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十八世纪欧洲文化中的中国风

叶廷芳：十八世纪欧洲文化中的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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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6-04 09:33来源:

 

我们这里讲的“18世纪”并不刻板地仅限于18世纪，实际上它有一个兴起的过程，也有一个退潮的过程，涉及到16世纪、17世纪甚至到19世纪，但18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

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西方是一个基督教社会，17世纪以后还是一个工业社会。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到现在文化跟生产力的发展还不是那么同步，依然还是农耕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信基督教，虽然有佛教、道教，但我发现我们国家是没有真正的宗教的。所以，这两种社会的文化形态必然不一样。

文化是关乎人类本性的东西，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纽带相联系，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一旦接触，能够相通、相容，但有的时候文化的交融不是那么快，甚至会发生冲突。比如历史上发生许多次宗教战争，在欧亚非十字军东征和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都是非常厉害的宗教战争。但从长期来看，文化还是要交流和融合的。

一般来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先后会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关于中西两种文化，我把中国文化定型为农耕文化加儒释道文化，它是一个守成型的文化；把西方文化定型为一种工业文化加基督教文化。工业文化加基督教文化有一个特点，因为有工业做背景，有物质力量做支撑，所以比较阳刚，比较有力，形成出击型文化，往外进攻。同时，因为西方人有基督教文化背景，所以进取心也比较强。农耕文化与之相比，相对来讲是比较封闭、比较保守的。在这样两种文化背景之下，18世纪这次中西文化友好的碰撞，西方文化是主动的。

初潮阶段

中西文化发生大规模的接触、交流的起因就是西方的传教士。过去，人们对西方传教士有一些不够公正的理解，好像这些人都是为侵略做准备的，从客观来讲，他们确实做了这种准备，但我觉得起初的动因不具备这种意图。

第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叫利玛窦，来自意大利，是天主教会委派的，生活在1552年一1610年，也就是十六七世纪。他1582年来中国，经过了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士大夫、京城的重要官员，后来见到了中国的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他在中国的这28年（1582年一1610年）里，收集了很多中国的东西，研究了中国的很多东西，而且把中国的古代经典“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译成了拉丁语，并呈送给了梵蒂冈教皇。利玛窦开了个好头，不久他的继任者金尼阁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也翻译成拉丁文，而且在杭州发表出来，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这两个人的译本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译得不是那么精细，算不上完善的译本。他们的后继者们继续努力完善，在前人的基础上，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全译本和介绍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书籍《中国哲学》。“五经”的拉丁文全译本是由好几位传教士完成的，如法国的白晋、刘应、马若索和雷孝思等。到了18世纪乾隆时期，这些古籍都有了法文的译本，由孙璋、宋君荣、钱德明等人完成。不久以后也有了德文、西班牙文等其他文字的译本。他们还写了《孔子传》、《孔子子弟传略》等一些重要的著作。这时，中国文化的精华在西方有了很好的资料。这个阶段是16世纪到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个阶段做了基础性的准备。

高潮阶段

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形成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叶的100年，主要有五个标志。

第一，中国学成为热门。

这些西方传教士为了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做了坚韧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古代典籍，还有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都进行了研究、考察。他们著书立说，出版了许多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许多人成了了不起的学者。

根据有关记载，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带了好多在中国的传教士写的书籍，加起来有400多本，现在至少需要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才能写出那么多书来。同时，他们也把中国大量的各种书籍带回西方。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的时候，光送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中国书籍就有300册。另一位法国有名的传教士和翻译家马若索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几千卷中国图书。在传教士写的著作中，像语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卫匡国写的《中国文法》，西班牙人华罗写的《官话简易读法》，路易十四的顾问傅尔蒙写的《中国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是非常有名的史料著作，于1585年完成，被译成了多种文字。还有冯秉正的12卷本的《中国通史》是规模较大的卷宗。特别是基尔契的《中国》一书由于是普及性的，影响非常大。法国传教士杜赫德编撰了一部规模更大的书叫《中华帝国志》，很受到启蒙学者的欢迎。其他像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方面的书籍都不少。

 

第二，哲学家唱出了最高音。

这个唱最高音的人是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一1716）。莱布尼茨是康德的祖辈，他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也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曾经当外交部长出使过法国。他也是一个科学活动家，曾经在柏林建立了当时世界上三座科学院之一的柏林科学院，而且应俄国沙皇的要求，为彼得堡建造了一座科学院。欧洲人的进取精神在莱布尼茨身上表现的非常突出。他对遥远的中国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他从21岁起就研究中国，也赞颂中国，而且终身不渝一直到死为止。他比黑格尔更有眼光，黑格尔关注的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缺点方面计较的比较多，而莱布尼茨是着眼于中国在世界各地中的地位以及发展潜力与前途。在莱布尼茨看来，中国与欧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两极，就是两个阶段。当时欧洲中心论盛行，欧洲自我优越感非常强。在他看来，这两个地区相比，可说各有长短，难分轩轾：欧洲人讲究思考甚至思辨，而中国人善于观察善于实践。他列举了一系列欧洲人最引以自豪的方面，诸如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在用以证明人类知性的伟大的理解力方面，在战争艺术与战争科学等方面，欧洲人确实要比东方人比中国人要略胜一筹。但是，他话锋一转说，“然而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他认为，“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本身”，以至“人与人相互为狼”，这是最大的愚蠢。谁来匡正这个愚蠢呢？他认为惟有中国。因为“中国人较之其他的民族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他认为，中国人尊敬长辈和老人；中国人等级观念不像欧洲那么森严，比如农民与仆人之间，平等相待，相敬如宾，完全可以与欧洲贵族的所有社交礼仪相媲美。而达官显贵之间的交谈也温文尔雅，从不侮辱对方，即使有愤怒之情，也不诉诸于辞色，而在家庭、邻里之间都保持着这种礼仪，这跟欧洲大不一样。应该说，莱布尼茨在这里讲的未必句句都中肯。因为他毕竟没有到过中国，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各个民族都有优缺点，匡正缺点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因此，他提出：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智慧之光。为此，他给即将从罗马回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写了两封长信，向他提出了30个关于中国的问题，请他详细了解。这些问题大到天文、地理、生活、技术、音乐、卫生，小到养蚕的方法、棉絮制造，以及介绍几种值得欧洲人借鉴的生活方式。他想通过这样的借鉴，“我们的求知欲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大大的激发。”

莱布尼茨把他对中国的态度传给了他的弟子沃尔夫。沃尔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因为有了老师的教导，也成了一个中国迷，写文章，四处演讲。沃尔夫有一个重要的学生叫康德，康德应该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生活在18世纪。但是康德既不像莱布尼茨、沃尔夫那样对中国全力以赴的研究和赞颂，他保留了一些看法，他曾经写过《中国》这样一篇文章，他赞颂了中国有长城、黄河、运河这么大的历史工程。但他对中国当时有肯定，有质疑，也有否定。

第三，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

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主要表现在法国思想家的身上。兴起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解放运动，客观上为新兴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作了必要而且有效的舆论准备，直接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启蒙运动席卷了欧洲所有的主要国家，但中心在法国。法国的启蒙运动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核心。这个学派是创始性的，有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哈，拉梅特里、爱尔维修、波维尔、魁奈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至今仍然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他们的关注点涉及到各个领域。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主要矛头指向基督教统治，主张自然神论。

大家知道，文艺复兴挣脱了神的统治，确立了人的尊严。但那时候，教会势力仍非常强大，人们不敢公开提出反对上帝，反对基督教的口号。马克思说，人们只能战战兢兢的请出古代的幽灵，来为自己壮胆，就是借古喻今的意思。而启蒙学者们敢于公开这么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们认为，基督教用谎言蒙蔽了世人，掩盖了世界的真实面貌，把基督教统治的世界美化成世界上最好的世界、最文明的欧洲。

百科全书派的学者们从传教士那里深入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恰恰是一个属于自然神论的国度，对中国很快产生“热恋”，其中最热烈的是伏尔泰。伏尔泰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这是他在《哲学辞典》里讲的。他用中国的历法驳斥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因为根据圣经《旧约》记载，人类创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与繁衍有50个世纪以上，就是我们讲的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而且他认为人类的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而且早就遥遥领先。于是，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诩的基督教徒。他说，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而且治理有方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他称赞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混乱，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旗帜。伏尔泰也高度称赞中国天文学成就的神奇。他说，世界各民族中惟有中国的《史记》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汇。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靠。伏尔泰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作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西方的带有迷信色彩的宗教。在伏尔泰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只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这里有段插曲，伏尔泰曾经结识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二世，在他的影响下，腓特烈大帝对中国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他的“无忧宫”的“逍遥园”里盖了一座“中国茶亭”，成为皇家园林里醒目的一景。

百科全书学派的另一个主要成员就是霍尔巴哈。他是了不起的一个学者，撰写了376条百科全书的条目，应该说是当时百科全书的初创者。霍尔巴哈把中国的政治伦理视为治国的良策。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并且号召“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楷模”。

狄德罗与上面两位同仁的思想是相近的，在他的视线里，中国儒教“只须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他把孔子与古希腊的圣哲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孔子与荷马相比，荷马不过是“糊涂虫”。

波维尔也把中国人的治国方略看作欧洲的方向。他指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见，当年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以中国为理想的坐标去构想欧洲的未来。

除此以外，中国的科举制度也普遍受到肯定，认为这铲除了贵族的世袭制。中国帝王有世袭的权利，一般的达官显贵没有这个权利，但欧洲的达官显贵是代代相承，这个观念非常的牢固，欧洲好多国家如西班牙、英国、瑞典都还保留王室制度，国王作为一个象征性的领袖。科举制度铲除了贵族的世袭制，每个人靠自己的本事，“学而优则仕”。当然，欧洲的达官显贵世袭制之下，真正有才能的人也还是可以取得贵族身份的。比如德国歌德、席勒以及英国建筑师N·福斯特都取得了贵族身份，这只是极少数的人。

启蒙思想家中还有一个学派是“自然主宰学派”（重农学派）。这个学派主张以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权，这实际上是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回归自然”观点的延伸。当很多人对工业化津津乐道的时候，他们已经看出了人类的危机。这个“重农学派”的主张是欧洲的中国热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它的高潮是18世纪60年代，创始人是法国的魁奈，他于1767年发表了《中国专制制度》这篇文章，肯定了中国实行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此文使他获得了“中国的孔子”的声誉，他的《自然法则》一书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在他看来，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依据，而人类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他提倡以农为本，极为赞赏中国历代君王重视农业的政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魁奈死后，他的学生继续鼓吹他的思想，并且认为这是遵循孔子的教导，继承他的衣钵是继承孔子的教导，实现他的敬天爱人，抑制私欲的道德准则。

还有一位重农学派的改革家叫杜尔戈（1727一1781），他曾经当上了法国财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国，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改革。那时他认识了两个中国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人正要回国，杜尔戈挽留他们再待一年，让他们熟悉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并且交给他们52个调查提纲，对中国的劳动资本、赋税等农业经济问题，造纸、纺织、印刷等工业问题，乃至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与历史等进行广泛的了解。这两人回国后根据提纲把了解的情况，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汇报。同时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也根据重农学派的要求，收集丰富的资料寄回法国。这些人主要对水稻、茶叶、桑树栽培方面进行了研究，另外也将一些优良的种子寄回去。在整个18世纪，因为某些学派重视农业，所以中国的花木嫁接技术传到了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园林建设。

总之，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为人类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们对这份遗产要加以珍惜，因为中国的农耕文明是世界上最长的，而且是经验最丰富，遗产最丰富的文明。

第四，文学、艺术激起的反响。

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讲，颇为遗憾的是西方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都是思想家和学者，几乎是没有文学家和艺术家。所以尽管中国文学非常丰富，但是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文学才开始传播到西方。它的第一个引领者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文学家，而是一位英国商人詹姆斯·魏金森。他曾经在广东生活了多年，通过英语和葡萄牙语译了一个四卷本的中国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合集，像《风月好逑传》、《中国戏提要》、《中国谚语》等。这部合集由英国人汤姆士·帕塞刊印了出来已经是1719年的事了。

13年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在1732年把元代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翻译了出来，题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伏尔泰对《赵氏孤儿》非常欣赏，1755年改编为《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代的晋国，是一则舍生取义、替友人救孤复仇除奸的故事。伏尔泰是个人文主义学家，他把这个故事挪到成吉思汗的时代，想用这个故事来感动成吉思汗，使他从一个以血腥征服为能事的暴君转变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懂得体恤老百姓的好君主。

几年之后，在18世纪60年代，中国“十才子书”里面的第二本《风月好逑传》除了英译本以外，也有了法国译本和德国译本。但中国文学在德国大作家当中首先引起反响的也是《赵氏孤儿》。歌德在1781年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这个剧本，他认为非常深刻动人，并想着手把《赵氏孤儿》跟《今古奇观》合起来改编成一个剧本叫《艾尔彭诺》，可惜没有能够完成。歌德是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愿景的人，也是最早、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说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视野非常广阔。歌德把他的眼界朝向东方，朝向中国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歌德早年对中国并不是很了解，晚年对中国的好印象也是通过文学作品才得到的，先后读到的文学作品有《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百美图咏》、《今古奇观》以及《赵氏孤儿》。尽管这些作品除了《赵氏孤儿》都不是第一流的作品，但歌德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从中发现“中国人是一个和德国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纯洁、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们写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理查孙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之处”。尽管歌德知道这些书“肯定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他相信“中国有千百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里生活呢。”

歌德还把中国诗人与法国诗人贝朗瑞做了对比，他指出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诗人却正相反……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数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期地存在下去。歌德对于中国人最善于克制这一点非常欣赏。除此以外，他还根据中国的一些诗歌主题，写了那些小诗，慢慢结成一个集子叫《中国晨昏四季杂咏》。

歌德的伟大盟友席勒比歌德小10岁，但是比歌德早死30多年，1805年就去世了。这两个人在1794—1805这10年间，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两个人合作写东西，把德国文学推向了高峰。歌德的《好逑传》很可能就是从席勒那边得到，因为席勒有个朋友就是《好逑传》的译者，这个译者曾经在1794年送给席勒一本《好逑传》。席勒看了这本书以后非常地感动，但他觉得这个译本不太好，所以他想改写一下，并和一家出版社签约、计划在1803年—1806年完成，可惜席勒在1805年就去世了。1782年席勒23岁时因为《强盗》的上演而一举成名，曾经改编了意大利戈茨的歌剧《杜兰朵》，因为其中有个中国公主，这也是席勒改编这个剧本的因素之一了。

中国艺术对西方产生影响比古代经典要晚，但比文学要早，在18世纪上半叶就引起了反响，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法国有两位代表这个时代欧洲画风的画家对中国艺术情有独钟，一位是瓦托，一位是博歇。两人都是欧洲罗珂珂风格的主要代表，瓦托比博歇更有名。罗珂珂风格主要倾向比较淡雅、柔美的情趣，而中国的水墨画，特别是山水画比起欧洲的油画确实要清淡、雅致。所以，有人评价瓦托深得中国六法。据说他的一幅具有中国画韵《孤岛帆阴》藏于卢浮宫，我查了一下《卢浮宫藏画集》，可惜没有这一幅。瓦托和博歇是师生关系，瓦托常给博歇出一些有关中国的题意，让博歇来画。可是这些中国的题材或者中国的题意，在两个人的主要作品中都没有体现出来。中国的题材，没有激发他们的重大灵感，但是可以见证他们对中国的友好。中国水墨画在英国也兴起了一股流派，就是水彩画，至少有两个人的受到中国影响，如柯仁和他的学生特涅。

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园林艺术。中国园林飞檐翘角的亭榭、高耸的层塔，石桥、假山、钟楼等以及蜿蜒的小径等都使欧洲人非常赞赏，因为欧洲人的公园都是几何造型，纵横有序，但一览无余，不像中国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比较丰富多彩。“蜿蜒小径”也受到席勒的赞赏。欧洲人把中国“蜿蜒小径”命名为“蛇形曲线”。欧洲人还把一些园林艺术的元素融入到他们的园林设计当中。比如18世纪德国萨克森公国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易北河河岸盖了一座皮尔尼茨宫，皮尔尼茨宫有“水宫”和“山宫”，其中“水宫”的房子就是按照中国建筑风格建造的。德国卡塞尔以前有位伯爵叫威廉·索赫，他在一条叫“吴江”的小溪旁建了一个“木兰村”，连挤牛奶的黑人都穿中国的衣服，俨然是一个中国村子的样子。难怪当时有位英国的建筑师——威廉·钱伯斯写了《东方园艺》一书，他说“中国人设计的园林艺术确实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和东方的灿烂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

第五，罗珂珂风与“中国趣味”。

欧洲的文学艺术在文艺复兴（14世纪到16世纪）以后分为两个大的流派，一个流派是以法国为中心的古典主义流派，一个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巴洛克风尚。古典主义的流派是想继承自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这一个正宗的传统，强调理性、庄重、对称、谐调等美学法则，18世纪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把这个审美法则概括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由于人类的审美艺术不断地变迁，形成审美疲劳，所以当时有了另一个流派，他们在形式和风格上背离了文艺复兴形成的正宗风格，以一种怪的形态出现，巴洛克是“不圆的珍珠”的意思。这一股流派风行了整个17世纪。

巴洛克流派发展一个世纪以后演化为罗珂珂了。巴洛克适于把罗珂珂划到它的流派当中，罗珂珂过于强调纤巧，强调新意，强调艳俗的色调。这股风本来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欧洲人用石头盖房子，我们用木头盖房子；他们吃面包和土豆，我们吃米饭和馒头；他们用刀叉吃饭，我们用筷子；我们穿长袍马褂，他们穿轻便的西服；我们的女人三寸金莲，亭亭玉立，他们的女人迈着大步，信马由缰。问题是，这时的欧洲由于发展了工业，又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海外掠夺，生活不断富裕，特别是上层社会追求奢华；原来的劳动阶层许多人上升为市民阶层，消费意识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人懂得“潇洒”了！于是建筑讲究装饰，唯恐不能弄得满满当当；住宅也想布置得尽量让人羡慕，穿戴更希望能抢人眼球，而这一切如果能加点“异国情调”那就更刺激了。而经过两个世纪的信息积累和感情升温，他们正“热恋”着中国。这时候欧洲人海外贸易也就发展起来了，恰恰从中国运来了他们所没有的许多特产。它们显然可以构成罗珂珂风尚的某些装饰要素，满足他们消费的需求。比如，丝绸又光亮又柔软又细腻，还有精妙无比的刺绣等。特别是瓷器，那瓶瓶罐罐千姿百态的造型，用的大多是柔和的弧形曲线。这些曲线符合罗珂珂厌弃方形、锐角的审美趣味，对他们来讲是多好的装饰品啊！而且是多好的餐具、茶具啊！以前欧洲有钱人用的杯盘都是金属制作的，锡啊，铜啊，银啊等等，既昂贵又笨重，而且没有色泽。现在你看，陶瓷又漂亮，又便宜！所以路易十五曾经下令：把所有的银质餐具统统熔化掉，派作更重要的用场，餐具一律用瓷器替代。在上层社会，瓷器还用来收藏，作为积累财富的一种手段，尤其是王公贵族都竞相购买。

1604年，一艘载有中国货的葡萄牙大帆船被荷兰人劫掠，海盗们将这批中国瓷器取了个名儿运回国内去拍卖，引得法王亨利四世和英王詹姆斯一世派人去抢购。后来，法王路易十四还命令他的首相创办中国公司，专门到广东订造中国瓷器。凡尔赛宫就辟有专门储藏这些东西的厅室。俄国的彼得大帝和德国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更不例外，他们把储藏瓷器作为最大的财富。所以中国的瓷器刺激了欧洲的外贸活动，尤其是荷兰和英国。

据统计，1602年—1682年这80年间，也就是明末清初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各国输入的中国瓷器达1600万件。我们可以想象看，又过80年，也就是到罗珂珂的末期，该有多少中国瓷器播散到西方世界啊！要知道，此80年非彼80年，罗珂珂时期随着茶叶和咖啡的普及，瓷器已经从上层社会走进普通家庭。17世纪末，英国进口的茶叶是2万磅，至19世纪初达到2000万磅，增加了1000倍！这1000 倍茶叶的消费，需要增加多少的茶具去适应它？当时瓷器的销售量非常大非常受宠。

既然瓷器这么吸引人，何不本土制造呢？于是，自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意大利、荷兰、德国都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最后，终于在1709年让德国人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迈森找到了高岭土，造出了瓷器，而且烧出了彩瓷。又过了半个世纪，法国在研究了景德镇的瓷土以后，也在本国找到了瓷土，所以在1768年生产出了硬瓷。同一年英国也获得了成功。这样，中国的“瓷蛋”在罗珂珂风中，在欧洲普遍孵出了“瓷小鸡”，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的工业品生产。

在罗珂珂风中，中国的漆器也备受欧洲人青睐。漆除用作墙壁和物件的涂料外，还可制作各种观赏性的工艺品，不仅王宫里少不了它，作为一般居家的摆设也很常见。漆器这一中国特产，同瓷器、丝绸、壁纸等一样，都被欧洲人仿制了！他们还出版了有关的专著。当然他们模仿的结果都达不到中国原汁原味的水平。

除此以外，中国的某些生活用品也引起欧洲人的兴趣和模仿欲望。比如我们抬的轿子，也赢得了上流社会的兴趣。1700年年初，路易十四为庆祝新世纪，开了很大的舞会。他自己穿着中国人的服装，坐着中国式的轿子，由八个人提着进去。据说欧洲的轿子谁也没有抬过，都是提着。还有一些贵夫人，很喜欢中国的扇子。16世纪以前，她们都用鹅毛扇，16世纪以后，贵夫人四季都用中国扇子，冬天也用，就像女人挎着手提包一样，随身都要带着。广告、书本插图、舞台美术、演员化妆以至饭馆服务人员的穿戴等，无不以中国的风格为时尚。奥地利的女皇玛丽亚·苔莱西亚也曾亲自在一出歌剧中扮演一名中国妇女的形象。甚至一些贵族，还学中国人饲养孔雀、金鱼。

所以，说来就不奇怪了：许多欧洲王宫都设有中国馆或中国室。

比如斯德哥尔摩的夏宫、法国枫丹白露宫、凡尔赛宫、奥地利古都茵斯布鲁克的宫堡、维也纳的美泉宫、柏林毁于二战的首饰宫、夏洛特堡王宫、慕尼黑的纽芬堡王宫、马德里的阿兰霍埃斯离宫、那不勒斯郊外波尔幸齐王的别宫等。

退潮阶段

事情有兴就有衰，兴从17世纪的后期到18世纪的中期差不多100年，衰是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

两种不同的文化“一见钟情”以后，本来就来的太快，也预伏着危机，日久见人心。100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欧洲人进取心变成了咄咄逼人的出击姿态，在以防守型为心理特征的中国看来是忍受不了的。因此，1715年，当罗马教皇听说他的传教士在中国参加了中国的祭祀活动，他就下了“禁令”，不许传教士在中国参加中国民间的祭祀活动，这使在1693年已经下令停止传教的康熙皇帝下令禁止传教活动。

到18世纪60年代，腓特烈大帝受了伏尔泰的影响，甚至模仿《波斯人信札》书信体的形式写了本小说，攻击罗马教庭，赞美中国，对中国表示友好，他以为这样做了以后中国的皇帝会高兴，因此又向乾隆皇帝提出通商的要求，结果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本来身为政治家的腓特烈对中国的那些好感就不太牢固，这下情绪马上一落千丈，后来在给伏尔泰的信里面表示了对中国统治者的不高兴。他说，那些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的古怪的野蛮人，并说那位“当上了中国皇帝的满族人是个蹩脚的诗人。”腓特烈大帝的情绪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欧洲那些正走上殖民道路的统治者的情绪。这个时候的欧洲人不像17、18世纪前期那样，一心想了解中国，赞美中国。中国大门不开，对他们来说是如鲠在喉。这样，中国热也就无从谈起了。

一种文化，魅力昭昭，走出深闺，风情万种。坐等膜拜，时久魅收。留下血缘，再催新潮！旧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中国在欧洲“热恋”当中也留下一些情种，这些情种在新的时代成为新的友好的种苗，将使中外关系更加融洽、更加丰富、更加多姿多彩。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报告人为德语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