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子
听说牡丹江畔的宁安市正筹建商业步行街，其中规划之一坦公广场，是根据清初流放此地（宁古塔新城）的明末兵部尚书张缙彦的生活创意而成的。构建坦公广场无非是为了一种纪念抑或一种可能的忘怀，当然也不排除当地部门借此招商引资的目的。在如今多重价值取向并行的时代，意义也变得多元了。张缙彦若知道自己已成为他当年流放之地的一种“资源”，该不会有何异议吧。
我想，即使是在当地也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位三百多年前在宁古塔名噪一时的流放文人（姑且称他为文人吧）。毕竟是“寂寞身后事”，记忆与淡忘总是一线之隔。不期然的，我想起了去年曾去过的白园。在伊河两岸，一侧是游人如织的龙门石窟，一侧是清静、冷寂的白园，且仅仅是一河之遥。在白居易的墓前，我真的很想叹息，但是我没有。我看到圆冢上，一簇簇蓬勃开放的灿然的迎春花，还有他朗照千古的诗文勒石成碑排立两侧，还有背后的香山寺清音袅袅……也许，他们对所谓的寂寞并不如我般耿耿于怀，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装饰性的看客和表情化的慰藉。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曾独自来到安静的白园，并在墓侧陪乐天居士夜宿一晚。是啊，让懂的人懂，让不懂的人不懂，其实就这么简单。
那么，记忆与淡忘之于张缙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拨开历史的帷幔，张缙彦展现给我们的是他复杂多变的身份：明朝官员、义军俘虏、清朝官员（贰臣）、流民、文人。这缘于他生活的那个动荡的年代，还是归咎于他飘移不定的内心？也许都有。
2．风雨晚明
张缙彦的生平见诸文字不多，《清史列传》中千余字也多是介绍他在明清交替之际的活动，因而多是贬斥之词，且将他纳入“贰臣传乙”。我总想从他的家世背景与成长经历中寻找影响他性格与人生走向的因素，却因资料匮乏而不得。
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的张缙彦，河南新乡人，原字濂源，号坦公、大隐、菉居先生、筏喻道人，流放宁古塔时又自号外方子。据传他生有夙慧，五、六岁学书，十岁即能文。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中举人，崇祯四年（1631年）三十三岁时中进士。历任陕西清涧、三原知县，后入京为户部主事，累迁翰林院编修、兵科都给事中，十六年（1643年），当李自成大军势如破竹逼近京师时，原兵部尚书冯元飚称病离职，庄烈帝于是“超擢缙彦为兵部尚书”（《清史列传》）。
众所周知，当时的晚明王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从某种意义上说，崇祯帝的确不能算是一个昏庸之君，但无论其怎样励精图治，生不逢时的他都逃脱不了亡国之君的命运，都注定在历史的一个春天里走投无路。而事实上，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张缙彦也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而且他在命运所挟持的无能为力中，在选择生存还是忠义的问题上，终究选择了前者。三月，李自成大顺军攻陷北京，明亡。“缙彦与大学士魏藻德率百官表贺，素服坐殿前”（《清史列传》）。我们应该相信，在当时进退维艰的困境中，他的内心也必定是犹豫、矛盾和充满凄凉的，但他还是做了令人不齿的妥协，回应了生存的召唤。
四月，清兵入关，义军兵败退出北京，张缙彦乘机逃归故里。不久，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弘光帝。张缙彦闻听驰疏，意气风发地称“集义勇，擒伪官，收复列城”，十月，弘光帝授其原官，总督河北、河南、山西军务，听便宜行事。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清军都统叶臣征讨山西，率领军队过河北时，张缙彦曾诣军门纳款，巡抚罗绣锦促其赴京，张缙彦佯称足疾，说等痊愈后再入朝，暗地里奔赴河南。不久，罗绣锦听说他已接受明福王三省总督之职，便没收了他留在新乡的家产，上奏说张缙彦“拥兵河上，观望游移，人心惊惑”，“阴是阳非，捉摸不定”。清廷命豫亲王多铎帅军平定河南、江南，擒拿张缙彦。张缙彦只好隐藏在六安州商麻山中。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洪承畴派总兵黄鼎入山招安，张缙彦于是赴江宁（南京）纳款，上缴总督印，洪承畴上疏举荐他。五月，张缙彦赴京。
这应是他命运中的又一次屈服。五岁即学书的张缙彦不可能不知道《论语》中“临大节而不可夺”的至理，但他没有杀身成仁。他的内心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他最终没能成为史可法、顾炎武式的忠义志士，又几次游离于明、清与义军这间，举棋不定，于传统的伦理与道德来看，他显然是不能被原谅的。
更为尴尬的是，清王朝因他是在“江南大定”之后投降，不予录用。又过了六年，直至顺治九年（1652年），五十四岁的他经同乡河南巡抚吴景道举荐，才“诏拟酌用”，于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授山东右布政使，十一年，迁浙江左布政使，十五年，诏为工部右侍郎。十七年（1660年）二月，清廷以“不能实心任事”，降补为江南徽宁道。同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大学士刘正宗，称张缙彦是刘正宗的朋党，为刘正宗文集题序中写有“将明之才”，“词诡谲而心叵测”。御史萧震又上疏弹劾张缙彦身为明朝尚书，却为“闯贼”开门纳款，“归诚后，仍不知洗心涤虑”，在浙江任上，编刊《无声戏》二集，自称“不死英雄”，“煽惑人心，为害风俗”。最终张缙彦以“巧辩欺饰”、“情罪重大”拟斩，后从宽免死，革职，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
清史专家张玉兴认为，忠义与叛贰两大人群的同时出现，成为明清易代之际的一大奇观。明清交替也是酿造悲剧的时代。“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这是《清高宗实录》中解释为何在国史中设“贰臣传”的原因。对张缙彦来说，回避个人历史上的这样一个污点是多么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时隔三百多年，回望这段历史，虽然时间并不久远，却充满迷离的色彩。巨大的空缺，让我们看不清他的来路，他内心深处似隐似现的语言，让我们看到他更加难以解读的背影。
流放这一年，张缙彦虚龄已六十有二，对于一个已过花甲之年的人来说，流徙于荒寒的极边之地，能否终老故土更不得而知，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另一个悲剧。(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