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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要权的利与弊
2011-04-04 07:45:37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u/6a504aac0100pxhv [查看原文]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四月署理两江总督，同年十月正式任两江总督。半年后，他写信给大弟曾国潢： “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 此时曾国藩与家中兄弟已经分家。在表示对“照料”感谢之余，关照大弟不要在自己分得的“黄金屋”上给予任何帮助“买田起屋”。 “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但令世界略得太平、大局略有挽回，我家断不怕没饭吃。若大局难挽，劫数难逃，则田产愈多指摘愈众，银钱愈多抢劫愈甚，亦何益之有哉？嗣后黄金堂如添置亩产，余即以公牍捐于湘乡宾兴堂，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 咸丰十年（1860年）正是太平军在江南攻城掠地之时，自兴办湘军起，在外身经百战的曾国藩，比在家置田起屋的大弟，目光要远得多。太平天国的走势，可以说，谁也没有把握是趋盛还是趋衰（英、法等国此时采取中立政策）。如果“大局略有挽回”，则“断不怕没饭吃”，如果太平军趋向盛势，“则田产愈多指摘愈众，银钱愈多抢劫愈甚”，这是为官曾国藩的世事难料的大实话。 也许，在乱世之中，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会得出不太相同的结论，这几乎与“清廉”和“贪墨”无关。有的人会认为：趁乱捞一把，不捞白不捞；有的人则会认为：捞了也是白捞，“劫数难逃”。相信在外为官的曾国藩，与在家为业得曾国潢，经历不同，见识不同，看法也是不同的，也即，曾国藩说服不了他的大弟。他只能按自己的看法为准则。这也是他后来无法约束他九弟曾国荃、包括大多数湘军将领（李鸿章在内）的原因所在。加上他在威震天下的湘军里面，是“一根出头的檐子”（俗话说：出头的檐子先烂），他后来为官的“战战兢兢”及自我约束，就成了他的必然。在皇权面前，“枪打出头鸟”观念使然。 不可否认，曾国藩此前的敢于顶撞、敢于行事独特的风格，使得他获得了眼前的成功——孜孜以求的地方实权“两江总督”职位到手了。他原先以侍郎客居的身份向皇帝要权的目的，只是希望少一点地方官的牵制，可以施开拳脚；但真正实权到手的时候，他才会意识到，弊伴随着利而来，他把自己架到了烤炉之上了。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反之难道就不成立了吗？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显赫的地位，难道就不是皇权时刻要提防的重点对象么？位高使得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位高使得他只能照着赐官者划成的框框行规就矩。在位高权重之下，“贪墨”何不是自杀的扳机呢？对于一个时势造就的无奈英雄来说，不显山不露水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曾国藩这个“出头鸟”之下，“众鸟”的任何“贪墨”，则在皇权眼里虚化了。这是皇权心理使然。据《湘潭县志》记载：“及寇平，诸将拥资还，博戏倡优相高以侈糜。尝一度输银至巨万，明日举典商部帖尝之，传以为豪。”意思是，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将领锦衣玉食回乡，以包戏场蓄倡妓比侈糜之风。当日赌博欠账输银巨万两，第二天便出手偿还，传为豪放美谈。曾国藩与此等货色相比，无论地位、思想境界、行为准则，自有云泥之别。 一个不能也无法改变现实的人，就只能改变自己。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反思或说善于与自己斗争的人，这从他一生坚持不懈写日记的习惯中可以看出。他的自我约束，既是寻求一种现实的精神升华，也是一种本能的、潜意识的避免打击的掩护色。这种自我约束，能触动到不同时代每一个以他人甚至社会为敌的人内心最柔弱的那一点。且不论他这种战胜自我的成功几率是多少，就这种精神，为他在当世和后代赢得了各种侧面、不同层次人的尊敬。也许，世界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曾国藩立业、立功所赢得的“出头鸟”地位，为他立德、立言，提供了那个时代“自我完善”——真诚伪饰的转型台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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