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明三鸟下储胥，一觉钧天梦不如。争那白头方士到，茂陵红叶已萧疏。 ——[唐]崔涂《读汉武内传》 汉初儒学兴 前202年二月，刘邦于定陶（今山东曹县北）附近的汜水之南即皇帝位，是为汉高祖，定国号为“汉”，史称“西汉”。同年五月，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由此，在秦王朝灭亡五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统一的西汉王朝。 西汉初期，刘邦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旧例，就是人们通常所语“汉承秦制”。在皇帝之下，设立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之为 “三公”。于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于地方行政机构中，除了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度外，还通过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县 以下的基层组织仍是乡、里二级制。同时，西汉还建立了比秦朝更加完备强大的军事体系。于中央设置南军和北军，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上设有经 过一定训练的预备军。这样，西汉王朝就有了比较强大的军事体系。尽管刘邦等人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体制，弥补了秦王朝体制上的一些不足，但他们也深 深地意识到，仅凭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建设，否则，一个政权是不会长久的。 刘邦是一位起于小吏的草头天子，而汉初的大臣又大多来自于楚地，且多为屠狗卖缯之辈，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儒学等一切学说并没有多少了解和兴趣。因此，一些跟随在刘邦身边的儒生们不得不谨小慎微。 陆贾一直跟随刘邦南征北战，他在刘邦面前谈《书》说《诗》时，经常遭到刘邦的责骂。还有叔孙通，他在归附刘邦后，穿着儒生服装朝见，刘邦也十分反感。叔 孙通只好脱去儒服，穿上短衣，打扮成楚人的样子。刘邦开始对儒生的态度十分恶劣，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凡有儒生前来拜见，刘邦就会把儒生的帽子 摘下来当便盆。在当时，如果真把一个人的帽子摘下来如此做，那就是对一个人人格的侮辱，是任何人也无法忍受的。而且刘邦在与别人谈话之时，常常市井秽语满 口，完全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形象。他即位称帝之初，对儒家的《诗》、《书》等典籍没有丝毫兴趣，也就是说他对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无所知。 可是，到了后来，刘邦却与先前判若两人。据《全汉文》卷一记载，他在《敕太子书》中这样说：我生当乱世，正值秦朝禁学，自己也认为读书无益，但自从我称 帝以来，常常思考这一问题，其实读书能够使人知道作者之意图，“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后来，刘邦在路过鲁地时，还“以太牢祠孔子”，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 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刘邦对孔子和儒学由最初的谩骂、鄙视转变为敬重、尊崇，主要是当时残破的社会现实所迫。汉初，经济极其凋敝，政治 混乱，民怨沸腾。新兴的西汉王朝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改变当时的残破局面，正视这突如其来的国家学说的空缺。当战争的烟尘散尽之后，他们首 先思索的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有的思想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用刑太急、仁义不施、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他们试图用儒家的礼仪建立汉朝的 统治秩序。 而直接引导刘邦转变态度的是叔孙通、陆贾等汉初儒生。《汉书·高帝纪》记载：当刘汉天下初定之时，高祖（即刘邦）命令萧何 编次法规律令、韩信重新申明军纪，命令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创制礼仪，同时还命令陆贾撰写《新语》一书。我们从上面几项可知，律令、军法、章程都是一些具 体的政治制度，而叔孙通创制的礼仪和陆贾所造“述存亡之征”的《新语》一书，应该说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 有人说“汉代重儒，开自陆生也”，是有其道理的。这主要是从陆贾撰著《新语》一书而言的。 据史料记载：陆贾因为在刘邦面前常常称说《诗》、《书》而受到刘邦的责备和辱骂，但陆贾依然忠心耿耿，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和想法。但他改变了以前的方式， 不再直接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而是向刘邦说明，骑在马上可以打天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并撰写了《新语》十二篇，以说明古今国家的成败原 因。陆贾当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从陆贾的《新语》看，他是一个厚今论者，他也反对“淡于所见，甘于所闻”， 反对泥古、尊古的偶像崇拜与保守，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他认为行 事应该注重实效，至于是否出于古道并无多大关系。这种崇尚现实、顺应时势的思想倾向颇合汉初君臣的口味，故而深受他们的欢迎。 正因为 刘邦等人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他们在探索和选择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过程中，才更加欢迎实证性的学说。因此，由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制订汉代朝 仪，可能对刘邦的刺激会更大一些。我们现在读《史记》和《汉书》中叔孙通的传记，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时变”，审时度势，能在秦汉之际的动荡岁月 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虽然他多次易主，似乎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秦朝时，他是一位“待诏博士”，侍奉秦朝。陈胜、吴广起义时，秦二世召集在咸阳的博士、 儒生三十余人询问对策，由于他们的回答不符合秦二世的心愿，以至于有的儒生被交给执法的官吏问罪。叔孙通则不然，他故意迎合秦二世，以寻求机会逃离虎口。 他脱身后，前往薛地。当时，薛已经降楚，等到项梁去薛时，叔孙通就跟随了他。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跟随了楚怀王。汉高帝二年（前204），汉王 刘邦率领五个诸侯的军队攻入彭城，叔孙通又投降了汉王。汉王失败西撤，他权衡利弊终于跟定了汉军。在秦末汉初的动荡岁月中，叔孙通几次易主，实际上他是在 选择可事之君。 叔孙通跟随刘邦后，仍然不忘灵活多变，去就取舍“与时变化”。刘邦是楚人，开始时很讨厌儒生，于是，叔孙通便着楚人装 束。叔孙通投降刘邦时，跟随的弟子有一百多人，然而他不曾推荐过别人，却专门对原先那些盗伙中的强徒加以推荐。弟子们都偷偷地骂他：服侍先生这么多年，又 跟随他投降了汉王，如今他不推荐我们，却一味地推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呢？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矢石争夺天下，你们难道能够战斗吗？ 弟子们无言以对，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后来，战争平息，刘邦取得了天下，叔孙通也有了地位，被任命为博士，称稷嗣君。跟随叔孙通的儒生也都做了郎官，他们 高兴地称叔孙通“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是一介儒生，但他懂得顺应历史潮流，随时势而变化，他把“不知时变”的儒生称为“鄙儒”。秦 汉时期已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如孔子所处时代，列国林立，他可以像“择木之鸟”那样在列国之中进行选择。而到了秦汉之时，多元的世界归于一统，此时只有一 棵参天的皇权大树，再无选择的余地，因此，如果再像孔子那样“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意味着根本没有机会被录用。何况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儒学大师，在当时那 种多树林立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一生凄凄惶惶，到处奔走。叔孙通显然也是在寻找可栖之树，他几经选择，终于归从了即将取得天下的刘 邦。后来，他极力寻找儒家与皇权的结合点，以求儒学和儒生受到重视。应该说，如果没有叔孙通等人的“变通”或“圆通”，儒家将永远摆脱不了孔子那种“丧家 之犬”的命运，儒学成为官学更无从谈起。 作为儒生，叔孙通对儒学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经对刘邦说：儒家学者，实在难以同您一起攻城略 地，但能够同您一起守住天下。此可谓对儒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概括。当群雄竞力，以勇武相尚之时，儒学很难找到用武之地；而社会一旦安定，儒学便可发挥 其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对于儒学“难于进取”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已经有了具体的说明，而统一的秦王朝却没有也没来得及验证儒学“可与守成”的特 点。等到汉朝“已并天下”之后，叔孙通便开始了用儒学为汉家“守成”的努力。 前202年，诸侯们在定陶一同拥立刘邦做了皇帝。当时， 仪法混乱，上升到统治阶层的刘邦群臣热衷于争功论赏，有的甚至于在酒醉后乱打乱闹，以剑击柱，混乱的朝仪令刘邦这位新君不知所措，大伤脑筋。而叔孙通看准 了机会，在刘邦感到越来越厌烦的时候，他请求到鲁地征求儒生，与他的弟子们共起朝仪。刘邦当时还不怎么相信，便随意说：你可以试一试，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叔孙通等参照秦仪，采古礼，制汉仪。两年之后，长乐宫成，行仪于朝，“自诸侯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当礼仪在朝廷上演示之 后，刘邦才由衷地感到“为皇帝之贵也”。这件事对刘邦震动很大，他由此明白了儒生的用处，开始尊重儒生和孔子了。 到了汉高祖十二年 （前195），刘邦率大军亲征英布班师回朝经过鲁地时，到孔庙祭祀了孔子，开了历代皇帝亲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先河。刘邦亲自祭祀孔子之后，诸侯卿相到鲁为 官，常常拜谒孔庙后才走马上任。为了更好地奉祀孔子，并表示对孔子后裔的优渥，刘邦又封孔子的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专司祀孔之事。 叔孙通受到重用，对儒学地位的提高十分有利。叔孙通进位太常，“赐金五百斤”，连他的弟子也都得到重用，进入到了汉朝的统治阶层中。两年以后，叔孙通为 太子太傅，辅佐和教导一国储君。刘邦死后，惠帝即位，遂废“挟书之律”，民间开始有了儒家经典的传授，此为文、景之后渐开献书之路、搜求旧典古籍的先声。 惠帝时，叔孙通又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须知，儒家极重礼乐仪法，而叔孙通制订的这些仪法，则一直在汉代施行 着。 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作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孝”对于汉代社会影响很大。汉人认为，能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汉初不仅设孝弟力田之科，而且自惠帝以下的汉朝皇帝都以“孝”为谥，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等。《汉书·霍光传》记汉人之言曰：“汉之传谥，常 为孝者，以常有天下。”这代表了西汉时期人们的普遍看法。还有儒家的《孝经》一书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器重，人们不仅把它看成是“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 纪”，而且认为它是儒家“六艺之总会”。东汉更是“使天下诵《孝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以诵习《孝经》而成为孝子和以《孝经》进行教化的实例。 汉代实行孝治实际上得力于汉初思想家的理论阐述，而在推行孝行方面帝王的行为更具有表率意义，因为帝王以孝相标榜会使得从孝到忠的转移来得更加自然。在 其他汉初思想家之先，叔孙通已开始用孝的思想教育汉惠帝。叔孙通得宠于刘邦之后，于汉高祖九年（前198）做了太子太傅，成为一国储君之师。几年以后，刘 邦打算立赵王如意为太子时，叔孙通极力出面劝阻，称：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并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刘邦不得不回答说：吾听公言。至于叔 孙通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上面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叔孙通以太子“仁孝”而且天下共知阻止刘邦易太子，并使刘邦不得不勉强 答应，说明刘邦的头脑中已初步形成了孝治的观念。第二，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叔孙通用“仁孝”来规范太子，并使太子以仁孝闻名天下，也显然昭示了叔孙通“以 孝治天下”的思想。 至于叔孙通是如何用孝来教导太子的，史无明言，不过，后来的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刘盈做了皇帝后，住在未央宫 中，其母吕雉住在东面的长乐宫中。刘盈朝见太后时，每次都必须清道。为了减少麻烦，便利过往行人，便修筑了复道。当复道修建之后，却发觉汉高祖刘邦的衣冠 每月从陵寝出游至高庙的道路却在复道之下。叔孙通对惠帝说：后世子孙怎么能从宗庙道上行走呢？刘盈听罢非常恐惧，打算立即拆除。叔孙通又劝阻他说：人主没 有过错。如今已经建成，百姓也都已经知道，现在拆除它，则表示了您有过错。“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刘盈依照叔孙通 所言去做了，此后，刘邦的衣冠每月出游不必经过复道之下了。 这一方面说明了叔孙通在极力维护刘盈的威望；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叔孙通的辅佐下，刘盈能以孝作为行为标准，儒家的“尊祖”与“敬宗”观念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惠帝死后，他的谥号上加了一个“孝”字，以后诸帝死后谥号也都加上个“孝”字，表示“以孝治天下”之义。胡适曾对此评论道：这一个制度，史家虽没有明言，但我们很可以归功于那位叔孙太常。这便是儒教成为国教的第一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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