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面对周期性出现的西方城市危机，西方学者进行了多向度的研究，建构起不同形态和取向的城市理论、城市哲学。空间生产和空间批判理论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日益复杂、多样的城市问题，要求我们建构国际视野与本土视野有机融合、理论研究与问题研究高度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理论、城市哲学。本版三篇论文分别对城市哲学的系统建构、城市难题的深层破解、城市发展的价值基点进行了探索。希望这种探索对深化我国城市理论尤其是城市哲学研究有所助益和推动。 城市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一个重大的全局性问题。在全球空间理论与中国城市问题的深层交汇中，建构直面城市问题、呈现城市本性、把握城市规律的城市哲学，对构筑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探索更加全面、合理的城市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当代中国发展与繁荣的可持续，意义重大。 现代性的空间化与城市哲学的兴起 关于现代性的空间化，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美国学者索亚等就更多地把其理解为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认为，现代性的空间化，是空间与城市理论的生成语境和核心论域。在方法论意义上，现代性的空间化指人们日益注重从空间这个维度反思、研究现代性。在实践论意义上，现代性的空间化指人们日益注重对空间利益的争取，注重空间权利与空间正义。在社会实在意义上，现代性的空间化是指现代性必然以空间的形式存在，是指现代性作为一种以启蒙精神或资本为基础和动力的新理论、新方案、新制度，必然现实性的表现为对多样空间（作为自然物的自然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社会空间、作为观念世界的精神空间、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的身体）的干预、改造、统治。 现时代，现代性的空间化日益表现出杂糅性，这种杂糅性特别集中、感性地表现在城市化的进程与问题中。随着城市化的拓展与深化，人们日益发现，城市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空间存在，人们对空间的生产，对现代性的生产在根本上离不开对城市的生产，城市化是现代性的重要甚至根本感性、实在内容。这样，空间理论、空间哲学，就演进为一种城市理论、城市哲学。 对城市研究的聚焦，有可能改变人们的历史观、社会观，以及人们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一直以来，人们更多地把城市作为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的产物，把城市社会作为农业社会之后的一种社会形式，把城市研究作为历史与文明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专业的城市研究者眼中，这种观点与方法应该改写，城市不仅是研究对象，也是研究视域。比如，英国学者约翰·里德就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典型产物，在这里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误。”（约翰·里德：《城市》，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强有力的相关证据表明，城市的起源实际上早于农业活动的强盛时期，并且还对农业的强盛起了促进作用。”（约翰·里德：《城市》，第11页）也就是说，城市不仅具有实在论、本体论地位，更具有方法论、认识论意义；城市不仅是人类史、文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对象，也是人们进行社会与历史研究的一个必须视域。虽然里德等对城市地位与作用的强调可以商榷，但他们的研究对深化空间理论研究、推动城市哲学的构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哲学的实践生成与现实状态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问题、城市危机的不断爆发，人们因城市问题对城市本身甚至人类未来产生了深刻的焦虑。面对实践与理论的双重危机，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聚焦城市问题，建构既有统一性又相互区别的空间—城市哲学。总体上，目前的城市哲学还处于形成期，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 其一，相对自发、松散的城市哲学。比如，与全球化理论相共生的城市哲学观。在人们反思全球化、全球史的过程中，城市发展问题往往是其中的重要构成。美国学者本特利、斯特恩斯等的《新全球史》、《全球文明史》，就内涵着以技术为核心要素的城市哲学观。再比如，与社会学相共生的城市哲学观。韦伯对社会与城市的探索，曼彻斯特学派、芝加哥学派、洛杉矶学派等对城市发展中诸多社会问题的探索，都内涵着对理想城市的构想。再比如，与城市文化、城市史研究相伴随的城市哲学。美国学者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城市文化》，美国学者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英国学者里德的《城市》等在梳理城市发展史的过程中，更是内涵了诸多颇为深刻的城市哲学思想。 其二，相对自觉、凝聚的城市哲学。比如，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美国学者哈维、美国学者索亚等对现代性的空间化与城市问题的探索。其城市哲学不仅表现在已经具有比较自觉的城市意识，把城市作为一个直接的问题对象进行研究，深刻反映和反思了当代城市危机；更表现在对城市研究的深层理论构架进行了探索，对空间、生产、韵律等城市研究的基础概念进行了挖掘；还表现在用比较系统、多样的方法，在历史与现实、问题与理想、全球与本土的交汇中，对城市本性、城市发展目标等进行了呈现。可以预期，随着城市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以多学科交叉为重要生成路径的城市哲学将不断走向自觉与成熟。 城市哲学与城市本性的深层揭示 不论城市哲学以何种具体形式存在，对城市性、城市本性的揭示都是其基本内容。城市哲学需要对“什么是好的城市，如何建构好的城市”做出自己的回答。在建筑学视野中，一个好的城市首先是空间结构合理、布局与功能完善的城市；在经济学视野中，一个好的城市就是产业结构合理、有产业比较优势与经济竞争力的城市；在政治学视野中，一个好的城市也就是一个有良好权力关系与治理秩序的城市；在社会学视野中，一个好的城市也就是一个社会矛盾较少、社会关系和谐的城市。不同学科对城市本性的揭示都有其理由与价值，但也有其问题与局限。 城市哲学研究，需要超越简单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等片面城市观，呈现城市本身的综合性。在美国学者科特金看来，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体，意义、繁荣、安全是一个可持续城市的三个必备要素，“在这些因素共存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页）美国学者芒福德认为，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缔造和改造人类自身，正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在美国学者哈里斯看来，如果说城市由建筑构成，那么，城市与建筑具有重要的伦理功能，“建筑应该告诉我们在当前世界中应如何生活。”（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也就是说，一方面，城市由人与社会所营建与创造，另一方面，城市作为即存的历史与现实也塑造着人性与社会；一方面，城市是一种实体性的物质存在物，另一方面，城市也是一种有形与无形相统一的精神存在物；一方面，城市是一种经济体，发展城市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城市更是一种综合有机体，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的，忽视城市的秩序性、意义性，不可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可能导致城市发展畸形、城市问题丛生，使人们进入秩序缺乏、冲突激化的城市丛林社会。对片面城市发展观、片面理性主义城市观的超越，不仅是深化城市哲学研究的重要起点，也是建构合理城市社会的现实要求。 中国城市哲学的生成与系统建构 对当代中国而言，建构空间与城市哲学尤其迫切。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中国城市问题，需要从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城市哲学研究。其一，强化“理论研究”。加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生态学等不同学科的对话，建构一个直面城市问题，没有学科归属的、综合性的空间与城市理论。其二，加强“战略研究”。是否真正具有国家意识、服务意识、战略意识，将深刻决定中国空间与城市哲学的理论命运。其三，深化“问题研究”。努力把握我国城市问题的非孤立性、综合性、具体性，对探索建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具有基础意义。 当代中国的城市哲学，尤其需要加强以下研究。其一，城市目的论研究。以反思城市与人类文明史的关系、世界城市与中国城市的深层问题为基础，具体揭示城市的综合本性、文化本性。其二，城市模式论研究。以揭示现代性的可选择性、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共存性为基础，具体揭示城乡关系、城市化目的与路径的文化多样性，呈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深层合理性。其三，城市手段论研究。以揭示城市化的综合属人性为基础，探索行政、市场、文化等手段相互协调、规范合理有序的城市化推进策略，努力实现城市发展与城市秩序、城市效率与城市正义的有效统一。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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