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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薛地人，秦朝时为待诏博士，因看破了二世的昏庸就及早脱身逃回了老家。项梁的队伍打到薛地后，叔孙通投靠了他，之后又跟随楚怀王心和项羽。刘邦攻入彭城时，叔孙通投降了汉王，跟随终身。汉朝初建，戎马出身的大臣们与刘邦尚保持着亲昵的弟兄关系，他们在宫殿里喧嚣叫嚷，甚至拔剑击柱，实在不成体统，刘邦很是烦恼。叔孙通乘机提出与弟子共同制礼，来改变这种局面。庄重肃穆的朝仪使刘邦彻底体会到了做皇帝的尊贵，叔孙通也因此被拜为太常。后叔孙通被拜为太子师傅，刘邦欲废太子，他抗言直谏，保住了太子的皇位。惠帝时，叔孙通曾就高帝陵寝之事进谏，之后事不详。 对于叔孙通，古之学者颇为不屑，如扬雄斥之为“ 人”，清代大儒洪亮吉称：“秦之亡，亡于赵高，实亡于叔孙通一言。”（《历朝史案》）现代学者多认为他改革了儒学，使得儒学在汉代得到了极大发展，因此应当予以肯定（如黄宛峰：《叔孙通、陆贾与汉初的儒学走向》，《史学月刊》，1995.3；洪煜：《汉初儒学的历史命运》，《史学月刊》，1998.6等文章）。其实否定也罢，肯定也罢，重要的是把叔孙通放置在他所生存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梳理出他对时代命题最个人化的理解与选择，以此凸显出他的独特意义。下文，拟以儒家身份作为观照视角来审视叔孙通。 一、面谀—儒家身份的自我否定 秦汉易代之际，叔孙通以一介儒生，而能游刃于秦二世的残暴昏庸、项羽的喜怒无常、刘邦的粗鲁无赖之间，实不能不让人叹服其机敏圆滑。其中的秘诀，史公借叔孙通弟子之口全盘托出：“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诚然，“面谀”是叔孙通百试不爽的一个护身符。秦二世时，陈胜起义，群博士议论此事，皆曰是造反，二世面有怒色。独叔孙通摸透了专制君主愚蠢自大的本性，不惜当面撒下弥天大谎：“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这番话极大的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安慰了二世些许惶恐的心理。最后，那些言造反的博士被投进了监狱，叔孙通却得到了厚赏，并被拜为博士。 如果说叔孙通对秦二世的“面谀”还有着为脱身保命的现实考虑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他面见刘邦时的做法则完全是投主子之所好的自我贱辱：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与后来的佛家弟子着僧衣、道教徒穿道袍类似，“儒服”对于儒者来说，是一种学派身份的外在标志，“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1。对于儒者来说，儒服是儒者群体成规最外在、最显著的标志，这里面蕴含着讲仁义礼乐、救世爱民等儒家伦理规范和文化意义，穿儒服就意味着自身不同于其他学派和俗世众人，而要自觉的履行弘道的责任。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在面对穿儒服的人时，就要以儒家标榜的规则和理念为参考去要求或者希望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叔孙通的“变其服”实际上意味着对自身儒家身份的剥离，对自身责任的放弃。 在秦末汉初那个纷纭扰攘的政治舞台上，与叔孙通形成对照的是郦食其、陆贾。郦食其在求见刘邦之前，已经被明确告知：“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然而郦食其坚持以儒生的面目出现，一句：“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令刘邦“起摄衣，延郦生上座，谢之”。不卑不亢的态度显示出了他立足于自身的知识和智慧优势对世俗秩序中的权贵的傲睨。陆贾在刘邦面前时时称引诗书，凭着真诚和炽热的信念对汉初缺乏文化底蕴的统治者做着艰难的启蒙。这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刘邦曾经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则对之以意味深长的一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一问掀起了反思历史的热潮，总结秦之所以失天下和汉之所以得天下成了当时普遍关注的论题，而讨论的结果对汉帝国意识形态的转变具有重大关系，刘邦本人也因此受到了儒学的熏陶。2“知识分子都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最终极的真理而发生一种‘自重’（self-esteem）的感觉，无论这种‘真理’是宗教、哲学或科学”3，郦食其、陆贾的姿态正显示出了这种自重，他们努力以道制势，坚持高远的学术理想而对现实政治和君主持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生命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叔孙通的选择则是通过对自我身份的否定来赢得现实君主的认可，缺乏自信和热诚，是对世俗权力意志的谄媚。 叔孙通另外一次给人印象深刻的“面谀”是：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 一个“故”字透露出叔孙通曾专门结交群盗壮士以待时变进行政治投机的讯息。毋庸多言，这又是一次对儒家原则的背离，其结果是又一次博得了刘邦的欢心，获得了被拜为博士的政治利益。“面谀”的本质是对自己内心深处做人原则的断然放弃，完全遵从权力意志的要求。也正因为逃避了良心的审判，并与权礼意志密合无间， “面谀”这种行为是注定要在现实政治中如鱼得水、处处成功的。叔孙通的这次面谀引起了追随他的儒生的不满与失望，叔孙通对之承诺：“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一方面固然是安慰弟子稍安勿躁，另一方面也透出了他的自信，虽然天下鹿死谁手还未确定，但是叔孙通永远能够游刃有余似乎是肯定的，这显然是在看透了“面谀”的功效后才具有的。 先秦儒家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后，提出了“权变”的思想。叔孙通最遭后人病诟的莫过于他的“面谀”了，“面谀”只有在看透本质之后才能做的天衣无缝，才能达到自身利用君权的目的，叔孙通面谀皇帝除了先秦儒家“经权” 思想6因素外，还有着对君权“逆鳞”绝对清醒的认识，在他面谀皇帝的表象背后是绝顶聪明的“愚君”7。 二、制礼—儒家身份获得认可 与“面谀”这种现实政治行为相表里的，是叔孙通学术行为上的多变。据《孔丛子》记载：“叔孙通以法事秦”。联系到秦朝“废书坑儒”意识形态背景和叔孙通机敏圆滑的性格特色，此说应该是可信的。入汉后，叔孙通做得最为轰轰烈烈一件事就是为刘邦“治礼”。礼，据郭沫若推测：“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4据考古发掘证实，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基于祭神活动的礼仪5。脱胎于原始宗教仪式的礼，具有强烈的禁忌感和极大的威慑力，这在后代的文献记载中还隐约有所反映：“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记·礼运》）周公制礼做乐，将礼制扩展到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等庞大范围，对周王朝稳定天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春秋时，礼崩乐坏，孔子在固守周文传统的同时，又对其作了拓展，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拈出了“礼”后面的“仁”，在孔子看来，礼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内在的仁爱精神，“人而不仁，如礼何？” “礼云，礼云，岂曰钟鼓哉！”。我们来看叔孙通制定的“礼”： 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烈侯诸将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依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这是一派多么庄严肃穆、声势煊赫的景象，秩序井然，尊卑分明，令人战栗振恐。对这种仪式最为惊诧的要数那一帮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兄弟了，虽然刘季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个和他们一样无赖的农民，但今非昔比，刘邦摇身一变成了神异的赤帝子，“履至尊而制六合”。从此后他们只能像事神一样供奉、敬畏着他，宫殿里喧呼叫嚷的热闹亲密景象恐怕再不可重现了。这一切正是刘邦梦寐以求的场面，想当初他到咸阳去服徭役的时候，曾远观过秦始皇的伟采，无限艳羡地感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斗转星移，人世沧桑，当年无限尊贵的始皇帝早已灰飞烟灭，固若金汤的秦帝国也被陈胜、项羽、刘邦这样的乌合之众埋进了历史的深处。今夕何夕兮，当年一个市井细民如今成了与秦始皇一样尊贵的天子。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种成功的巅峰体验是由叔孙通的“礼”带给刘邦的，正因此，叔孙通得到了“乃拜为太常，赐金五百斤”的殊荣。 后世史家司马光目光敏锐，洞穿叔孙通是“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诚然，观叔孙通的本意未必不如此，他是在看透了刘邦对手下那帮兄弟有了厌烦心理的情况下提出制礼的，这样的动机就决定了他必定要以满足刘邦的虚荣心、解除刘邦的烦恼为制礼的根本，而不会到孔老夫子的学说那儿去找“礼之本”。叔孙通明言要用古礼与秦仪混合成汉朝仪，例如“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很明显是秦朝制度的影子，这样做无非是突出皇帝的尊严并且还要让皇帝不觉的繁琐。制礼在很大程度上是叔孙通用来取宠的一种聪明的手端，以此为出发点而做的儒学改革很难称的上是自觉的学术创新，与其说是改革了儒家的“礼”，毋宁说他扭曲了儒学的品格。 但是如果撇开这个事件对叔孙通个体荣辱进退的意义，而把它放进儒家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似乎就具有了另一重意义。儒家在先秦虽然是四大显学之一，但是因为生不逢时，迂阔的议论代替不了战场上的厮杀，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游说诸侯，除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令后人感叹唏嘘外，其学术主张并没有引起当时国君的共鸣，所以儒家学派更多的时候是“不治而议论”，对现实政治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秦朝以法家思想立国，不久便土崩瓦解，法家思想也随之变的臭名昭著，有效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汉朝初定，意识形态建设尚未提到治国要务上来，应该说先秦诸子百家除了法家学派外任何一家都有可能借助政权的力量来获得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发展。面对这种历史机遇，叔孙通打着儒家的旗号为刘邦治礼，虽然我们尽可指责叔孙通并非纯儒，他制的“礼”不过是些秕糠，但他的“礼”却获得了刘邦的认可和赞赏，这使得儒家学派最先走入汉朝统治者的视野，有效性与合法性得到了权力意志的极大认可。从此后，叔孙通可以堂堂正正地以儒生面目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事件使得叔孙通的弟子也“悉以为郎”，保障了儒家学派的传承延续，为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直谏—儒家身份的坚持 如果叔孙通仅仅是一个“曲学阿世、热衷富贵”的无耻小人，那么我们这篇文章大概也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因为道德上的指责总是最简单也最无意义的，而将人物简单地贴上“君子”或“小人”的标签也是对人性复杂状况的漠视。需要提出的是，司马迁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作史目的，站在天道的立场和高度对人事采取审慎的批判态度，“不虚美，不隐恶”，纵使是当时皇帝刘彻，他也敢于明言其得失而不为尊者讳。司马迁评叔孙通为：“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如果叔孙通仅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似乎是不能承此评价的，那么叔孙通究竟是在哪一点上感动了史公？ 我们且来看制礼后的叔孙通: 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闲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闲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 此时的叔孙通义正词严，浩气凛然，全然不见一点媚态。在引经据证典证明刘邦废太子与情与理皆不相合、并且刘邦已经做出让步后，叔孙通依然不依不饶，质问刘邦“奈何以天下为戏”,让贵为天子的刘邦感到难堪尴尬和无路可逃。叔孙通此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亲手制定的君臣之礼的规范，支撑着他的是心目中无上的真理与正义，人间的一切势位富贵和等级秩序在这个理想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甚至生命也可以放弃，“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生命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摆脱了庸俗凡常，显得格外美丽动人。而对惠帝的进谏，则显出博古通今、德高望重的气派，“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几，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说苑·臣术》）此时的叔孙通几可称为圣臣矣！这两次进谏折射出了叔孙通对大一统政权真诚炽热的情怀，“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希望这个政权遵循理性，期望在国家强盛、政权巩固的局面中获得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而一己之荣辱沉浮在这个政权面前已经是不太重要了。 分析到此，叔孙通的形象似乎太过游移，此一时是没有骨气的虚伪小人，彼一时又是顶天立地的君子，那么叔孙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细加分析我们不难梳理出他的心态：当外界不具备儒家的基本生存条件时，他表现出比任何人都决绝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心深处完全的绝望，决绝只是一时的策略；隐忍的同时是积极地寻求突破，他机敏的捕捉外界出现的细微转机，执著地为儒家身份的合法性奋斗；当儒家获得外界的认可之后，他便开始用道统来制约政统，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儒生。 中国历史上士与政权的关系极为复杂微妙，一方面，政权的维护与巩固需要士人的智囊，士人弘道也要借助政权来实现；另一方面，政权的专制性品格不可能允许士人有独立的人格，不可能让学术自由的发展，知识分子往往是在生死之间的选择中来考验自己的良心，进行自己的学术活动，一部中国士阶层史记载了无数读书人的血泪。司马迁对汉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出境有着切身至骨地体任，因此他对士人持宽容的态度，士人但凡有一节可取，即为之立传。如 正是有这种宽容持正的态度，所以司马迁在描写了叔孙通一次又一次地面谀之后，还能彰显他将刘邦所赏的五百金分给诸弟子的节操。叔孙通在外界环境非常不适宜进行学术活动时，选择了明哲保身、伺机而动，这诚然是一种弱者生存之道，但毕竟大部分读书人都不能成为“杀身成仁”的英雄，这样的选择也许更富有人情味，对士阶层本身的发展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也较有利。处在相同历史语境中的司马迁也许正是看出了叔孙通迂回委曲之中暗含着忍耐和执著，所以才会评他“大直若曲”。如果我们今天纯以理想化的标准来指责叔孙通，而忽视当时的历史环境，应该说是不够客观公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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