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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泽生 【五赋三论的概念与起源】五赋三论，是关于中国古代围棋文献的一个集合概念，该词汇出于宋代·高似孙的《纬略》一书，高似孙曰：「棋有赋五，一曰汉马融《围棋赋》，二曰晋曹摅《围棋赋》，三曰晋蔡洪《围棋赋》，四曰梁武帝《围棋赋》，五曰梁宣帝《围棋赋》。棋有论三，一曰汉班固《弈旨》，二曰魏应玚《弈势》，三曰梁沈约《棋品序》。有能悟其一，当所向无敌，况尽得其理乎？」高似孙（1158-1231年），生活于南宋（1127-1279年），字续古，号疏寮，鄞县人（今浙江宁波，一说为馀姚人），1184年中了进士，做过地方官，也做过京官，他是个诗人，诗赋造诣精湛，加之他毕生治学颇丰，而且勤于治学，能用文学的思维审视围棋学术，便在其所著《纬略》一书提出了围棋的“五赋三论”，实际上这是对宋代以前中国围棋理论的客观的高度总结。 棋之赋五、棋之论三，五赋三论，这说明宋代专业棋手理论修养较以前大为提高，而且前人对围棋的总结已深入棋手之中，诸如：班固《弈旨》、应玚《弈势》、沈约《棋品序》，以及马融、蔡洪、曹摅、梁武帝、梁宣帝的《围棋赋》，已成为经典，这样就有了“五赋三论”之说。 【三论之首：班固·《弈旨》】 东汉·班固·《弈旨》：『大冠言博既终，或进而问之曰：「孔子称有博弈，今博独行于世，而弈独绝。博义既弘，弈义不述，闻之论家，师不能说，其声可闻乎？」曰：「学不广博，无以应客。北方之人，谓棋为弈。弘而说之，举其大略，厥义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夫博悬于投（掷骰子），不专在行（着法），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倖，踦拿相凌，气势力争，踵有雄雌，未足以为平也。」「至于弈则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级。若孔氏之门，回（颜回）赐（子贡）相服，循名责实，谋以计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设无祈，因敌为资，应时屈伸，续之不复，变化日新。或虚设预置以自护卫，盖象庖羲纲网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满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势，一孔有阙，坏颓不振。有似瓠子汎滥之败，一棋破窐，亡地复还。曹子之威，作伏设诈，突围横行。田单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偿。苏张之姿，固本自广，敌人恐惧。三分有二，释而不诛，周文之德，知者之虑也。既有过失，能量弱强，逡巡儒行，保角依旁，自补续，虽败不亡，缪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及其晏也，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推而高之，仲尼概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质之《诗》《书》，《关睢》类也，纰专知柔，阴肠代至。施之养性，彭祖气也，外若无为，默而识淨泊，自守以道意，隐居放言，远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论未备，故因问者喻其事。』 《弈旨》中的相关注释：大冠，学者，指班固；庖牺，即伏羲；罟，渔网；夏后，指夏禹；瓠子，汉时的一条河堤名称；田单，战国时齐国大将，因用火牛阵而闻名；苏张，苏秦和张仪，战国时著名纵横家；周文，即周文王；缪公，即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 这篇《弈旨》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广记》等古籍，作者是班固，班固以史学家的身份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围棋思想，并被推为“五赋三论”的三论之首，可见其影响之深远。班固（公元32年-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人，明帝时任兰台令史，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著有《汉书》。班固，自幼聪明伶俐，善长下围棋，他作的《弈旨》是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围棋理论。班固的生活年代正是东汉前期，当时盛行一种叫“六博”的赌博游戏，玩博者多用来赌钱，可谓“博行于世而弈独绝”也，在这样世风萎靡的社会背景下班固的《弈旨》脱颖而出了。杜陵杜夫子是西汉初年的围棋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说“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西京杂记》还说：「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数。」所谓的“精其理”就是精通围棋之理，且能教化于人。与杜夫子一样，班固在《弈旨》里认为弈远优于博，认为围棋有很大的教育功能。故此，自东汉以后历代人们广泛反对“博”，以至于被禁止，“博”最终失传，而围棋传诸今日。 对于围棋的内涵，班固透辟地说“局必方正，象地则也”，方正的棋局就像人之于大地。又说“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笔直交错的棋道、网格、星位、天元等，是生命运动、思维活动的场所，玄奥也，神秘也。还说“棋有黑白，阴阳分也”，这句指出了围棋的思想起源乃“易理”也，黑白分别象征着阴阳，棋局就似星辰布列的天象运转而无穷也。由此，班固指出了行棋在人、谋政在人的思想。班固举例说：庖牺网罟、夏后治水、瓠子泛滥、曹子之威、田单之奇、苏张之姿、周文之德、缪公之智等。在此，班固用尧舜以来各朝各代的兴衰，来类比王政和棋理，以阐释棋理即治国之理。公元47年前后，班固入洛阳太学，曾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公元79年，在白虎观，班固召集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可见，班固饱读儒家经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他认为围棋蕴含着治国之理，且可以像诗书《关雎》那样“诗无邪”，可以像彭祖之气那样修身养性，可淡泊世俗、坚守宁静。 另，班固《弈旨》的简短版本，如下：「北方之人，谓棋为弈。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或虚设预置，以自卫护，盖象庖牺网罟之制。堤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势。一孔有阙，坏颓不振，有似瓠子泛滥之败。作伏设诈，突围横行，田单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偿，苏张之姿。三分有二，恝而不诛，周文之德。□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补续，虽败不亡，缪公之智。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 【五赋之一：马融·《围棋赋》】 东汉·马融·《围棋赋》（版本一）：「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请说其方，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缘边遮列兮，往往相望，离离马首兮，连连雁行。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道狭敌众兮，情无远行，棋多无册兮，如聚群羊。骆驿自保兮，先后来迎，攻宽击虚兮，跄绛内房。利则为时兮，便则为强，厌于食兮坏，决垣■墙。迫兼棋岳兮，颇弃其装，已下险口兮，凿置清坑。穷其中画兮，如鼠入囊。收取死卒兮，无使相迎，当食不食兮，反受其殃。胜负之扶兮，于言如发。乍缓乍急兮，上且未别，白黑纷乱兮，于约如葛。杂乱交错兮，更相度越。守规不固兮，为所唐突，深入贪地兮，杀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后并没。上下离遮兮，四面隔闭，围合罕散兮，所对哽咽。韩信将兵兮，难通易绝，身陷死地兮，设见权谲。诱敌先行兮，往往一室，损棋委食兮，遗三将七。驰逐爽问兮，转相伺密，啇度道地兮，棋相盘结。蔓延连阁兮，如火不灭，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敌人惧栗。迫役踧踖兮，惆怅自失。计功相除兮，以时各讫，事留变生兮，拾棋欲疾。营惑窘乏兮，无令诈出，深念远虑兮，胜乃可必。」 东汉·马融·《围棋赋》（版本二）：「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象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请说其方，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缘边遮列兮往往相望，离离马首兮连连雁行。踔度间置兮裴回中央，违阁奋翼兮左右翱翔。道狭敌众兮情无远行，棋多无册兮如聚群羊。骆驿自保兮先后来迎，攻宽击虚兮跄绛内房。利则为时兮便则为强，厌于食兮坏决垣■墙。迫兼棋鸡兮颇弃其装，已下险口兮凿置清坑。穷其中卦兮如鼠入囊。收取死卒兮无使相迎，当食不食兮反受其殃。胜负之策兮于言如发。乍缓乍急兮上且未别，白黑纷乱兮于约如葛。杂乱交错兮更相度越。守规不固兮为所唐突，深入贪地兮杀亡士卒，狂攘相救兮先后并没。上下离遮兮四面隔闭，围合罕散兮所对哽咽。韩信将兵兮难通易绝，身陷死地兮设见权谲。诱敌先行兮往往一窒，损蹇委食兮三将七卒。驰逐爽问兮转相周密，赏度地道兮期相盘结。蔓延连阁兮如火不灭，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敌人惧栗。迫役踧踖兮惆怅自失。计功相除兮以时早讫，事留变生兮舍棋欲疾。荧感窘乏兮无令诈出，深念远虑兮胜乃可必。」注解：“■”原书如此，应属漏掉了一个字。踧踖，读音为“促及”，意为恭敬而不安的样子。“迫兼棋岳兮”中的“岳”，即天元。 马融，东汉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人。马融，生活于公元79年至于166年之间，生活年代要晚于班固，其能作围棋赋一者因其善文作赋，尤其是古文经学，二者大概在班固以后的东汉围棋对弈之风渐次兴起，三者是马融一生注书甚多，遍注先秦经典，其作《围棋赋》尤其与注《易》有关，“易”之变化乃棋之变通也。此外，马融虽是儒家学者，但其生性放达，不太注重儒者节操，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开魏、晋“清谈家”破弃礼教的风气。清谈，亦称“玄言”、“玄谈”、“谈玄”，原是清议、谈辨、雅谈、正论的意思，其来源与先秦以来的谈辨风气及东汉的清议有关，是魏晋时期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一种风气。马融的《围棋棋》根据句窦的不同有两个版本，其只着重谈了搏杀之理——马融将围棋视为小战场，下围棋如用兵作战，“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而未谈及“王政”，大概这与马融的“清谈”之风格有关。在马融眼里，下棋就是胜负问题，他不像班固那样有沙场的经历，也没有班固那样史家的视角，而只是以棋迷的眼光看待棋，以哲学家的心态对待围棋。 【三论之二：应瑒·《弈势》】 三国·魏·应瑒·《弈势》：「盖弈棋之制，所（由来）尚矣！有像军戎战阵之纪，旌旗既列，权利蜂起，骆驿雨集，鱼鳞鴈峙，奋维阐翼，固卫边鄙。或饰遁伪旋，卓轹軿列；羸师延敌，一乘虚绝，归不得合，迺见擒灭，淮阴之谟，拔旗之势也。或匡设无常，寻变应危，寇动北垒，卫在南麾；中棋既捷，四表自亏，亚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云合星罗，侵偪郊场，师弱众寡，临据孤亡，披扫强御，广略土疆，昆阳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诱既战，见欺敌对，纷拿相救，不量进退，群聚俱殒，力行唐突，瞋目恚愤，覆局崩溃，项将之咎，楚怀之悖也。时或先谬，收奔摄北，还自保固，完聚补塞，见可而进，先负后克，燕昭之贤，齐顷之德也。长驱驰逐，见利忘害，轻敌寡备，所丧弥大，临疑犹豫，算虑不详，苟贪小获，不知所亡，当断不断，还为所谋，项羽之失，吴王之尤也。持棋相守，莫敢先动，由楚汉之兵，相拒索巩也。」 应瑒（公元177-217年），亦作“应玚”，汝南人，建安七子之一，其文学活动在东汉末期的建安年间，与三曹七子均有交游。应瑒，与陈琳同为曹操的侍臣，然则文风截然迥异：陈琳的文采“微为繁富”，应瑒则是“学优以得文”，陈琳的文和赋气骨壮健，应瑒的诗歌则气骨“和而不壮”。何以至此呢，尽在于陈琳的“繁富、殊健”得之于“习”也，而应瑒则得益于“学”也，特别是他“和而不壮”的诗风与其“流离世故”的遭遇背景牵连。正如曹植送给应瑒和应璩兄弟的《送应氏诗二首》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步登北邙坂”和“清时难屡得”。应瑒的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就音调悲切，“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诗人慨叹自己“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阶”。这正是建安七子们的悲哀之处——想建功立业，身在其位往往难于谋其政。同时，也蓄含了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应瑒被调去任将军府幕僚的愁苦心态。伴君如虎，他只能终日低调地做事，闲暇之余竟嗜好上了围棋之趣，恰恰三国时候围棋之风悄然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流行开去。这样，一篇《弈势》便问世了。所憾的是，应瑒在公元217年的那场大瘟疫中猝然离世，曹丕称其「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也」，吴质谓其「才学所著，诚如来命」。 应瑒的《弈势》中的大量词汇，正如其诗文现出一种漂泊流离的感叹，这可能与他饱经世故的生活经历有关。诸如：《弈势》中的这些用字——虚绝、无常、自亏、弱寡、孤亡、俱殒、崩溃等等。写的是棋，实则叙的是史，全文分别引用了以下史例和战例：韩信故事（“或饰遁伪旋……拔旗之势也”）；周亚夫、耿弇故事（“或匡设无常……耿弇之奇也”）；刘秀、曹操故事（“或假道四布……官渡之方也”）；项梁及楚怀王故事（“挑诱既战……楚怀之悖也”）；燕昭王及齐顷公故事（“时或先谬……齐顷之德也”）；项羽及夫差故事（“长驱驰逐……吴王之尤也”）。此文，应瑒以兵法来类比围棋的特性，其中，这句可视作当时对于围棋理论的普遍认识：“见可而进，先负后克。长驱驰逐，见利忘害。轻敌寡备，所丧弥大。临疑犹豫，筭虑不详。苟贪少获，不知所亡。当断不断，还为所谋。持棋相守，莫敢先动，由楚汉之兵，相拒索巩也。”从中隐约可窥到“围棋十诀”烙印的影子。这说明三国时候围棋理论比前代进步了。 【五赋之二：曹摅·《围棋赋》】 西晋·曹摅·《围棋赋》：「昔班固造弈旨之论，马融有围棋之赋，拟军政以为本，引兵家以为喻，盖宣尼之所以称美，而君子之所以游虑也，既好其事而壮其辞，聊因翰墨，述而赋焉。赋曰：局则邓林之木，鲁班所造，规方砥平，素质元道，犀角象牙，是错是砺，内含光润，形亦应制。于是二敌交行，星罗宿列，云会中区，网布四裔，合围促阵，交相侵伐，六军之际也。张甄设伏，挑敌诱寇，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寻道为扬，频战累斗，夫保角依边，处山营也，隔道相望，夹水兵也。二斗共生，皆目并也，持棋合围，连理形也。览斯戏以广思，仪群方之妙理，讶奇变之可嘉，思孙吴与白起，世既平而功绝，局告成而巧止。当无为之余日，羞见玩于君子。」 曹摅，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08年，字颜远，魏大司马曹休之后，曹肇之孙，西晋谯国人，今安徽亳州（注：摅，读音“书”）。《晋书·良吏列传》里有这样一句「曹摅字颜远，谯国谯人也。祖肇，魏卫将军。摅少有孝行，好学善属文，太尉王衍见而器之，调补临淄令」，介绍了曹摅的籍贯与出仕的时间，其为西晋大臣、名士王衍所举荐为临淄令，那么，曹摅就是生活于西晋，有的标注他为“三国”的提法不确切了。曹摅，历官尚书郎、洛阳令、齐王冏记室督、中书侍郎、襄阳太守等。后为征南司马，虽然在镇压流民的作战中军败身死，而其最初任临淄令的时候，以能昭雪冤狱及令囚犯探家事，而博得百姓赞誉为“圣君”，再就后来的洛阳宫门夜失行马，他睿智地破了案。而当齐王“冏”辅政，他谏其急流勇退，而齐王未从。这些记载说明曹摅是一个有远见思维灵活的人，加之其父武将出身，其在围棋之风日盛的晋代，在“昔班固造弈旨之论，马融有围棋之赋”的基础上，凭借工于诗赋的才能创作了《围棋赋》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虽然棋道与兵道相同又相异，在纸上谈兵与实战经验之间，他南征流民还是败死杀场了。其诗文原有集三卷，惜已佚，今存诗约10首，其《围棋赋》实属难得之作。棋道，永无止境，正如“脂车秣马”的“脂车”，用油滑润车轴，待驾远行。 曹摅《围棋赋》不事铺陈，比较精炼概括，结末如一局怡然自得的好棋舒缓有致。从“二敌交行”至“连理形也”这部分语句，可视作西晋初年人们对围棋的认识。而「二斗共生，皆目并也；持棋合围，连理形也」则是描写“双活”的，“双活”被巧妙地譬喻成“比目鱼”和“连理枝”，说明曹摅的棋力非同寻常了。围棋中的双活，是活棋的一种方式，又称：共活、公活、两活。许多“双活”是弈者棋力相当，且针锋相对而形成的，乃竞争中的妥协，摇棋赞叹也。赋前的序交代了写作的缘起，言明其嗜好于围棋只是为政之余的雅戏而已，且有圣贤遗训，不违儒风，这大有吴郡云阳韦曜《博弈论》的余风。 【五赋之三：蔡洪·《围棋赋》】 晋·蔡洪·《围棋赋》：「命班输之妙手，制朝阳之柔木，取坤象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然后画路表界，立质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圆，算涂授卒，三百为群，任巧于无主，譬采菽乎中原。于是摅妙思，奋元筹，玩服色，尚骍驹，旋进旋退，二骑迭驱，翻翻马合，落落合敷。各啸歌以发愤，运变化以相符，乍似戏鹤之干霓，又类狡兔之绕丘。散象乘虚之飞凫，聚类绝贯之积珠。然后枕以大罗，缮以城郭，缀以悬险，经以绝落。眇望翼舒，翱翔客弈，弯掌南指，情实四射，扬尘奄迹，虽动详悉。或临局寂然，惟棋是陈，静昧无声，潜来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贤也。或声手俱发，喧哗噪扰，色类不定，次措无己，再衰三竭，锐气已朽，登轼望逸，其乱可取也。尔乃心斗奔竞，势使挥谦，携手诋欺，朱颜妒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卷，秉二仪之极要，倔众巧之至权，若八卦之初兆，逐消息乎天文。屈则尺蠖，伸则龙蟠，崔嵬云起，札[上山下徒]浪传，崟岑山结，杳如雾分，静若清夜之列宿，动若流慧之互奔，殿未结而算子，隶首不得窥其门，局覆乱而不惑，研桑不足识其源。或设而死称枉，皋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乐胥，后夔不足以之赞乱。云：势貌多矣，孰能究传，远求近取，予一以贯。」 蔡洪：字叔开，三国时吴郡（今浙江江苏一带，治所在今江苏吴县）人，开始仕于吴国，吴亡入晋。于晋武帝太康年间，从江南北上洛阳求官，以才华出众，由本州举荐为秀才，到京城洛阳，官至松滋（今湖北松滋）令，有才名，著《孤奋论》。蔡洪算是三国吴国的旧臣了，口才好，善应变，尤喜围棋，是西晋棋术最好的一位，曾作《围棋赋》。三国时吴地官员棋风兴盛，蔡洪的棋力也很厉害。《世说新语》记载了“蔡洪赴洛”的典故，原文曰：「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洛阳人质问来求官的蔡洪，若是换了一般人也就哑然尴尬了，而蔡洪却振振有辞，反唇相讥道「从前武王伐纣，把商朝愚顽的百姓迁到了洛阳，恐怕各位是那些刁顽之民的后代吧」，其舌辩之术可谓尖酸苛毒，不亚于清代的姚启圣了。这一则牵涉到地域歧视问题，在古代中原指今天的河南一带，洛阳乃十三朝古都，西晋都城在此，地域的优越感叫洛阳人睥睨当时的南蛮之地的吴楚之人，恰恰是“南蛮子”的蔡洪在中国围棋史上写了一笔。 蔡洪的《围棋赋》，词藻富赡（丰富充足），极尽铺陈之能事，胜机败兆，一目了然；描摹弈者细腻，或专心致志，或喧哗噪动，色改棋乱，令人逸兴遄飞；比喻生动，出局临局，神游局中，遐思远举。其中，许多句式读来琅琅上口，诸如：“翻翻马合，落落星敷”“静昧无声，潜来若神”“翱翔客弈，弯掌南指”“曲直有正，方而不圆”等等，不一而足。 蔡洪充分发挥了想象力，运用了丰富的比喻，如：马、星、歌、鹤、兔、飞电、积珠、大罗、城廓、扬尘、八卦、尺蠖、龙翻、云起、山结、雾分、清夜之列宿、流彗之互奔等等。说明西晋初年的围棋战术的竞技性大大提高了，这是西晋短暂统一局面所带来的文化融合的结果，诸多文人士大夫云集洛阳相互切磋，棋艺在曹摅《围棋赋》所说的“当无为之余日，差见玩于君子”的休闲娱乐的基础上，向前进化到竞技的边缘了，西晋初年可能有了一定规模和局部的日常象征性的比赛，这样为后来由较量棋艺而衍生出棋品观念的飞跃提供了条件。其实，棋品的概念早在三国时期就出现了，三国魏国的邯郸淳所著的《艺经·棋品》即是其标志。围棋观念的进步，促进了围棋理论著述的完备。至于棋品现象何时风靡开去，从东晋人范汪所撰《棋九品序录》一书，标志着棋品最早出现于东晋时期，而且中国最早的段位出现了，该书中称江虨、王恬为第一品、王导为第五品看，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东晋已有了棋界较为权威性的公认的品棋活动。那么，西晋则是汉魏向东晋两朝的过渡时期，固然品棋现象不可或缺。难怪蔡洪的《围棋赋》写得风采多姿。 【五赋之四：梁武帝·《围棋赋》】 南朝·梁·梁武帝·《围棋赋》：「围奁象天，方局法地。抨则广羊文犀，子则白瑶玄玉。方目无斜，直道不曲。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徘徊鹤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顾，亦冯河而必危。无成术而好斗，非智者之所为。运疑心而犹豫，志无成而必亏。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为防。敌谋断而计屈，欲侵地而无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为强，不让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围而计穷，欲佻巧而行促，剧疏勒之迍邅，甚白登之困辱。或龙化而超绝，或神变而独悟，勿胶柱以调瑟，专守株而待兔。或有少棋，已有活形，失不为悴，得不为荣。若有苦战，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损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东西驰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败亡。虽蓄锐以将取，必居谦以自牧，譬猛兽之将击，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于所忽，功坠于垂成。至如玉壶银台，车厢井栏，既见知于曩日，亦在今之可观。或非劫非持，两悬两生，局有众势，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虽涉戏之近事，亦临局而应悉。或取结角，或营边鄙，或先点而亡，或先撇而死。故君子以之游神，先达以之安思，尽有戏之要道，穷情理之奥秘。」（选自[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是南梁政权的建立者，庙号高祖，在位时间达48年，在南朝皇帝中列第一位。其出生在秣陵，是兰陵萧氏的世家子弟，为汉朝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其父萧顺之是齐高帝的族弟、丹阳尹知事。萧衍早年是南齐的官员，后来起兵争夺天下，创建了南梁，勤于治国，观其一生可谓文治武功了，而其对围棋之独钟的程度在历代皇帝中无人可以匹及。梁武帝提倡围棋，不但亲手原创了《围棋赋》，而且还纂修了《棋品》，使中国围棋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据《隋书》记载，梁武帝撰《围棋赋》一卷、《围棋品》一卷、《棋法》一卷。 综观汉魏两朝时期，围棋理论之所以多能以辞赋形式出现，与这个阶段盛行辞赋、骈体文有直接渊源，同时也造成了琴棋书画之类的艺术赋中的围棋赋问世，进而形成了早期的围棋文学——这在中国辞赋史和围棋史上地位不可或缺的。诸如马融、蔡洪、曹摅、梁武帝萧衍等人的《围棋赋》，既有外在体式的丰富多样，也表现了各具特色的内容，既涵盖了儒道思想，又融兵家、天文、阴阳于其中，总体而言都不失为佳作，而从棋理深度尤以萧衍的《围棋赋》为最佳，全然是一篇很好的赋体棋论。譬如：“尔乃建将军……专守株而待兔”这段赋文骈偶句密不容针、一贯到底，能看出萧衍重视对围棋的竞技性阐述。而且多铺陈棋艺、棋语，不重抒情，这与他精通弈棋、棋登逸品有很大关系。而从“或有少棋……亦临局而应悉”这一部分节奏突然放慢，不像上一部分那样落子频频了，而是直言棋理、骈散相间、抒情成分少了。在棋理中“神游”，洞悉造化、勘破玄奥，微妙无穷也。 围棋别名很多，且都有来历，诸如方圆、乌鹭、弈、忘忧、手谈、坐隐等，是从弈棋的特点来说的，是从围棋是两人的棋类游戏来说的，是从围棋盘和围棋子的外型来说的，是从艺棋的境界来说的，总之命意的角度种种，不一而云。围棋，古代也称为博弈。但，广义的博弈是古代对各类棋弈的总称，包括博、弈（围棋）、弹棋、投壶、塞、樗蒲、藏钩、四维、象戏等；狭义的“博”“弈”是有区别的，“博”仅指博戏或“六博”，“弈”则专指围棋。萧衍的《围棋赋》里“圆奁象天，方局法地”一句中，“圆奁”一词就是围棋的别称。“奁”是古代盛梳妆用品的器具，后来泛指盛放器物精巧的匣子，如棋奁。“圆奁”说明当时围棋制作工艺很精良了。此外，萧衍还对棋形棋图等经验性认识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譬如：赋文中，棋形有“玉壶银台”和“车厢井栏”，基本图势有“方四聚五”和“花六持七”。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萧衍对于棋品的发展功不可没。棋品是一种文化，与体现魏晋风度的“雅量”有关，而雅量又是一种良好的文化品格，一种高雅的精神品质。“雅量”一词来源于是《世说新语》，是指宏阔的度量，为中古时代的士林中人所推重，是汉魏六朝“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尺度。《世说新语·雅量》之九有一个典故：「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裴遐的这种“举止如常，颜色不变”的棋迷状态，简直入境了，即便“暗当”（暗中承受）又何足耳呢。此即当时名士所隆推所崇尚的风度，雅量也。裴遐的遇事不露声色的气量，正是班固所说的“恝而不诛”“虽败不亡”的围棋观、人生观的体现，在萧衍的《围棋赋》里则是“失不为悴，得不为荣”。比如，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谢安听到捷报仍神态自若地对弈。还有三国时吴国的顾邵，下围棋时得知儿子夭折了，仍旧“颜色不变”，《世说新语·雅量》说顾邵“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再有三国曹魏政权的孔融被曹操捕杀时，孔融的两个孩子接到有人通风报信，仍然“弈棋端坐不起”，也是一种雅量。雅量是一种从棋中恝然悟出的人生态度，正所谓“有胜不诛、虽败不亡”。注解：恝：淡然、不经心、不在意的样子。 【三论之三：沈约·《棋品序》】 南朝·梁·沈约·《棋品序》：『弈之时义，大矣哉！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支公以为「手谈」，王生谓之「坐隐」。是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虽复理生于数，研求之所不能涉。义出乎几，爻彖未之或尽。圣上听朝之馀，因日之暇，迴景纡情，降临小道，以为凝神之性难限，入玄之致不穷。今撰录名氏，随品详书。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来叶。』 沈约，南朝史学家、文学家，今浙江湖州德清人，生活于441年-513年之间，历仕宋、齐、梁三朝。《梁书》说：「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虏将军。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诛，约幼潜窜，会赦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起家奉朝请。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兴宗为郢州刺史，引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沈约出身于显赫的门阀士族，史有“江东之豪，莫强周沈”之说。而其幼年丧父孤贫流离的遭遇，致使其笃志好学、博通群籍，出仕于南朝·宋，而其协助萧衍创建南梁政权堪为开国功臣，可谓德高望重，他与梁武帝萧衍的私交甚好。 而梁武帝嗜棋成性，乃至使围棋成了一种“国癖”。比如：梁武帝与一个叫“到溉”下棋的故事，记录在《梁书·到溉传》里：「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或复失寝，加以低睡。帝诗嘲之曰：“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当时以为笑乐。」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今江苏徐州）人，聪敏有才学，声名甚广，常与萧衍对弈。有一次，君臣二人对弈，赌物为到溉家一尊长1丈6尺的奇石，并加一部《礼记》，结果到溉两样都输了，移石于华林园宴殿前，人称“到公石”。此典故为后人津津乐道也。梁武帝时期的著名围棋手，除了“棋登逸品”的梁武帝，还有“围棋上品”的朱异、以及“弈棋入第六品”的到溉，三人间常对弈。 由于梁武帝的倡导，棋风日盛，国家政权所组织的品棋活动出现了。据记载，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年），梁武帝就举行过品棋活动。《梁书·柳恽传》说「恽善弈棋，帝每敕坐，仍令定棋谱，第其优劣」，《南史·柳恽传》说「梁武帝好弈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另外一次品棋活动是在南朝·梁·大同九年至十一年（543-545年），梁武帝诏陆云公校定棋品，《南史·陆晓慧传》：「大同末，（陆）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这次品棋是对以前的棋手品位作校定，核查棋手原有品位是否与现在是否相符，以重新评估段位。而天监年间的品棋是以棋谱来品定的，范围大，覆盖面广，很有代表性，尔后，还严肃地编撰了《棋品》三卷。《棋品》出炉后，梁武帝聘请沈约撰写了《棋品》的序文，即《棋品序》。 沈约，诗文兼备，著有《晋书》《宋书》《齐纪》《高祖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并撰《四声谱》，除《宋书》外，多已亡佚。当时的许多重要诏诰都出自沈约，名重当时的南朝文坛，《南史》称「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钟嵘《诗品》将沈约的诗作定为中品，评道：「梁左光禄沈约。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馀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沈约的《棋品序》篇幅虽不长，但道出了围棋的真谛：“以为凝神之性难限，入玄之致不穷”。 【五赋之五：梁宣帝·《围棋赋》】 南朝·梁·梁宣帝·《围棋赋》：「引如征鸿赴沼，布若群鹊依枝。类林麓之隐隐，匹星汉之离离。蜂起百涂，从横万制，或无厌而反失，或先羸而后济。」 梁宣帝（555年-562年在位），萧詧（519-562年，詧-读音同“察”），字理孙，梁昭明太子第三子。中大通三年(531年)封岳阳王，中大同元年（546年）为雍州刺史。太清三年（549年），兄湘州刺史河东王誉为荆州刺史湘东王绎所攻，因率众伐江陵（今属湖北），败归，遂称藩于西魏。承圣三年（554年），西魏伐江陵，以师会之。江陵平，次年被立为梁主，年号大定。西魏资之以江陵一州之地，上疏称臣，奉西魏正朔。永定二年（558年年），遣王操掠取湘州长沙、武陵、南平等郡。卒谥曰宣皇帝，庙号中宗，有集十卷。梁宣帝，著有《围棋赋》，今可见者，唯存四十四字，存于《艺文类聚》一书。全文看上去意犹未尽，语亦未详，估计只是原文的一段。但梁宣帝将黑白子喻为鹊鸟和鸿雁，确实别出心裁。 围棋的棋子呈黑白两色，且只有黑白之分，没有等级之别，各子地位平等。有人说围棋起源于原始部落对敌作战就地画图的需要，诸如这些论述可供反思：刘向《围棋赋》说“略观围棋，法于用兵”，马融《围棋赋》也说“略观围棋，法于用兵”，桓谭《新论》说“俗有围棋，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疏谓“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有人说源于“尧造围棋，丹朱善棋”教化的需要，诸如张华《博物志》说“尧造围棋，丹朱善棋”。还有人说来自周易。不管怎样，中国进入到文字记载的文明社会以后就有了中华历史，也就赋予了围棋道德教化的意义。不论是魏晋时期的《围棋赋》或其他围棋论著从军事角度，还是从王政立场来解构围棋的功用，围棋实乃经国之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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