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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路易十四时代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

2011-11-07  華登

传教士路易十四时代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

  路易十四时代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讲演

  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见面,一起就《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大展》的有关话题进行交流。

  上个月初,我曾到台北来,参加故宫举办的《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大展》的开幕式。在开幕式和先前的记者会上,周功鑫院长讲到,这个大展是讲述两位帝王与五个传教士的故事,完整呈现十七、十八世纪间康熙皇帝(1662-1722)与法王路易十四(1661-1715)两位同时代君王的文化风格与交流面貌,具体展现东西方在科学、艺术与文化方面的接触、交流以及相互影响的历程。实际上,这个展览的成功举办,有法国13家博物馆,大陆的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等参展单位共襄盛举,也是中法文化交流和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成果。

  在今天的讲演会上,我想结合这次展览,讲一下在康熙和路易十四的那个时代,也就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欧洲人是怎样认识中国的?或者说,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人心目中,中国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欧洲是通过什么渠道认识中国的

  可以说,直到十七世纪,欧洲和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在此之前,欧洲人只有对一个遥远帝国的模糊印象,以及某些旅行家对于中国的不完整的和相当个人化的记述。比如,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那个时代中国的丝绸就已经传到了罗马,许多贵族都已拥有丝绸而炫耀,甚至有人说,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是因为大量进口中国丝绸而造成了经济危机。再比如元代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多年,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有许多比较详细的介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最初就是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鼓动,要到中国来,结果因为地理知识的限制,最后到了美洲。但是,十七世纪以前,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欧洲人对于中国真正的认识,还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

  那么,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是通过什么渠道认识中国的?在那个时代,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贸易,一个是宗教。实际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甚至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上,贸易和宗教也是主要的两个渠道。

  中国与欧洲的贸易,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开辟了,比如前面说到的丝绸之路,但那时代的丝路贸易是间接贸易,罗马人喜欢丝绸,但不知道丝绸来自哪里,只听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产丝的国家。到十五世纪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海上贸易逐渐取代了丝路的陆路,成为中欧贸易的主要通道。现在一般都称为“海上丝绸之路”。1514年,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商船是葡萄牙人的。到十七世纪,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等国的商船陆续来到中国,开展对华贸易。1660年,法国组建了“中国公司”,并首次派商船来华,不料因途中遇风暴而沉没,公司也因此倒闭。1664年,法国又组建“东印度公司”,积极开展对华贸易。169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商船“昂费德里特号”(L Amphitrite)首航中国,清政府以法国商船第一次来华,并且船主是法国国王的使者,因此对于其应纳关税予以免除,表示优待,并允许法国在广州设立商馆。1701年,“昂费德里特号”又做第二次航行。两次从中国运去大量丝绸、瓷器、漆器等,一时法国社会流行穿着丝绸,摆设漆器、瓷器。此后,法国商船常有来广州进行贸易的。来往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商船,披波载浪,扬帆渡海,交换着两地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也架设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正是通过频繁的贸易关系,欧洲人接触到中国丰富的物产和文化,对中国有了许多直观的了解和认识。

  第二个渠道是来华传教士。周功鑫院长多次讲到,《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大展》讲述了两位帝王和五位传教士的故事。她说的这五位传教士,都是法国的传教士,并且是进入到中国宫廷,为康熙皇帝服务的传教士。最早来中国的传教士是利玛窦,他在十六世纪末从澳门登陆,来到广东肇庆开始传教。1601年1月,利玛窦来到北京,这是第一个进入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欧洲传教士。从此以后,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先后有数百名传教士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们大多数都在中国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其中有些人还登堂入室,进入中国的政治中枢。有一个资料统计,这一时期来中国的传教士,有可考者约近五百人。在他们当中,最早来的是耶稣会士,后来还有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奥斯丁会士,法国的外方传教会士是1680年以后陆续来到中国的。

  在欧洲,自从进入所谓“黑暗时代”,传教士是唯一一种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虽然启蒙运动前后,新型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和逐渐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但此时的传教士们仍然担当着文化传承的使命,他们中相当多的人都是当时的饱学之士。传教士们踏上中国的土地,本是为传教而来。但是,他们发现,在中国传教并非容易。因为中国悠久的传统思想在中国民众中根深蒂固,具有巨大的权威性,要拿另外一套东西取而代之谈何容易。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种所谓“合儒”的策略,就是利用中国文化典籍特别是儒家经典来论证基督教教义。在他们看来,赢得中国人同情和兴趣的有效方法,就是使基督教义附会儒家的思想进行讲授。为了实现这一策略,他们不仅在服饰、志趣、生活方式等等方面模仿中国士大夫,而且对中国文化和典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说,他们的这一策略是成功的。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基督教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但是,他们的做法却受到了罗马教廷和欧洲宗教界人士的强烈批评,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异端”,比如基督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但是在中国传教不接受中国的习俗,不允许教徒祭拜祖先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引发了很著名的“礼仪之争”,最后罗马教廷还派人到中国来调查。这种争论引起中国皇帝的反感,于是到雍正时代出现了所谓“断教”,雍正皇帝宣布取消他们在华传教。

  在“礼仪之争”期间,来华传教士们为了给自己的做法辩护,同时也是为在华传教争取更多的资助,吸引更多的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写了大量的报告、书信、著作,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宣传他们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和业绩。有一位当代法国学者曾经指出:“传教士们为了向上级陈述自己不同寻常的做法,不得不对自己周围的形势发表感想,因而在欧洲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这为欧洲学者最初‘客观地描绘’中国,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启蒙哲学家们进行政治及道德沉思时,这些著作就成为他们的参照物,它们组成了当时的中国的肖像。而且这一情况维持很久,直到十八世纪末。”

  根据在华传教士提供的大量的书信、笔记、报告、著作等资料,十八世纪时,法国的耶稣会士编辑出版了三部篇幅巨大的丛书,号称十八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三大名著”。这三部丛书是:

  《耶稣会士书简集》,由法国传教士卢哥比安(Charles Le Gobien)、杜赫德(Jean Baptisie du Halde)和帕都叶(Louis Patouillet)先后分类编纂,历经七十多年,于1702-1776年陆续在巴黎出版。《书简集》共34卷,其中16-26卷是关于中国的。它们以通信的形式,将传教士们观察所得的中国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历史地理、哲学思想、工商情况等详加报告,因而成为18世纪及至以后许多欧洲学者研究中国的主要资料来源。这部书信集的中国部分,最近已经有大陆的出版社翻译出版了。

  《中华帝国全志》,全称《中华帝国及中国领鞑靼之地理的、历史的、编年的、政治的及自然的记述》,共4卷,是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在主编《耶稣会士书简集》的基础上,根据海外传教士的报告、书信、著述和笔记中的有关材料整理积纂、编写而成的一部综合性著作,1735年在巴黎出版。全部著作得自二十多位传教士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一百五十年间欧洲人了解中国的一个总结,被誉为“西洋中国学之金字塔”、“真正可以夸耀于世的纪念碑”。

  《中国回忆录》,全称《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的回忆录》,先后由法国耶稣会士布莱提叶(Gabriel Bretier)、法国王家学院匈奴突厥史专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和著名东方学家萨西(Antoine Isaac Sylvestre de Sacy)先后主编,共16卷,1776-1814年在巴黎陆续出版,是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研究的大论丛。有西方学者评论说,这部巨著的出版标志着几个世纪前顺利地由利玛窦开创的一种事业的完成,标志着耶稣会士的中国学研究达到了“顶峰”。

  上述“三大名著”的出版,在法国乃至欧洲引起轰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霍尔巴赫、魁奈等人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都从中获得很大的收益。 欧洲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前面说到,来华的传教士大都是一些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那么,当这些博学的并且有着相当文化兴趣的知识分子来到古老中国的大地,直接接触巍峨辉煌的而对他们来说又是完全陌生的中国文化,可以想见,在他们的心灵会产生何样的冲击和震撼;可以想见,他们会以何等的兴趣和何等的热情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他们的同胞。于是,传教士们通过他们的书信、报告、著作、回忆录,还有他们翻译的中国典籍,把一幅关于中国的“肖像”展示在欧洲人面前,大大增加了欧洲人关于中国和整个东方的知识,开阔了欧洲人的世界图景。自此以后,欧洲人对于的了解,不再是通过种种不可靠的传闻而获得的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土的模糊印象,而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所以,有人评论说,在“十七及十八世纪中,耶稣会士是沟通欧洲与远东文化的桥梁”。

  在当时的传教士的报道中,在学者的叙述中,中国常常被描绘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片繁荣富庶,安定和平,人民安居乐业,讲究道德,彬彬有礼,充满智慧、文明和和谐的气氛。他们特别赞扬中国的政治制度,认为它是稳定与经久不衰的保证。美国学者德克·卜德在列举中国文化对于欧洲启蒙运动中新思想的种种刺激因素时说:“特别是中国被羡慕地看作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政府不象欧洲那样掌握在封建贵族手里,而是由一些有高度教养的官员来管理,这些人能取得他们的官位,仅仅在通过了一系列国家举行的考试,以证明了他们的价值之后。”在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中,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受到高度的赞扬,特别是康熙皇帝被说成是一位睿智、大度和开明的伟大君主。

  在当时欧洲关于中国的文献中,中国几乎成为一个“天堂般的地方”,与破败凋零、危机四伏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中国就是一个他们所向往的理想之乡,一个“乌托邦”。有一位法国学者指出,耶稣会士们眼中的中国,“是西方所制造的最有影响的乌托邦”。由于他们关于中国的著作“提供了真正的信息,就为那个正在开始形成的形象增添了光彩。那是一个公民国家的形象,它稳定、世俗化、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也曾说到中国作为欧洲人眼中的“乌托邦”所具有的价值意义,他写道:“对于西方人来说,一个界限分明的地区,仅仅其名字,便可构成一个乌托邦的巨大库藏。……按照我们的想法,中国的文化是最为讲究、最为等级森严、最不受过去影响的。”

  西方文化具有创设“乌托邦”的传统。在启蒙时代,启蒙思想家致力于追求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而他们在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中,就发现了这样的“理想王国”。中国成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载体,成为他们的“希望之乡”。不过,中国人自己并没有生活在这样的“希望之乡”里,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被远方的人们描绘的如此尽善尽美。实际上,关于中国乌托邦的一切描述,都是欧洲人制造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他们大量想象的成分。他们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加诸到一个想象的“中国”上,然后对它加以推崇和仰慕,实际上亦即是对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理想的推崇和仰慕。然而,他们所设想的这个乌托邦也并不是和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毫无联系。从中国传来的文化信息,介绍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文献资料,译介到欧洲的中国典籍,都是他们思考和探索社会改造方案的思想材料,都是他们想象和设计理想社会的范型和摹本。因而,他们创设的这个乌托邦是在中国文化信息的刺激下出现的,中国文化是激发他们想象和智慧的源泉。

  在启蒙时代,中国成了欧洲人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王国”的一个典范。这种典范或乌托邦首先发挥了巨大的参照系的功能,许多启蒙思想家都拿有关中国的材料来比照批判欧洲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的这个典范或乌托邦还对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改造方案起到示范作用。比如伏尔泰和魁奈都大力赞扬中国的“开明君主”制度,主张以中国为榜样,在法国实行这样的开明君主制。中国的重农主义政策,单一农业税制,教育和科举制度,设置谏官,兴修水利,德治主义等等,都受到启蒙思想家们的推崇,并希望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汲取实际的经验和智慧。

  中国的典范或乌托邦在启蒙时代激励了人们对“理想王国”的向往和追求,激励人们为争取“理想王国”的实现而奋斗。因为制造了这么一个关于中国的乌托邦,就是宣称在遥远的地方已经存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因而就意味着建立新的世界并不是不可能的,就意味着启蒙思想家所设想理想王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就意味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可能成功的。 “中国风”:潮起潮落,云卷云舒

  在近代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在思想层面对欧洲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还深人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于中西贸易的发展,中国丰饶的物产,如瓷器、漆器、丝绸以及其他工艺美术品,在欧洲广泛传播,对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影响。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以采用中国物品、模仿中国式样为时尚的“中国趣味”或称“中国风格”。中国的瓷器、漆器、绘画的丝织品、壁纸等成为人们多方收求的珍品,中国古代艺术的新奇、精致、柔和、纤巧、优雅特色深受人们喜爱。中国的园林、建筑和绘画艺术也对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欧洲的文学艺术领域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浸染的痕迹。在这个时代,“中国风”吹拂着欧洲大陆,在那里出现了被称为“洛可可风格”的艺术和社会风尚。

  “洛可可" ( Rococo)一词源于法语“rocaille",意为假山石或装饰用的贝壳。“洛可可风格”( Rococo style)指的是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风行于欧洲的一种艺术上的解放运动洛可可风格的特点是轻飘活泼,线条丰富,色调灰淡,光怪陆离,重自然逸趣而不尚雕琢,与欧洲以前流行的严谨匀称的古典风格完全不同。洛可可风格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特殊风格,而且也是一种审美观念,一种社会情调。洛可可风格出现于十七至十八世纪,正值中西文化交流高潮之际。洛可可风格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激发。虽然这种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离不开欧洲文化历史的基础,但是,它与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的契合与接近,以及当时欧洲社会流行的追求“中国风格”(chinamode)和“中国趣味”(Gout chinois)、模仿中国式样的时尚,正说明它所受中国文化之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追求中国趣味,模仿中国样式的风尚不仅广泛流行于各个艺术领域,而且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层面。有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向往中国和追求中国文物的风尚……在路易十四执政以前的半个世纪已经开始,直至路易十五执政的这个世纪中期,它达到一个高潮。……它包括中国的轿子、瓷器、漆器、丝绸、爆竹、万花筒以及用纸来做纸牌和名片之类的许多新用法。饮茶成为一种时尚;园林一改过去人为地讲究对称,而是按照中国式的自然风格加以重建;连庞巴杜夫人也赶时髦,把自己的头发梳理成日本样式。美术受到崇尚中国运动的影响,……文学作品同样追求这一风格 ……”。

  欧洲洛可可艺术风格所受中国之影响,主要的形式是通过流传到欧洲的中国瓷器。在十五世纪时,瓷器在欧洲还是极其稀有的珍品。十六世纪以后,中西贸易扩大,中国瓷器大量运销欧洲,使收藏瓷器成为欧洲社会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在皇室和贵族阶层,收藏瓷器成为一种近乎狂热的风潮。在奥地利的美泉宫,就有一间专门用中国瓷器装饰的房间,称为“中国宫”。不久,中国的制瓷技术也传到欧洲。各国相继办起瓷器工场,它们大都模仿中国瓷器,描绘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菊花柳树等独特的中国艺术风格的图案。温雅清脆的中国瓷器不仅为洛可可艺术提供了新的物质材料,而且“象征了洛可可时代特有的光采、色调、纤美”,象征了这一时代特有的情调。

  除瓷器外,中国的漆器也广为流传,大受欢迎。漆器和瓷器一样,也是古代中国的一项伟大发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中国漆工艺几千年的发展和成就,对全世界的漆器工艺都产生了影响。世界上一切制造漆器或用其他物质材料摹仿漆器的国家,无不或多或少受中国漆器的影响。到了十七世纪,中国漆器已经大量输人欧洲。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凡尔赛和托里阿诺宫中都采用整套的中国漆制家具。各种式样的漆器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在当时商业或财产目录上有关东亚进口货品的记载,其中有许多中国漆器的名目。英国流行中国漆器从威廉和玛丽时代开始,十七世纪中叶,福建漆器便在英国时兴起来。当时有直接从中国运去的漆器原件,也有将大块漆板运至英国再加工成屏风;还有将家具运至中国,上好漆后再运回英国。在十七世纪末法国已经制出中国漆器的仿制品。1692年,法国圣安托万地区开始仿照中国式样制造漆器。十八世纪时法国的漆器业居于欧洲之首,其中以马丁一家最为著名。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在制漆技艺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曾受到伏尔泰的热情赞扬,说:“马丁的漆橱,胜于中华器。”又说:“马丁的漆壁板为美中之美。”对法国漆业的最新成就表示了由衷的喜悦。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对中国时尚十分热心,其沙龙中经常聚集许多人高谈中国风尚。她特别喜爱马丁家仿造中国及日本样式的姿态优美的花鸟漆器,曾订购大批这样漆器家具,装饰她所居的蓓拉浮宫。法国漆器以蓝、红、绿和金色为主,室内立柜式样都照中国风格,而以牡丹花鸟、中国妇女、中式栏杆、房舍等装饰图案。在英国,十八世纪时上层社会妇女以学绘漆为时尚,绘漆成为女子学校的一门美工课。家具制造商也纷纷仿造中国漆器家具的图案和色彩,打造中国式家具。

  中国的轿子也在这个时期传入欧洲。大约在十七世纪初,按照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模式制作的轿子引入欧洲。164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曾经提到了轿子。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哀(Moliere)在他的几种喜剧中,特别是在1659年的《可笑的女才子》中也曾提到中国的轿子。欧洲各国还仿中国创设“轿制度”,按形式和颜色区别乘轿者的等级。法国路易十四时,贵族官吏出行乘轿,轿顶围帔的质料和颜色,按等级严格规定,轿身都以漆绘,流行牡丹、芍药等中国花卉图案。乘轿的多是贵妇人。法国轿子与中国不同的是,抬轿的人不用肩荷,而是以手举,法语称作“抬椅”(chaise b porter)。1727年,维也纳出现一次按等级轿列出巡大典,皇帝乘特别华丽装饰的轿子,走在前列,接着是宫廷和枢密院轿子,洋洋大观。十八世纪中期以后,这种肩抬的轿子逐渐为轿车所取代。法国人首先在轿子下部装上轮子,由马牵曳,形成后来的马车。早期马车车厢式样同中国轿式样基本一样。

  在室内装饰方面,大量使用精致美观的壁纸也是中国风尚的表现之一。壁纸是十六世纪首先由法国传教士从中国传到欧洲的,后来又由荷兰、英国和法国商人经广州外传。十七世纪以后,中国手绘套印的色彩绚丽,由花鸟、山水、人物起居画而构成的壁纸,风靡了欧洲。1693年,英国有一项论述玛丽女王所拥有的中国和印度珍品柜、屏风和挂纸的资料,首先提到了中国的壁纸。所谓挂纸大约就是中国手印的彩纸。即使到了现在,欧洲人仍然认为中国手绘壁纸令其他壁纸逊色。一位英国建筑界的权威人士说过:“没有比一觉醒来见到卧室中的北京画纸,更令人赏心悦目的了。”最早开始仿制中国壁纸的是法国人,其中法国工匠巴比雍(Papillon)仿制中国壁纸十分成功。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和英国工匠分别造出糊墙用的所谓“毛面纸”(flock paper),曾受到从中国进口的彩色纸的启发。

  中国的丝绸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运销欧洲。但是,由于价格昂贵,只有极少数贵族才能问津。到这个时代,丝绸在中西贸易中成为大宗货品,因而得以推广,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中国丝织品成为欧洲上流社会妇女的主要服饰。与此同时,欧洲的丝织业也发展起来。但是,欧洲的丝绸在质量上无法与中国相比,中国丝绸的大量进口使英国丝织业面临倒闭的危险,英国于1701年竟因此而封闭了进口的丝绸。当时,法国的丝织业居欧洲之冠。它以里昂为中心,丝织业的技工和艺术家都集中在这个城市中。法国生产的丝绸丝质柔软,“法国出品的这种技术特点,连同中国风格的花式装潢都是取法中国的”。织物的染色技术也由中国传到欧洲。这种技术被称为“支那术”(Chinas),有人说这是自有发明以来“最微妙的一种”技术。它把各色印于经线之上,结果把多种颜色混合起来,产生色调深浅匀称的效果。另外,中国传入的颜色新材料,显著地丰富了洛可可时代的调色板。

  在洛可可时代,追求和仿制中国工艺美术品,成为欧洲社会生活的一种新时尚。中国的瓷器、漆器、家具、轿子、壁纸和丝绸、刺绣及其制作工艺传人欧洲,不仅为欧洲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许多方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将一种神秘而飘逸的艺术风格和神韵带到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欧洲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中国工艺美术品的热烈爱好和刻意地摹仿,而且更表现在他们的绘画艺术和建筑园林艺术中。在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刺激下,欧洲的绘画艺术和建筑园林艺术在洛可可时代有了突出的发展,形成了欧洲艺术文化史上的一个有特殊意义的阶段。

  十八世纪吹拂欧洲大陆的“中国风”,表现在室内装饰、瓷器、漆器、家具、纺织品、绘画、园林和建筑等诸多方面,是一种从欧洲人眼光中看到的中国风格。这种中国风格和中国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关且渗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场景。实际上,这些带有异国情调的瓷器、漆器、室内装饰和园林艺术,就构成了他们新的生活场景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也随处可见中国风的余韵和影响。一切广告、书籍插图、舞台布景、演员化妆,都以中国风尚为引人注意、争尚新奇的创造。例如中国折扇在十七、十八世纪法国特别流行。当时法国宫廷贵妇不论冬夏,都一定手持中国式绢制聚头扇,以代替十六世纪时流行的羽毛扇。饲养孔雀、金鱼也成为中国风的一部分。 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态势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十七、十八世纪这段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甚至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中西两大文化体系开始了实质性的接触,开始了大规模的、多层次和多渠道的交流。

  十七、十八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之间,不仅仅是通过贸易进行的物质文化层面的交流,虽然物质文化的交流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也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传播,如前一时期“四大发明”、制瓷技术、丝织技术等等在西方的传播,而且深人到科学知识和艺术文化的层面,深人到思想观念的层面。在中国方面,传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包括天文学、地理学、算学、力学、物理学、医学和药物学等等,还有西方哲学和逻辑,以及美术和音乐等艺术形式,部分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学术传统和关于世界的观念图景。在欧洲方面,传来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和文化典籍,对反宗教专制的启蒙思想起到了激励和参照作用,而中国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渗入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社会追求的时尚,部分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既包括器物层面文化的交流,也包括艺术层面文化的交流,也包括思想观念层面文化的交流。并具各个层面上的交流都是在较大规模较大范围进行的。因此,中西文化交流在双方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对各自的文化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从总的趋势来说,形成了一种积极的、正面的互动关系。

  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是完全平衡的。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态势,是中国文化对于西方的影响作用,大于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作用。这是因为,在当时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占据明显的优势。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已经步入苍老之境,日呈沉暮气象,但在当时处于漫长发展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高峰,一切都还显得那么成熟、完备和强大,显得那么气度恢弘和辉煌灿烂。无论是就发展的成熟程度来说还是就创造的文明成果来说,中国文化都明显高于西方文化。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虽有传教士深入民间的传教活动,但西方传来的物质文明成果,多数仅作为贡品在宫廷和贵族中玩赏,西方的学术思想、科学知识以及艺术文化等等基本上还限于在知识分子中流传,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兴趣或“西学热”,也没有可能对日常生活领域发生深刻的影响。与这种情况不同,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则是相当广泛和深刻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以享有中国器物为时尚,它不仅表现在对政府中理性的儒家道德与慈善专制的理想化印象,其中还包括对中国艺术、建筑风格、陶瓷、家具及装饰艺术的狂热追求。所以,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化多得益于中国文化。英国一位研究中英通商史的专家曾指出:“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在将近300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在机器生产时代之前,在技术上的优势使西方能够把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经济之前,在大多数工业技艺方面比较先进的还是东方。”另一位西方学者也曾指出:“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不仅胜过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而且比多年来人们一般想象的要大得多。”

  所以,十七、十八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以中国文化大规模西传、以西方效法中国为其显著特征的文化交流史。

  但是,这时的中国尚沉湎于古老帝国的辉煌,而西方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巨变。所以,过了不久,到十九世纪以后,中西关系的这种态势就彻底改变了。 (2011年11月18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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