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与盛唐边塞诗歌（之二）
三、盛唐气象的胡汉交融与阳刚之美
大量任用番（外族）官番将，是唐朝吏制上的最大特点。胡汉合流，是唐朝民族融合的总体格局。
1、数代唐王杂取胡汉，融通东西，是政治魄力，也造就了盛唐气象。游牧民族的剽悍、勇猛、豪侠的血液贯注到农业民族传统的躯体中，产生了令人震撼的裂变。
胡汉融合，有一个漫长的时代为之作了铺垫。在隋统一中国之前，是历史上的所谓「五胡乱华」时期。这时候的匈奴、鲜卑、羯、氐和羌族大量迁到中原，并建立国家。这些民族和他们的后代在黄河中游地区繁衍生息，汉化较深。至少这些地区，在唐王起兵的太原一带，汉番对立的情况正逐渐消失，汉番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据《新唐书》载，以文臣为中书（宰相）的，唐代共有中书三百六十九人，其中番族有廿三人。以武将的节度使来说：番将任节度使者，在开元前只有二人。但在天宝间即骤升到九人、肃宗时八人、代宗九人、德宗十七人，直至唐末共八十五人。文官武将的最高位置如此，其下的番官番将数目可想而知了。
2、皇室血统的胡汉合流。唐朝几位皇帝的血统就是胡汉合流的最好证明：关于李唐氏系，朱熹云:“唐源流出于夷狄。” （《朱子语类》卷一一六）
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则云:“李唐先世本为汉族，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名不雅驯……其初之血统亦未与外族混杂。总而言之，李唐氏族若仅就其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也。”“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
陈寅恪所言，李唐血统起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晚近之事。李渊母亲独孤氏、妻窦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是鲜卑族，所以李渊父子始为混血。李唐文化渊源既是融合之文化，加之李唐氏族长期生活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且血统上又有胡汉混血因素，势必影响李唐皇室的政治思想及政治制度，也势必对唐代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高祖李渊之母为独孤氏；太宗李世民之母为窦氏；高宗李治之母长孙氏；玄宗李隆基之母为另一窦氏，都属五胡中的鲜卑族拓跋部。唐代皇室是混血，其实隋朝两位皇帝的血统也是这样，其母系皆出于鲜卑拓跋部。皇室的血统已是番汉合流！所以史家说“隋唐皇室是以父系为汉族、母系为鲜卑族的新汉族。”（中华文化史第456页）
3、任用番人，出将入相。任用番人是唐太宗的一种政策，也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七年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戊午还宫。从上皇（指唐高祖，当时已让位）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唐玄宗则将它定格为一种民族政策。宰相李林甫向玄宗建言说：「文臣为将，胆小怕死。而胡人不知书，做不了宰相。但是他们勇猛惯战。另外，又出身寒微，孤立无党。不如使用他们，给以恩宠。他们必能尽死保卫朝廷。」这种立论是很卑下，但却得到玄宗的欣赏。如是在部队里大量使用番人。这便是天宝年后，番人任节度使者，人数大增的原因。
汉人文弱、番人慓悍，这是事实。自唐初起，朝廷即爱多用番将，即使是禁军，里面也杂用了许多番卒。所谓的「贞观百骑」，全是番人组成。番将也的确对初唐的强大，有不少贡献。破突厥、拒吐番、平吐谷浑、击薛延陀、伐高丽，番将都以其骁勇善战，建立了不少汗马功劳。
唐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兵役制窳劣。汉人多不愿意从军。「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在那时即已出现。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家门不幸，结果是兵源枯竭。我们读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诗，便可知晓。幸而那时有番人补上这个缺，当时的骑兵几乎全是番人充当。番兵多自然番将也多了。当时唐朝的劲旅，如朔方军和河东军骨干都是番人。
4、羁縻、怀柔。「统战」在这里也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唐朝人比现代人坦率，径直把这项政策呼之曰「羁縻」、「怀柔」。唐初国力富强，邻近国家或部落里的一些头头，或战败被俘；或惧于唐的声威；或是希图大唐的援助，而要求朝贡内附。唐对之多能收容，将他们的原辖地改建为羁縻州、羁縻府。仍旧任用他们为原地的都督、刺史，或将军不等。对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国家更是这样。如**厥的突利可汗战败降唐后，被封为都督，仍辖原地。突利可汗是兵败被擒的，也被封以顺州都督。唐所以这样做，除了安他们的心，使他们驯服以外，还要利用他们为之守边，去抗拒，甚至征伐一些有敌意的国家。突厥的将军阿史那思摩，就因为这样为唐守边有功，不但官职得到晋升，而且被赐以姓李，成了李思摩。他忠心耿耿，为唐防御强悍的薛延陀，使唐朝在北疆数十年平安无忧。
还有，波斯国王卑路斯，因自己的国家长期受大食人侵扰，无力抗拒，请唐援助。唐太宗和高宗都以路远，拒绝出兵，只封他做波斯都督府都督。后来他逃亡到长安，唐又封他为右武卫将军，直到他客死在唐京。这种对弱小逃亡者的呵护，是泱泱大国的恢弘仁慈的气度。
在天宝年前，当朝廷力量强大的时候，这种封官晋爵的事，都由朝廷主动为之。但在天宝以后，朝廷变得软弱无能，而藩镇割据坐大，这等事情便变成跋扈军人提出的要挟菜单了。还有些强人干脆自封官位，而且世袭下去，朝廷往往不得不依从。李克用是沙陀人，率领他的番兵把黄巢赶出长安，算是对唐立了大功。他后来盘据在河东一带，唐昭宗不得已封他为晋王。他可以永久据有该地，并且能分封节度使等官职。这些便是为什么唐朝越到后来，番将越多的原因之一。
本国人口不足、兵源困难，可能也是不得不依赖番兵的另一个原因。唐朝的疆域东达辽东、西逾葱岭，南北和现在相仿，只现今的西藏和云南没有纳入版图。而人口据天宝十四年调查，只有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人，还被认为是人口极盛时期。从这么多的人口中所能征召的兵力，在和平时期，用来驻防在这广阔的领域，维持治安，或者尚能应付。到了需要外御强敌、内平叛乱、战争连连的情况，恐就要捉襟见肘了。雇佣一些外籍兵团也就成为必要。
细查这些文武高官的族裔，颇堪玩味。任宰相的二十三位番裔，绝大部分属鲜卑族。这说明他们在很多代以前，就已经是汉化的人。这道理很简单：要在中国做个治理政务的文官，没有深厚的汉族文化知识是不行的。而武将呢，来自西北番族的七十二员武将，大部分都属突厥族，没有一人来自早期即融入中原的旧五胡人。他们没有汉化，或者汉化很浅，所以还能保持其彪悍猛鸷之劲头。这正是朝廷所要利用的。知书不知书对一员武将来说，并不太重要。
有人批评唐代这种重用番将的政策，认为这是祸乱的根源。这指的是「安史之乱」。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番人。他们起兵作乱、连陷洛阳和长安两京，战祸连绵将近八年，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无数。本来隆盛的大唐，自此就一蹶不振了。
这种批判是片面和有失公平的。批判者只看到番将作乱的一面，没有看到在整个唐代，番兵番将在东征西讨上立功厥伟的一面。京城长安三次陷入敌手（安史、黄巢和吐蕃三次作乱），不都是靠番兵番将把它收复过来的？再说，汉人就那样靠得住、不会反叛作乱吗？要知最后篡位灭唐者乃是汉将朱温，而非番将呀！
属下叛变多和上级驾驭无方有关。唐初高祖、太宗、高宗和武则天都是英明的君主。在这期间，叛乱之事极少，规模也不大，没有危害到国家。而天宝以后，差不多都是昏君奸相当道、是非不明、相信小人、爱听谗言，造成乱事频仍，而且危害极大。安禄山本是一个外痴内诈的人，野心多次暴露，也多次被人家说他要谋反，可是唐玄宗就是不听。而有人诬告忠臣王忠嗣要谋反，就王立刻给贬谪到远方去了。唐玄宗对安禄山恩宠有加，委以范阳、平卢和河东三地节度使（一个节度使就够大的了），将近二分之一的全国兵力交他指挥。这是养痈为患嘛。责任归谁呢？
5、胡汉的融合，一方面打破了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庶族”的门阀观念，给寒士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较多较好的机会。
自五胡乱华起，北方中原名门大族多数南迁，但仍有许多留在家乡死守先坟，严守家风，而不受民族融合影响，如范阳之卢氏、荥阳之郑氏、清河博陵之崔氏等。这些豪宗大族在大骚动时期能保存其家，并对照五胡之异种夸示汉人神明之遗胄，因此受到社会的尊崇。
岑仲勉认为当日山东门第其所以得到一般仰慕:“要是在于能保持‘礼教’，‘礼’即汉族相传之习俗，所以能够保持，就在于少混血。简言之，‘山东门第’者比较未大接受五胡族的熏染之姓氏而已。” （《隋唐史》第六节，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3页）
这种尊崇门第的做法，在唐初就受到高祖李渊的批评，他说:“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太宗李世民亦对这种现象“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下诏修氏族志，书成，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看后表示强烈不满，下令根据现实状况重修。
这件事说明唐初民族成分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固守传统的人还想维持原先汉族礼教和门阀观念，把坚守汉族礼教的家族列为上等，已不能为胡汉混血的李唐皇室所接受。氏族志重修后，列李唐皇族为第一等，调整了一些氏族的等级，正反映了社会现实的要求，客观上否定了门阀旧习。
而且唐太宗被尊为胡汉各族的“天可汗”，曾经明确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旧门阀的破解，另一方面，涵养了敢破敢立的锐气，清除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信仰追求相对自由，文禁宽松，文学创作基本没有禁区。文士可以从多种渠道进入政权，科举的常选、制取，终南捷径，直接征召……
6、胡汉融合，不仅表现在皇室的血统，还体现在唐代不少诗人的血统上。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后代尊为“诗豪”。 祖先为匈奴人。七世祖刘亮，仕于北魏，随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始改汉姓，入河南洛阳籍。所以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汝州上后谢宰相状）。
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之一，其先世为鲜卑拓跋部，北魏孝文帝时，改姓元，称河南府洛阳县人。
白居易的祖先是龟兹人。
李白的祖先是突厥人。陈寅恪认为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9页）。胡怀琛认为李白是突厥化的中国人。（《李太白的国籍问题》，载《逸经》1936年3月第1期）。詹 钅英 先生在《李白家世考异》一文中说:“意者白之家世或本胡商，入蜀之后，以多资渐成豪族，而白幼年所受教育，则中西语文兼而有之。如此于其胡性之中，又加以诗书及道家言，乃造成白诗豪放飘逸之风格。李诗之所以不可学者其在斯乎?” （《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元结(719-772，或谓715生)，字次山，自号元子、猗玗子、浪士、漫郎、漫叟、聱叟。先世为鲜卑族拓跋氏，北魏孝文帝时改姓元。世居太原(今属山西)，后移居鲁山(今属河南)。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称赞他："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诗风朴拙无华，韵味稍逊，对后世颇有影响。
唐代不仅境内各民族诗人不分彼此，对于外国的诗人也不以外人待之。如日本人晁衡、新罗人崔致远等。
7、胡汉融合，还体现在思想和行为上对传统的反叛。
盛唐诗人思想开放，行为放纵尤为突出。
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章盛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
陈寅恪云:“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琵琶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又云:“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观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即其例证。”（《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
范文澜云:“唐朝士大夫无不纵情声色，杜甫韩愈也未能免俗。”（《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08页）
唐人突破传统礼教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保留了鲜卑族“母权制时代的遗风”。武则天以女人身份当了皇帝，这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绝无仅有。历史学家们对此有各种解释。尽管武则天才智过人，但历代皆有才智过人的女性，为什么只有武则天才能成功?这就得从产生这种现象的文化背景中去寻找原因。前文说过，北魏政权是鲜卑族建立的，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李唐政权从北魏逐渐演递而来，且李唐皇室有鲜卑族混血。李渊妻窦氏、母独孤氏，李世民皇后长孙氏皆是鲜卑族。因此李唐皇室就深受鲜卑族遗风影响。女主当家在皇室内就有被接受的可能。而唐代整个社会胡汉融洽，人们亦能接受女皇这个现实。唐朝大臣中少数民族较多，他们身上传统礼教思想影响较为薄弱，自然能认可拥戴女皇。
武则天不仅以女性履九五之尊，且为人行事有越出传统礼教者，而其行为亦能为人们所接受。她本是太宗才人，竟又能为高宗皇后。她当皇帝，却又能广辟男宠，这些都不合中国传统礼教。其前太宗纳弟元吉妃杨氏为嫔御，其后唐玄宗取儿媳杨玉环为贵妃也属于出格之事。但衡之以胡礼转房制，则属正常。如《北史•附国传》载:“妻其群母及嫂。”《北史•突厥传》:“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新唐书•吐谷浑传》:“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唐皇室的文化背景使他们在为人行事方面保存了一些胡风，不能像山东士族那样坚守文化传统不变。
这样的事也发生在皇室之外的少数民族出身的人身上，例如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的父母是舅甥关系，即他的母亲是他父亲的亲外甥女。也就是说他父亲娶了自己妹妹的女儿。这是违背传统礼教的。陈寅恪在《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中说: “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如其父母之婚配，与当日现行之礼制（开元礼）及法典极相违戾，即其例也。”因此，唐代有许多违背传统礼教的“反常”事情可以从胡风影响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中寻得解释。
唐代诗人这种放荡不羁，不拘守礼法的行为，虽有文人本身的传统所自（魏晋以来，以文人为主体的士阶层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更主要的则是当时世风的影响。由于多民族共处，汉族传统礼教，即“山东旧日士族”所固守的家法受到冲击。正如朱熹所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一六）
唐人男女交往非常开放，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又云:“长安士女，胜春野步，则设席藉草以红裙相插挂，以为宴幄。”长安富豪的园林内，每逢炎暑，往往结缀锦彩，搭造凉棚，邀约名姝和妓女游乐，安排避暑之会。唐代达官贵人还有在新进士中选婿的风尚。
唐诗人还喜和女冠交往。唐代女冠来源主要是公主、宫女和官僚士绅的外事姬侍。她们在社会生活方面比较自由，行为不受拘束，可以和各阶层人物接触，自然易与人发生恋爱关系，甚至以入道为掩护，过浪漫不羁的生活。
唐代举子还喜和妓女交往，唐传奇《霍小玉传》、《李娃传》的描写都反映了这点。蜀中乐妓薛涛善诗，“一时名士如韦皋、李德裕、元稹、白居易、裴度、杜牧、刘禹锡、张祜，咸与之唱和”（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薛涛诗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唐朝宫禁不严。据《古今诗话》载，开元中，宫中制作战袍分赐边防军士。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云:“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留意多添线，含情更着棉;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后玄宗知其事，竟以写诗宫女嫁与得诗士兵。《古今诗话》又载顾况游苑中，得水上桐叶题诗，卢渥舍人于御沟得红叶题诗，皆反映出宫女不甘深宫寂寞，题诗抒发精神苦闷，向往美好爱情，因此，唐代宫怨诗尤比历代为多，成为唐诗一大特色。
宋释惠洪在《冷斋诗话》中称“舒王（王安石）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王安石是否真的如此评价李白，人们一直存有疑问。姑不论其真假，而此评价却也道出了个中信息，即妇人与美酒是李白诗中重要的内容。李白与唐玄宗御妹玉真公主交好，最后得为举荐征召为翰林学士，导致驸马爷张垍大为吃醋，却为实有其事。其实，岂止李白，哪个唐代诗人的诗中没有写到妇人与酒?可以说，正是妇人与美酒，给唐诗增添了如此光彩，使其充满青春激情，凌跨百代!
盛唐诗人较少传统礼教的束缚。他们敢于为妇女立言，敢于歌颂妇女，敢于歌颂爱情，在诗中反映了各个层面的妇女的生活。唐诗人也敢于在诗中写自己的真思想，真性情。
唐以前的爱情内容大多表现在民歌里（六朝宫体还算不上真正的爱情诗），唐以后的爱情内容主要表现在词曲与戏曲小说里。只有盛唐诗人才在诗中全面地率真地健康地歌咏爱情。深刻地反映爱情的痛苦与欢乐。盛唐张九龄“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望月怀远》） ，王昌龄“悔教夫婿觅封侯” （《闺怨》） ，王维《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李白“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春思》） ，李益“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江南曲》） ，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都城南庄》） ，刘禹锡“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竹枝词》）， 还有王昌龄“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叶。将归问夫婿，颜色何如妾？”（《越女》），白居易“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采莲曲》） ;到了中晚唐，依旧清丽妩媚。皇甫松“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采莲子》） ，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无题》） 等等，这些对男女相思相恋、恩恩怨怨、梨花带雨、风姿绰约、楚楚动人的种种境况的淋漓尽致的抒写，从另一侧面散发出沁人心脾的盛唐气息，唐风唐韵，多姿多彩，使盛唐之音在壮美之中，增添几多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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