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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很小的时候，由于家里兄弟多，父母肩头的担子非常的重，特别是在城市生活，吃粮、油、肉、蛋包括豆腐都要各种不同的票据。“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一群如狼似虎的小子，迫使家里在生活上是计划了再计划。平时，就是吃上一次油条，端午节吃鸡蛋，就需要严格的按人分配。说起过年，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每次过年的年饭桌上，父亲总会老生常谈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没钱买肉过年确又爱面子的人，每次出门前用肉皮抹抹一嘴油给人一种吃了肉假象,结果有一天他正在街上转,老婆喊,你抹油嘴的肉皮被宝贝猫咪叼走了。 事实上我家过年的肉也是少得可怜，父亲认识食品公司一个熟人，那时候食品公司可是棘手可热的单位，有了这种“关系”，家里能买个猪头，一副猪下水，再割上二斤肉，就算过了一个不错的年了。那时候的年饭往往素菜居多，荤菜几乎是“大海捞针”。通常，父亲总是不舍得吃，母亲总要挑着往父亲的碗里夹。饭桌上，上有老——爷爷奶奶，下有小——四个楞小子，父亲多少也有点尴尬。显然，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不动筷子，平时难见到的菜肴会很快被几个“如狼似虎”的孩子抢个精干。用今天时髦的说法，菜盘子很快就成了“光碟”.也正是这样，培育锻造出了我家一个个“食肉科动物”，或者说我们生来对肉就有着很深的“阶级仇恨”，不把它报销干净断然是誓不罢休的。我的姥姥她老人家在作古前的病床上一顿就能吃完半个卤猪脸，我的大侄子在大约十岁的时候一人就能干掉一整只的烧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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