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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其他大众文学类型相比，推理小说有两大最特别之处：一是它有明确的诞生时点，即“世界推理之父”爱伦·坡发表名作《莫格街凶杀案》的1841年4月；二是它有初成范型、至今鲜变的美学特征，即以制谜、解谜之过程魅力来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猎奇心理。目今推理小说的所有流派、风格、诡计、角色、视点等诸层面，几乎都可以在坡仅有的五篇推理作品中找到滥觞，因此有一些推理作家不禁感叹道：“我们永远是坡的影子，他就像座高山一般始终屹立于前。”简而言之，对于推理小说来说，不变的是外形，只有内质一直处于流变之中，其在中国的发展亦如是。
无可讳言，推理小说作为一种舶来品，在华文世界发展之肇始，便已贴上了西洋文化的标签。与现在的“推理王国”日本相同，中国的推理事业是也由翻译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开始的。清末民初，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攻破之后，外国的文学作品不分国别、格调，如过江之鲫大量潮涌进来。当时的杂志上，翻译作品庶几占去其篇幅的2/3强，而这些翻译作品中，又以推理小说为最多（有近2/3的规模），足见时人对这一新鲜事物的痴迷程度。据现有资料，最早被译介进来的推理作品是时任《时务报》英文编辑的张坤德所译之《记讴者复仇事》（今译《驼背人》）等4部“阿福”作品，载于1896年至1897年的《时务报》上。这之后，推理翻译一度蔚为风潮，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言道：“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的要占五百部以上。”
既然这一外来物种如此受到译者和读者青睐，向以文化大国自居的中国文人们岂有不探路试笔之理？在这些文人中，“本格写实派”程小青、“侠盗浪漫派”孙了红、“乡土解谜派”俞天愤、“业余侦探派”陆澹安、“伦理探案派”张碧梧、“失败推理派”赵苕狂等人，皆堪称翘楚。他们分别以《霍桑探案集》、《侠盗鲁平奇案》、《蝶飞探案》、《李飞探案》、《宋梧奇家庭探案》、《胡闲探案》等名噪一时的作品，一边模仿着推理小说的外形而进行再创作，一边不断丰富着推理小说的内质而开启了其中国化之路。其主要成就是初步实现了推理小说的本土化和平民化，当时的原创作品大多以清末民初的时事世情为舞台背景，登场人物则以三百六十行的诸色人等（尤以小人物居多）代替了西方古典推理中频频出现的上流阶层，而程、孙二人在创作中融入了不少惊悚动作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晚清谴责小说、黑幕小说的社会批判意味，这是其名声和地位高出同侪许多的要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小说在叙事上由古典的全知型向现代的非全知型（以第一人称叙述为代表）转变，也正是从推理小说开始的。然而，民国推理从总体上来看，形式上的变革和创新却甚少，诡计设计上更是趋近单一，今人多只知程、孙这一事实便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港台等地的“推理元年”差不多也于此时开启。与港澳成为民初大陆推理文坛的附属地带有所不同，由于历史原因，台湾是最早与日系推理发生关系的地域，被视为“日本推理文坛的延伸之地”。目前可知的第一篇原创推理小说，是在台日人さんぽん于1898年1月起在《台湾新报》连载的《艋舺谋杀事件》，共54回。故事以一具尸体在艋舺龙山寺附近的水池被发现作为开始，而侦探则设定为在台的日本新闻记者及警察。1910年左右，李逸涛以古典文学笔法陆续发表《恨海》、《侦探记》、《杀奸奇案》等作品，终辟中文推理小说叙事之路。这之后，台湾虽有形成创作风潮，作品数量屡见攀升且不乏个中杰作的出现，但从整体来看并没有像大陆那样产生如程、孙一般高水准的大作家，也没有像日本那样挣脱欧美本格范型而另起自家炉灶。以上便是华文推理创作的第一波热潮。
1949年以后，受国家文艺政策和苏联文学的影响，以私人侦探为中心的推理小说近乎绝迹，渐为公安法制文学（尤其是反特小说）所取代，作家对个体价值的凸显和特型人格的书写要求降到最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台湾华文推理创作的窘境比大陆尤甚，几可用“荒漠”来形容，直到上世纪70年代林白出版社的成立及之后松本清张系列作品的翻译出版，才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颓势。而令人唏嘘的是，此前颇不寂寥的港澳地区推理创作，倒是因为在大陆难以为继的《蓝皮书》等推理杂志纷纷在这里复刊，爱伦·坡、阿加莎·克里斯蒂、夏树静子、松本清张等名家的作品持续译介，变得一度热络起来，甚至对香港武侠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嗣后，冯嘉创作007故事模式的惊险悬疑小说《奇侠司马洛》系列，倪匡速笔书写《神探高斯》系列，金庸等人在武侠小说中大量采用推理诡计，都足见时风影响之巨。
上世纪80年代初叶，相对宽松放开的出版环境带来了新一轮推理译书风，不但阿加莎、埃勒里·奎因等欧美大师的名作陆续与读者见面，日系推理作品（特别是社会派小说）也开始被大量引介。与民国推理创作的情形酷肖的结果于焉出现，以蓝玛、李迪、冯华、钟源、曹正文、何家弘、陈翼浦、郑炳南、余心乐、蓝霄等人为首的一批作家纷纷笔耕于两岸三地的推理世界，使得中国的原创水平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进入本世纪，网络文学的崛起为原创推理提供了更多的拓展空间，在发表上没有了门槛限制，与读者的交流讨论方面也能够实现便利性和即时性，而作者所能阅读以供创作借镜的外国优秀作品则不计其数，这使得华文推理最终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性发展轨道。这股方兴未艾的创作热风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特征：
一是创作技艺趋向多元化。作家接触到的前人、时人秀作越多，可供遴选和备用的题材主旨、诡计设计、叙事手法、文风基调等形式层面的素材也就越多，写出来的作品综合水平也就越高，因此产生了比此前两波浪潮更加绚烂多姿的推理图景。几乎读者在国外作品中所能见到的任何一种流派都能在华文领域找到其实践者，他们或因袭承继或锐意创新，产出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杰作，比如杜撰的“不可能犯罪”、御手洗熊猫的“岛田流”、橘右黑（黑斯廷斯）的“黑帮探案”、既晴的“恐怖推理”、林斯谚的“浪漫本格”等。
二是创作群体趋向组织化。作家之间的频繁沟通，促成了不少民间小团体的出现，它们大多依托于“推理之门”、“神秘联盟”等门户网站和BBS平台，孤军奋战、散兵游勇式的“闭门”创作愈发鲜见。在台湾甚至产生了推理作家协会（MWT）、推理文学研究会（MLR）这样具备一定影响力的组织。
三是创作实力趋向国际化。网络促成了中文创作诸地域作家间的无隔阂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捏合成一股不容推理强国忽视的创作力量。而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的创立，以及水天一色、文泽尔、杜撰、御手洗熊猫、蓝霄、既晴、宠物先生等作家登上国际舞台，则进一步昭示着华文推理世界的崛起。
四是创作载体趋向专业化。这主要表现在推理杂志和出版物的主旨定位和编辑眼光更加专业，相关从业者皆具备了一定的推理专业知识，他们懂得用发布推理评价榜单、组织推理名家读者见面会等特有形式来“销售”其中意的推理创作。譬如现今国内销量最高的《岁月·推理》杂志，在原创比重、板块分类、投稿甄别、读者互动等方面，都比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侦探世界》杂志要专业很多。
五是创作推手趋向市场化。推理作家及其作品的商业价值，在本世纪开始得到了近乎彻底而全面的考量，一部成功的推理小说不再单单凭借作家的生花妙笔，而更取决于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出版商的后期宣传，推理创作逐渐变得愈来愈像是一个流水产业和系统工程。作家由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心点，向一个被全方位影响的受力点转变，其重要性在某时某刻已经无法企及读者和出版商这两大创作推手。一方面，读者市场的壮大带动了出版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出版市场的动向又引领着读者市场的追求。
二
上文述及近年来华文推理创作的五大基本特征，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创作技艺这一层面，因为这才是推理作家最所依仗的，同时又是最能区隔彼此的根本性特征。正是创作技艺的专攻方向不同、西东手法差异，方有流派之别、风格之分。也因此，推理发展的根本，是创作技艺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不断创新、不断精进。然则如前所言，这种技艺的创新存在着一种“后期困境”，即爱伦·坡、阿加莎、奎因等前人已然在“根脉”和“枝叶”上做足了文章，今人所需要做的只是在其上开花结果而已，若想“别出新枝冒嫩叶”却非常人所能够。“诡计已被用尽”、“本格已死”之类的论调固然偏激，倒也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即任何一位有志创新的作家都必须尽早独出机杼而摆脱“后期困境”，实现创作境界的提升，否则将永远沦为前人的注脚，被那些经典作品背后的推理大师们所湮没。正所谓，“守成而有大功，厥中兴也。”如何取舍和善用前人的创作技艺，最终在“守成”中立下“大功”，是每位推理作家的必修课，——中国作家亦如是。
华文推理在创作技艺上的发展历程，概而言之就是这一舶来品的“去西方化”，亦即众所周知的“中国化”。对应着三次推理浪潮，迄今原创推理小说的中国化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表面内容的中国化，即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舞台放置在中国，小说人物的言谈、着装、行为及所处的环境都尽可能以本土元素置换掉西洋风味，但由于推理的故事模式、诡计设计、叙事手法等主要形体予以了保留，使得这些作品大多无法带给中国读者切身体验般的亲切感（简单改良后的外来物还是有股洋味），只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新奇感，当被拿来与西方原版作品比较阅读时，难免产生邯郸学步、个性不足之憾；接着是创作倾向的中国化，这主要指作品的社会政治意味和文学价值建构上，一般表现为在“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一创作理念指导下实现部分形体“中国化”的公安文学和反特小说，少数则表现为更加强调“文学性”和“创新性”的“纯文学推理”（尽管这部分作品在大陆和港台都较少，但还是印证了大众文学在某个特定时期往往不见容于主流文艺并被后者以纯文学的形式无端“改造”和扭曲拔高这一历史事实）；再来是内在形质的中国化，此阶段尚在进行中，有志于创作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推理作品的作家们正在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尝试，这在故事型态、题材选用、体裁变化、结构特点、诡计设计、叙事手法、角色设定、行文笔法等诸方面均有所呈现，比如“笔记体”和“章回体”的运用（以笔记小说和章回小说的笔法来写推理）、“复式诡计”的熟练使用（一个复杂案件杂糅了不同种类的多个诡计）、“穿越题材+王朝推理”的出现（很多所谓“中国风”的推理小说都属此类）、“公安文学”的嬗变（社会政治倾向的隐匿和人民警察形象的“恶化”）、人物对话独白的“方言化”（如李柏青的“疑难杂症事务所”系列大量出现“台湾腔”，使得作品极具台地风貌）、“叙述性诡计”的复杂化、“科幻推理”和“武侠推理”的流行等等。
这些林林总总的推理中国化尝试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武侠推理”，因为它确然只存在于中国，应该是“最中国”的推理类型——以水天一色的《乱神馆记之蝶梦》为代表的“王朝推理”固然极具中国风味，但早前也已有颇受汉学熏陶的日本作家进行了成功创作，陈舜臣、田中芳树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今的狮子宫敏彦、秋梨惟乔等人也正在从事着这项创作并业已形成系列——当然，日本也有将推理小说与剑侠小说相结合来写的实例，但毕竟是“时代推理”的范畴，和纯粹的“武侠推理”还是有一定区别，举例来说大概京极夏彦收录于《巷说百物语》中的短篇作《舞首》才比较接近“武侠推理”这一概念。值得一提的是，橘右黑所撰写的《十诫》、《任法兽》等青帮题材的短篇推理系列，也是将“中国化”贯彻到底的作品，其中错综繁杂的帮派关系、神秘深奥的江湖切口等内容都极具中国特色，没有丝毫西洋气息，在当今华文推理文坛可谓独树一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黑帮探案”是武侠推理植于“现代新式武林”场域中的产物，是该类型的一种特殊延伸。
话说回来，推理小说的生存方式和发展动力就在于它是建构在读者的人性诉求、猎奇旨趣和参与意识之上的独特文体，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社会现实（时代背景）——甚或摈弃了社会现实——之中的虚幻现实（小说背景）一个情绪之张力得到最大释放和自我价值体系得到最美体现的空间，这是其有别于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等其他叙事类通俗作品之处。而武侠小说也具备着同样的功能和特性，这也是推理之所以能与武侠紧密结合的深层原因。
所谓武侠小说，就是以侠客义士为主角，以歌颂侠义精神为主旨，以小说为文学样式的叙事类通俗作品。它的产生、发展直至鼎盛，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正如骑士文学只存在于欧洲，武侠小说只存在于华人世界，是中国的“土特产”。那么“武侠推理”就是将武侠小说的叙事结构和精神特质纳入到推理小说的书写系统之中而产生的一种“中国化”推理类型。两者的结合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来分析，可以视作原始社会“侠意识”、“巫意识”的合流。
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曾指出：原始血亲氏族成员有着“相互支援，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为血亲复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甚广，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另据中国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的一些记载，我们可以猜测侠意识很可能源于原始氏族公社中氏族成员在互助、疏财的基础上形成的原始正义观念。而“巫”作为原始社会中最特殊的角色，则起着祭祀占卜、纪事决策、行医治病、沟通鬼神与人类之间交流的作用。巫意识源于原始人对自然界不可解释的神秘现象的疑惑敬畏心理基础上形成的原始宗教观念。解决物质问题的侠意识和诠释精神问题的巫意识支配下的行为，构成了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全貌。现在看来，侠士们重义疏财、舍己为人，侦探们断案缉凶、疗救无辜，根本就是这两种原始意识观的遗传体现。从这两种角色皆有蠲除困厄、伸张正义的特点来分析，武侠和推理是具备合而为一可能性的。
对于武侠小说和推理小说的其他共通点，《冥海花》一书的作者吴昉曾有所言，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笔者想进一步强调的是，尽管金庸、古龙、温瑞安等武侠作家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地使用推理元素，但这些仍只能算是“推理武侠”，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武侠推理”，因为“作者的写作兴趣不在推理，侦探只是辅助情节”。这是需要读者仔细辨明的。
三
一般认为，隶属古典文学范畴的侠义公案小说，是“武侠推理”的前身和雏形。然而在《三侠五义》、《海公小红袍全传》、《彭公案》等传统的侠义公案小说中，武侠和推理几乎是割裂的，武侠只是完成推理最后一道环节“缉凶”的工具，推理则是为“开明正义”的官场政治张目而存在，也只是服务于颂扬清官、仇雠贪官这一主旨的实现手段，也因此这种中国式的断案与推理读者理解上的名侦探解谜有着天壤之别。
与此前相比，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在情节设计上有了较大变动，它不再是一味地写锄强扶弱、替天行道，也不再是以人物的行动为线索，写一个个行侠仗义的故事，而是在情节的曲折上下功夫，情节的发展过程往往是设谜和揭谜的过程；小说也不尽是一味地表现路见不平的豪侠气派，而且还透着精明细致的破案气息，所以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是一位豪侠，而且也是一位侦探。此类作品，孙了红、赵苕狂堪称一时瑜亮，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旧派武侠小说的创始者，代表作《江湖奇侠传》、《侠义英雄传》）、汪景星等人也不乏这方面的杰作。以向氏的《江湖怪异传》为例，该作叙写作者家乡湖南巫风事，书中所举光绪年间诸案例：贡院中之悬尸、三件巫蛊杀人案等，多与排教、师教、诸天教徒勾结恶人诈骗钱财有关。贡院中之悬尸一案，官方审理为死者自缢结案。时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盛行，长沙城里一班公子哥儿组织的“顽意团”，便研究起侦探术来，对悬尸一案颇多怀疑，经多方分析、调查，渐露端倪。民元伊始，顽意团一班人因从军有功，重新侦察此案，终于水落石出，将谋财害命的凶手枪毙完案。全书一方面以“顽意团”破案贯穿始终，处处悬念、层层揭迷，侦探小说味颇浓，一方面铺排“打猖”大典、教派武斗、关大雄“巫蛊杀人”诸事，又很得武侠小说真意，实为溶义侠、侦探于一书的别开生面之作。“顽意团”的这种行侠、探案两种角色身份的重叠，为武侠推理在今天的粗具规模提供了某种深远的源流。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华文推理创作“中国化”的脚步逐渐迈向更深更广的境地，加上作家自身对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谋求突破固有模式的愿望愈发强烈，越来越多的写手选择在武侠推理这块相对贫瘠的田地上搦管操觚。但究其质量，还是良莠不齐、优缺参半，创作上的问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推理武侠”与“武侠推理”的概念混同，以为在武侠小说中加入一些推理元素就可以了，很多作品带给人的感受是仿若仍然停留在《楚留香》、《陆小凤》等古龙式的悬疑武侠故事阶段；二是“推理”和“武侠”的粘合度不够，往往让人觉得其中的推理环节十分生硬，与武侠叙事的步调不合；三是武侠推理的篇幅普遍较短，没有出现高质量的大长篇，况且那些短篇在行文的流畅精致、诡计的设置比重、结构的突破常轨上还存在着不足；四是“侠客+侦探（捕快）”的角色设定过于谫陋单调，缺乏具备个人色彩和独特气质的人格塑造，这种人物的脸谱化倾向会导致整个作品的活力难以为继，极易将这一新兴题材写死。所以，虽然武侠推理“很中国”、值得大力提倡，但其实不好写，还是需要作者在不断的撰写中加以磨合，培养这一新型写作的熟练度。试以华文推理短篇集《推理·中国风》（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3月版）为例，该书共收入3篇武侠推理，分别是徐俊敏《夺·宝》、丁甲《禅院钟声》、苏簌《长相思》，其中丁甲的表现最为优秀，行文、诡计、人物等各个方面都亮点频频，而《夺·宝》的“侠气”过重（推理成分略显不足，故事结构也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长相思》则是言情的戏份带入过多（让人觉得武侠、推理都成了陪衬）。说到底，大众文学诸类型皆有其固有的书写规则，如何在不悖大框架的前提下冲破小格局的束缚，这是需要作家们反复慎思研磨的课题。
在这里有必要捎带提一下武侠推理的世界观设定问题。按照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武侠小说与奇幻、科幻小说一样都是比较典型的“世界系小说”。所谓“世界系”，是日本动漫、游戏、轻小说等文艺领域中常用的一种故事类型，目前没有严格的定义，主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是指“主人公（我）与女主角（你）为中心的小小关系问题（我和你），中间没有夹杂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具体设定，主人公的行为、感受直接与世界危机、灭亡等抽象的大问题相联系的作品群”，代表作有动画《星之声》、漫画《最终兵器彼女》等；广义是指以“打算去控制世界的意思”和“对成长这个观念的拒绝意识”为两大基础的作品群，代表作有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清凉院流水的“JDC系列”等。因此上，经常述及“对武林的控制”、“武林大会”和使用主角“成长模式”的武侠小说，属于广义的世界系范畴。对于这类作品来说，设定独立于现实社会的世界观，将是作家们创作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和环节。那么，以武侠小说为衣、推理小说为身的武侠推理，自然成为特别考究设定问题的一类作品。好在幸运的是，武侠小说为我们提供了相对严格且固定的世界观设定（“旧史诗派”奇幻小说亦如是），也就是常说的武林秩序（包括武林中一些约定俗成的知识概念以及人物过活的行事规范和生存法则），它要求作者在创作中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而不能轻易更改，比如四川唐门是暗器世家，你就不能将之设定为刀法天下第一，再比如少林、武当等武林正派，你也不能将之设定为邪派。武侠推理的创作，只需依照既有的武林世界观设定进行，无需劳神像大部分“硬科幻小说”和“科幻推理小说”那样另行设定一个世界观。但尤其要注意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当武林的某项设定与推理写作中讲求科学性、逻辑性部分的内容相冲突时，必须找到两者的平衡点，规避和变易书写规则，譬如在破解密室的方法中，你就要排除缩骨功、返老还童术等武功逃脱的可能，否则就会像古典推理大师安东尼·布彻在《火箭冲到太平间》一书中所开玩笑提到的“粒子解离复合密室逃遁法”那样，让读者难以接受。一言以蔽之，你可以背离社会现实的规则，但你“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要尊重小说现实的规则，精湛的细节处理着实重要，除非你写的不是“设定推理”（社会派、冷硬派、犯罪小说等比较注重社会真实感的推理流派不在以上这段话讨论范围内）。
既如此，吴昉的这本《冥海花》对于华文武侠推理创作的意义又在何处呢？笔者认为有三点可以称道：
第一，本作是华文世界首部完成度和后续性都很高的长篇武侠推理小说。它打破了武侠推理在篇幅上难以充实做大的格局。作者在书中设置了多个优秀的本格诡计，并在最后阶段予以了全部解明。按照后记所述，这部小说是在短篇连作的基础上捏合成长篇的，因此各个篇章之间的关联性极强，使得读者不会产生仿佛观赏单元剧的疏离感。作品在结尾部分也留有很大余地，延续和扩展情节将比较轻松，加以时日发展成保有固定拥趸的作品系列应该不无可能。
第二，本作是华文世界首部“推理”和“武侠”粘合紧密的长篇武侠推理小说，作者在平衡两者关系方面下足了功夫，故事背景、人物设定、语言谈吐等枝蔓部分使用武侠系统，情节推衍、诡计设计、结构安排等根干部分则接入推理系统，两者步调一致、相处融洽，几场密室杀人场景放在武林故事中却毫无突兀之感，伏笔和细节上也算无遗漏，最难能可贵的是真相部分既符合武侠小说的规则又不违推理小说的要求，足见作者驾驭全局和后期处理的能力不同一般。在这方面，同样是有着武侠推理况味，路笛的《娑婆界》却要孱弱很多。
第三，本作是华文世界首部真正实现创作中国化的长篇武侠推理小说。由于借用了武侠小说本身所具备的“古代中国”属性，原本在推理作品中受到倚重、特征明显的西洋物象在这里隐而不发，读者所见所闻咸为“清一色”的中国文化产品。这主要体现在行文、诡计、主角等方面，作者分别使用了颇有看点的半文半白体、“武侠化密室”、“成长模式”等设计。作品的语言典丽而简约，没有过于矫饰的华彩辞藻；作品的密室诡计皆由惟有传统文化和武侠世界才出现的道具、物品、手法、动机所构成，比如国画宝剑奇石、权仇帮仇家仇等等；作品的主角颠覆了“侠客型侦探”的身份设定，书中的侦探要么是病恹恹的世家贵公子，要么是初出茅庐的顽灵小朋友，他们都将在武学和侦探术两方面不断成长。
综上所述，对于祈望华文推理创作实现“中国化”嬗变的读者来说，《冥海花》的出现是可喜可敬的。它不一定主导着本土原创的发展主流，却诉说着蓬勃前进的另一种可能。
未来如何无可说，但有谢意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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