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贰臣”辨

文化龙乡 2015-03-10

展开全文

清朝“贰臣”辨
李治亭

关于清朝“贰臣”的评价，长久以来，曾是关联现实政治的一个敏感话题；如真正展开学术讨论，它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难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该争而不敢争，讳莫如深。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大解放，价值观念随之大变。“贰臣”不再是学术的禁区，于是，各种说法层见迭出，争议由此而起。

最尖锐的一种意见，斥责“贰臣”为叛徒、汉奸；肯定清朝创立“贰臣传”完全正确。当然，也有学者不赞成这种极端说法，主张用“功过论”来评价他们。说法种种，各有所主。否定者虽无多，但尤其发人深思。

我就不赞成用政治化的标准来评价“贰臣”，反对给他们戴上诸如“叛徒”之类的政治帽子，还是应当回到学术研究的范畴，以辨真伪、明是非。

据此想法，作“贰臣”辨，与诸同好共勉。

一、“贰臣”的定义及其文化内涵

何谓“贰臣”？始作俑者，乾隆帝对此有明确的定义。

乾隆四十一年（1777）十二月，乾隆帝下诏，命国史馆立“贰臣传”，为“贰臣”者撰写传记。他在此诏书中，明确地给“贰臣”下定义，曰：“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简言之，“以其身仕两朝”之人，谓之“贰臣”。古人有一仆侍二主、一臣事二朝等语，指的就是乾隆帝所定的“贰臣”。实际就是明清兴亡历程中降清的原明官吏。

乾隆帝将这批人定为“贰臣”，确系他的一大发明。他声称：特立“贰臣传”，以“补前世史传所未及也”。的确，从《史记》到历代修史者，积24史，从不曾设“贰臣传”；这并非说历朝历代没有清朝所说的“贰臣”这类人，恰恰相反，每到新旧王朝交替之际，那些行将灭亡的王朝中一些官吏，总是要投入到新兴的王朝中去任职。这批人称“贰臣”，也是名符其实。可惜，所有参修24史的史臣、皇帝，竟没有一个想得出“贰臣”的名目，更无人设想为“贰臣”立传，在官修史书立这一子目，无疑是乾隆帝对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新。在他的督令下，《贰臣传》真的编纂成功了。分为甲编，收入“贰臣”51人；乙编收69人，两编合计120人。民国人编辑《清史列传》，内收《贰臣传》传世。

顺便指出，乾隆帝立“贰臣传”，后世修史并不认同，如，民国初年修《清史稿》，却未继承其做法，就不设“贰臣传”。至于所修《新元史》，亦不见“贰臣传”的踪影！由此可以断言：自古官方修史，设“贰臣传”者，唯乾隆帝一人！

所谓“贰臣”，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群特殊身份的人。前已指出，所说特定的历史时期，即指明清交替之际，具体说，是从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为开端，经皇太极，至顺治朝，消灭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小朝廷，明清交替的历史基本结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伴随着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大批的原明将吏纷纷弃明投入清（后金）政权，在这里建功立业，大多爵位崇高，地位显赫。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皆封王；马光远、张存仁等，皆为一旗之长；后降清的洪承畴也官至大学士，孟乔芳也贵至总督。总之，凡降清的原明将吏个个受优待，其官职大都高于在明朝方面的任职。这些数以千计、以万计的官吏，先仕明，后归清，即以一身仕两朝。入传者仅120人，都是其中较为著名的“贰臣”，而大多因职位偏低，或不属于重要人物，就没有资格入“贰臣传”。

这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大批特殊的人。当明清兴亡的过程结束，“贰臣”人物也就不会再出现。其后，又从“贰臣”中分化出另一类人物：降清后又叛清，如，吴三桂、孙延龄、祖泽清等一批人，乾隆帝把他们统统打入“逆臣”之列，故又为其立“逆臣传”。凡“逆臣”，就是清朝的“敌人”，必予赶净杀绝，与“贰臣”所受到的优礼对待，不可同日而语！

“贰臣”们活动的时间，或在清入关前那段时间，或入关后，限于顺治朝而止；至康熙初，吴三桂叛乱时，又有一批人降清，或入“贰臣传”，或入“逆臣传”；清廷收复台湾后，郑氏政权中亦有少量人计入其中。他们距乾隆四十一年决定立“贰臣”传的最近时间，也有110余年，最远的，已达140—150年之间。这些人早已成为“古人”，本来与乾隆帝毫无关连，更无恩怨，他为何重翻历史旧账，又巧立名目，重写他们的历史，意欲何为？乾隆帝一点也不隐晦自己的想法和意图。他在谕旨中说得很清楚：“在明已登仕版，则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盖崇将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

他还说：“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今事后平情而伦，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觍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以其身仕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迹，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①]

在乾隆帝看来，当明朝处危亡之秋，这些“贰臣”们不能勇赴国难，却贪生怕死，背主求荣，向清（后金）降附。他们都是“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因为他们为大清建立功勋，就谅解他们生前投降的行为；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后人，本人已死就可以原谅。他坚持这么做，就是不能遮掩他们的人生缺欠，必欲传之后人，使人人都懂得为臣之节操！

乾隆帝的一席话，道出了“贰臣”的本质。表面看，“贰臣”仅是对某些有“身仕两朝”经历的人的身份界定，但经乾隆帝的解说，“贰臣”却包含了极为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容。要而言之，就是“大节有亏”。何谓“大节”？如雍正帝批判曾静所言：“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②]这就是一个人的节操，表现在庙堂之上，忠君报国；居家以孝父母。君亲相较，又以忠君为重。此即“尊君亲上”之意。所谓“纲常伦纪”，其核心内容，就是君亲。以此作为评判做人的最高标准。显然，“贰臣”的文化内涵，已涉及意识、道德、政治、法律等多方面的价值判断与取舍。乾隆帝对“贰臣”的判断与定位，只有一条，即对君主——皇帝的忠诚。“贰臣”的要害问题，就是对皇帝不忠：背弃明朝皇帝，投靠新主后金（清）。无论他们对后金（清）有多少功劳，虽本人已死，都不能原谅他们的背叛行为。

乾隆帝评价标准，还是儒家伦理纲常，这就把“贰臣”的涵义纳入到传统的文化范畴，因而使“贰臣”具有文化的意义。

人们不禁要问：在经过100多年以后，偏偏是乾隆帝提出“贰臣”的问题，这究意是为什么？

乾隆帝下诏，命国史馆修“贰臣传”，是在乾隆四十一年底。以乾隆朝共60年计，此时当为乾隆中期以后，处康雍乾盛世的鼎盛时期，此时正在编纂《四库全书》，已把盛世的文化推向了极盛。与此同时，大兴文字狱、禁毁违碍图书的运动，正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展开。清朝入关已130余年，国力空前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本无严重的社会问题。藉助这一客观有利的条件，乾隆帝欲兴办文化之业，“稽古右文”，在全国征求前代遗书，重新编辑，以传之后人，以正当世人心。就在搜求前代遗书过程中，很快就发现前明一些文人士子之书有诋毁清朝的语言文字。遂于乾隆三十九年下诏，在全国范围内，查找违碍之书。一经查到，“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③]情节严重者，不仅其书被毁弃，而其著者则被处死；若已故去，就掘坟毁尸以示惩罚。这就是查禁书与兴文字狱同时进行，目的是进一步肃清汉人中反清排满的民族意识。

在乾隆帝的严督下，各省纷纷将查到的各类禁书呈送北京，逐一甄别，其取舍标准，以“尊君亲上”，维护清朝统治和满族的整体利益为依据。乾隆帝亲自审核，随时发出指令。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十六日谕旨称：钱谦益、金堡、屈大均等人，当明亡时“不能死节，腼颜苟活”，即判“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接着，他评价原明大臣刘宗周、黄道周等人：“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滥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他又称赞明末杨涟、左光斗、李应升、周宗建等一批人为“直臣”，而大学士叶向高是一“正人”，颇孚众望。乾隆帝读原辽东经略熊廷弼的奏疏时，更为其才干与胆略所折服。当他读到熊廷弼所写：“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为边塞”时，大为感动，信手写下一段批语：“观至此，为之动心欲泪，而彼之君若不闻，明欲不亡，得乎？”[④]

乾隆帝明令，凡被他肯定的人，其书一律予以保留，如内有与清朝相抵触之文字，待挖改后，可留存下来。

继上面所引乾隆帝诏令下达16天后，即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又下达谕旨：

“昨阅江苏所进应毁书籍中，有朱东观选辑《明末诸臣疏》一卷及蔡士顺所辑《同时尚论录》数卷。其中，如刘宗周、黄道周指言明末秕政，语多可采。…… 有犯本朝字句，酌改数字，存其原书。而当时具疏诸臣内，如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缙颜、房可壮、叶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复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齿，则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⑤]

以搜求前代（明）之遗书为契机，乾隆帝阅览了大量的原明臣属及士子的奏疏稿、诗文集与著作，逐一做出评价，如上引。从其评价可以看出乾隆帝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概括上引乾隆帝的二道谕旨，他最景仰的人，如熊廷弼，虽然是清朝的“敌人”，但其对明帝的忠诚，赢得了他的完全钦佩。他最鄙视的人，就是弃明帝而投清（后金），如钱谦益、王永吉、吴伟业等，说他们“大节有亏”，不齿于人类！这突出反映乾隆帝极度痛恨的情绪。由此更引起他的高度警觉：140年前明朝官吏的奏疏及部分文人中的诗文之作，充满了对清（后金）的诋毁与攻击；而延续至清入关后，仍有部份人明暗中对清不满，通过一些诗文及文字，流露出强烈的反满排满情绪。他大兴文字狱予以严惩，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伴以教化，从思想上消除排满的民族意识，对清朝要忠君，不能半途而改，绝不能像他指出的那些弃明降清的人！于是，乾隆帝的一个想法，很快就形成了。就在上引的后道谕旨中，他明确提出设“贰臣传”，专为明清之际降清的汉官而设。

事实已经很清楚：从提出“贰臣”的政治概念、确定“贰臣”人物的标准，到宣付史馆撰写“贰臣传”，这些都不是乾隆帝突发奇想，或者是心血来潮，恰恰是他从搜求前代遗书，到发现违碍的禁书，以及他阅览了明末诸大臣的奏疏之后，逐渐产生“贰臣”的系列想法，并很快付诸实践，撰写其传。

应当指出，乾隆帝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此举是完全针对汉人中的士大夫一层人。因为所有“选入”“贰臣”的人物，统统是汉官。重新给死去130多年的降清汉官定位，统称为“贰臣”，明指他们“大节有亏”，无疑是对他们的严厉鞭笞，也是一巨大的讥讽，或者说，无情地羞辱！当然，他的最终目的还是警示当世汉官，所谓“风励臣节”，不同于“贰臣”，既然是大清的臣，就要忠诚无二，从一而终，以巩固清朝的统治长治久安。

巧立“贰臣传”，从史书体例上看，也许是一个创新。但包含的政治与文化的意义却是深刻的，其现实的意义也不容低估。但是，乾隆帝创设“贰臣传”，是否必要？是否正确？留待下面再予澄清。

二、“贰臣”传实证解析

如上已指出，表面看，“贰臣”只是给明清之际降清的原明汉官的一个身份定位，但从其本质上却赋于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也正是乾隆帝立“贰臣传”的深意。乾隆帝藉“贰臣”的名目，向世人明白昭示：“贰臣”之人“大节有亏”，以此贬抑“贰臣”们的人格价值，力图弘扬儒家忠君亲上的道德观。

那么，“贰臣”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降清？是在什么情况下，背弃明朝的？是否如乾隆帝所断：“畏死幸生，觍颜降附”？

下面，以《贰臣传》中若干个代表人物，作为实例，并稍作解析，一则揭示“贰臣”的本质，一则透视乾隆帝有关“贰臣说”之正误。

“贰臣”们降清时，其降清的原因与背景，既有不同，也有相似相近或完全相同者，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因遭受明朝迫害，被“逼上梁山”。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最有代表性。孔、耿均为辽东人，努尔哈赤进兵辽东时，他们逃到皮岛即今之朝鲜椴岛，投奔明将毛文龙，充任末弁。毛文龙被袁崇焕诛杀后，他俩被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所征用，孔任参将，耿任游击。后金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围大凌河城，孙元化调孔有德率兵3000渡海增援。不幸于海中遭遇飓风，几乎丧命。入冬，孙元化又命孔有德率骑兵从陆上驰援。时值天气严寒，驰行一二千里，其艰难可知。孔内心愤恨不已。行至河北吴桥县，粮饷不济，军心思乱。这时，正好遇到从塞外买马归来的参将李九成。两人密议，深感生存无望，遂宣布起义，全军响应，即回师山东，连陷数城。次年初，兵临登州城下。城内有好友耿仲明为内应，一举攻克此城，驻旅顺、广鹿岛部分明将士也来参加，兵势大盛。孔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山东大乱，明崇祯帝调集数万军队，猛烈反扑。激战半年余，终因众寡不敌，被明军包围于登州城中，危在旦夕，遂决计渡海投后金。幸运的是，从北城临海处突围成功。但在海上又遭遇来自旅顺方面的明军堵截。历经风险，终于与后金取得联系，于天聪七年（1633）五月，抵达镇江（今辽宁丹东附近），皇太极派出其兄弟济尔哈朗、阿济格等前来迎接。跟随孔、耿(李九成已战死)归附后金的副将、参将、游击等将官107员，还有精兵3643人，及水手、家属人员，总共12258人[⑥]。

继孔、耿归附后金半年多，明广鹿岛（在大连海外，今仍名）副将尚可喜率众来归。可喜生于海州（今辽宁海城）。在他刚长成青年时，努尔哈赤已进入辽东，烽火燃辽西。其父学礼投军于毛文龙，任游击。可喜寻父从军，与父同隶毛文龙属下。后父战死，可喜代领其军。以其才干，提升为副将，驻广鹿岛。在毛文龙被杀后，防守东江的主帅屡易其人。到沈世魁主帅东江，原与可喜不睦，心怀怨恨，遂设计召可喜赴皮岛，企图将其逮捕问罪。行到中途，忽得好友密告：世魁欲害，力阻不得来皮岛。可喜不禁悲愤填胸，“乃抚膺叹曰：吾束发行间，海上立功，血战十余年，父母兄弟妻子先后丧亡，出万死一生，计不过为朝廷追亡逐叛，而冒功忌能之人，乃出力而挤之死地！今权归（沈）世魁，欲杀一营将，如疾风捲叶特易易耳。大丈夫将扫除天下，宁肯以七尺之躯俯首就戮乎！”[⑦]

尚可喜怀“扫除天下”之志，不想白白送死，遂决策东归后金。天聪八年正月，可喜略定长山、石城二处，率将士及家属近万人，航海来归。

孔、耿、尚归附后金，皇太极给予极高规格接待，又以优厚条件妥善安置，官仍照原职，低者提升。至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特勅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史称“三顺王”。至“三王”南下征战，改封孔为定南王、耿为靖南王、尚为平南王。

第二类人，是在明清战争中降清（后金）的人物。这类人占了“贰臣”的多数。明游击李永芳守抚顺，于后金天命三年（1618）被后金包围。外无救兵，城内驻军寥寥，即接受努尔哈赤之条件，举城投降。李永芳是明将吏降清的第一个官员。

明总兵官祖大寿于后金天聪五年第一次被围于大凌河（今辽宁锦县），至粮尽援绝，始接受皇太极的一再劝降，率部献城降。但他又以献计智取锦州为内应的手段，骗过皇太极，乘机脱逃，一去不归。而他的部属副将张存仁等150余大小将官全部降了后金[⑧]。10年后，祖大寿仍以总兵官守御锦州。皇太极发起攻围锦州之役，将其城全面包围，同时一再发出劝降信，开导其投降。祖大寿又一次陷入绝境！在松山决战后，祖大寿才被迫率幸存明将士投降。皇太极赦其不死，给予优待。

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受命，率13万大军援锦，其战略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岂料朝中言官包括兵部尚书陈新甲天天催战。洪不得不加快进兵，将13万人马倾注于松山“孤危之地”。结果，一夜之间，被皇太极打败[⑨]。洪承畴退守松山城。清军掘壕以困之。明朝方面，对其主帅被困并无施救之意，在陷落前半年多，不出一兵一卒，亦无斗升之米相济。至第二年即清崇德七年（1642）二月，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做内应，城遂破，承畴被俘，押到沈阳，至死不降，不食，还骂不绝口，只求速死。但皇太极一意要保全他，派范文程等一劝再劝，而亲自出面，脱下自己身上的貂裘给他穿在身上，关切地问：“先生得无冷乎？”承畴茫然，望皇太极良久，叹了一声：“真命世之主也！”说完，叩头请降。有些野史，甚至也有学术著作，称皇太极派庄妃以美色诱惑，进人参汤而令其投降，纯属无稽之谈！皇太极为得到洪承畴而兴高采烈，设大宴庆贺[⑩]！

第三类“贰臣”，是在联合清军打击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清朝的。吴三桂和他的一大批将领，就属于这种情况。但后来吴又叛清，故被打入“逆臣”，仍兼“贰臣”的双重身份。应当指出，在明亡以前，三桂是坚定的“忠明派”，顶住皇太极的诱惑，舅父祖大寿及好友张存仁一大批降清人物的劝导，就是不降清！明亡后，宁肯投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还是不降清。终因农民军损害了他的根本利益，以刘宗敏霸占其爱妾陈圆圆而导致关系破裂！为图自救，吴派人去沈阳请清兵来援。以此为机缘，清摄政王多尔衮与之达成协议，共击李自成。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多尔衮慢慢将吴引导到归附清朝这条路。清如愿以偿，即于山海关大战结束，封吴为平西王，是汉官中继孔、耿、尚之后的第四王[11]。吴是在明亡后降清的，不该说他背明降清，应与上述战争中被俘降清有所区别。

第四类“贰臣”，既不是战败而降，也不是被俘而后降，却是自愿找上门来，即“投诚”者，愿意投入清政权。这种情况，与第一类如孔、耿、尚“贰臣”相类似。如，明将白广恩即是。白原为“流贼”，降洪承畴，始授官，后官至总兵。明亡前夕，又降李自成。至顺治二年（1645），英亲王阿济格征陕西，没有战斗，没有交锋，“广恩具疏投诚”，进京后，授骑都尉世职。[12]再如较为有名的人物，陈名夏，原为崇祯朝进士，官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至顺治二年七月，“名夏抵大名投诚”，很快官复原职，后官至弘文院大学士[13]。多尔衮率得胜之师，自山海关驰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原明各级官吏，不下千余人，在风闻清军即将到达时，虔诚设香案迎接清军入北京城。

清军下江南，弘光小朝廷闻风散去，福王朱由崧率部分大臣逃离南京。至清豫亲王多铎到达前，以礼部尚书钱谦益为首，率领未及逃亡南明将吏，出南京城外，迎清军入城。[14]

这类“投诚”的“贰臣”，在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后，人数更多，而在战争中被俘而降的人则大为减少。

第五类“贰臣”，是经他人推荐而入清。这类的人，虽不居主要地位，却也不可忽略。试举例如下：

明亡后，从中央至地方大批吏员，不论多高职别，都一体“失业”。重新择业，必然加入清政权，其途径或投诚，或经在职官之推荐。魏琯为明之御史，明亡，失官无业。至顺治二年二月，御史傅景星推荐，即授湖广道御史。[15]张忻，明天启进士，官至刑部尚书。顺治二年四月，天津总督骆养性推荐，授为兵部左侍郎，巡抚天津。[16]

最后，还有一类“贰臣”，即第六类，并不是降，也不是自投，亦非他人推荐，而是清之统治集团慕其名，发出邀请，求其入政。如，明之大学士冯铨，就是多尔衮于顺治元年五月，“以书征铨，铨闻命即至。”委以重任，仍以大学士入内院佐理机务。[17]还有，照名单录用原明旧官。

除上列六类“贰臣”人物外，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但我们从上述“贰臣”实例中应认识到：

第一，乾隆帝把“贰臣”都判为“畏死求生”，并不符合实际。上列第一类之“贰臣”，如孔、耿、尚等，归入后金前，他们已与明朝决裂，或者说，已反叛明朝。如尚可喜更遭其上司迫害，才航海投后金。这与投降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之来，可视为“加盟”，说明白一些，就是“入伙”，岂可视为“畏死”而降！至于经人推荐，或自愿，或投诚，既不是在战场，又不受清军武力威胁，却是战后，本人或他人提出，才加入清政权。这与“畏死求生”，不可同日而语！唯有在战场上被俘，或遭到失败，或被围困中，不得不降者，给这些人冠以“畏死求生”,或许还贴近点实际。但是，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也要具体人具体事具体分析。乾隆帝不问事之曲直是非，把降者甚至连自动投奔者一律说成是“畏死求生”，显系有意污损汉官！

第二，乾隆帝打着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旗号，以臣对君绝对忠诚不贰的道德标准，如同要求女子“从一而终”，做臣子的也对其君从一而终！明清之际，是一个战争的年代。按乾隆帝的要求，在战场上要么战死，要么而尽节死！这种绝对观念，以今天观之，似有“极左”的味道。乾隆帝要求臣子如此，那么，为君者对臣子有无责任？孔有德于寒冬腊月率军出关援大凌河之明军，中途不给粮饷，棉衣不足，如何去战斗？军心思乱，能不兵变？尚可喜已为明朝与后金战斗10余年，却受到迫害，设计捕杀，他闻讯还能去送死吗？理所当然地逃脱死境，另寻活路！这能叫作“大节有亏”吗？

就说吴三桂更非“畏死求生”，他是为抗击大顺政权，才找到清朝合作，却走入了清政权，成了它的一员！

乾隆帝责难所谓“贰臣”们，不该投降或投奔清朝，如果都像熊廷弼那样死去，岂不都成了他崇拜的英雄！如此推论，实在荒谬！但熊氏还没有得到与同时期的努尔哈赤战场上对决的“机遇”，假如一攻一防，或对攻，真难以预料会有何结果。不过，还是有结果，这就是熊廷弼还没看到后金兵的影子，更没有直接交锋，只听到前方败绩，便指挥明军全线溃退山海关，将辽西地区全部放弃，所存粮饷及军用物资付之一炬！熊以“失陷封疆”被逮问，数年后被处死，“传首九边”。试问：遇敌不战而逃，与投降能否同罪？

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洪承畴被俘而降。如果他真成了大英雄，至今就不会被某些人痛骂不已了。前已指出，洪氏之悲剧，从朝廷言官、兵部，到崇祯皇帝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一味催战，使洪之战略不得实行而失败。尤其是洪孤守松山城，朝廷见死不救，不派一兵一卒，任凭清军宰割，最终陷洪氏于“敌国”。初时，他还坚持必死尽节。如果皇太极不想要他，也就成全了他。正好相反，皇太极本意就是要保留他，没有杀他的打算。故耐心劝导，示以关怀，直到皇太极亲自出面，洪感于义，又比之明朝政治之污浊，崇祯猜忌，才横下心降清！

对复杂问题简单化，不作具体分析，动则给扣上政治帽子，乾隆称“贰臣”，今之某些人称“汉奸”、“叛徒”，都不是学术研究。将学术政治化，是上个世纪的风气，而今何以延续？

第三，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新旧朝交替之际，总有相当多的旧王朝的臣属进入新朝；或者几个政权对峙角逐中，总有一些人从此入彼，总有一些人被另一政权“挖走”。如楚汉之争，以人才之争而定胜负！这已经是历史的常态，不足为奇，亦不足怪。从一个政权进入另一政权，一般不再提在旧的事，无论好与坏，皆与新朝无关。如，多尔衮入定北京后，为铲除明朝贪风，发布公告：凡原明官，此前如何贪污，一概不问，而从公告之日起，此后发现贪污，不论数额多少必究！还有，凡入仕清朝的前明官，对其在明之表现或降过农民军，都不过问，亦有一规则：“不当追究前朝旧事。”[18]无论哪一代王朝，乃至修史，相沿遵守，既往而不究。

唯乾隆帝追论前朝事，既往而必究。实在说，一个加入清政权的原明官，在前朝做什么事，与现政权并无关联。重要的是，他为现政权做了哪些事。事实是，所有加入清政权的汉官，包括文官武将，都为清统一天下做出了重大贡献！连雍正帝对此也给予公正地评价。他说：“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是以一至京师，而明之臣民咸为我朝效力驰驱。其时所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此谓“贰臣”）；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此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他又说到吴三桂叛时，地方督抚提镇，以至县令武弁，“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还有三次征噶尔丹，守土殉节者不少，“岂不谓之忠且义乎？”[19]

试想，如果没有所谓“贰臣”们及千千万万原明之将卒积极参与，清朝光靠满族力量，岂能顺利而迅速地统一全国！乾隆帝无视“贰臣”为清朝付出重大的牺牲，无视他们对清朝“忠且义”，却追究他们叛明弃明帝之不忠，甚至说他们不齿于人类，大失公平公允！倘若他们都“忠”于明帝，不弃不叛，真不知清朝在何方？自努尔哈赤特别是皇太极制定优礼汉官的各项政策，千方百计招诱明将吏归附。的确，这一政策发挥了重大效用，汉官之来，恰似宾至如归师，成澎湃之势。140年以后，乾隆帝却大加指责当时汉官归清（后金）之不忠不孝，也就否定其祖宗所行优礼汉官政策之无当！

一言以瞥之，乾隆帝立“贰臣传”，就是将所有降归清朝的汉官汉将们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至此，我们也就会明白，为何历代修史都不设“贰臣传”，就是不追论前朝旧事，此追论毫无积极意义可言。由此，又看到民国修《清史稿》、《新元史》等，皆未仿效乾隆帝的做法，其道理亦在其中。

三、评价“贰臣”的基本原则

“贰臣”、“贰臣传”，是乾隆帝的一个创造。他为此发表的系列言论，完全反映了他的文化价值与政治及道德标准。毫无疑问，乾隆帝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的需要，换言之，以维护满族贵族的根本利益为转移。针对汉人而设的“贰臣传”，暴露出乾隆帝的民族偏见和对汉人的警惕。故其民族的局限、时代的局限，以及认识的局限都是显而易见的！比之其祖宗，是政治的倒退。

当今学术界对乾隆帝设“贰臣传”之事，却有不同的评说。一种看法，完全肯定甚至赞扬其设“贰臣传”好得很，“反映了这位满洲最高统治者直面历史，服从真理的恢弘气度和追求正义的崇高精神。”将降清者定为贰臣，即“成为满洲民族理性思维发展成熟的标志”，等等。乾隆帝为“贰臣”之名“定谳”，因此“贰臣”就“成了顿易操守的变节者的同义语”。于是，“贰臣”们就成了千古罪人，受到口诛笔伐。“他们只为一已之私，便叛卖国家，民族与人民，而铸成大恶。无不是昧于义理，私欲膨胀，在人生道路上迷航，终致丧心无耻所致。”这种政治性的大批判，本不属学术之道，毋庸议论。

“贰臣说”，既是一个史实问题上，更是一个思辩性很强的理论问题。这里，就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理论上给予解读，才能找到问题答案。

无论谁，举凡观察问题，评判一个人或一件事之是非曲直，各有其价值取向，亦即标准。有标准，才能对人与事做出合理的判断。比如，乾隆帝确定什么人为“贰臣”，明确地定下取舍的标准。在确定了“贰臣”的“人选”之后，他又提出比较好的“贰臣”和比效差的“贰臣”，为以示区别，将前者编入“甲编”，将后者编入“乙编”，用以表示一二等之别。他认为这样做才“公允”。他最痛恨钱谦益，说他“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关键是，钱氏降清后，又在诗文中对清朝多有诽谤之语，激怒了乾隆帝，斥他“可鄙可恥”！下令将其著作全部列为禁书而销毁。乾隆三十五年，还作诗声讨：“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四十一年十二月增立“贰臣传”时，明确指示，钱氏不及与洪承畴同列“贰臣传”，如“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明瘴？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20]

可见，乾隆帝评“贰臣”人物及如何分等对待，确有着明确无误的标准。他的标准，就是简单的一条：是否降清（后金）！今人主“贰臣论”者，虽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标准，但其观点，否定“贰臣”云云，却是惊人地相同。他们不论不评“贰臣”们于归附清以前做过什么，也不管归清后做了什么，评价他们就是一条：降清。这一条，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如有的学者称：“他们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稍作分析，便发现这一个标准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以民族划线：凡是坚守汉族立场，坚决拒绝投入到少数民族政权，都应给予肯定，可称为志士仁人，今称英雄。反之，就是汉奸。

其二，以王朝划线，凡是维护一个王朝，并与之同归于尽的，皆是忠义之士；反之，向另一王朝投降，并为其效力的，皆属变节、叛卖；

其三，以个人品质划线，坚持道德标准，所谓忠臣不事二君、奴仆不事二主，不论其君主如何荒淫残暴，也不论一代王朝行将灭亡，必效忠到底，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反之，贪生怕死，为一已之私，投靠新主者，都是历史的罪人！

我想，在今天，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稍有一点理性的学者都不会赞成在民族之间，在王朝之间，在个人品德与实践之间划线，以分是非。因为这些做法，有违历史，而在理论上更为有害。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无论是本民族内部，还是与其它民族之间，其是是非非，包括战争，均属于中国内部事务。这与中国同中国境外的国家与民族的是非，性质完全不同。在中国内部，汉族建立的王朝向少数民族聚居地开疆拓土；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汉人地区，在这里求生存与发展，如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女真、蒙古，直至满族，都曾进入中原，且建立过一代王朝或暂短的地方政权，不断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已是司空见惯，构成一规律性的演变形式。不论他们相互进入，采取何种形式，或和平交往，或军事争夺，都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产物。恰恰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双向互动，有力地推动中国历史不断变革。

同样，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总有相当数量的旧王朝军政大员及各级官吏中的一部份人，纷纷投入新王朝，这就是所谓“投降”问题。当然，汉人投入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是“投降”。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特别是天下大乱，几个政权同时并立，更有些人在这些政权中跑来跑去，投来投去。这又与投降外国或“异民族”有着原则性的区别。

因此，中国境内民族间的矛盾或战争，在一定时间，双方互视为“敌人”，而今天我们的态度，不能把他们任何一方看成是“敌人”，可以论是非，但不可以站在一个民族一边，去反对另一个民族！新旧王朝的斗争，是历史的进步，我们不能站在一个王朝的立场，去反对或否定另一个王朝。他们之间，如明与清，互视为“敌人”，但我们不能这样做！

根据上述的基本观念，可以归纳为三条原则，作为评价“贰臣”的基本依据：

第一，不要站在一个王朝的立场上，去反对另一个王朝，而应站在中国“大一统”的立场上，具体评定是非；

第二，不要站在汉族或满族的立场上，去反对另一个与之暂时对立的民族，而应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平等对待。

第三，不要站在是否忠于一姓王朝的忠君报国的道德立场，把道德作为标准，而应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以人的实践活动为第一标准，以是否有利中国历史发展为其评价的主要依据。

目前，学术界有部分学者否定“贰臣”即明清之际降清人物的主要依据，就是把“道德”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他们按照历代“忠君报国”的道德模式，完全否定降清人物，痛斥他们背叛国家、民族、人民与亲人。显然，他们背叛的“国家”是明朝之国、背叛的“民族”和“人民”无非就是汉人。至于“亲人”，也还是汉人而已。须知，在封建专制时代，所谓国家，实乃一姓王朝之国，“朕即国家”，皇帝就是国家的代身，唯一代表。要求臣民“忠于国家”不就是忠于一姓王朝吗！“忠君”，就是忠于当朝的皇帝，正如史可法在答多尔衮的劝降信中说：“人孰无君”？人若目无“君父”，在那个时儆，就被指为“禽兽”！所谓“忠于国家”、“忠于职守”云云，归根到底，就是忠于皇帝，为皇帝而死，为皇帝而尽职责。历史上，有哪位臣子宣称自己甘愿为人民而死？为皇帝尽忠，就是最高道德标准。今天，我们非要明朝的臣属必须忠于明，不许降清，这是站在明朝立场上，替明朝皇帝说话！本来是两个王朝相互夺权，优胜劣汰，乃是自然法则。我们为什么非要站在亡明与南明立场上，维护它的统治，还要忠于它？而清朝入关，斥为“入侵”的“敌人”，投入它的政权，就是“叛卖”，污损他们是“汉奸”、“叛徒”？

儒家主张忠君，但也不是绝对的，不是无原则地一忠到底，那要看具体情况。儒家不提倡愚忠，这取决于皇帝之品行与作为。《论语》载：“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在上位的人不按规则行事，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又曰： ‘季恒子受之（指齐人赠送歌姬舞女），三日不朝，孔子行。’”这是说，季桓子迷于歌姬，三天不问政事，孔子就离他而去，对他还能忠于职守吗？纣王昏乱残暴，微子就毅然离开了他，箕子做了他的奴隶，比干谏劝而被杀。象纣王这样的君主，还能对他忠诚吗？有一句谚语：“助纣为虐。”一直流传到今天。它警示人们：不要帮坏人干事！历史上，这样的昏君何止一个！儒家思想，不许臣属忠于像纣王这样的君主，主张要尽早离开他！还有句古训“弃暗投明”，故良禽择木而棲，人臣择君而事！其意就是要选最好的。韩信背离楚霸王，投奔汉王刘邦，刘邦背叛项羽而自立，直至夺了他的权，李渊、李世民父子反叛隋炀帝，另建新的王朝等等，有谁去骂他们为“乱臣贼子”？总之，他们“弃暗投明”，才成就了一代伟业！如果否定这一切，那么像“助纣为虐”、“弃暗投明”真该从字典中永远消除！

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所谓“忠”都不是绝对的。“士为知己者死”，如果他们遇到的，或是结交的人，不是“知己者”，他就不会去做无谓的死！由此联系乾隆帝立“贰臣传”，纯属别有一番用心！当时，“贰臣”们弃明而去，正表明明朝已昏乱到了极点。已无药可救了，故能人、贤人纷纷离去！如诸臣谁也不离去，众志成城，哪还有清朝入主中原！明朝分崩离析，是势所必然，又系人心所向，谁能阻止他们降归清朝？就是这些“贰臣”们为清朝成功地打天下，乾隆帝不但不感谢，还反咬一口，痛斥他们不忠明，这是什么逻辑？他们投清投错了吗？清朝不值得投入吗？乾隆帝连他的祖宗也给否定了！出于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特立“贰臣传”。前已指出，他这样做并未得到后世之承认，而是把“贰臣传”之例放弃了！显见，立“贰臣传”不得人心。

总之，我们评价“贰臣”，不是看他降清；评价原明的人物，也不是看他是否降清，而是看他们在这场国家政权大变动中，究竟做了哪些有益或有害国家发展的事，仅此而已。

--------------------------------------------------------------------------------

[①] 《清高宗实录》卷1022，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

[②] 《大义觉迷录》页26，载《清史资料》（4），中华书局，1983年。

[③] 中国一史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社，1997年。

[④]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社，1997年。

[⑤] 《清高宗实录》卷1022，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庚子。

[⑥]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

[⑦] 《尚氏宗谱》“先王实迹”；参见《清史列传·尚可喜传》卷78，“贰臣传”。

[⑧] 中国一史馆：《明档》第187号卷，第8号。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7，页29—30。

[⑨] 《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参见《清太宗实录》卷57。

[⑩] 有关松山决战及洪氏降清，可详阅《清太宗实录》卷57。《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国榷》卷97、《啸亭杂录》卷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