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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奕军
提起程家柽,也许当代人知之甚少，然而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却是举足轻重、功勋卓著的人物，正如同时代的民国元老张继所言:“中山(孙中山)提倡革命者也，克强(黄兴)实行革命者也，韵荪(程家柽)组织革命者也。”
张继之所以把程家柽与孙中山、黄兴并列，其理由是“向使学界而无韵荪，则中国同盟会必不能以成，北京而无韵荪，则吾同志死者必不可胜数。完全终始，一手维持，韵荪大矣，然而韵荪不言矣。”由此可见，程家柽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何等重要!其品格、境界和情操又是何等高尚！
那么，程家柽究竟是何许人呢?
孙中山的患难之交
程家柽，字韵荪，安徽休宁人，生于1874年，书香世家出身，早年中过秀才。宋教仁说他“貌俊伟,须眉奕奕”。1897年，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两湖书院。1899年，经张之洞和两湖书院选送，程家柽获得官费出国留学，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农科。
半年之后，经一位侨居日本的广东香山籍商人相助，程家柽得以同孙中山晤面，从此踏上民主革命之路。
与孙中山结识之前，程家柽一直以为，孙中山乃革命领袖，其所领导的兴中会理应成员众多、声势浩大，可出人意料的是，此时兴中会的很多会员已受到改良派领袖康有为的影响，纷纷投向“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革命为宗旨”的保皇会。
当此兴中会最困难、孙中山深感无力回天的时刻，程家柽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兴中会，支持孙中山。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之理，及五权分立，暨以铁路建国之说，是程家柽“闻所未闻”的真理，令其大为折服，他表示要坚定地追随孙中山，“欲树党全国，以传播之”。
程家柽加入兴中会以后，孙中山大为兴奋，把程家柽视为知己。
促成“孙黄合作”，参与创建同盟会
1902年，程家柽与张继、秦毓鎏等20余人在东京发起组织青年会，宣传革命。众多立志革命的留学生，如日后成为国民党大佬的钮永建、吴稚晖等都是在程家柽的荐举之下与孙中山相识，进而投身革命的。就连后来对创建民国居功至伟、大名鼎鼎的黄兴，其与孙中山“携手共创民国”的“孙黄合作”，也是由程家柽一手促成的。
黄兴于1902年留学日本，1903年，由于沙俄拒不遵约撤走侵占中国东北的军队，并向清廷提出七项无理要求，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4月29日，由程家柽与秦毓鎏、叶澜等发起，在东京锦辉馆召开留学生大会。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东北前线与沙俄侵略军作战，当场就有二百余人报名参加，其中就有从湖南来的黄兴和刘揆一。
黄兴、刘揆一均系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对国家民族危机深切关注。程家柽非常欣赏他们，经常就孙中山的革命救国道理及方式与他们倾心畅谈，从此，他们对孙中山由认同到信服，再到敬仰和崇拜。
黄兴毕业后回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2月15日，与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陈天华等在湖南长沙成立华兴会，被推举为会长。华兴会原定于11月16日在长沙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消息泄漏，黄兴被迫再度流亡日本。
1905年6月24日，由宋教仁主持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在东京创刊。1月22日召开集资办刊动员大会，会上报名入股的有30余人，可是交纳股金的却寥寥无几，为此，3月19日，杂志社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宋教仁要求大家出钱出力，共渡难关。会上，担任编辑长（总编辑）的陈天华当场提出辞职，甚至有人干脆提出解散杂志社。当此刊物未及出生便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刻，程家柽挺身而出，毅然挑起编辑长的重担，与宋教仁并肩坚持杂志社的创建工作，从此两人结下了至死不渝的友情。
《二十世纪之支那》以“提倡国民精神，输入文明学说”，“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为宗旨，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受到日本政府的关注。第二期因为刊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抨击日本的侵华政策，触动了日本政府的隐衷，尚未发行即遭到日本警察的封禁和没收。程家柽为此险些入狱，有幸得到大隈重信、犬养毅等日本人的帮助，为其排解，方得以免除牢狱之灾。
不久，孙中山在众人的期盼下，从美洲来到日本。7月28日，程家柽立即邀集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白逾桓、田桐、张继、但焘、吴晹谷等人，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同孙中山会晤。这是黄兴与孙中山两大领袖的第一次会晤。孙中山和众人就革命团体联合之事进行了磋商。程家柽认为革命洪流已到了汇聚之时，各方团体应精诚团结，同舟共济。7月30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领袖及主要成员在东京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推举程家柽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张继、马君武等人负责起草会章。
8月13日，一场规模盛大的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在东京富士见楼举行，到会者达千余人，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大会上，程家柽充满激情地指出：“法国不仅有一拿破仑，美国不仅有一华盛顿。先有无数的拿破仑、华盛顿，而此有名之拿破仑、华盛顿，乃始能奏其功，故今日吾国不可专倚赖孙君一人。人人志孙君之志，为孙先生之为。中国庶克有济。”
对于革命形势，程家柽也做了一番精辟的阐述，充分展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国人革命之心，自明亡国，秘密结社，到处皆是，惟各自分立，不相系属，其势弱微，不克大举。譬之太平天国洪、杨之军，所以与湘、淮之冲突者，盖以三合会与哥老会、安清道会先未相通也。观于苗霈霖、张宗禹之与太平，同为清廷之仇敌，而不能联为一贯，则其事可以知矣，曾国藩、李鸿章何能为哉？必其联合留学，归国之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义旗一起，大地皆应，旬日之间，可以唾手而摧虏廷。若兵连祸结，则外人商业必受损害，而戎马倥偬，军士非尽受教育，则焚教堂杀外人所不能免矣。外交牵涉，国难骤立。今留学既众，曷若设革命本部于东京，而设分部于国内通商各口岸，他日在东留学，毕业而归，遍于二十二省，则其支部之设，可以不谋而成。”
众人听后，鼓掌之热烈“上震屋瓦”，孙中山更是尤其兴奋和喜悦。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近三百人。会议进行之中，突然有人诘问孙中山：“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告我。”
孙中山立时惊愕，正不知如何回答时，程家柽嚯地起身，越席而立，凛然答道：“革命者，国人之公事也，孙先生何能为君主民主？唯在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孙先生以帝王民主也。”程家柽的机智应变，很快让孙中山摆脱了尴尬的局面，保障了同盟会成立大会的顺利进行。
随后，大会通过了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公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长。久居日本的程家柽，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被推为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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