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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昂尼德·沙弗雷捷 电站消防队班长，来自白俄罗斯，他的两个弟弟也在消防队。沙弗雷捷是4月25日晨8点和11个同事开始24小时值班的，队长弗拉基米尔·普拉维克是最早死于辐射的人之一。晚上23点，队员们在值班室刚刚和衣躺下，一声巨响震得窗户嗒嗒地响。沙弗雷捷一跃而起，紧急信号几乎同时亮了。在他们奔向消防车时，调度员吼叫着：“核电站起火了。”消防员们一抬头，就能看见烟云，4号反应堆巨大的烟囱好像有一半不见了。 4分钟后，消防队赶到现场，接好水枪，但没有辐射测量仪，实际上他们从未学过怎样在放射性环境灭火，尽管这个消防站是隶属核电站的。普拉维克和沙弗雷捷首先钻进4号反应堆涡轮机车间查看火情，四周一片狼藉，墙壁仍在颤抖，对讲机根本没法工作。沙弗雷捷找到一个电话，想问问电站调度员怎么回事，完全是徒劳。找了15分钟，沙弗雷捷只看到涡轮机车间的沥青屋顶好像要燃烧，就跑出去和4名战士一起顺着外面的楼梯向屋顶爬去。屋顶的沥青发烫，几乎要粘住战士们的靴子。 当沙弗雷捷下来拿另一个水枪时，看到已经完全喝醉了的消防处长列昂尼德·特尼亚尼科夫少校。少校命令他们在屋顶警戒，结果他们在屋顶等了好几个小时，四周落满了反应堆炸出来的石墨，后来才知道它们的后果。事后处长因爆炸后头一个小时的“高超指挥”获得苏联英雄金星勋章，后来又提升为少将。 清晨6点，沙弗雷捷从屋顶下来，第一次感到极度虚弱，点着的烟都像糖一样甜。到29日第一次查血后，他才住进当地医院，后来在基辅的肿瘤研究所接受了骨髓移植。沙弗雷捷得知自己受到的辐射剂量为600伦琴，已经是1990年和一批消防员及孩子到以色列检查的时候了，他被确诊为三度辐射病。 安纳托利·库什宁 基辅军区空军驻基辅防化部队指挥官，1968年参军，上校，事发后在切尔诺贝利工作到5月22日，后来曾任乌克兰防生化部队指挥官。 4月26日早上值班时，库什宁就得知了事故，军区防化部队司令部告诉他：辐射相当严重，但还没有准确数据。上午11：30，库什宁就和军区空军司令尼古拉·安托什金少将驱车前往现场，次日凌晨2：30就看到了核电站上方的一团红光。 当时一共向切尔诺贝利派出了80架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库什宁负责空军人员的辐射安全。他要求直升机飞行员在舱内陆板上铺上石墨垫。并在中途的一个废弃军用机场为直升机和飞行员建立了洗消站。从反应堆上空返回的直升机都用特制的溶液清洗，飞行员也要洗澡，换上新制服和靴子。直升机的发动机无法化学洗消，事后就和一些直升机一起被永久留在30公里禁区内。 直升机上的辐射测量仪记录下了高达每小时500伦琴的辐射，事故头一天机上的测量仪甚至超出了测量范围，因而飞行员必须不断地轮换，后来他们都被送进莫斯科的军医院。与辐射剂量有关的一切都是绝密，格里先科受到的辐射剂量一开始都没敢告诉他。 毕业于防化兵学院的库什宁知道：防化服和面具只能防止吸入过量放射性尘埃，防不了放射性同位素，他的办法是不停地抽烟，烟粒子能吸附一些进入肺里的碘同位素，再一起被呼出来。结果他只受到130伦琴的辐射，第一次查血的结果医生都不敢相信，当然后来他还是称不上健康，经常头痛。 瓦列里·斯塔罗杜莫夫 辐射安全高级工程师，6月6日抵达切尔诺贝利，他的洗消工作小组被称为“屋顶的猫”，从事过最危险的工作，曾任乌克兰放射性废料管理部部长和政府核能利用委员会副主任。 一开始，斯塔罗杜莫夫的任务是翻译两台德国造的机器人的说明书，它们用于清洗4号反应堆的屋顶，然后他参加了有32名核专家组成的“屋顶的猫”小组。这个小组成员主要来自军方，首要任务是检查核电站建筑的牢固性，评估辐射剂量，甚至研究过从反应堆中拆除核燃料的可行性。 最重要的屋顶当然在4号反应堆。8月30日，斯塔罗杜莫夫和同事们爬上屋顶，用手将被爆炸抛出的核燃料组件残片重新扔回反应堆里。一天之内，他们每个人都受到了30到35伦琴的辐射，但入口处的整体辐射水平得以从每小时1600伦琴降到800伦琴。陆军防化部队紧接着从屋顶进入了反应堆废墟，他们很多人受到高剂量的辐射。 斯塔罗杜莫夫受了300伦琴辐射，食道和肠内发现有三处辐射物，不过住院4个月后居然没有太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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