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通
余秋雨先生在最近发表的《艰难的文化》一文中，对国人的民族性，即他所说的国人的集体人格，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再认识。读后感到不仅引人深思，而且发人深省。其中论及“君子之道”，深邃独到。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君子”和“小人”的关系，恐怕还需要讨论。笔者认为，把“君子”和“小人”完全割裂开来，恐怕是对传统文化一直都存在着的误读。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还是先看余秋雨先生关于“君子之道”论述，具体如下：
再说“君子之道”。儒者企图改造社会而做不到，最后就把改造社会的目标变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们设定的行为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出发点又变成了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在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宏观对比：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觉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绅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骑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武士”，而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不与它们重复。
我们的祖先没有给君子下一个定义，但是比下定义更精彩的是，他们明确设定了君子的对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问题上都把君子和小人进行近距离的直接对照。这种理论方式，形象鲜明，反差强烈，容易感受，又琅琅上口，非常便于流传。你们看，历来中国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随口说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结果，两千多年说下来，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国人，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失败得像个君子，即使被别人说成是坏人，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小人。如此深入人心，证明古代儒者确实已经把一切政治之梦、礼仪之梦凝缩成了君子之梦、人格之梦。
其中，最后一段把“君子”和“小人”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君子”和“小人”是完全对立的两类人或两种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似乎非此即彼，看似有一定道理，比如在具体一件事上，如何处理，似乎尚可以是否符合“君子”行为来论，然而具体到把“君子”和“小人”作为一种理论模式，是否过于机械或片面呢？这种割裂“君子”和“小人”内在联系、非此即彼的观点，在思维上陷入了一个误区。纯粹的“君子”和纯粹的“小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吗？如果没有的话，这种思想认识还有价值吗？其意义何在？
笔者以为，孔子所说的“君子”和“小人”实际上揭示了人类固有的分裂并存的两种人格特征。毫无疑问，作为两种人格类型特征，“君子”和“小人”是完全对立的，也就是说二者是矛盾的，互为依存，没有“君子”，也就没有“小人”。反之，没有“小人”，也就没有“君子”。所谓独立的理想的“君子”，根本无法脱离“小人”而存在，故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君子”和“小人”，也没有天生的“君子”和“小人”。这种矛盾，在人类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则统一于具体的个体的人身上，而不是绝对孤立地体现在这一类人身上，或者那一类人身上，也就是说不是绝对地体现在“君子”身上或“小人”身上。再进一步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君子”和“小人”矛盾统一体。“君子”和“小人”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是随时随地都在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才需要我们加强修身养性，大家都应该尽量克服“小人”倾向的人性弱点。如果不注意修身养性，每一个人随时都会成为“小人”。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不少人经过“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就在人的心中。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并把这一点明确地指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割裂“君子”和“小人”内在联系的思想观点，实际上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试想，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是“君子”或“小人”，那么，所谓“修身养性”，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过去研究儒家文化，没有彻底地把这个问题讲透，还理想化地用“人之初，性本善”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一味地纠缠于所谓的人性善恶之辩，结果越陷越深。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就有人充分地认识到“人性恶”的问题，比如荀子等。但是，他们治理“人性恶”的问题的对策不是运用文化的或者宗教的与法律并重的方法，而是简单地运用严刑酷法，结果过犹不及，适得其反，因而始终未能成为主流文化之一。
中国的文人学者向来喜欢苦读经典，不乏皓首穷经的人。我猜测，很多人在读到孔子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论述时，自我心理认同上一定是都在认为自己就是“君子”，或者“君子”就是在说自己这一类人。至于“小人”，那是别人的事，或者可能更具体地指向某些人或某人。“律人不律己”，以及“律下不律上”，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政治所造就出来的集体人格在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上的潜规则！相信在不远将来，国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根治这一顽疾和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