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儒家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然而，讽刺的是在半个世纪以前也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西方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 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一百余年，中国的儒学在欧洲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只有到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这一百年，在欧洲才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热”。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执政期间，为了借助耶稣会的传教士在中国打开的局面，于1685年（康熙24年）1月28日，亲自签署任命书， 从国库中拨款9200镑作为年俸，资助白晋等6名“有突出才能”的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身边的“教师”和“谋士”，因而，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 1699年（康熙38年），白晋著《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1940年天津再版），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他认为 “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这两个方面后来也被聪明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运用。而在 300年后的今天， 他的预言惊人地变成了现实。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和朱熹的著作，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此外，耶稣会士们还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社会制度以及天文、医学、动植物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著作。 欧洲100年的“中国文化热”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 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赫（哈）、魁奈、歌德、克斯柰……。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魁奈在他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霍尔巴赫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2]。 [1]顾立雅著：《孔子中国之道》第374页。 [2]同上书第368页。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1694-1778年），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他又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1]。 伏尔泰读了传教士巴多明（在华时间：1728-1740）的通信之后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他还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侯，“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2]。 伏尔泰指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3]。 法国哲学家霍尔把赫（1723-1789），与狄德罗（1713-1784）、爱尔维修（1715-1771）同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4]。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被称为“在欧洲，除了莱布尼茨之外，还从未有任何一位哲学家对新儒学感兴趣。”他在1672- 1676年期间，作为德国外交官，在法国巴黎居住了四年，这是他能够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对于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论中国哲学》中说：中国哲学“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5]。1689年他在罗马逗留了6个月， 期间他结识了由中国返回欧洲的耶酥会士闵明我，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他在1697年写作的《中国近事》一书序言中， 曾经建议：“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由中国派传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象我们派传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 他的哲学思想，对于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前，在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1905—）出版了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他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做了极其翔实的阐述和论证。他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法国和英国的实情是，中国，在儒学的推动之下，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现在儒学又成为攻击这两个国家的世袭特权的武器。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1]同上书第369页。 [2]《伏尔泰全集》1865年版，第25、27卷。 [3]《伏尔泰全集》1865年版，第25、27卷。 [4]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页。 [5]德顺编：《莱布尼兹全集》）第78—86页，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 儒学对欧洲的启蒙 （—）、中国的“民为邦本”与近代欧洲的民主体制 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从中国的文化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政府的目标是人民的幸福。如果背离这个目标，人民就会造反和革命，直至把它推翻。 孟德斯鸠（1689—1755）曾经写道：“中国的皇帝……据说如果他的帝国不公正，他将被剥夺去帝国和生命。”[1] 孔、孟以下，关于民为邦本的思想，民贵君轻的思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等等。 应当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目标，与中国古代《礼运篇》天下为公中的追求有共同之处。因此，可以说，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而民主，则是这个伦理社会的灵魂。 [1]顾立雅著：《孔子与中国之道》第377页。 （二）、中国的“用人之道”与近代欧洲反对贵族世袭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权威，否则就必然坠入无政府的深渊。欧洲的启蒙学者发现，孔子不是反对一切权威，他是要把这种权威托付给人民，但不是托付给任意的人，而是托付给那些有道之人。这些人不仅能够“为政以德”，而且不把“道”视为永远不变的教条，信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热诚。这种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与现代民主所要求的“民主与平等精神”是相通的。 早在1696年，巴黎就出版了一份耶稣会士勒孔特撰写的声言：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就品质而言，人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只要尽职尽责就能保全其官位。” 在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并且甚至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作为孩子都是平等的”[1]。这就是中国流传深广的一句古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早在1789年以前，维吉尔．皮诺特就指出过；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是，“一个人靠着良好的品质达之于国家的高官显位；每个人都是根据其优点而排列其在社会等级中地位，尽管有王公的青睐和出身的有利之处，却不能使一个被认为既无德行又无学识的人欺骗性地被任命在某个官职上。这种情形在欧洲是罕见的或者甚至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的传教士们，不分国籍，都用狂热的词句赞美这个令人称奇的、中国的等级制度，其基础不是别的，只是良好的品质。”[2] 到了1789年，法国国民会议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第一条是，“在他们的权利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所以，公民的差别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的基础上”[3]。可见，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对于法国启蒙学者与法国大革命，在反对贵族世袭和用人自由、平等方面的某些影响。 远在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或用人“准则”就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巴杰尔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的地位， 应被作为对真正的良好品质的奖赏。如果现代政治家不把它记在脑海里，这个极好的准则，就不能在象大英帝国这样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王国里被遵循。我奉告这样的政治家，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我指的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亦即一位君子或有能力胜任政府中任何职位的人”。 （三）、儒家的道德意识与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从他在1756年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爱《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年。 重农学派，是在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大潮中产生的。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整个法国农业和工业频于崩溃，到了18世纪的中叶， 贫穷与饥饿在社会上，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重农学派就是在这一深刻危机中，适应了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应当说，最直接启发重农学派的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思想。魁奈当时被他的追随者尊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在儒家典籍中找到强有力的攻击重商主义的思想武器，把经济运作程序的构思从重商主义的模式中解放出来，第一个把经济学科学化及系统化，开创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纪元。他的弟子米拉波（1715 —1789）认为，魁奈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净产品”的概念，而这正是孔子关于道德教育普行于世的产物。 弗朗西斯．魁奈首创的重农主义学说，其理论本体导源于中国。1767年他的 《中国的专制政治》一书正式出版。有人考证此书的头七章，“全部抄袭”自一本描述中国的书。他本人也在该书最后一章的导论中声明，此书只是“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 在魁奈的《中国的专制政治》出版的那一年，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到了法国，他以后的许多经济思想，是受魁奈的影响而形成的。 重农学派的自然法则来源于儒家的道德意识。重农学派的自然法则，包括了物质法则和精神法则两个方面。魁奈认为，“这里所谓的物质法则，是指在自然秩序下，按照不证自明的最有利于人类的方式运作的实际行动……这里所谓的道德法是指由顺应物质秩序的道德秩序中产生的，最有利于人类的所有人类行为的规则。这两者合起来，就是所谓的自然法则。”他还认为，由物质法则与精神法则合成的自然法则，在中国的学说中早就揭示过了。他所要做的，只是把中国学说中的这个意思加以系统地消化，以作为所有国家的典范。 魁奈明确提出，国家不可能在人民赤贫的情况下富强。他的一句名言是：要使国家富强，首先就得使农民富有起来。 [1]同上书第377页。 [2]同上书第378页。 [3]同上书第382页。 “一个农民越富有，他就越会被所赚取的利润激励而努力耕种。牛羊谷物会因此获得丰收。农民们辛勤工作，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国家的收入也会因此而增加。所以，我们不应当嫉妒，或设法减少农民的财富。反之，它应该得到实现， 因为这是保证国家财富的必要原则。”他还认为，“土地和一切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应该获得保障，因为这是社会的经济秩序的必要基础……保证土地拥有者有权第一个享受土地所带来的财富的果实，是所有至高无尚的统治者的责任。” 重农学派的这些思想，几乎与儒家思想完全一致。 《论语．颜渊》记载了鲁哀公与孔子学生有若的一段对话，意思是，鲁哀公说，国家的费用不足，想增加赋税，请有若定夺。有若建议：减轻赋税。公不解：国用已经不足，如减赋税更是入不付出。有若正告哀公：“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其意思是，“百姓如果富足，国君不可能独贫，同样，百姓如果贫穷，国君也不可能独富”。儒家这种强调君民一体，利益兼顾思想是一贯的。《大学》中就有：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德者本也，财者末也。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魁奈也有一句名言：“农民贫穷，则国家贫穷。”并且他认为藏富于民，才能够保证社会道德的秩序和国家的稳定。“仓廪足，而知礼义”，民富则国强，这些中国人的智慧，得到了欧洲人的认同。 四、“天人合一”的哲学与启蒙学派反对神学 在当时，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一些启蒙学者，都把中国的哲学、儒家的思想，看作是一种“自然神论”。普遍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自然宗教的理论”，“孔子使世上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儒家要求人们以德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孔子不是什么教主，而是宣传伦理道德圣人”。[1]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在《论中国哲学》中说：“中国的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3000年以来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就是用中国儒家思想——自然神论，同基督教进行斗争，论证上帝的任何启示，都属于迷信。魁奈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是，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 启蒙学者们把儒家思想理解为“自然神论”，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天”与人、“神”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精华。至今，乃至2l世纪以后，也仍然有其普遍的哲学价值。 五、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与欧洲近代自由、民主、平等 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们，通过翻译“四书”、“五经”等等渠道，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先后把孔子的教育思想传到了欧洲。 首先，是“有教无类”。 这个教育观点，被欧洲人视为“教育平等”思想的新纪元。不是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而是所有的人都应当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认为，孔子信任所有的人、信任整个人类，也相信全体人民一旦提高了教育程度，他们最终会有能力区分善、恶之官，清、贪之官。可见，近代欧洲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教育平等思想、普及教育与实现民主政治的关系等近代民主思想，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之间某种程度的历史联系。 近、现代民主社会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民主制度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在一个国民教育程度很低的国家里，很难建立起现代民主，更难建设一个有高度民主的国家。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为近代民主制度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思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孙中山一再把孔子和孟子称之为“民主的倡导者”、“民主主义者”。 其次，是“学而优则仕”与科举考试。 有一位耶稣会士，在他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科举考试的信中说，“先生，您可以看到这种考试制度是由一种明智的政治决定的，除了中国人天**好他们的文字以外，这频繁的考试使他们在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始终不懈地往上攀登，防止他们无所事事、吃喝玩乐而对国家造成麻烦。他们为了保住经过努力所取得的资格与地位，几乎一生都要不断去经受新的考试或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他一级一级考上去，仕途一级一级晋升，他们才能享受到某些有别于普通百姓的特权，这些特权给予他贵族的头衔”。“如果大官的子弟不继承父辈业绩，不像父辈那样用功读书，他们就会重新跌入他们第一、第二代祖辈所处的普通百姓的行列”。尽管他在这封信中，对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中作弊和行贿成风等等弊端，也进行了揭露，但是他对于中国官员不属于贵族阶级，也不是世袭的，而是经过漫长的一系列的考试、竞争和筛选的用人制度，还是充分肯定的。 [1]《伏尔泰全集》第三卷，1865年巴黎版，第26页 中国古代这种“学而优则仕”，凭学问、凭才干，不世袭、轻特权、“选贤任能”的教育制度和选拔官吏的制度，与18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启蒙学者们：尊重个人的价值，反对中世纪的封建世袭制度，通过自由、平等、竞争，攀登仕途高峰的、梦寐以求的理想一拍即合。 魁奈在1767发表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他特别“欣赏中国的教育制度”。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启蒙学者认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办学校，重视教育，“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选贤任能”和“科举考试”的教育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一点，不仅成为他们反对欧洲贵族世袭制度的思想武器，也成为当时欧洲教育改革的一个思想来源。在18世纪这一批启蒙学者，就是按照：“中国的教育模式”，在法国倡导和推行了教育的世俗化和普及化，这对于19世纪法国的教育发展，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对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在1610年以前，利玛窦就在其《札记》的第一卷第五章中有详细的介绍。这种学位制，为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制定教育发展计划， 引进竞争性考试制度，满足资产阶级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法国至今实行的学士、硕士、博士分级学位制，仍有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中的秀才、举人、进士的痕迹。 以上的历史资料与资源，足以表明中国文化对于欧洲近、现代文明，有过积极的贡献，它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且曾经成为欧洲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动力。但是， 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这200年来， 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文化逐步被欧洲人、世界人所轻视、蔑视和忽视。到了20世纪，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之中，似乎已经无足轻重、甚至走入了“被开除球籍”的绝境。只有认真反思历史，切实调整文化偏见，重视文化建设，才有可能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再次复兴。 主要参考书 （1）（美）顾立雅著：《孔子与中国之道》，高专诚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姜守鹏：《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传统与时代》，第38—64页 （3）、朱静：《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出版社1995年版。 （4）、罗溥洛：《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卓新平：《基督教文化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 （7）、（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 （8）、（美）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高旭东吴忠民等著：《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10）、刘启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出版 （11）、胡国亨（香港）《独共南山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2）、《马克思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2005-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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