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
马振犊所著的《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是一本引人注意的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著作。近十多年来，史学界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开始加以注意，并越来越给以实事求是的、客观的评价。从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前后开始，一批关于正面战场的战役介绍、资料、著作陆续问世。抗日战争史著作对正面战场也给了较多的篇幅。但是，正如马振犊在此书《导论》中所说：“从总体研究上看，大陆史学界关于正面战场研究尚处在初创与起步阶段，不少研究成果仍局限于介绍发生在正面战场上的几次主要和较大规模的战役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此项研究仍处于一种‘就战役论战役’的状况，在宏观上缺少对整个正面战场我方整体战略的考察，在微观上缺乏对各主要战役战略背景性因果关系的总体分析。”(第l页）此书着重从正面战场的整体战略及各主要战役的战略背景方面进行了宏观地考察和总体分析，对正面战场来了—个“大写意”。这部书明显地不同于以往关于正面战场的著作，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马振犊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有机会查阅该馆未公布的档案，这为该书的写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广泛利用大陆、台湾、海外已发表的资料，大量引用第二历史档案馆未公布的档案资料，是该书的—大特色。该书有100多处引用了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大量档案材料的引用，增加了此书的说服力。
不是就战役写战役，着重叙述正面战场的作战过程，而是从战略的高度，从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战略关系等方面对正面战场进行综合分析，以搞清战争战役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总结成败得失，这是该书的又一特色，它明显地不同于以往关于正面战场的著作。
分析深入，结论新颖，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该书的第三大特色。茅家琦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也说：这部著作“几乎在每一章里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些新的观点，试举数例如下：
第—，蒋介石为什么能进行抗战并坚持到底?
过去，几乎所有的著作都认为蒋介石之所以抗战并坚持到底，主要是由于广大群众的推动，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斗争。该书虽也说他“被迫走上抗日之路”（第4页），但认为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书中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从其一成立起就处于与日本相对立的位置上，这并非是蒋氏及其政府自觉要与日本作对，而是中日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客观局势之必然，因为蒋介石要建立统一的中国政府计划本身就与日本的侵华灭华目标相对立。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具有极强领袖欲及专制独裁作风的蒋介石，他最终将不能容忍日本人对他的政权的蔑视与破坏和对中国的毁灭而走上抗日之途，这就是他后来领导中国抗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内因。”(第2页)这种从内因所作的分析，无疑比着重从外因进行分析深入了一步。
第二，如何评价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过去，几乎所有的著作对这一方针都是彻底否定的，认为这是导致中国丧失东北和华北大片国土的反动方针。该书也认为这一方针是“违背民族根本利益的错误抉择”(第6页)，“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其对日方针必然是消极的妥协的，甚至是奴性的”(第7页)，但又指出，这一方针与汪精卫的一味妥协退让有所不同，是先“安内”再“攘外”，“以妥协换时间来准备抗日”，其目的还是“立足于最后的‘打’” (第l0页)。正因为它的最终目的是要“攘外”，所以随着形势的变化，蒋介石从这一方针逐步转向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分析，与认为蒋介石抗日的关键是内因的观点相—致，应该说是有启发性的。
第三，卢沟桥事变以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抗战有无准备?
过去，大部分著作对此是否定的，或者根本不谈这个问题，只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对此专门列了—节，基本上作了肯定。马振犊书引用了大量档案，说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从1935年以后，特别是从1936年底到1937年初开始，逐步地把国防战略的立足点由反共内战转向御侮抗日，“也比较积极地开始进行实际的抗日准备”(第35页)，卢沟桥事变时“实际上已基本完成了‘计划’中所拟作战后备各项主要任务”(第51页)，而且“其中一些国防建设与设计经过以后的抗战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第53页)，但其立足点是“消极、被动甚至自欺性的”，是“准备不足”的(第54页)。这—分析是客观的。
第四，卢沟桥事变以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有无提出持久战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对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过去都认为是共产党提出的，后来有不少论著承认国民党也提出了这—方针，但与共产党的持久战方针有原则的不同。该书认为，1932年4月12口，蒋介石在南昌举行的“军事整理会议”上，就提出了对日须“作长期不断的抵抗”和“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的原则(第24页)。到1935年，蒋介石进一步阐述了“持久之方针”(第27页)。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正式确定了“持久消耗战略”。书中认为这是“在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与战争实力差距之后所制定的符合实际的战略”(第34页)。但书中也指出，“其中也有不足之处，即它缺乏对敌我力量过渡演变的预计，以为我方可以直接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缺乏对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较长的‘战略相持’阶段的科学认识。在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则要高出一筹”(第213页)。
关于南京政府的游击战方针，过去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末论及。该书认为，在1935年蒋介石就“提出了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利用广大农村为基础，全民动员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第27页)。当然，书中也指出：“他这里所指的游击战还是民众自发的游击战，与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广泛动员、组织、发动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人民战争思想相比，还显得粗浅与不足”；国民党后来留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部队，也由于脱离群众而逐步消亡。(第28—29页)这样，就使我们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战略方针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第五，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有无提出抗日战争的全面设想?
过去，几乎所有著作对此都没有涉及。该书指出：1932年“一二八”抗战以后，国民政府就开始修筑宁沪间国防工事和整修长江沿线的国防要塞，逐步确立了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防卫原则。1935年蒋介石在中央军进入西南诸省以后，又确定了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指导思想。这年7月4日，蒋介石明确提出了“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阳、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第32页)。这说明，到1935年，蒋介石已确立了以长江流域为主体，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指导思想。这一分析，就使对正面战场战略的研究前进了一步。后来战局的发展，与以上设想基本上是相符合的。
第六，抗战初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战略是什么?应如何评价?
该书采用了下述见解，认为对于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的方针是“应战而不求战”。该书说这一方针是企图迫使日方适可而止，最终达成和平解决；而宋哲元为保护本身的利益，幻想以让步求得和平解决，最后虽转向抵抗，但由于准备未周，仓促上阵，导致了华北的迅速沦陷。这样，就把国民政府与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的矛盾以及他们战略的失误真实地反映出来了。
对于“八一三”淞沪战役，该书认为是国民政府主动发起的，其“战略目的是要向日本及英美各国显示自己的力量，希望从此迫使日本放弃灭华企图；或最低限度拖延战争进程，迟滞日军侵略步伐，同时争取英美的干涉调解，达成妥协停战阻止日本灭华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有吸引华北日军分兵南下的意图”(第122页)。战役最后争取英美干涉的目的虽末达到，但在客观上达到了吸引华北日军分兵南下的目的，这“对整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影响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第113页)。关于是否因蒋介石引兵南下日军才重点沿长江从东向西进攻，以及对引兵南下应如何评价，目前存在很大争论。联系到卢沟桥事变前国民政府确定的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防卫战略，应该说书中的论述是站得住的。
关于南京保卫战是否一次完整的战役，该书认为：“如果从抗战全局高度来综合考虑，将南京之役看成是‘八一三’淞沪战役的直接后果和阶段性结束之战更为科学。”(第135页)
对于徐州会战，该书对有争议的5个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对1938年2月于学忠部所进行的淮河阻击战应于重视，对台儿庄大捷应充分肯定，李宗仁领导第五战区从徐州及时撤退“是正确的”，“是对中国的持久抗战事业的—个很大的贡献”(第186页)。
对于武汉保卫战，该书肯定了把防守作战重点放在武汉外围地区的部署，并认为中方总兵力超过敌军一倍，且占有地利之优势，按理说应该打出几个漂亮仗，“然而在整个战役中，由于蒋介石始终是以消极防御的阵地作战来节节抵抗日军，加上国民党军内部腐败作风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量内耗，致使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结果从会战一“开始我军便陷入了被动”(第193页)。
第七，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是否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过去，史学界一般认为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即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许多著作还认为他积极反共就是为了对日投降作准备。该书认为，193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南岳会议提出的“发动有限度之攻势反击”的方针，表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抗日态度还是积极的。只是到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才实行了“静观时局、保存实力、待机而动”的消极方针。但纵观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问，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虽然“由‘联共’转向‘排共反共’”，另—方面“在抗日的态度上也是积极的”，即“实行的是既反共又抗日的政策”，其“消极抵抗真正是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227—229页)。另外，“国民党的反共与投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更没有因果关系”(第229－230页)。我认为，这种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比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情况。
关于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作战，该书认为，以湘北战役为代表的“以‘空间换兵力’之战略战术，是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根据保存实力的原则，利用日军无长久耐力的弱点和华中华南地理特征所制定的符合战地实际的作战方法” (第223页) 。“总结相持阶段正面战场我军的战斗状况，可以说是毁誉惨杂、功过相半。从战斗结果来看，我军基本上守住了战略阵线。但这一种‘成功’的背后包含了胜败两种成分：有些战役如随枣会战、三战长沙、常德会战，其结果都是日军为免遭被我军聚歼之命运，战败逃跑，我军是胜利者。而另一些战役如二战长沙、浙赣战役等，日军则是胜利者。但出于战略上的需要，日军在战胜后主动撤出了占领区，恢复了战前态势。我军则乘日军撤退之机‘追击’日军，收复失地，结果给人以“胜利之假象”（第247－248页）。这些分析，也是比较客观的。
第八，正面战场有没有战略反攻阶段?
对此，史学界—般是否认的，该书也认为是不存在的。但是，书中指出正面战场曾有战略反攻的计划和企图。书中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政府曾一度以较高的热情，准备联合反日同盟各国快速反攻，但在遭到盟方冷遇之后，这种热情便很快冷却下来，并且彻底放弃了依靠自己力量反攻的打算，进入了‘消极抗战’的阶段。”“然而，就在豫湘桂战役发生前夕，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局的不断好转，重庆当局也看到了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为了在最后胜利到来之时不致十分被动，便也不得不强振精神，开始筹划未来的‘反攻’” (第300—301页)。为此，蒋介石在1944年2月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战略反攻”的设计，但这个计划基本特色是“保存自己，利用盟军，消灭敌人”，仍然是“消极抗日”(第303—304页)。后来由于盟军在亚太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国民政府又于1945年7月责成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制定了反攻广州的作战计划，但由于日本很快投降，“国民政府的对日战略反攻作战最终未能成为现实”(第318页)，只不过随日军的撤退作了一些“跟进”而已。这样论述比以前更全面一些。
第九，正面战场的抗战是否取得了胜利?
过去，一般只讲中国的抗战最后取得了胜利，对于正面战场的抗战是否取得胜利没有提及。该书认为，正面战场的抗战在同盟国家的补给援助之下，终于拖垮了凶恶的对手，也“取得了企盼已久的胜利，洗刷了自1927年建府以来由日本侵略带来的种种屈辱”，但“这场战争耗尽了国民政府的精力与财力，使之付出了超负荷的代价”。“是一场超能力的发挥，其胜利也不免带有几分勉强的凄惨色彩”(第320页)，可说是一次“凄惨的胜利”（第319页）。“惨胜”之所以会造成，该书指出：“‘惨胜’固然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时代特点所致，但更大程度上则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与缺乏主观努力所造成的。”(第320页)至于后来的豫湘桂战役大溃败，更是“国民政府政治、军事、经济腐败日趋严重化而结出的恶果”(第307页)，这个战役所反映出的“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国民政府太腐败了” (第314页) 。这既肯定了正面战场的抗战最后取得了胜利，又指出了它存在的严重问题。
该书上述观点是否完全妥当，当然可以讨论。但毫无疑问，这些看法和分析是富有启发性的。
当然，该书的论述也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下面仅提出三点，与作者商讨：
一、正面战场的抗战阶段怎样划分才更加科学？书中不同意以往流行的“三阶段”论及台湾学者张玉法的“二阶段”论和魏汝霖的“八阶段”论，认为应划分为六阶段，即从七七事变到徐州失守为第一阶段（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5月），此为初战阶段；从花园口决堤到武汉保卫战结束为第二阶段（1938年6月至10月），抗日战线深入华中地区：从武汉失守到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为第三阶段(1938年10月至1939年10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调整内外战略时期；从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第四阶段(1939年10月至1941年12月)，抗战进入消极时期；从中国战场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球战局到豫湘桂战役结束为第五阶段(1942年1月至1944年底)，战事进入“外紧内松”状况，正面战场遭受重大挫折；从1945年1月至8月为第六阶段，从局部“跟进反攻”到迎来最后胜利。按照这六个阶段来写书是可以的，但作为正面战场战略阶段的划分，则嫌得有些零碎。我认为不如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从抗战爆发到武汉失守为第一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可称为战略防御阶段；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第二阶段(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可称为战略相持前期，正面战场的抗战逐渐从积极转为消极；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豫湘桂战役结束为第三阶段（1941年12月至1944年底)，可称为战略相持后期，是正面战场消极抗日，最后导致大溃败的时期；从豫湘桂战役结束到抗战结束为第四阶段(1945年1月至8月)，可称为局部“跟进反攻”到最后胜利的时期。这样划分阶段性更为明显，似乎较为科学。
二、正面战场是否一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过去，一般认为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或1940年秋百团大战以后，敌后战场即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该书大胆提出，“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在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线就是抗战正面战场”(导论)。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正面战场是否始终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即使不说从相持阶段开始或百团大战以后，按照书中的观点，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就已完全转入消极抗战，那么在这以后，正面战场是否仍是主战场?有无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似乎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三、书中说“陶德曼调停”可以说自始至终是一出由日本人导演的骗局，其目的最初是为了抵挡国际联盟的压力，勾引国民政府堕入其直接谈判之圈套；后来又欲利用谈判来轻易地达到军事侵略的目的，迫使中国政府不战而降”(第144页)。然而日本学者副岛昭一在《日中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德国考虑到，日本的行动会促使中国共产主义化，把中国赶到苏联一边，便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工作。然而，日本方面的条件是，全面压迫中国让步，使和谈没有调停的余地。”[i]这就是说，陶德曼调停并不是“由日本人导演的骗局”，而是德国为了不使中国靠近苏联或共产主义化，企图说服日本不要进一步扩大侵略。其真相到底如何，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该书个别地方的文字还有不够严谨之处。但是瑕不掩瑜，这本书无疑是关于正面战场研究的一个新成果，应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令人可喜的是，作者仅是一名32岁的青年人。在这样的年龄，写出这样有—定水平的著作，是难能可贵的，祝愿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载《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