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发在06年第6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论文其中的一部分。请大家多多指教！
依小说中卫老婆子所言，祥林嫂是瞒着她婆婆逃到鲁镇来的，这几乎已成定论。何况文中还有独立成段的这样一句话：“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但问题是：谁的“诚然”，被谁“证实”？从上下文来看，“逃出来”是卫老婆子所说，人们“猜想”的“证实”也还是以卫老婆子的话为据的。用同一个人来证实她自己所说的话，未免也太荒谬与不足为信了。那么，卫老婆子的话以及这段暖昧的叙述是否可靠呢？只要仔细阅读文本，便不难发现其中太多经不起推敲的叙述与漏洞。
首先，逃跑地点的选择问题。祥林嫂逃往的地方是鲁镇，这与卫老婆子是她的中人而卫老婆子的婆家又在鲁镇不无关系，但小说曾明确交代过卫老婆子是祥林嫂婆家的邻居，按照生活的常识性逻辑，祥林嫂如果真想逃出卫家山的话，难道就不怕卫老婆子向婆婆告密再把她抓回去？这么简单的问题祥林嫂是否也没有考虑到？其次，从“厉害的婆婆”这一方面说，即便真如卫老婆子所言，祥林嫂是瞒着婆婆逃出来的，难道管教一向严厉的婆婆就看不出半点出逃的迹象来？而在小说中，祥林嫂的婆婆给人的印象是“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用卫老婆子的话说，“是个精明强干的女人”。能说会道的卫老婆子回到娘家跟不善言辞的祥林嫂交往，她的厉害的婆婆竟浑然不知，也是不可思议的。再从卫老婆子这一方面说，即便是祥林嫂瞒着婆婆求卫老婆子荐地方，经常回娘家的卫老婆子，就一点不知道祥林嫂出逃的事情，而且也不怕得罪“自己母家的邻舍”？可以想见，试图遮掩而破绽百出的出逃说背后存在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这阴谋的对象自然是顺服而少言的祥林嫂，而主角则离不开卫老婆子和祥林嫂婆婆这两个同样为人精明而又能说会道的女人。
祥林嫂的“出逃”时间在小说中也是别有意味的。祥林嫂“是春天没了丈夫的”，而她第一次来到鲁镇的时间恰值冬初之际，这期间隔了夏秋两个季节、整整大半年的时间。如所周知，夏秋季节是南方农村的农忙时节，人们常说的“双抢”便是在这一时候，而冬季在农村来讲相对是一个闲暇时节。如果祥林嫂真想出逃的话，她的最佳时机应该选择在夏秋的农忙时节，因为生产最忙碌的时节也是婆婆最不得闲而看管也最松懈的时期，但她的出逃却恰恰是在农村最清闲而婆婆看管较严的的时期，这是不合常理的。另外一个疑点是，新年刚过她婆家就来人将其劫了回去，这样，祥林嫂在鲁镇呆的这段时间正好是整整一个没什么农活可干的冬季。这是否又仅仅是一种巧合呢？
祥林嫂婆婆过来向四叔家要人的解释看起来是合乎乡村实际的：“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虽然这只是祥林嫂婆婆搪塞鲁四老爷的托辞，不过看来倒也在情在理。从祥林嫂婆婆合乎生活实际的解释中，我们倒可以合乎实际地得出一种更真实的解答，这就是前文所说的祥林嫂从童养媳时期就被当作役使工具的劳动力价值。如果说四婶留用祥林嫂是看中她干活抵得上男子的劳动力价值，祥林嫂婆婆的要人理由与四婶何尝不是一致的呢？不过一个是有偿租用，一个是无偿使用而已。这样，对祥林嫂来说极不合理的“出逃”时间在精于算计的祥林嫂婆婆那里就变得极为合理了。祥林嫂已经帮她忙过了一年中最繁忙的夏秋季节，如果在闲暇的冬季再把已没多大使用价值的祥林嫂留在家里，对“小户人家”的家境而言，增添的只是多一张嘴吃饭的负担而已。在底层社会的穷困家庭，对于没有血缘亲情关系而只有使用价值的童养媳而言，家长们考虑最多的，也只是如何将其生产力价值最大化的问题。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谋生利益的实际考虑要远远高于一切道德文化的虚名承担。所以，如果祥林嫂在农闲时节离开家而去为有钱人家帮忙的话，不仅会减轻家里的负担，还能在她身上榨取点剩余价值。虽然婆婆对新寡的祥林嫂不便直说，但这的确可以称得上一个绝妙的如意算盘。联系下文，事实也的确如此，祥林嫂在鲁镇打工的收入毫无疑问的全归了她婆婆所有：“于是清算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这一切似乎都是在祥林嫂来鲁镇之前就预谋好的。但祥林嫂婆婆的谋划显然还不止于此。卫老婆子在后来因为喝醉酒而无意说了实话：“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家墺的贺老六的”。据此可进一步推断出，祥林嫂婆婆将祥林嫂卖到贺家墺的打算也是在来鲁镇之前就安排好的，否则，她不可能将祥林嫂劫回去短短几天内就找好新的人家转卖出去。这种时间安排上的精打细算可谓是天衣无缝：祥林嫂的“逃出”正好是农闲时节，将其卖去也正好是大儿子死了一周年之际，而用卖祥林嫂得来的钱来为第二个儿子娶媳妇又正好过了大孩子的周年，免了婚丧之事的禁忌，也可谓正当其时。
时间的戏剧性设置让人觉得祥林嫂的“逃出”更像是“骗出”。如果说拿主意的是家里的主子祥林嫂婆婆的话，那么卫老婆子就是一个帮凶。小说提到，卫老婆子是隔三差五、经常回娘家的，那么，其在乡间惯做中人的职业掮客身份在她的娘家自然也是无人不知。另一方面，对祥林嫂婆婆的为人，卫老婆子肯定也是十分清楚。卫老婆子同样是一个精于算计而又能说会道的人，不然也做不了中人。她在酒后与四婶的对话充分暴露了这一点：“倘许给本村人，财礼就不多；惟独肯嫁进深山野墺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只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下十多千。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这段关于“好打算”的惺惺相惜的精彩论述，说的是祥林嫂婆婆的精明，却生动地刻画出卫老婆子自己精于算计的本相。而就是这样一个精明的女人，难道不知道将祥林嫂带走得罪祥林嫂婆婆这样一个厉害女人的后果？——毕竟，她的娘家在卫家山，还需要经常回去走动走动。为了祥林嫂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得罪娘家人，利大还是弊大？如此简单的利害关系对做中人的卫老婆子而言，是必然要考虑的。因此，卫老婆子所说的祥林嫂瞒着婆婆的辩词，不过是推托责任的谎言而已。
再从当时祥林嫂婆婆将祥林嫂劫走的情况看，祥林嫂被两个山里男人捆上船后，“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老婆子”。镇里人“不认识”的是祥林嫂的婆婆，卫老婆子与她的同时出现说明，策划绑架阴谋的就是出于这两个气味相投的女人。而到第二年新正将尽，喝得醉醺醺的卫老婆子给鲁四老爷拜年时说的话，则将她那丑恶、伪善的嘴脸充分暴露了出来。在四婶表达她对祥林嫂的同情时，她则极力为祥林嫂婆婆辩护：“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什么？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这番酒后真言也再次证明，卫老婆子介绍祥林嫂做工不是什么出于同情心，将祥林嫂带走时也并非不知实情。阴谋的背后，是可怕的金钱利益，而非可怜的同情心。卫老婆子的伪善在第二次领祥林嫂来时表露得更为明显，她先是“显出慈悲模样”，在四婶出于同情答应后，卫老婆子则“仿佛卸了一肩重担似的嘘一口气”。文末的一句话含蓄而有力：“然而她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卫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寥寥数笔，一个丑恶的乡下掮客形象就如在目前了。
再回过头来看祥林嫂本人，如果真是从卫家山逃出来的话，那么文本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叛逆性与她的老实本分明显不符。而且，出逃的理由是什么？在恋土恋家的旧乡村，一个女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轻易离开熟悉的乡土而孤身到陌生的地方去冒险的。如果说沈从文小说中萧萧的预谋出逃是被华狗诱惑后的恐惧与模糊的“自由”梦，那么，只知道整天做活、驯顺安分的祥林嫂虽然在家不幸福，但有无值得冒险去出逃的绝对必要？更大的疑点则如上文所分析的，祥林嫂真想逃出卫家山的话，她不可能逃到卫老婆子所在的鲁镇去。与祥林嫂类似的一个例子是叶绍钧的《一生》，主人公也是一个从婆家逃出来的媳妇，她逃往的是一个无人所知的地方，这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所谓的祥林嫂瞒着婆婆“逃”到鲁镇完全是一个阴谋，而这个阴谋的主角正是她的婆婆和卫老婆子。在她婆婆的授意下，制造一个伪装不知情的假象，而让蒙在鼓里的祥林嫂背上了出逃的罪名，这又为后来将祥林嫂抓回并卖给他人提供了口实。而在祥林嫂婆婆与卫老婆子的合谋下，祥林嫂被预设的自由生活自然不会为期太长。如此的结果是，祥林嫂婆婆一举多得，卫老婆子也是从祥林嫂婆婆与鲁四老爷那里两面捞了不少好处。
在将祥林嫂劫走之后，祥林嫂婆婆心愿已了 ，但卫老婆子这边还有点小小的“麻烦”，于是在午饭之后，卫老婆子就来为她的“真上当”辩解来了，这对能说会道的卫老婆子是易如儿戏的：“阿呀阿呀，我真上当。我这回来，就是为此特地来说说清楚的。她来求我荐地方，我哪里料到是瞒着她婆婆的呢。”巧舌利口之下，谋害者似乎成了受害者，所有的责任也全部推到了祥林嫂的身上。“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对不起主顾”，谁又能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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