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归我管”推卸不了监管者的责任

据4月20日《法制日报》报道，近日，沈阳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后查处了40吨“毒豆芽”，经检测，这些豆芽中含有亚硝酸钠、尿素、恩诺沙星等致癌成分和非食品添加成分。目前，警方已端掉多个“毒豆芽”生产窝点。为从根本上解决“毒豆芽”的监管问题，该市打假办会同工商、质监、农委等召开专题会议。遗憾的是，后三家部门均表示这事“不归我管”，并阐述了各自的理由。

　　幸亏还有公安、打假办面对举报十分负责，如果当初他们也摆出“不归我管”的姿态，那几十吨“毒豆芽”恐怕已成了百姓的盘中餐。工商、质监、农委，这些在百姓看来离“毒豆芽”更近的“监护人”不是主动承担责任、吸取经验教训，而是不约而同地表示“不归我管”，这事令人很是郁闷。

　　“不归我管”之类的表态，近年来，人们时有耳闻。在出了事、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往往会有相关部门和人员这么说。前段时间，媒体曝光兰州“前店后厂式”的馒头店生产“黑馒头”卖，工商部门说“前店后厂”属于质监部门管，而质监部门说小作坊归工商管。

　　纷纷申明“不归我管”，撇清自己，这样的底气何来？

　　法律法规和行政职能划分不尽具体详细，是原因之一。比如此次“毒豆芽”事件，当地工商部门说“对食品生产领域的监管，应该由质监局负责”，质监部门称“豆芽菜应认定为初级农产品，归农业主管部门监管合适”，而农委说“豆芽菜不是初级农产品，是初级农产品的加工品，不应由农业行政部门负责监管”——这些说辞有属实的成分，也反映出了制度规定不清造成的看似“人人可管”，实际“人人不管”的监管现实。然而，制度总是冰冷的、机械的，而执行制度的人应该是有温度的，有主动性的。能不能站在百姓的立场，能不能为百姓利益多想一想，多干点实事好事，即使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结果也会大不相同。

　　相比不断多元的产品、商品，日趋细化的产业链，同一个商品上从原料到生产、销售，再到售后，必然会涉及多个部门的监管重合，而法律法规可能永远是滞后的，不可能非常及时地把究竟谁监管哪一部分、采取哪些措施监管说得清清楚楚、百无一漏，于是现实中难免会有监管上的漏洞和空白。难道说在法律法规细化之前，有关部门就打算一直这样放任市场的无序、商家的黑心、百姓身陷“食”面埋伏？

　　面对“多头治理”，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明晰职责，实现“专门管理”是一种思路。可究竟把职责划分到怎样细致的地步才能避免有关部门不踢皮球，不再拿“不归我管”说事儿？难道要成立专门的“豆芽部”、“鲜奶部”，并且下设“黄豆芽司”、“绿豆芽司”，“牛奶司”、“羊奶司”、“酸奶司”？这可行吗？如果有关部门压根就不想管，成立再多的部门又有何用？

　　没有有效的机制去监督监管者，也是原因之一。遇事推卸责任、踢皮球，可算是一些部门的顽疾了。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没少出问题，可真正受到法律制裁的监管人员有几个？风头过后复出的倒有不少。甚至不乏个别监管人员在检查、抽查、整治之前，给商家通风报信。对这样的监管者，谁能放心？

　　说法律有空白、职责不明确，都没错。但归根结底，“不归我管”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监管的病态，有利可图的时候便蜂拥而上，为民服务的时候便“不归我管”。说白了，“不归我管”反映出的是一些行政机关的慵懒和不作为，以及对百姓权益的漠视。比起监管能力和水平来，有没有对百姓负责的态度和意识，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