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与意见的分歧
清光绪二年(1876)至三年(1877)，上海申报馆根据民间流传的手抄本，陆续刊行了文言小说集《萤窗异草》初编、二编、三编，每编四卷，总计收作品136题138篇，总篇幅达三十余万字(平均每篇两千多字)，作者署名长白浩歌子。仅就其规模而言，在我国文言小说史上已不失为皇皇巨著。若从其文学成就来看，更显得非常突出。它以题材的极其广泛，故事的优美曲折，人物的鲜明生动，形式的富于变化，语言的流利华美，既能酷似《聊斋志异》到几乎乱真的地步，以至于被人误为“聊斋剩稿”(详见下文)，又能独出机杼，惨淡经营，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因此在它刊行之前，即以手抄本长期流传；在它刊行之后，更是不胫而走，它的重印本至少有十种左右。与此同时，鲁迅等小说史家也对它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萤窗异草》刊行后的百余年间，关于它的写作时间及作者是谁这样的重要问题，却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梅鹤山人，他在光绪二年所写的《萤窗异草》初编《序》中云：“客有以《萤窗异草》抄本三册见际，款署长白浩歌子，未悉为何时人，或称为尹六公子所著。”这就是说，梅鹤山人既不知《萤窗异草》产生于何时，也不知作者为何人，只是听人说该书“为尹六公子所著”。而所谓“尹六公子”，实指乾隆朝大学士尹继善第六子尹庆兰(字似村)。大概在光绪年间，尹继善既赫赫有名，尹庆兰也尚有文名，所以梅鹤山人觉得没有必要指出其真名。
对于梅鹤山人介绍之“或称为尹六公子所著”一说，清末学者平步青(1832--1895)很快就作出了反应，专门写了一篇以《萤窗异草初集》为题的短文(见《霞外捃屑》卷六)。他对《萤窗异草》中诸如某人某年中进士之类的细微末节做了一番考证之后，发现皆属“子虚乌有，事无可征”。于是断言：《萤窗异草》“必非尹似村所作明矣”，“盖即(申报)馆中黎邱为之”；并进一步指出，申报馆文人之所以作伪，“殆以齐承裘之《见闻随笔》、《续笔》为劣，借此思驾其上也”。平步青的考证虽然相当认真，可惜他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本以“子虚乌有，事元可征”为特点的小说作品，势必如方枘圆凿，牛头不对马嘴，除了说明自己是文学的门外汉之外，毫无价值可言。何况申报馆的文人既然自信其本事可以凌“驾”于一般文人之上，理应为自己的作品而自豪，又何必藏头露尾，以化名来作伪呢?这在逻辑上就完全不通。因此平步青的意见可以不予考虑。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对《萤窗异草》的作者未加考究，但指出它“似乾隆中作”。只可惜并未说明其根据，因而仍需证实才能成立。
恩华(1868一?)则肯定《萤窗异草》的作者就是尹庆兰。他在1936年刊行的《八旗艺文编目》子部稗说类中著录道：“《萤窗异草》三编：初编四卷，二编四卷，三编四卷。收(按：指恩华收藏有此书)。题名长白浩歌子。”又附注曰：“满洲庆兰著。庆兰字似村，庠生。尹文端公子。”然而恩华也没有说明其根据。从他对《萤窗异草》著录的编数和卷数来看，他所收藏的不是该书的手抄本，而是申报馆刊本。因此不能不使人怀疑，恩华著录的根据很可能只是梅鹤山人《序》中“或称为尹六公子所著”一句话，别无其他根据，因而这个结论同样需要加以证实才能成立。
近十多年来，研究中国文言小说的学者多了起来，研究成果也时有出现，因而关于《萤窗异草》的写作时间及作者问题，也就难以回避。从表面上看，各家对这一问题似乎都在探讨，局面也显得相当热闹。但由于并未发现新材料，所以只能对前人的意见表示可否或怀疑，丝毫无补于问题的解决。
综观以上各家之说，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萤窗异草》写于乾隆年问，作者是尹庆兰；第二种意见认为该书写于光绪初年，作者是申报馆文人；第三种意见则只赞成该书写于乾隆年间的看法，而对尹庆兰是否是作者持怀疑态度。然而无论哪种意见，均缺乏应有的论据。
笔者支持第一种意见，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其提供论据。同时有鉴于尹庆兰的家世和生平很少为人所知，因而也将予以探索。
二、《萤窗异草》写于乾隆年间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谈到《萤窗异草》写作时间这一问题时，大多提及了戴不凡先生发现的手抄本《聊斋剩稿》，并以此为惟一证据。其实这一发现虽然十分重要，却并不能完全确定《萤窗异草》的写作时间。关于《聊斋剩稿》手抄本，戴不凡在《伪题(聊斋剩稿)残帙》(见1980年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版《小说见闻录》)一文中作了如下介绍：
此待刻之清稿本也。以桃花纸刻印墨丝栏抄写，四周文武边，版心无书名、页码，单鱼尾下记卷数，下记篇名。正文每半页八行，行二十字，巾箱本。存卷三、卷十两卷，两册，虽纸质甚薄，厚则共达二点五厘米。两卷抄手不一，卷三精工，卷十稍次，然均笔笔端正之楷书，以朱笔断句，复经他手以枯浅之墨笔略加修改。纸已敝败，盖不知已经过多少人阅读使然。有因使用指甲翻书而抓破纸张缺字缺句者，有被人揭去半页者，其阙文又有经人用竹纸衬贴补全又复脱落者。就纸色而观，当不晚于乾隆；卷三《刘天锡》末有“莺花不××”，《马元芳》末有“蕙宾”两白文朱印，印色亦不晚于乾隆。马彦祥同志曾借去阅过，看法亦同。
戴不凡和马彦祥从《聊斋剩稿》抄本的“纸色”和两印“印色”，均断定“不晚于乾隆”，应该是十分可信的。可惜的是，戴不凡或者未见过刊本《萤窗异草》，或者未意识到《聊斋剩稿》与《萤窗异草》有何关系，以至未将二书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因而也就未能解决《萤窗异草》的写作时间这一问题。幸亏他在文章中抄录了《聊斋剩稿》卷三、卷十的31篇篇目及卷三《天宝遗迹》的全文，使我们得以进一步研究。
首先，《聊斋剩稿》卷三、卷十的31篇篇目，在《萤窗异草》中均可以找到，而且一字不差，只是编排顺序不同。现以表格形式加以说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31篇作品虽然在《聊斋剩稿》和《萤窗异草》中的编排顺序不同，但它们一字不差地并存于两书之中却是事实。这除了说明《聊斋剩稿》与《萤窗异草》是同一书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解释。而既然《聊斋剩稿》的手抄本“不晚于乾隆”，那么《萤窗异草》的写作时间也就“不晚于乾隆”。
其次，《聊斋剩稿》抄本和《萤窗异草》刊本中的《天宝遗迹》一篇，在文字上只有十处无关紧要的差别。譬如：抄本“明正统年间”一句，刊本作“故明正统年间”，仅增一字；抄本“心窃疑之”一句，刊本作“心窃异之”，仅差一字。其他均属此类。这种文字上的些微差别，显然是由于传抄者或申报馆编辑妄改造成的，戴不凡所见抄本就有“复经他手以枯浅之墨笔略加修改”者。因此完全可以认定，抄本和刊本中的《天宝遗迹》为同～篇作品；换言之，《聊斋剩稿》和《萤窗异草》是同一部作品。从而可以进一步证明，《萤窗异草》的写作时间“不晚于乾隆”。
然而“不晚于乾隆”只是一个时间下限，并不能排除“早于乾隆”的可能性；何况戴不凡所见抄本并非作者的原稿本，而是两个“抄手”的手抄本，“抄手”和作者完全可能不在同一时代。因此仅凭手抄本《聊斋剩稿》的发现，只能证明《萤窗异草》的写作时间“不晚于乾隆”，而不能证明一定在乾隆年间。幸运的是，笔者发现了另外的有关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就在《萤窗异草》之中。
在《萤窗异草》138篇中，有41篇写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从北宋元祐至清代中叶，时间跨度达700年左右。具体来说，宋、元故事各l篇，明代故事l2篇，明末清初故事l篇，清代故事26篇。值得注意的是，其纪年方式并不相同，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凡是宋、元、明各代的故事，均写明国号、年号，而干支纪年则或有或略。如云“宋元祐间”(《虢国夫人》)、“元皇统中”(《苏绪》)、“故明天启五年”(《姜千里》)等。这可以说明《萤窗异革》写于清代。
其二，凡是清代初年至康熙年间的故事，均省略国号，只写明年号及干支纪年，如云“康熙戊子”(《柳青卿》)等；有时只写明年号，纪年只用约数，如云“康熙初年间”(《痴婿》)等；问或连年号也省略，只写“国初”(《程黑二》)。这又说明《萤窗异草》写于清代康熙以后。
其三，有l9篇故事，国号、年号均省略，仅写明干支纪年，间或更注明春、夏、秋、冬。如云“丙子岁”(《金三娘子》)、“甲子夏”(《玉镜夫人》)、“庚午春”(《贾女》)、“戊子秋梢”(《訾氏》)等。按照古人的纪年习惯，只有在位皇帝的年号可以省略。因此对我们来说，这类仅以干支纪年的现象尤为重要，因为这其中隐藏着《萤窗异草》的写作时间。只要我们能够证明这些干支纪年所指的时间范围，该书的写作时问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萤窗异草》初编卷四有一篇《狐妪》，说的是“辛未，大驾南巡”，旗人某公以礼赞郎身份，随驾扈从，“清和下旬”，“随驾回銮，抵济上，暮宿于民家”，被“狐妪”的子孙捉弄了一番。本篇故事即属仅以干支纪年一类。按《清史稿•高宗本纪》：乾隆“十六年春正月……上奉皇太后南巡”，至四月底回京。乾隆十六年即辛未年，“清和下旬”即农历四月下旬。可见《狐妪》所谓“辛未，大驾南巡”，正是指乾隆皇帝南巡。作者不说“乾隆辛未”，仅称“辛未”，这说明作者为乾隆时人。由此可以推知，《萤窗异草》中的其他干支纪年，也当指乾隆年间。按诸《萤窗异草》，这一结论也完全可以成立。书中干支纪年的最早一年为“乙卯”(雍正十三年)，其次为“丁巳”(乾隆二年)，最晚为“己亥”(乾隆四十四年)。这就是说，除“乙卯”外，其他干支纪年均不出乾隆朝范围。至于作者不说“雍正乙卯”，仅称“乙卯”，也是有原因的。据《清史稿•高宗本纪》：雍正十三年八月，世宗(即雍正帝)崩，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是为高宗(即乾隆帝)。只是至次年才正式改年号为乾隆。既然乾隆帝在雍正十三年八月已经即位，那么《萤窗异草》的作者将这一年与乾隆帝在位的其他60年一律对待，均以干支纪年，也就毫不奇怪了。
以上分析说明，《萤窗异草》l9篇中的干支纪年，均指乾隆年间，因此《萤窗异草》的作者只能是乾隆朝人，《萤窗异草》的写作时间也只能是乾隆年问。
三、《萤窗异草》的作者是尹庆兰
足以证明尹庆兰是《萤窗异草》作者的材料其实并不难找，它们大多明摆在《萤窗异草》之中，只要仔细阅读，是不难发现的。如果进而与尹庆兰的家世与生平结合起来考察，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这里首先介绍两组重要材料。
第一，《萤窗异草》二编卷一《辽东客》，作者叙述了一个从“先大父”那里听来的故事。略谓：“先大父宦沈阳时，遇一僧，状貌奇伟，谈吐有豪气，不类缁流。而自额以上，肌削皮瘪，嗒焉若丧其骨。怪而问之，僧也不讳。盖当国初，海内甫定，宵小之徒，聚于萑苻者尚余什一，僧固其问之渠魁也。聚党十数，……伏于辽东道上，行劫者屡矣。”一次，与旅店老板相勾结，欲劫旅客之珠宝，被一剑侠将其头皮削去一大块，以示儆戒。于是翻然悔悟，“急散其众”，出家为僧。文末复说明：“僧遇先大父时既已六旬，此其壮年事也。”
按《清史稿•尹泰传》：“雍正元年，召授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再迁左都御史……三年，命以原品署盛京侍郎，兼领奉天府尹。”四年，因失职，“坐解府尹任，仍以左都御史协理奉天将军”。六年，又因失职，“夺官，寻命复官”。“七年正月，与尚书陈元龙同授内阁学士”。这位尹泰不是别人，正是尹庆兰的祖父。他于雍正元年(1723)至六年(1728)，以左都御史，先后署领盛京侍郎兼奉天府尹、协理奉天将军，其官署均在沈阳。这与《辽东客》所谓“先大父宦沈阳”之说完全吻合。又僧人为盗在“壮年”，遇“先大父”时年已“六旬”，则其间相隔约30年；而从雍正初年往前推30年，则时当康熙中期，这又与“国初”之说完全吻合。至于作者所以称尹泰为“先大父”，则因写作《辽东客》时，尹泰早已去世之故(参见后文)。由此可知，《萤窗异草》的作者只能是尹庆兰，不可能是别人。
第二，《萤窗异草》三编卷四《蛇媒》篇，讲述的也是一个发生在“辽东某县”的故事，而且作者在开篇便声明是“儿时闻先大父言”；又在评语中说：“故此事先大父谆谆言之，用以戒人，予小子弗敢忘也。”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作者闻自“先大父”的“辽东”故事，而我们在前面已经证明“先大父”就是尹庆兰的祖父尹泰。因此这组材料与前一组材料一样，也是《萤窗异草》的作者为尹庆兰的有力证据。
如果说以上两组材料还显不足，那么我们不妨再介绍一些材料。并作一些分析，它们至少有旁证作用。
其一，《萤窗异草》的作者既署名“长白浩歌子”，则可以肯定他与满洲有关。又《萤窗异草》初编卷二《假鬼》云：“余师冯琨琛先生，数从南来……己亥仲春，自粤东罗浮回辙”，途中得《假鬼》故事一则。“先生至都，每举以告人，靡不惊异”。这又说明作者住在北京。而尹庆兰的祖上恰好“原居长白山俄漠和苏鲁，继迁宜汉阿拉地方”(《八旗文经》卷五八《作者考•尹继善传》)，后随清兵入关，定居于北京，隶满洲镶黄旗；尹庆兰即生于北京。两者如此吻合，除了说明《萤窗异草》作者是尹庆兰，恐怕很难作其他解释。
其二，前面已经说过， 《萤窗异草》中的最晚纪年为“己亥”，即乾隆四十四年；而尹庆兰卒于乾隆五十三年(参见下文)。这就是说，《萤窗异草》中没有出现尹庆兰去世后的纪年。这一点虽然不能证明尹庆兰是《萤窗异草》的作者，却排除了一种否定尹庆兰是《萤窗异草》作者的可能性。而从乾隆四十四年到五十三年，其间有九年时间，这又说明尹庆兰在去世前几年还在写作《萤窗异草》。
其三，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题材，大多来自作者的见闻。因而作品涉及地域的广狭，往往与作者的环境及经历有密切关系。《萤窗异草》涉及的地域，要比同类小说广阔得多，从北京到广东，从辽东到云贵，从新疆到福建，几乎涵盖了全国所有地区。然而又以北京、直隶、江南的故事为最多，三地故事约占全书的一半。这一点与尹庆兰的生活环境及个人经历相吻合。以生活环境而言，尹氏为赫赫世家，人口众多，宾朋往来不断，加之祖、父两辈及l2位兄弟多为官在外，见闻广博，这一切为尹庆兰获取全国各地的故事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以个人的经历而言，尹庆兰在前半生一直随父外任，遍历大西北和大西南，尤在江南住过十多年；其后半生则长住北京(参见后文)。这又为他饱览名山大川，博采民间故事，了解民风民俗，提供了极大便利。因此尹庆兰完全有条件写出《萤窗异草》这样的作品来。
其四，从文学角度来看，《萤窗异草》既为优秀之作，那么它的作者不但必须是一位高手，而且必须有充分的时间来经营，而尹庆兰完全具备这两个条件。他性格恬淡，绝意功名，终生以莳花种竹、读书著述、吟诗作画为乐，诗名藉甚，因而撰写《萤窗异草》绰绰有余。况且他晚年贫病交加，度日如年，那些富于幻想的故事，恰好可以做他的精神寄托，他以著述《萤窗异草》来自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四、尹庆兰的家世
尹氏原姓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它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的百余年间，仕宦不绝，三代宰辅，且为皇亲国戚，可谓煊赫一时。
尹庆兰的祖父尹泰(?一1738)，由翰林院笔帖式起，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其间曾任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大清会典》总裁、《世宗实录》总裁等职，可见其学识也很渊博。乾隆三年(1738)卒，赐祭葬，谥文恪。《清史稿》卷二八九有传。
尹庆兰的父亲尹继善(1896—1771)，字元长，号望山。尹泰第五子。雍正元年(1723)进士及第，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从此历仕雍正、乾隆两朝近50年。年33，即署江苏巡抚。年34，又署江南河道总督。年36，晋升为两江总督。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江南”(《清史稿》卷三。七《尹继善传》)；换言之，他曾八次出任总督。最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充国史馆总裁、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等。
乾隆帝对尹继善倍加倚重，恩宠有加。特为皇八子永璇娶其侧室张氏所生次女为妃。又封其生母徐氏、发妻郎氏、继室鄂氏、侧室张氏为诰命夫人。当尹继善70寿辰时，乾隆帝特赐“韦平介祉”匾额，以示嘉勉。尹继善卒后，乾隆帝特谕哀悼，并“加赠太保，人祀贤良祠，赏给内帑银五千两办理丧务，并派皇八子前往奠酸”，“寻赐祭葬，谥文端”(引同上)。乾隆帝对尹继善评价甚高，曾云：“我朝百余年来，满洲科目中惟鄂尔泰与尹继善为真知学者。”(引同上)又曾以诗赞云：“明代称贤必王、石，汉家推盛则韦、平。封疆几处皆时望，旌节卅年独老成。”《《清史列传•尹继善传》)尹继善去世八年之后，乾隆帝犹在《怀旧诗》中对他怀念不已，中有句云：“政事既明练，性情复温厚。所至皆妥帖，自是福量辏。”
尹继善不仅为一代名臣，且学识渊博，好学不倦，一丝不萄。“公余一卷一灯，如老诸生，寒暑不辍。诗成喜人吟，听至颧挫处，手为拍张；或半字未安，必严改乃已。”(法式善《八旗诗话》)《八旗通志•艺文志》评其诗曰：“婉约恬雅，而切近事情，深有思致……无寒儒蔬笋之词，亦无迂士拘虚之见，所谓和声以鸣国家之盛者，殆不愧焉。”著有《尹文端公诗集》十卷，收诗l710首；《纪恩诗》一卷，收诗82首。此外尚著有《尹文端公文集》，选有《斯文精粹》。
尹庆兰同父异母兄弟达13人，除尹庆兰之外，多功名显达，也能诗文。关于这一点，与尹氏关系密切的袁枚曾一再提及。如云：“蔗浆真觉老愈甘，邓禹生儿满十三。”(《送望山尚书入都》)“君家瑶琼枝，森森十三树。”(《送似村公子还长安》)“(尹公)有子十三，邓家金紫，罔不束修，敦诗说礼。”(《文华殿大学士尹文端公神道碑》)“尹文端公诸公子俱好学能文，官亦显贵；惟似村以秀才免差，使长侍公于制府署内。”(《哭似村》诗序)这里仅择数人加以介绍，以见一斑。
尹庆兰三兄庆玉(?～1787)，字璞斋，号两峰。乾隆二十一年(1756)举人。历官芜湖道台、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后“出镇塞外，非其任也。不逾年，病还京师。又一年，卒”(袁枚《哭庆两峰观察》诗序)。袁枚此诗写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可知庆玉卒于是年。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日：“尹氏昆季皆能诗，而推三郎两峰为最。”法式善《八旗诗话》评其诗日：“意致超远，气体冲和。其抒写性灵，正与似村相似，纡余之中，更复卓荦，有独至者焉。”著有《锦绣段诗集》，铁保辑《熙朝雅颂集》卷八一选收其诗六题七首。
尹庆兰四兄庆桂(1735—1816)，字树斋。乾隆二十年(1755)，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旋充军机章京，时年仅21岁。在此后的近60年中，历仕乾隆、嘉庆两朝，历官数十种。如：37岁授军机大臣，39岁充四库馆总裁，60岁图形紫光阁；65岁一年之内，竟前后授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内大臣、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殿试读卷官、太子太傅等职；75岁加太保衔。79岁以全俸致仕。82岁卒，嘉庆帝特谕哀悼，赏赐陀罗经被，赐祭葬，谥文恪。其一生官运之亨通，圣眷之隆重，恐怕其祖及父皆不可及。庆桂无诗文集传世，但庆兰有《雨窗次四兄韵》，袁枚《栋在中席上赠树斋雨林两公子》诗中有“建安兄弟各能诗”句，《小仓山房诗集》中附收庆桂与袁枚唱和诗多首，可知其也能诗。《清史列传》、《清史稿》卷一二八有其传。
尹庆兰五兄庆霖(1737—1806)，字雨林，号晴村。由弓匠曹长起，历官侍卫、侍讲、宁古塔副都统、青州副都统、江宁将军、福州将军。未见其诗文集传世，但袁枚《题庆雨林诗册》诗序日：“甲戌春在清江，为雨林公子书诗一册。”甲戌即乾隆十九年(1754)，是年庆霖只有18岁。可知其18岁时已有诗集。袁枚《随园诗话》存其诗数首。又精绘画，尤善画兰，《耕砚田斋笔记》、《蝶隐园书画杂缀》均有记载。
尹庆兰还有一位小弟庆保(排行不详)，字佑之，号蕉园。历官江苏布政使、广州将军等。工诗，有《兰雪堂集》。又工画，尤善花卉、蝴蝶。官江苏布政使时，“尝于重九日登苏州玄妙观弥勒阁，指写巨蝶，生动活泼，一时观者如堵” (《清画家诗史》)。
尹庆兰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从积极一面说，尹氏虽为满洲人，但三代不废诗书，无异于书香门第。尹庆兰能够跻身于优秀诗人及小说家之列，显然与这种环境大有关系。从消极一面说，这种家庭环境又使他脱离下层人民，打上了剥削阶级思想的烙印，这也就是《萤窗异草》虽然酷以《聊斋志异》，而又不能与之并驾齐驱的原因。
五、尹庆兰的生平
尹庆兰，字似村，尹继善第六子。他虽然生在三代宰辅的阀阅世家，却以布衣终其一生，因而官修正史中不可能有他的任何生平资料，我们只能在私家著作及他自己的作品中仔细搜索。其中因袁枚为尹继善的门生，又是尹庆兰惟一的知己，因此袁枚著作中有关尹庆兰的生平资料最为丰富。我们分为几个方面来介绍。
(一)生年和卒年
尹庆兰的生卒年，当时人均无明确记载，只是偶尔提及其在世的大概岁数，且说法不一。如自称与尹庆兰“交最久”的铁保说他“年五十余，以布衣终”(《八旗文经》卷五三《传状》丁《瑛梦禅庆似村合传》，以下简称《庆似村传》)；而晚清徐世昌却说他“未四十而卒”(《晚晴簃诗汇诗话》)。两说相差达十余岁。近人偶有提及尹庆兰卒年者，然而又未指出根据。
尹庆兰的卒年较易确定，其根据就是袁枚的《哭似村》诗及其序。序曰：
尹文端公诸公子俱好学能文，官亦显贵。惟似村以秀才免差，使长侍公于制府署中，与余往来尤昵。性爱吟诗，别二十年，所寄笺素，裒然寸许。余赢老也，有来无往。今春始寄答二章，诗未到而似村亡矣!
诗中开篇即曰：“才把怀君诗寄君，诗犹未到讣先闻。”此诗写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可知尹庆兰卒于是年春天。
尹庆兰的生年却颇费斟酌，笔者在此尽量提供有关资料，并作一些分析，以期博识之士进一步探讨。
袁枚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写有《投尹六公子似村》诗三首，其第三首有句曰：
我年如郎小，初拜老尚书；忽忽二十年，郎年复我如。
由此看来，尹庆兰应该比袁枚小20岁。然而这里的“二十年”实应为“十九年”，证据是袁枚《随园诗话》卷一中的一段话：
己未朝考，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余欲刻画“想”字，有句云：“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诸总裁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大司寇尹公与诸公力争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应制体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习也。倘进呈时上有驳问，我当独奏。”群议始息。余之得与馆选，受尹公知，从此始。未几，上命公教习庶吉士。余献诗云：“琴爨已成焦尾断，风高重转落花红。”
与这段话相印证的，还有《清史列传•尹继善传》：乾隆二年闰九月，“命为刑部尚书”。四年五月，“晋太子少保，教习庶吉士”。由此可知，所谓“初拜老尚书”，是指袁枚以庶吉士身份，第一次拜见时为刑部尚书(即大司寇)兼庶吉士教习的尹继善，时间为乾隆四年己未(1739)五月。而乾隆四年至二十三年只有十九年，而不是“二十年”；袁枚是将头尾各算一年，所以说“二十年”。如此说来，尹庆兰应比袁枚小l9岁。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三年(1716)，那么尹庆兰应生于雍正十三年(1735)。
然而证以其他材料，这一结论又难以成立。袁枚《与庆树斋尚书》函云：“蒙五世兄寄文绮为老人称祝，而老人竟无木瓜之报，心实难安。故寄绣海棠一幅，诗四章，祝其花甲，求代寄吉林，幸甚!”(未署写信时间)这里所谓“诗四章”，即《以绣画祝庆晴村都统，时驻扎宁古塔》诗四首，其第一首首句即为“花甲人开塞外筵”。此诗排在《丙辰元旦》诗之后，《三伏》诗之前，可知写于嘉庆元年(1796)春天；《与庆树斋尚书》函也当写于同时。由此可知，尹庆兰五兄庆霖在嘉庆元年为60岁，那么当生于乾隆二年(1737)。由此看来，尹庆兰又不可能生于雍正十三年(1735)了。两相比较，后一组材料更加可靠，因而只能否定前一种结论。
我们虽然不能确定尹庆兰生于哪一年，但可以肯定，既不能早于乾隆二年，也不能晚于乾隆三年，很可能与五兄庆霖同年出生，即生于乾隆二年。理由是：其一，《清朝野史大观》卷十《袁简斋戏尹文端》曰：“尹多内宠，袁尝戏以诗日：‘才高湧出笔花春，韵白天然句自新。吟至夜深公自爱，后堂恐有未眠人。’”证以尹继善既有子13人，也当有女多人，则“尹多内宠”应为事实。那么尹庆兰与五兄庆霖同父异母同年出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其二，尹庆兰于乾隆十二年(1747)即中“殿试秀才”(详后文)，按其乾隆二年出生推算，中秀才时只有11岁；若将其生年再往后推，中秀才时年龄将更小，似不合情理。其三，与尹庆兰“交最久”的铁保说尹庆兰卒时“年五十余”，应该是可信的。按尹庆兰乾隆二年出生推算，享年52岁，与铁保之说恰好吻合；否则，其享年将不足50岁，与铁保之说不合。
如果上述分析大体不错的话，那么尹庆兰的生卒年可以这样表述：约生于乾隆二年(1737)，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享年52岁左右。
(二)从锦衣玉食到典当度日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尹庆兰的前半生一直随侍父母，因而其父的行踪，也就是他的经历。具体来说，从乾隆二年至乾隆三十年，其父只有两三年时间在京供职，其余近二十多年间八次出任总督。总督乃最高级别的地方官，执掌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权势极大，故号称“方面大员”。其父的最后六七年间，更为当朝宰相，其权势更不必说。尹庆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自然是锦衣玉食，呼奴使婢，悠哉游哉。袁枚《答似村以诗见寄》第二首有句云：“我已白头游五岳，君方红日卧三竿。巢由人物从来少，生长侯门隐更难。”正是对尹庆兰前半生生活的写照。
尹庆兰在这一时期还有两件非常得意的事。
其一是乾隆十二年(1747)，皇帝亲自考试八旗子弟，十来岁的尹庆兰不但成了“殿试秀才”，而且受到皇帝嘉勉，以致传为佳话。袁枚自然也替朋友高兴，因而多次提及。他在《随园诗话补遗》卷四中云：
似村为尹文端公第六子，祖、父皆宰相，兄弟皆侍郎、尚书，而似村自号“殿试秀才”，不就官职，赋诗种竹，以林泉终，岂非汉之张长公一流人乎?“殿试秀才”者，以丁卯科试，诸生闹场，上恶之，亲自监试，似村独蒙钦取也。
又在《投尹六公子似村》诗第二首中云：
吾皇重人才，赫然降玉旨，大开明光宫，遍试群公子。曳白愁张爽，声鸣悲侯喜。六郎独不然，奋臂书黄纸，汉策贯天人，唐诗协宫征。君王笑而言：“自有真才耳!”归镌肘后印，四字千古美，日“殿试秀才”，佳话从此始。
还在《尹似村公子诗集序》中云：“端门复试，表胄子之真才；玉殿挥毫，取秀才之美号。”可见少年时代的尹似村，对功名尚相当热衷，绝意仕进是后来的事。
其二是尹庆兰成亲。袁枚曾以《尹六公子花烛诗》四首祝贺，其第一首云：“冰泮风和腊转时，鸾笙凤管玉参差。尚书婚嫁人间说，开到琼花第六枝。”第三首又有句云：“郎若画眉春有样，新年眉月在初三。”此诗排在乾隆二十年(1755)，可证尹庆兰成婚于是年春节期间，地点是在南京。六年之后，袁枚又有《戏柬似村》诗四首。其第二首云：“传闻遗失金条脱，羽化银杯可绝踪。惟有玉人偏不恼，抱郎双腕暂轻松。”自注：“奴盗金钏逃去。”又第三首云：“短笛长歌字数行，六年无日不相将。屏风若有萧娘记，红豆抛残第几箱?”又可证尹庆兰婚后生活是非常幸福的。
尹继善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去世时，尹庆兰年约35岁，已是人到中年。然而由于长期依赖于父亲的庇护，丝毫没有独立生活的准备。因此父亲的去世，无疑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由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骤然变成了一个必须独立生活而又毫无独立生活能力的普通百姓。他虽然势必会从父亲那里继承一份遗产，但由于僧多粥少，所得一定有限。诸兄诸弟虽多仕途得意，四兄庆桂更青云直上，然而最多只能得其接济，不能依以为生。何况尹庆兰生性高傲，也必不甘于仰人鼻息。于是毅然搬出宰相府，避居小胡同，与繁华告别，过起了半隐居式的生活。铁保对尹庆兰的这段生活非常熟悉，在其《庆似村传》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独构老屋数楹，栖身僻巷，以避车马。作小书室，环种以竹。性喜诗，每风清月白，抱膝孤吟，觉诗韵书香，与竹声相应答，令人作秋水伊人之想。……余与似村交最久，每过访，一鬣头婢应门引入室，见主人不衫不屣，案头诗一本，窗间竹竿，别无长物。烹新茗一瓯，味极佳。不留饮，亦不答拜，日：“我无车马童仆也。”
与尹庆兰同时的旗人法式善在其《八旗诗话》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载：“耽诗嗜静，种竹树二亩，葺瓦屋四五楹，藏异书万卷，终日闭户，不接外客。”就连尹庆兰的诗中也有所表露，诗日：“翠竹势凌云，寒影摇窗下。杂花春乱栽，著手香盈把。中有人独吟，强颜作风雅。客至便烹茶，不问朝与野。客去惯答迟，出门怕借马。”(《竹窗试笔》)由此可见，尹庆兰在独立生活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生活虽然一落千丈，陷入清贫境地，尚能莳花种竹，读书吟诗，聊以自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身无三日健”，药罐不离身，且在谋生方面百无一能的大家公子，便坐吃山空，愈来愈穷，以致到了典当度日的境地，难怪在他的诗集中留下了不少以贫病自嘲的作品。譬如：“自笑身无三日健，却怜花为一春忙。”(《绿阴》)“多少愁怀消不得，待沽春酒奈无肴。”(《春日》)“作客情怀君已惯，典衣风味我才经。”(《和李兰台(冬夜即事)韵》)“笥能有几衣频典，钱值无多幸画存。”(《咏贫》)“老妻见故衣，开箱色先喜。姬人持热升(按：热升为熨斗之别称》，殷勤熨袖底。无奈绉(皱)痕深，熨之不肯起。”(《赎出典裘》)甚至为了节省灯油，竟至“有月灯常缓”(《随园诗话补遗》卷四引)。足见其贫病交加，山穷水尽的窘况。
晚年的尹庆兰不仅为贫病所困，且有丧子之痛。他有《哭松儿》诗二首，诗曰：
呻吟不听有儿音，说起生前感倍深。忍病怕投良药苦，佯欢且慰阿爷心。悠悠短梦今朝醒，小小孤魂何处寻?葬汝刘家丘墓侧，添衣调食自能任(自注：刘乃余之乳母)。
东西未辨合游嬉，天性偏生解孝思。绕膝常将梨枣奉，午眠低唤幔帘垂。看栽花竹携锄立，爱弄图书学父为。老泪抛残作达语，诗人多半见儿迟。
袁枚说尹庆兰“亡后无子”(《随园诗话补遗》卷七)，可见松儿是其晚年独子，不幸又在“东西未辨”的幼小年纪就夭折了。尹庆兰痛子之余，只好以“女为儿子姬为友”(《和梅岑忆旧》)来自慰，又可谓晚年凄凉之至。
(三)“人在诗中过一生”
铁保《庆似村传》云：“家世簪缨，三代俱登宰辅。以似村之才、之学，稍有志于功名，取显秩如拾芥”，而竟“以布衣终”。法式善《八旗诗话》亦云：“似村阀阅，当得官，乃以秀才终老。”这是为什么呢?袁枚的解释是，尹庆兰“生而赢弱，不能侍中”，所以只好躲避在父亲的庇护之下，“终日趋庭”(《尹似村公子诗集序》)，充当孝子。这种解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袁枚在事实上已经自我否定。他不仅对尹庆兰的飞黄腾达寄予殷切期望，而且屡次加以规劝。如云： “万里云程，大器不妨晚就。”(《尹似村公子诗集序》)“皇帝重真才，科停六七载。养君晚成器，畜极将有待。今年秋闱开，出匣干将快。努力策修名，韦平业可待。”(《送似村公子还长安》)“春华良可爱，努力翔天衢。岁星常周天，三吴岂久居?君如上林花，我如烟江鱼。青云日以密，白云日以疏。殷勤复殷勤，一字一真珠。毋忘书中言，弃置在须臾。”(《投尹六公子似村》)如果尹庆兰果真“赢弱”到“不能侍中”，袁枚又何必一再规劝他努力功名呢?可见尹庆兰在儿时取得“殿试秀才”之后，既未再进科场，又不谋一官半职，其中另有原因。那就是“天性恬淡” (《八旗诗话》)，对功名“弃之如敝屣，视之如浮云”(《庆似村传》)。这种精神境界已突破儒家规范，而近于道家和释家。无怪乎《墨香居画识》说他“喜禅悦”，《萤窗异草》中也不乏以因果报应来劝善的作品。
尹庆兰的这种甘居“僻巷”，不慕荣华，视功名“如敝屣”、“如浮云”的性格，虽然缺乏进取精神，属于消极世界观的范畴，然而无论古人今人，能够如此者均属凤毛麟角，因而备受推崇。前述袁枚称他为“张长公一流人”，便是一例。此外，铁保在《庆似村传》中也评论道：
士生贫贱，目不睹金紫，耳不闻鼎钟，进身无门，自安淡泊，不失为佳士。若生于阀阅，袭祖、父之荣，处功名之地，即以富贵终其身，亦可谓克家子。乃竞绝繁华，弃轩冕，以布衣蔬食终其身，此非有定识定力，不足以语此。……岂不卓卓然古君子哉!
在古人眼里，这算是很高的评价了。
尹庆兰虽然终生绝意功名，却并非看破红尘，他除了非常迷恋诗歌外，与常人毫无差别。然而他对诗歌的爱好，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与袁枚的友谊，便出于对诗歌的同好，因而是名副其实的“诗友”。袁枚曾记述了尹庆兰在南京时与他切磋诗艺的情景：“似村苦志耽吟，偷闲出稿，或片言欲下而揽袂深谋，或一字未安而剪灯劝改，虽漏声之雨急，犹才语之蝉联。反唇则颓云不飞，击节而惊花乱下。可谓义心清尚，好学深思者矣。”(《尹似村公子诗集序》)这与李贺的“苦吟”，贾岛的“推敲”，差堪媲美。尹庆兰随父回京后，虽与袁枚相隔千里之遥，但为了切磋诗艺，二人“数十年诗笺往来无虚日”(《庆似村传》)，仅尹庆兰寄给袁枚的诗稿即达“寸许”(袁枚《哭似村》诗序)，又足见尹庆兰对诗歌的执著。
尹庆兰独立生活之后，虽然家境清贫，却摆脱了尘世的烦扰，使他能倾全力于作诗。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此外，尹庆兰自己也对这种生活感到怡然自得，如云：“躬耕有砚田，如农不能舍。斑管似姬人，左右时相惹。学诗未学书，笑倩旁人写。欲使后世传，无由辨真假。”(《竹窗试笔》)有时连梦中都做诗：“最无凭准秋来雨，更有荒唐梦里诗。”(《雨窗次四兄韵》)“梦中得句多忘却，推醒姬人代记诗。”(《随园诗话》卷三引)甚至在他贫病交加、独子夭亡的晚年，依然一如既往，以诗为命：“女为儿子姬为友，竹作屏风书作城。自笑未能除积习，与人争处是诗名。”(《和梅岑忆旧》)袁枚说他：“人在诗中过一生”(《答似村以诗见寄》，“高吟一世秀才终”(《哭似村》)，可谓知已之言，恰当之至。
尹庆兰著有《绚春园诗钞》、《小有山房诗钞》，铁保辑《熙朝雅颂集》卷一。二选录24题28首。其诗多写日常生活和个人感受，具有鲜明的特点，因而颇受赞赏。如袁枚说他“诗才清绝”(《随园诗话》卷九)，“专写性情，独近剑南”(《随园诗话》卷十三)，“有天籁”之妙(《随园诗话补遗》卷五)。法式善谓其“诗较杨诚斋阔大，范石湖深致，殆能驱使性灵而不为性灵所使者”(《八旗诗话》)。铁保则谓其“诗以风韵胜，近白香山、陆放翁，虽风骨不及，楚楚有致”(《庆似村传》)。这里仅举《偶成》为例，以见一斑。诗曰：
娇儿呼阿爷，树上捉蝴蝶。老眼看分明，霜粘一黄叶。
短短20字，且纯用口语和白描手法，即描绘了一幅声容逼俏的家庭生活图画，其中小儿的年幼无知、天真烂漫尤其刻画得活灵活现，确是写生能手。
尹庆兰又工画，《墨香居画识》说他“画笔亦洒落无尘”，《八旗画录》也有类似记载。尹庆兰《咏贫》诗有句云：“笥能有几衣频典，钱值无多幸画存。”这些幸存的画，很可能就是尹庆兰自己的作品。
此外，尹庆兰《芳园》诗又有句云：“芳园杨柳带烟和，聊试樽前一曲歌……解事小奚知我意，却从竹林抱琴过。”这又说明尹庆兰还善操琴。
(原载《文史》2000年第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