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5)论文发表时间:2010-04-10 13:44学术论文来源:www. 论文发表者:免费论文 点击:145次将子部和史部加以分体并纳入文章总集的做法，具有对文章文体重新分类的意义，同时也扩展了文体学与文学经典的范围。 三、总集叙次与文体、文学观念 如果说《文?返谋嘧爰蟹从吵鲦槲闹行氖贝纳竺乐既ず臀奶骞勰
将子部和史部加以分体并纳入文章总集的做法，具有对文章文体重新分类的意义，同时也扩展了文体学与文学经典的范围。
三、总集叙次与文体、文学观念 如果说《文选》的编纂集中反映出骈文中心时代的审美旨趣和文体观念，那么到了以古文为中心的宋代，文章总集的编纂必然反映出不同的文学旨趣。自北宋以来，《文选》就受到一些非议，如苏轼就曾批评《文选》“编次无法，去取失当”，(63)表达出对《文选》编辑体例的强烈不满。在总集编纂方面，也出现一些走出《文选》模式的风气，如真德秀不满《文选》的编纂，以为未得“源流之正”（《文章正宗·纲领》）。以上我们谈到宋人以子、史入总集，也是对《文选》模式的突破。除了编选的内容，宋人总集的编辑体例也丰富和突破了《文选》的模式。宋代综合性文章总集的编纂大致可分为：以体叙次、以类叙次、以人叙次以及以技叙次诸种体例。 文章总集的文学思想，不仅表现在它所选录作家与文章的名单之中，而且也反映在其编纂体例中，后者往往为人所忽略。文章总集编纂者面对众多的文章，首先必须选择某种方式把它们统贯起来，然后再加以排列组合。编者首先要选择一种要素作为贯串总集的纲，以之起纲举目张的作用。这种要素也就是编纂者首要的关注点和切入点，其深层正是编纂者的文学观念。而以体、以人、以类、以技为纲的不同叙次的总集，则编织成不同的文章网状结构，并给读者以不同的总体感受和印象。 （一）以体叙次，这是《文选》以来的传统模式。六朝以来，综合性文章总集编选的体例基本是采用《文选》模式，宋人的文章总集多数也是用文体分类的模式。除了上述《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几部重要的总集之外，如《圣宋文海》、《古文集成》、《成都文类》、《文选补遗》、《三国志文类》等总集也都是以体叙次的。 但是在宋人以体叙次的总集中，也出现打破《文选》原有文体模式的情况。在中国古代的文体谱系中，文体排列的先后往往暗含着文体的价值高下。《文选》以赋、诗、骚、七先于诏、册、令、教、策、表等文体，宋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宋陈仁子撰《文选补遗》，“以为诏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经济之方略。不当以诗赋先奏疏，矧诏令？是君臣失位，质文先后失宜”。(64)故《文选补遗》以“诏诰”置于书首。《三国志文类》分诏书、教令、表奏、书疏、谏诤、戒责、荐称、劝说、对问、议、论、书、笺、评、檄、盟、序、祝文、祭文、诔、诗赋、杂文、传等二十三门，把诏书置各文体之首，体现了以王权政治为本位的文体价值秩序，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倾向。《文章正宗》虽然不是以体叙次的总集，但它以“辞命”为编首，把“诗赋”置之末类，彻底颠覆了《文选》所排列的文体次序。清代学者王之绩对于以诗赋置之末类的编纂方式评论说：“西山《正宗》亦列诗赋于叙事、议论后，诚以诗赋虽可喜，而其为用则狭矣。”(65)可见以辞命为首，以诗赋为末的次序正反映出宋人实用的文体观念。 以体叙次，即以文体为优先关注点，以文体作为编纂文章的纲，所有的作家作品被系之不同的文体之中。所以，以体分类的总集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各体文章的历时性发展，而时代与作家的个性则被分散和淡化在各体文章之中。这种对于文体的极度重视，正是六朝以来主流的文学思想。这种思想到宋代也一直占据主流。宋代文体学发展最值得关注的，是辨体意识的普遍高涨。辨体批评，成了这个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并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因此，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坚持文各有体的传统，主张辨明和严守各种文体体制。如倪思（正父）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66)王正德《余师录》卷2：“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工拙。”总集以文体叙次，正体现出“文章以体制为先”的传统观念。 （二）以人叙次即以作家为序，各体作品系之作家名下。(67)这种方式包括以时叙次，即按时代——作家——各体文章的次序来排列的。《宋文选》收录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王禹偁、孙复、王安石、余靖、曾巩、石介、李清臣、唐庚、张耒、黄庭坚、陈瓘北宋十四家作品。吕祖谦《古文关键》收录韩文、柳文、欧文、老苏文、东坡文、颖滨文、南丰文、宛丘文共八家。汤汉《妙绝古今》收《左传》、《国语》、《孙子》、《列子》、《庄子》、《荀子》、《国策》、《史记》、《淮南子》、扬雄、刘歆、诸葛亮、韩愈、柳宗元、杜牧、范仲淹、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共二十一家。此外如魏齐贤、叶棻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也是以人叙次，收录宋代之文五百多家。虽然以时叙次和以人叙次不完全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楼昉《崇古文诀》收录先秦文、两汉文、唐文、宋文，整体上是以时叙次的，但书中的作品，则以所属之时代作家为序，所以实际上也可视为以人叙次的。 以人叙次的关注点从文体转移到不同时代与作家的创作个性上。这种总集给人们的印象不是某一文体，而是在具体时代背景下某一作家的个性与成就。各种文体的重要性已经被淡化，并被时代与作家的个性所掩盖。以人叙次和以时叙次的结合，具体地体现出编纂者的文学史观。 （三）以类叙次，即从文章功能着眼，把各体文章加以归类，按类加以编排。真德秀《文章正宗》采用功能归类法，把各种文章归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辞命类“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周天子谕告诸侯之辞、列国往来应对之辞，下至两汉诏册而止，”收入诏、告、谕、赦令、赐书、遗书、玺书、丹策、赐策、策问等“王言之体”的文章。议论类“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谏争论说之辞、先汉以后诸臣所上书疏封事之属，以为议论之首。他所篡述，或发明义理，或旉析治道，或褒贬人物，以次而列焉，”收入疏、对策、奏、对、封事、论、谏、上书、书、议、表、原、说、读、辨、赞、赠序等文体。叙事类“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收入碑志、传、行状、记、序等文体。《文章正宗》诗赋类只收诗歌而不收“辞赋”，也不收律诗。除了古诗之外，还收入箴、铭、颂、赞、乐歌、琴操等。《文章正宗》归纳了原先各种体裁功能上的共通处，以简驭繁，打破了《文选》以来总集文体分类的传统模式，反映出全新的文章分类观念，这在文体学史上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文章正宗》的文章归类是以文体功能为标准的，所以同一种文体的作品，因为功能不同，会被分别归入不同的类型之中。如同为序体，韩愈《送许郢州序》、《赠崔复州序》、《送郑尚书序》、《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石处士序》、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诸篇收录卷15“议论”类，而韩愈《张中丞传后序》、《赠张童子序》、柳宗元《愚溪诗序》则与记体文章同列，收到卷21下“叙事”类中。《文体明辨》在论序体时已注意到真德秀这种特别的处理方式：“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宋真氏尝分列于《正宗》之编。”(68)这种方式也打破了《文选》的惯例，并为后世一些文章总集所采用。 以类叙次的方式体现了宋人“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真德秀《文章正宗·纲领》）的观念。它的关注点既不在文体，也不在作家个性，而在文章的“世用”。《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说：“《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69)强调《文章正宗》在传统总集之外别创一途，这是有眼光的，但《文章正宗》不仅“别出谈理一派”，而且还开创了一种迥异于《文选》编排体例的新传统。如果说《文选》是以文学性为文章的本位，那么，《文章正宗》则是以实用性为文章的宗旨。重视文章的实用性无疑是宋人普遍的风气，而真德秀把这种风气推到极点，形成了与《文选》鲜明的对立。当然，真德秀矫枉过正地强调文章的实用性，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可谓利弊兼具：其缺陷是明显的，其特色也是明显的。真德秀的文体分类也是既有其长，又有其短的。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凡例》：“《文章正宗》义例精密，其类目有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古今文辞，固无出此四类之外者。然每类之中，众体并出，欲识体制，卒难寻考。”(70)《文章正宗》把文章归为四类，有很强的概括性，以少总多，这是其长处。但是“每类之中，众体并出”，各种文体的渊源流变与体制特性被隐蔽在总类之中，则不免令人“卒难寻考”了。 本文来源于CSSCI学术论文网:http://www./ 全文阅读链接：http://www./literature/gjdwx/50901_5.html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