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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潮汕人是汉民族一个支系。潮汕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貌，是汉文化的一个地域性分支。本文简单介绍了潮汕文化在广东省东部自然环境制约下逐渐形成，并向海外传播、不断发展的历史。同时对潮汕人与客家人、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潮汕人潮汕文化形成发展潮客关系 一、潮汕文化的界定 在港澳和海外华人社会，潮州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一群体人数众多，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潮汕百科全书》说，海外的潮州人有1000万人，差不多占了海外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潮州人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意识，共同使用着一种汉语方言——潮汕话，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看潮州戏，演奏潮州音乐，喝工夫茶，喜欢吃很稠的白粥，而潮州菜现在已经成了风靡海内外的菜系。这些独特的文化特征，使得他们有别于其他华人群体——广府人、客家人、福建人等等。他们自称、别人也称他们为“潮州人”。 海外潮人的根，在广东潮汕地区（以现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为中心）。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潮州人，是汉民族中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的一个支系。我们把潮州人所创造的文化名为“潮汕文化”，并给它以如下界定： 1.潮汕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域性亚文化，它是在潮汕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 潮汕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总面积10346平方公里。地形大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丘陵，绵延起伏，东南瀚海连天，形成一个内陆比较封闭，而有很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这种地形地貌特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2.潮汕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它的形成过程，是本地原住民文化和移民文化经过多次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逐渐融合的过程。在自成体系之后，由于潮汕人的迁徙，潮汕文化向海外传播，同时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断发展。 3.潮汕文化包含着许多文化特质，它们组成了既与共存于同一地域中的畲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与周边其他地域文化有异的一个体系。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语言是最具有区别性特征的一种。因而，我们把潮汕文化理解为，由讲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 二、潮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一）中原汉人与潮汕文化 通过对潮汕地区考古发现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数千年来在本地区发生的文化，复叠了多个不同文化类型的历史层次。其中，特别具备文化意义的，有距今6000－5500年的潮安陈桥文化遗址和距今约3400－2900年的“浮滨文化”遗址。但这些史前的潮汕地区的原住民和早期移民所创造的文化，与作为汉文化地域变体的潮汕文化，有着质的差异［1］ 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岭南，本区属南越辖土，考古文化的面貌，与珠江流域大致相同。南越的君主赵佗原来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习俗上已经越化。但是南越国的各项制度，都仿效秦汉，郡县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南越在南海郡增设揭阳县，本区的行政建置，就从这时开始。中原汉人对潮汕地区的文化影响也在这时候从南越转入。 即使到汉代，这种影响也还是通过南越间接传入。而且在这一时期，本地区文化的汉化程度，也远远不及珠江流域。汉平南越之后，进入本区的汉族人仍然很不多，他们与本地的越人杂处，有部分越人逐渐汉化。从考古遗存中，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本区与广东各地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而与福建地区却有很大差别。［2］ 晋唐时期，中华主流文化在本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时期主流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个情况值得我们重视： 1.东晋义熙九年（413 年）置义安郡是本地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它说明本地在编人口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多数是来自南迁中原移民。这一阶段，南来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似乎处于一种隔离状态。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地区发掘了东晋六朝砖室墓近10座。这些墓葬，从墓室的形制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着中原的风格，与江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3］ 2.隋唐之交，广州俚帅杨世略据有潮循二州（《新唐书·高祖记》），土著势力在本地区仍然占据着优势。高宗武后时，陈政、陈元光父子与58姓军校屡次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实际上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通过战争的形式不断地互相接触的过程。这场较量，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告一段落。它推动了本地的民族融合，加速了汉文化在本地的传播。［4］ 3.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贬潮，在本地区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韩愈在潮州 8个月，却为潮州人做了不少好事，驱鳄鱼、办乡校、关心民瘼、释放奴隶，最为人们所称颂。从潮州社会文化的发展着眼，我们可以把韩愈看作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的儒家文化的代表、看作转变潮州社会风气的百世之师。［5］ 上面提到这三个情况，标识着晋唐时期中原文化和本地土著文化的交融不断深入的三个阶段。 （二）福老［6］与潮汕文化 闽文化的西渐和潮州的福老化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 宋元时期，闽文化空前繁荣，中华主流文化以闽文化为中介，对本地区影响的力度加强。由于闽人对本地区规模空前的移民，闽地风俗濡染岭东，南宋的《方舆胜览·潮州》已经有“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的记载。另外，本地土著的少数民族在这一时期也加速与移民融合。潮汕民系在这时开始形成。时至今日，历史上政区基本上隶属广东的潮汕，文化面貌却接近闽台，就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的。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影响本地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是闽籍官师的宦仕潮州。宋代潮州职官多闽人。当时闽籍仕潮官师，尊崇韩愈，慨然以兴学明道为己任，保留在《永乐大典》中的宋元方志，对此有很详细的记载。他们兴建州县学宫学舍，创办书院，办置、扩充学田，保证了办学经费的来源。在这些闽籍官员的努力下，宋代潮州教育比唐代有显著的发展，整个宋代，潮州共有139 人登进士第。这一批精英，是在民众的教育程度提高的状况下出现的。随着教育的发展，中华主流文化在潮州迅速传播，潮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于发达地区，南宋的《方舆胜览》上面就有“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于上国”的称誉。 二是闽人的移民潮州。晚唐以前，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广东看，潮州都属于荒僻之区，人口稀少。北宋以来，来自闽地的移民日益增多，人口数量发展很快。根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亩田赋统计》，宋元时期本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跃居全省前列。 ［7］ 闽人移民潮州在文化上的意义，首先在于将更加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和从事工商业的传统带到本地区。潮汕人的善贾，在此时已见端倪。其次，移潮闽人多宦仕与世家，其中有很多成为本地望族。这些望族，很注重自己家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潮汕人至今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应于此时奠定基础。再次，移民将闽地风俗，从方言、民间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习惯带入本地区，闽潮同俗，自此时已然。［8］ 1.方言。上面谈到，自秦汉一直到唐五代，大体上，本地区与广府的关系，要远远比它同福建的关系密切。当时本地区居民的语言，与福建应该有一定的距离。宋代以后，大量闽人，特别是泉州、兴化二地的居民，向本地区作板块式的移民，本地居民原先所使用的语言被覆盖了，俗称“福老话”的闽南方言成为本地区通行的语言。 2.风俗。宋代福建的地狭人稠，迫使居民转事他业。做工经商之外，业儒和出家在福建亦蔚为风俗。闽人迁潮，把这些风俗也带到潮州。南宋，好读书已成为潮州民风的一大特色。《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风俗形胜》引用《潮阳志》说： 孝宗尝问大宝：“潮风俗如何？”大宝对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然。 很有趣的是，明代弘治的《兴化府志》讲述宋代风俗，也提到“家贫子读书”这句话。出家的风俗，在文献上还找不到直接材料，但是，宋代在本地区兴修和新建了不少寺院宫观却是事实。这些寺院宫观的修建，一定要以有人出家作为前提，而宋代本地区信佛风气很浓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到现在还能够看到很多当时人捐金奉佛或者修造祈福的实物资料。 3.民间宗教。由于移民大量进入潮州，有不少福建民间信仰传播到了本地区。例如妈祖信仰和陈元光崇拜都在宋代就已经在本地区扎根。陈天资《东里志·疆域志》 “祠庙·天后庙”条记载说，“天后宫……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可见妈祖信仰在宋代已经传入本地区，深澳的妈祖庙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番舶）建起的。陈元光是一位历史人物。他请建漳州，又首任刺史，很受漳州人民的尊崇，死后被庙祀。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封为忠应侯，此后又屡有加封，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漳州陈元光祖庙获赐“威惠”庙额。陈元光崇拜也随着移民的浪潮传播到潮州。潮州西湖葫芦山，至今保留着一面有“嘉定壬申（1212）”纪年的《重修威惠庙题记》摩崖石刻。石刻说明，距陈元光加封只不过几十年，潮州也建了威惠庙。 从上举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宋代闽人的移民潮州，促使了闽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向潮州迅速传播。 （三）潮汕文化的定型 明清时期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阶段。 明清时期的海防政策对潮汕文化的定型起着决定性影响。［9］ 明初开始的锁海政策，使宋元以来潮州发达的海上贸易，受到极大的冲击。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起伏，在潮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连锁性作用。 由于实行海禁，原来地狭人稠、居民多以贩运贸易为业的福建下三州，因疆域接壤、文化面貌雷同，有大量移民迁入潮州，使本地区的人口数量持续发展。在人口增长的刺激下，农业商品化的倾向明显加强，又促进了本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民间贸易日益活跃，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剧增。潮人善贾的特点，因此而进一步加强，成为传统。 经济增长促进了文教的发展。正统元年（1436）潮州知府王源在本州设立社学，举行乡约。到正德嘉靖间，潮州士绅薛侃等师从王阳明，又回本地聚众讲习王学，并积极推行乡约。当时广东督学魏校也传檄各府县毁淫祠立社学。由于官师和士绅们的努力，儒家文化渗透到下层社会。追远报本，荣宗耀祖的理念为潮汕人普遍接受。 嘉靖以后，潮州海寇之乱加剧，本地居民多聚族自保，或一村筑一堡，或数村合一寨，武装自卫以御敌。这使潮州农村形成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大聚落。村寨之大者，人口以万计。大型村寨的形成和自立，导致宗族势力的强大，潮汕人的宗族观念也因此而进一步强化。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平定台湾，弛东南海禁，潮州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五六十年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到乾隆中叶，本地区的粮食产出已经不敷自给。为了解决本地粮食短缺的问题，有着悠久海外贸易传统的潮州商人，在政府的许可下，打造洋船，从暹罗等地转运稻米进口。同时，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民为了更高的劳动价值，扩大经济作物种植，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出现于明代后期的制糖、棉纺业更加发达起来，潮糖、潮毯、潮蓝布等商品，闻名南北。 人口增加、农业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更多潮州人有可能专业从事商贸活动。最值得注意的，是儒生的业商。清代的科举制度限制了许多读书人的仕进，而本地发达商贸业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儒生的业贾，大大提高了潮州商人的素质；捐纳制度，又能给业贾有成者带来与仕进相当的荣耀。这样，潮人善贾的传统上面，又添加了重商的成份。 清代潮商活跃于国内外市场，随着商人们的走南闯北，本地的一些独特的民俗事象，例如潮州戏、潮州菜、工夫茶，在与中华文化其它地域分支的交流中定型，成为人们愿意承认，也乐于接受的文化特质。［10］ (四)潮汕人在海外的拓展和潮汕文化的发展 潮汕人的海外拓展，据说开始于宋代。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则在清代以后才开始。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本地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潮，许多潮州人因此定居东南亚。 1860年汕头开埠后到1949年，人口压力、地方动荡等因素又造成潮汕人向东南亚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在这8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汕头口岸移民东南亚的人数，在140万人左右，其中多数是潮汕人。［11］ 潮汕人在东南亚各国的拓展，引起潮汕文化和东南亚民族文化的交流［12］。这种交流表现在语言、文艺、生活习俗以至思想观念各个方面。由于在1949年以前大部分潮汕籍侨民并不定居东南亚，而往来故乡和侨居地之间，他们的回流，又给潮汕文化留下东南亚民族文化的痕迹。 潮汕文化的新发展在它的很多文化特质上面都有所表现，而最主要还是反映为文化心态的进步。具体地说，有两方面。 一是狭隘宗族观念的拓展。明清时期本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使潮汕人形成了十分强烈而又狭隘的宗族观念。在这种观念的笼罩下，当一个潮汕移民赤手空拳来到异乡，首先想到的是投靠自己的宗亲，再谋求发展，而后者也会义不容辞地接纳他。易于立足无疑是海外潮人社会得以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狭隘的宗亲关系，也使早期海外潮人社会处于“小群可合，大群不可合”（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松散状态。海外潮团的创立，远后于福建、客家和广府诸帮，就是明证。当时有人批评说：“自来国人于团结观念，散而不整，松而不固，此南北各地所同也。而我潮人尤甚，相形见绌，时见讥于人者。”（赖连三《香港纪略》）本世纪初起，这种情况显然有所改善。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海外潮团组织纷纷成立。海外潮人在加强团结的同时，更加关心祖国和家乡。他们在潮汕办工厂，建学校，热心慈善事业。有不少海外潮人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倾斥家资，甚至献出生命。随着时代的进步，海外潮人狭隘的宗族观念拓展而为爱乡爱国思想。高度凝聚力成为潮汕人文化心态的一大特点。1981年以来由世界各地潮团组织轮流主办的国际潮团联谊大会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正足以证明潮人凝聚力之强。 二是开拓精神的发扬光大。明清时期，受地理环境和人口压力双重挤压，潮人出海经商和移民海外的风气日见炽盛，形成一种不避冒涉风涛，向海外发展的传统，孳育出勇于开拓的心态。近代以来，潮汕人的开拓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近几十年来潮商经营方式的转型和业务的拓展。与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观念相应，早期潮商的经营，采取家族管理的方式，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合一。自30年代起，已经有一定经营规模的潮人工商业，逐渐采用现代化的股份制管理形式，任用有能力有经验的高层干部进行管理，把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开，使企业管理模式更加开放。与此同时，很多潮人企业家积极拓展经营领域，从传统工商业向金融地产、交通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进军，进而打破行业与地域界限，组成国际性大集团公司，加强了竞争能力，取得了卓越成就。潮汕人勇于开拓的文化心态在这些企业家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三、潮与客 这里想对第一部分“潮汕文化的界定”的第三点稍作补充。 在潮汕地区，清代有句民谚：“澄海无客，大埔无潮”，意思是说，除了澄海县没有客家聚居，大埔是纯客家县，其余海阳、饶平、揭阳、丰顺、潮阳、普宁、惠来七个县，都是潮客两个族群杂处。北面靠山一带，居住着客家人；南面平原和沿海一带，居住着潮汕人。今天依然如此。此外，现在本地凤凰山区还有少量畲族居民。 潮汕的畲汉关系是一个有很长历史和很复杂文化内容的论题，这里不谈。潮汕和客家两个族群的关系，想简单补充几句。 “潮”与“客”是十分含糊的提法，它的所指，可以是潮汕人与客家人，可以是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不管指什么，在这里我思考的都是潮客关系。 （一）潮汕人与客家人 显然，在认同为“潮汕人”的这个群体中，原来有部分人的族群身份却是“客家人”。2002年7月间，我们去粤东韩江流域作过一次田野考察，希望了解这一地域的移民运动和族群文化。［13］在丰顺县隍留隍镇访问过程，当我们问及族群认同的问题时，几乎所有的 隍留隍人都对我们说自己是“潮州人客家祖”。说自己是潮州人，是因为他们现在使用的语言是潮州话；客家祖则是说他们的祖上是客家人。这种有着“客家祖”的“潮州人”，在潮州市区和汕头市区也并不少见。饶宗颐教授的祖上，就是移居潮州府城的大埔县客家人。但是，现在谁不承认，饶公是潮汕人中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最显赫的佼佼者呢？ 当然，相反的情况也有。清代前期移居台湾的潮州人，多聚居在今天的高雄一带，其中不乏原籍海阳、潮阳、揭阳者。高雄的地名，也因此“多存潮惠名号”，例如：潮州厝、潮州寮、潮州庄、揭阳庄、揭阳溪、寓潮埔等等［14］。但是，50多年前，当饶宗颐教授亲莅台湾考察时，发现“高雄潮州（镇）一带居民，几纯操客语，而操'汕头'语者极少”。原来移民到这里的讲潮州话（汕头话）的族群，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大约多数已经融入“客家人”群体中了［15］。 还有一个跟留隍人相似的个案。丰顺县汤南镇罗氏家族，根据他们自己的族谱记载，罗氏的祖先是从福建莆田移居潮州，再辗转迁移最后定居汤南的。这种关于祖先迁移路线的历史记忆，本身就具有“潮州人”的族群特色，而且，汤南人直到现在依然使用潮州话，也有“我是潮州人”的自我认同［16］。但是，在一般人甚至在学界中间，大概因为居住地域的缘故，很多人将汤南人的族群身份锁定为“客家人”［17］。 （二）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 表现在文化特质方面，又有我们以为已经区别清楚的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的混融。 在潮客分立的边缘区域，有我们通常称之为“半山客”的居民，他们往往使用双语，既讲潮州话又讲客家话，也就是说，语言这一最具区别功能的文化特质，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混融状态。 在这些边缘区域，潮客文化的其他文化特质同样有混融的表现。 举一个民间信仰的例子：普宁县云落镇，有座颇有名的地方神庙。庙宇在上世纪80年代重修过，几年前我去考察，门匾上赫然“寒妈庙”三个大字，门两边有对联，内容没记下来，只记得是用“寒婆”二字冠首。后来检阅《普宁县志》，也见云落有“寒婆庙”的记载［18］。这种民间信仰，原来流行于客家，所以丰顺也有寒婆庙，见于《丰顺县志》。我想，云落居民本是客家，有“寒婆崇拜”，后来文化混融，不讲客家话而讲潮州话了，但是这种民间崇拜依然在当地居民中间流行，只是按照潮州人的习惯，把“婆”改称为“妈”。 饮食习俗方面，也可以找到例证。工夫茶是潮汕人最喜好的饮品, 在中国茶艺之林一枝秀出。翁辉东《潮州茶经工夫茶·序》就说：“解放以来，京省人士，莅潮考察者，车无停轨。他们见到郡郊新出土之宋瓷以及唐宋之残碑遗碣，明代之建筑雕刻，民间之泥塑挑绣，称为美丽的潮州。其最叹服者，即为工夫茶之表现。他们说潮人习尚风雅，举措高起，无论嘉会盛宴，闲处寂居，商店工场，下至街边路侧，豆棚瓜下，每于百忙当中，抑或闲情逸致，无不惜此泥炉沙铫，举杯提壶，长饮短酌，以度此快乐人生。他们说，往昔曾过全国产茶之区，如龙井，武夷、祁门、六安，视其风俗，远不及潮人风雅，屡有可爱的潮州之叹。”［19］与潮汕人嗜好工夫茶相似，潮汕的客家人多喜欢喝擂茶。除了平时在家里做“饭茶”吃，节日里也用来待客；姑娘出嫁或初回娘家，邻居们要轮流请她喝擂茶；甚至家里有人外出归家或疾病痊愈也做擂茶送邻居喝。擂茶成为潮汕客家人的一种交际手段。［20］地处浅山区的惠来县葵潭镇现在是潮语区，同样风行喝工夫茶。特别之处在于，工夫茶的交际功能，只使用于男人之间；妇女们平时聚会，喜欢做“女人茶”喝。“女人茶”其实就是擂茶，只是葵潭的男人绝对不喝擂茶，只有女人们喝，也就有了这样一个别致的名称。根据葵潭镇比邻的普宁县高埔、船埔、梅林几个区镇都是客家人聚居区的情况，可以把“女人茶”推想为当地社会习俗的一种“底层”沉积，也就是说，葵潭的居民原本也是客家，后来“潮汕化”了，但有一些文化特质，还在妇女这个社会底层群体中保留下来。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景观，不仅表达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也表达他们的精神需求，从而可能成为一种有区别意义的文化特质。而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潮客文化浑融的情况。例如，土楼一般被目为闽西南客家民居的的典型形式。但是，在与闽西南接壤的潮州市凤凰山区及其余脉，也有许多建筑形式独特的环形土楼。光是饶平一县，就有环形土楼656座。这些土楼的主人，若就族群而言，大致是客家人与潮州人各居一半。［21］正因为如此，我在介绍潮汕民居的时候，也附带讲了潮汕的土楼，以为土楼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22］，或者不应该将它目为客家文化的特质。再举一个我们在田野考察时观察到的例子［23］：丰顺县东隍留镇有一座“笃庆堂”，现在是县文物保护单位。据嵌在外墙的碑刻介绍，建于清代咸丰元年（1851年）。建筑采用三进四横二围屋的形式，主体是三进四横的祠堂，从结构到装饰工艺都是典型的潮汕风格；而主体外沿的围屋，则完全是粤东客家民居围龙屋的特色。整座建筑的风貌，显示了潮客两种文化混融的特征。在访谈中，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这座建筑的历史。住在这座房子里的是一个朱姓宗族，现在操潮汕语。他们祖上是客家人，住在隍留隍镇北面一个叫“黄金市”的地方。嘉庆年间，一位祖先跟着潮州人做海上贸易发了财，就建了祠堂，把自己的房支迁移到东留来。到上世纪20年代，宗族人口发展，又建了两圈围屋居住。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潮客文化混融的建筑风貌。 有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作为族群认同标志的文化特质，最突出地体现在族群边缘而不是在族群的中心。本节所举的例子，也许可以成为反证：在族群分立的边缘区域，潮州人与客家人的族群身份、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的文化特质，有时候竟然是这样地纠缠不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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