道，便于读者顺利地进入诗歌的审美之境，感受到一份圆融而不偏执的美景。 王维对诗歌景色圆融的处理是比比皆是的，首先便是其中的色彩。苏轼曾说过：“味摩洁之诗，诗中有画；观摩洁之画，画中有诗。”，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也不乏赞美之词：“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王维《山中》里出现的“白”、“红”、“翠”是王诗中常常出现的色调，但即便是这样反差强烈的色调，王维也总能将他们和谐融合在一起，这归于他总能将他们统一到“清淡优雅、飘拂着高隐和禅宗的妙趣”（3）中，使得诗歌的色彩有机的融合到清新淡远的画境里。 除了对颜色的处理外，王维对声音圆融的处理也是很高明的。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在澄明处也感受到了“无声”的状态，这与禅宗“心斋”“坐忘”的追求是有关的。如《鸟鸣涧》作者就以动写静，将一幅安静而和美的图画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对于孟诗中的圆融，其主要表现在对清淡与深远这重悖论之间的圆融而相互映证。孟诗在看似平淡的笔触中能有效的达到情与景的圆融，物与我的融合，以及情趣与理趣的融合，使得诗歌在平淡自然中又意味深长，在意味深长下引发人对清淡之境的向往。如《耶溪泛舟》：“落景馀清晖，轻桡弄溪渚。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相看未相识，脉脉不得语。”这首诗歌写到了作者泛舟江面的所见所感，作者将老翁少女默默相视的那种闲适、自然的心情以及对这种自然淳朴的田园生活的向往与热爱写地惟妙惟肖。虽是信手拈来，但句句关情，意趣无穷，而又无不自然。 三、空灵与清淡 王维的山水诗歌所表现的空灵之境是澄明、静谧而又圆满灵动、生机盎然的审美意境，它使王维的诗在充满画面感的创作下留下一段让人回味无穷的韵味。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写出了诗人独坐幽篁之中，身边没有人，而唯有月亮的景象。特别是最后一句就成功描绘出一种静默、沉思，以及灵魂出窍而神游无限空灵禅境之中的场景。在这样的境界里，语言是浪费的，交流也大可不必，唯有用静思来感悟那虚无空旷的意识在无边的流动。 在这种空灵的禅境里，有时我们能看到生机盎然的澄明之境，有时能看到作者对细部景物描写把握的高超技艺，有时甚至给人一种不再人间的景象或者呈现出一种幻觉或错觉下的美景，那种禅趣就无形的被消解在这些形象优美的境地里，如《山中》最后一句“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就将山中那潮湿的如梦如幻的场景描摹出来，也看到了一种淡淡的禅意。 当然，王维这一空灵之境的创造是很特别的。它是澄明而无滞物的，因而诗境是干净而明亮，不是浑浊无序的。同时在这份澄明之境里不是没有物的虚无，它里面暗含着各种意象和色调，这样圆融在一起的。它们彼此之间不是死寂的，而是一样的充满生机，这也便是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所在。 孟浩然的诗歌往往在深度上给人一种直观的理趣的快感，而王维很少。但这并不是说王诗不如孟诗，王维更多的将笔触容进那一幅幅禅化的图画里。先将色调和物象溶成一个意境，在以无形消有形，让人在虚无之中体会其中难以言明的神韵。 同时，王维的诗在广度上是超过孟诗的，这与王维的经历有关，他的“漂泊”比孟浩然更多，因而诗中所呈现的物象要比孟诗更多元，更能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这样很多学者认为在整体上王诗凭着独特的物象和意境超过孟诗一筹。 孟浩然的诗歌毕竟也是有其独特风格的，而这些在王维的诗歌中体现得逊色一些，这便是清淡，那种清远与疏淡的意境。洒脱飘逸、萧然自得是唐人独有的风情，这在王孟两热你的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孟诗歌之淡在于他总是趁兴创作，在自然的诗风中看不到故意为诗的痕迹。这些诗歌的一时可能平淡无味，但在一遍遍的朗读后，就能体悟到诗歌的悠远之境，着也是孟浩然的高明之处。 孟浩然不擅工笔，他总是用简约的词句将景物描绘出来，这是一种平淡而不直露的艺术追求和技巧，他将自己主观的情感巧妙地流淌在清淡的诗句中，使之和谐而不俗气，语淡而味不薄。同时也可见到诗人天真浪漫的性情和无比超脱的胸怀。 在唐朝盛世浮华的世风中，田园清淡自然的野性文化也是令人向往的，孟诗虽清淡甚至有点“野”，但却不俗。相较于人们那些浮躁的心灵，其清淡的诗风有时更能贴近生活，贴近心灵，去更好的被人们所接受。 李白曾也对孟浩然的诗歌不吝辞藻：“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这种“淡”是人真性情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比矫揉造作更能打动人的心灵。同时那种对山水的闲情逸致更如潺潺流水将诗意更好的传达出来。 王孟诗歌中透露的无限意趣和和谐的景观，是源自于他们对山水自然的热爱抑或是跻身山水的情怀有关的，他们看到了滚滚红尘外的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只是他们在读者看来一个趋于了冷寂与孤灭，而另一个充满了委身自然的热诚与温情，这是一种不一样的“止泊”之境，但也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 王维的诗风在其40岁后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他由前期积极关注现实的格调逐步的向对山水田园的热爱以及对禅境的沉思与体悟转变中。而孟浩然却没有很明显的变革，这样，两人都在晚年真正只得面对这美丽的山水以及发现其中的纯美之境。两人对山水是有本质上的热爱的，只是创设了不同的境地，这是他们对人生终极思考的不确定性。王孟诗歌的两种不同境界的追求，导致对这个有关自然的美丽境界的描绘或看法却开始大相径庭的，同时在对“自然”不同阐释也导致其在人们心中的不同反映。王维懂得诗歌和音乐的艺术，他尽力描绘的是一种超越自然的纯美之境。而孟浩然在于还原真实的自然，即在充满野性的诗句中表现一种不“俗”的境地。一个是在趋于禅宗冷寂的纯美之境，一个是在走向大自然的委身之境。前者将更多的将山水化作安定生命，参禅悟道的工具，而后者则将山水改造成栖身其中的一个生命的安顿之所。 王孟山水诗歌对前朝的山水诗都有过一定的继承与超越，也产生了对“为仕”之风的另一种叛逆。王维的许多山水诗歌是冷寂的，这与他支撑着他的生命哲学——禅宗有密切的关联，这是对长期“漂泊”处境的一种反思与抛弃烦劳的一种捷径。如他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诗中的将人的感情变得冷寂，以致无法获得更多情感的关联，这便是一幅王维独创的禅境。同时从最后的一句可以看出作者愿意在静谧之中修身养性，忘却尘恋，投向禅宗的思想倾向。 其实，这样的诗意在王维的诗歌中也不少，《酬张少府》中的“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就委婉含蓄的点出自己无意仕进的心迹，即使还有诗歌能来表明自己的余念，也不再那么积极，而是通过山水来走向冷静的禅意之中，走向不受纷扰的澄明之境。 当王维诗歌中的“画境”掺入更多的“禅意”的时候，王维的诗境也由一种追求纯然的自然之境变成了一种禅意之境。诗赋予禅一种形式、一件外衣，而禅赋予诗的是一种内省和妙悟的功夫。王维晚期诗将禅心与诗境结合在一起所具有的别有蕴味的审美情趣,实际上就是内省与妙悟的结果。 王维的诗歌的“冷寂”之情也与他“无我”的创作风格有关，他没有将主观的偏好或浓烈的情感带入诗歌之中，而是一种向内不断生成的澄明之境，以便于更好的接近那一条心灵的“止泊”之路。孟浩然的诗歌却在清淡之中发出一股持久的留恋山水之情，这便是一种“有我”的描写。 对于晚年的孟浩然，虽然也有诗歌如《岁晚归南山》反映其对一生未仕而渴望做官的向往，但也不过是对人生的终极之思，对自己人生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他还是不得不将所有的情丝灌注到山水之中，《听郑五音弹琴》中“余意在山水，闻之皆夙心。”是他直白的表达，但很多时候他将绵绵的情丝化进诗歌之中，于是情景交融，相得益彰。他对官场的痛苦，对人生的悲哀，都容进了他对山水清音的热恋之中，都化入对生命的内在超越，这便是盛唐气象下的另一种天真与浪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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