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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巨匠 阿马蒂亚·森和福利经济学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印度人。1933年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应。在三一学院继续停留四年之后，他回到了印度德里经济学院任教，直至1971年再次赴英，在牛津大学任教十七年。1977年成为牛津大学教授，1989年到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 森是第一位亚洲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他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为印度 和大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样，阿马蒂亚的学术视野是十分宽泛的，但真正奠定他在经济学和哲学界的地位的，却是在研究灾荒成因、贫富悬殊原因、如何衡量贫困以至福利经济学等方面。阿马蒂亚自己获悉得奖后解释自己工作时说："你不能凭富裕和繁华判断一个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这句看似简单的肺腑之言，深刻昭示出他1993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被称为"沉闷科学 (经济学)的良知"，确非溢美之词。 在印度完成了他早期的大学教育后，森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继续其学业，森从师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于1959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三一学院继续停留四年之后，他回到了印度德里经济学院任教，直至1971年再次赴英，在牛津大学任教17年。1977年成为牛津大学教授，1989年到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 早在50年代求学剑桥时，当时阿马蒂亚·森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琼· 森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属于现今为数不多的几个横跨多学科的经济学家。不仅如此，由于对社会底层人民以及道德的关切，他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概括地说，森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对社会选择理论的深入研究及拓展。在森之前，社会选择理论由于阿罗不可能定理而几乎被逼入了死胡同。森在多方面提出了走出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可能途径，并由此为社会选择理论开辟了新的天地。因此，森的名字几乎成为70年代后社会选择理论的代名词。 第二个：贡献是揭示了帕累托最优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帕累托最优一向被经济学家奉为圭皋，被认为是在容纳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对社会最优的最佳描述。森反其道而行之，证明在满足少数几个公理的前提下，帕累托最优和个人自由是不相容的。和阿罗不可能定理一样，此结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得到了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广泛反响。 第三个：贡献是提出了全新的福利和贫困指数。以往衡量一国福利的指数仅仅是人均国民收入一项。森指出，国民收入不是衡量一国福利的终极指标，只有创造这些收入的能力的集合才是这样的指标。他不仅在理论上澄清了这个问题。而且积极参与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使其成为多个国际组织衡量各国发展水平的指导性文件。同时，他由为数不多的公理出发，推导出一个反映一国贫困水平的合理指数。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创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 第四：森的突出贡献还反映在他对饥荒的研究上。前面的几项研究奠定了森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对饥荒的研究，森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会被传播到经济学的象牙塔之外。森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权利假说(Entitlement Hypothesis)。根据这个假说，饥荒可能不是因为食物的总体短缺造成的，而是因为获取食物的权利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 处于社会底层的贫民由于相对收入的急剧下降而失去换取食物的权利，从而成为饥荒的主要受害者。他的这一假说对世界范围内的反饥荒努力提出了挑战，其影响广泛而深远。最后，森还非常关注伦理问题，对主流经济学对伦理的忽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一点虽然没有被诺贝尔奖所提及，但却是森本人的终极关怀之一。 总结起来，森的研究以对社会公正及道德的关怀为主线，从社会选择的纯理论到发展经济学的经验研究，在一系列重大的经济问题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之无愧的。 森虽长期居住于英美两国，但从未放弃他的印度国籍。因此，他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他得奖的消息传至印度，总统和总理分别给他发去贺电，称他为印度的骄傲。阿马蒂亚·森的家人和同胞们也为他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骄傲。他87岁的老母亲阿米塔·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她得知这一消息时的第一反应是感到震惊，之后激动地流下了欢喜的眼泪。印度国内对阿马蒂亚·森获奖一事反应强烈。印度工业协会专门为此事发表了一项声明，称这是每一个印度人都应该感到骄傲的时刻。 现年69岁的阿马蒂亚·森实在可以说是貌不惊人，个子不高、衣着随意，既缺乏高贵冷峻的气质似乎也没有一般学术大师儒雅自如、高屋建瓴的风度，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头。森用他一生的时间频繁地穿梭于他的祖国印度和英国、美国之间。他是剑桥大学三一(Trinity)学院第一个非不列颠人的院长，同时还是哈佛大学哲学和经济学 他的言论在亚洲得到了承认。上万人涌到加尔各答体育场庆祝他的获奖。许多新生儿都起名为阿马蒂亚Amartya(寓意流芳百世)。亚洲的领导人都迫切要与他见面，包括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他认为森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奖金促成了西孟加拉财政官员承诺建立8000所小学。他一生都渴望去改变世界上穷人的现状，他目睹了1949年孟加拉饥荒。他决定用获得的94万美元奖金中的40万美元建立两个信托基金，一个在印度，另一个在孟加拉。他以少年时代以后的家乡普拉提奇(Pratichi)给信托基金命名，其旨在扫除文盲和愚味，建立改善基本健康保障体系，特别防止危害妇女尤其是少女健康的情况。"有钱是很好"，森先生说，"但如果我有更多的钱，我不认为我会生活得更好，倘若我再得到大奖，我将全部投入到信托基金中去。" 森得奖是印度几代经济学家积累的结果。印度是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这为印度学者顺利地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圈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迄今为止，在海外稍有名气的中国裔经济学家都集中在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面，这和他们还不能驾轻就熟地应用英语有很大的关系。森成长在英语环境、并与英国保持特殊的关系，使得印度学者较容易理解主流经济学问题，并很快地融入其中。 除了森之外，在英、美还有许多著名的印度经济学家，如达斯噶普塔(Dasgupta)、巴格瓦提 (Bagwatti)、阿克洛夫(Akerlof)、巴丹(Bardham)等。他们所从事的都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这不等于他们不关心自己祖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他们能够立足于主流经济学，并将之应用到对印度的研究中去。相比之下，多数华裔的经济学家则局限于就中国而研究中国，从而无法对主流经济学做出创建性的贡献。 森的得奖对在中国国内工作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激励。森对社会选择理论的重要贡献大多是他在印度任教时做出的。因此，是否在主流经济学的根据地如英、美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国际学术界保持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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