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是中国历史上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向长江以南迁徙的汉人中形成的一支民系。他们千百年来生息、繁衍在我国南方广大的深山密林地区，是泥土气十足的山里人。为什么后来(主要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能迅速而快节奏地离开大陆乡土迁往南洋各地(大批的客家人迁往台湾、海南也在此前后)乃至全球各大洲，被誉为“日不落”的民系或世界人，对于汉民族这一国际性的人口大迁徙，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叫中国太平洋学会的民间组织就在其“中国向外(实指向南洋一作者注)移民的原因调查”中作过断言，说中国人大批迁移南洋的原因有如下的百分比即“经济压迫占69.95％，南洋地理、历史的关系占19.45％，天灾影响占3.43％，企业诱使占2.87％，行为不检点占1.88％，其他占o.88％”。表面看，真是够细致了，但这种机械分类，不作具体的综合的分析实不敢苟同，其结论也没有多少说服力。本文对这一问题及客家向南洋迁徙的历史贡献作一论述，不妥处请读者指正。
一
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和民系(包括我国古代的东夷、匈奴、突厥、蒙古以及西亚的波斯、犹太等等)向外迁徙的原因都是极其复杂、同时又是多种因素交叉造成的。客家人自19世纪中叶以后百多年间向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南非迁徙的原因，有来自社会和历史方面包括制度的、阶级的、地理环境的、人口方面的等多种因素。由于移民问题牵涉到双方(此地与彼地)，所以分析迁移原因时也要考虑到彼地的条件和因素。分析客家大批的迁徙越南、缅甸、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以及留尼旺、毛里求斯等地时，除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外，还要考虑当时南洋的情况，从双方的历史背景出发，综合各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当时中国处于封建专制制度晚期，向外迁徙的根本原因源于这一制度下政治的腐朽、经济的停滞、人民生活的贫困。当时掌权的清朝贵族对内实行高压的政治统治，对外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故有太平军起义事件发生，而且蔓延半个中国。客家人居于最贫困的山区，参加起义者人数极多，也最为热烈。据知，太平军主要领导人诸如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洪仁歼等均为客家人。连被清官吏称为“赤脚蛮婆”的太平女军，也多为客家妇女，女营总管(总司令)洪宣娇就是客家妇女的佼佼者。从清史认为太平军“兴于嘉应(即今广东梅州市)，灭于嘉应”也反映了太平军中客家人众多的情况。太平农民起义军和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一样，最终导致失败的命运，随着最后一支即李世贤部10万多人在嘉应州镇平(即今梅州市蕉岭县)被镇压，清政府在起义地区恢复了旧统治，株连所及以斩尽杀绝为能事，尤以客家人聚居地区为甚．客家乡亲为了生存权利，为了吃饱穿暖，唯一出路是背井离乡，漂洋过海走向外部世界，目标主要是南洋各地。
其次，南洋的地理、历史和现状决定了客家人外迁走向彼地。今日东南亚、南亚、西亚，客家人称之为“南洋”或“番片”(后来包括东南非的留尼旺和毛里求斯)。这些地区与中国早有来往，关系密切，其友好关系可上溯到秦汉或隋唐。如越南，本是秦汉时的象、交趾、日南等郡属地，隋唐时占婆、安南之地，到北宋时始才自建李朝，15世纪黎朝代替之，到19世纪又为西方法国殖民者占领，除去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中越两国一直是山水相邻的关系。再如与中国一水之隔的菲律宾(吕宋)、印尼(爪哇)以及马来亚(包括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早巳与中国有了友好往来。尤以明朝初郑和七次远航以后，中国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南方闽粤两省去彼地者日众，其中也包括客家人。近二百年间，南洋诸岛国先后沦为西方殖民者附属国和保护地，列强各国此时已由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即单纯巧取豪夺发展到搞殖民开发，兴办大批殖民工业，南洋各地需要大批的劳力，中国存在着广阔又便宜的劳动力市场，客观上为客家人去南洋提供了条件，南洋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总之，双方互为需求。
最后，从客家人本身条件和现状考察，客家人需要走向南洋也能够走向南洋。迫使客家人离开乡土远走南洋除封建制度的政治原因外，还有客家地区当时人口迅速增长，贫困的山区已承受不了这一压力，如广东梅州、韶州(韶关市)、惠州等地客家户口由北宋时只占少数到这时已占绝对多数，人多了势必要向外找出路，向外
迁徙，对客家人来说已是司空见惯寻常事，千百年来他们长期辗转迁移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起敢于走向新地，乐于吃苦，勇于创业的客家精神。
除上述三方面之外，还有南亚各地气候、生活习惯以及生态环境与中国南方的条件相当。但这些不是主要的。
二
客家人何时向南洋迁移?因为这涉及到客家民系何时形成的问题，所以难于说确切。如上所述，中国与南洋的往来由来已久，唐朝除互有使臣、商人往来外，已互有定居，如骠国(今缅甸)当时已有三千人在今云南的南诏定居。从一般南洋的华侨把祖国叫作“唐山”，固有的衣著称做“唐装”，南洋各地居民称当地中国人为“唐人”，可见中国人(假如客家民系在唐朝已形成就包括了客家)至迟在唐朝已向南洋迁移定居。现在世界各地把中国人在彼地聚居的地方叫作“唐人街”亦可作一旁证。
客家人迁移南洋的概况，见于地志的材料，已知第一个去南的客家人是今梅州属松口镇人卓谋，时间约13世纪80年代，正是宋元之际。时蒙古人大举南下，赣南客家人南宋丞相文天祥组织义军抵抗辗转于闽粤赣交界的客家人聚居地区，客家人纷纷参加义军、如梅州松口卓姓就有800壮丁加入。义军兵败崖山(广东新会县境)，卓姓除一人生还外，全部壮烈牺牲。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实行高压的统治，和其他南方各族人民一样，客家人也纷纷逃往南洋各地，上边提到的卓谋就是这时漂泊到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岛)的。
明初，除恢复广州、宁波、泉州三市舶司利于中国与南洋的往来外，又派郑和率庞大船队远航太平洋、印度洋直至今非洲东海岸，客观上推动丁中国人向海外迁移，已知明代噶罗巴(今印尼首都雅加达)有华工数万，三佛齐一区区小岛也有华工数千人，吕宋(今菲律宾)亦有几万华工，到明亡之际，南洋各地中国人已达十万以上。当时华工中究竟有多少是客家人?因正史未曾依族系区 别收录，所以难于考实。
清初，海禁闭放反复无常，但由于中国与南洋历史和地缘的关系，去南洋的人数，日益增也见之官方的史载，如康熙时代，皇帝也清楚“闽粤流民相继逃往南洋”(《朱批谕旨》46册)，《澳门纪略》一书也多次言及康熙朝华工出洋的事。雍正以后由于海禁日见松驰，出洋华工日众，雍正五年(1727)闽浙总督高其倬在奏章中就直言道：放洋的船只，大都名为贸易输物，实则运载华工出洋，一次有五六百人者。去南洋者主要是闽粤两省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它包括闽南人、广府人、潮州人，当然也包括客家人。同样，因史书未曾区别族系记载，无法知道客家人究竟有多少，但据今天在印、马、新三地最保守的对客家人的估汁数字(印尼120万、马来西亚100万、新加坡50万)判定，当时华工客家人不是少数而是占多数。
假如说，以前客家人去南洋是零散的话，那么到19世纪中叶以后则发展成为大批的了。客家人往南洋去的以现在广东梅县最多，民谚有：“梅县番客(住南洋的华侨)，断家不断屋”，言其去南洋的人多也。据《中国城市·梅县地区》一书记载，当今一个梅县就有华侨53万人。客家人迁徙南洋是他们走向世界的起点，20世纪以来，众多的客家人又从南洋向澳洲、非洲、美洲迁移，哪里条件好就往那里迁移，不计其远近，形成客家走向世界的格局。
“开埠”是指客家人在南洋某岛某地白手起家将人烟稀少或毫无人烟的地方开发成为城镇乃至大城市的代名词。这是客家人迁徙南洋后一大事业，其功不可没，尤其是功绩显著的侨领们。如清朝一代，在南洋各地最早领导开埠的著名侨领有：罗芳柏(广东梅县人)开发坤甸(属今印尼)；叶亚来(广东惠州人)开发吉隆坡(今马来西亚首都)；郑嗣文(广东增城人)开发大霹雳(今马来西亚)；丘燮亭(广东梅县人)开发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谢枢泗(梅江区)开发合艾市(泰国)；古石泉(广东梅县人)开发摈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侨领们每开一埠，既要团结各系华工，又要与当地人亲密合作；既要筹划资金，又要提出项目逐步实施；既搞经济又搞文化教育、交通等配套设施；有时还要与西方殖民者的骚扰、入侵作斗争。总之，开埠侨领历尽种种坎坷、竭尽终生心血，最终才建立起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
三
客家人开发南洋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首先是经济方面。南洋各地矿业(特别是锡矿)的开采，橡胶园的兴建，城市的开辟、交通的修筑……大都洒有客家人的汗水和鲜血，他们和其他族系华侨、华人一起对南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上述各点的事例很多，如广东梅县人罗芳柏，于18世纪70年代(清朝乾隆年间)与一‘批青年千辛万苦来到加里曼丹(今印尼属)的西端坤甸地方，那里还是荆棘丛生的荒山秃岭和沼泽之地，罗芳柏凭自己的胆以才能和文化技术，团结华侨和当地居民，先后成立了大小7个开矿公司，搞得红红火火。此时，西方荷兰欲攫取该地而进行武装入侵，罗芳柏与当地苏丹(土著首领)合作击败荷兰殖民者，一度产生共和制度即西加里曼丹国，行大总统制，罗芳柏被推举为首长，其名“芳柏”被改为“芳伯”，他自称“大唐客长”，有不忘自己是中国客家所选之官。这一政治实体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到1888年才被荷兰殖民者镇压和兼并。罗芳伯在他任内除领导当地居民农耕、开矿外，还集资发展交通、兴办学校建设城镇，与此同时，还训练民兵保护坤甸一带土著居民和中国华工。因为他作了这么多好事，岛上人民不忘他，为纪念罗芳伯的 功德修建了芳伯园陵、办了芳伯公学，设置了芳伯纪念馆。其家乡广东梅县石扇镇也修了芳伯纪念堂。
客家人和中国其他族系华工所迁入的南洋某地区，多属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和荒岛，经过几世纪的惨淡经营，几辈人的流血流汗才有较大成就，这真是创业性质的开拓。他们使一些荒岛变为宝岛，把一些沼泽地变为鱼米之乡或开辟为良港，把荒山变为繁华的矿区或城镇，这一点为世界所承认，连西方学者也指出，马来亚因有华工(大都是客家人)的参与开发，使其锡矿雄踞世界之半，南洋众多橡胶园无不洒有华人的汗水。其次是文化教育方面。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客家人参与城乡建设的配套工程，如筑路修桥、学校医院、商业运输、公园戏院、港口码头、新闻出版等众多的项目。例如胡文虎(福建永定客家人)，20世纪30年代，在马来亚兴办永安药行(总行在新加坡)，其分号遍于五大洲外。他还从事新闻出版事业，所办的星系大报有16家(即《星岛日报)；{星暹日报》、《星槟日报》、《星洲日报》、《星渝日报》、《星光日报)、《星中日报》、《星华日报》等等)。他根据自己确立的“取之社会用于社会”的原则，把积聚的资财投入社会福利事业，大办学校、医院，，在国内和南洋各地由他独办或赞助开办的中小学达一千多所。又如非洲东南岛国毛里求斯和法属殖民地留尼旺也有几万客家人，他们与当地人和睦相处，并在彼地办了堪称第一流的百货公司、餐馆、旅馆、医院、娱乐场、学校、书店，还办了《中华日报》等五、六家报纸。近年一些客家人也参与政治活动，留旺市市长曾宪建先生便是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他是法国最年轻的议员之一。
综上所述，可见客家人不管是已加入侨居国籍的华人或仍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都为南洋各岛各地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正如著名史学家吴泽教授说的，客家人对其侨居的地方“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客家人20世纪走向世界以后，“客家人把中原文化和(中国人民)劳动的风尚传向全世界”。总之，客家人在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伟大精神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原载1994年《河南大学学报》第3期。1995年新加坡《客总会讯》第29期全文转载。作者：丘菊贤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