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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云潭
叔孙通是薛(县名，属鲁国，位于山东滕州县南)人，“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叔孙通因为文章博学而被征召，在博士中等待任用。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随后，秦二世召集博士儒生询问对此事的意见。其中二三十个人认为陈胜是叛党，应出兵镇压。一心只想贪图享乐、不想为此事费神的秦二世听后面露不快。叔孙通察言观色进言说：“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上，法令见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他劝秦二世说，陈胜等只不过“群盗鼠窃狗盗耳”，不足“置之齿牙之间”。秦二世听后非常高兴，赏赐他丝绸二十匹、衣服一套，任命他为博士。
出宫之后，叔孙通怕秦二世反悔追究责任，马上逃到了老家薛郡。此时的薛郡已经投降了楚军。项梁打到薛郡之后，叔孙通便跟从了项梁。项梁在定陶战死后，叔孙通又跟随了楚怀王。楚怀王做了义帝，迁往长沙，叔孙通则留下来服侍项王(项羽)。汉高帝二年(205年)，汉王(刘邦)率五个诸侯的军队攻入彭城，叔孙通便投到刘邦营中并最终跟随汉王一生。 叔孙通生于战乱之时，却选择了为官之路，就注定其必随战争的起伏而官场动荡，但他于战乱中辗转几主而不倒，最终于汉朝初年官至太常(掌礼仪宗庙)，并任太子太傅，这不能不说是宦海沉浮中的一个传奇。这一切与叔孙通认清形势、精于变通是分不开的。而他对儒学的抬举之功，使儒学堂堂正正地走进了高高的“庙堂”，又是随着其地位的逐渐高升而体现出来。
刘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皇帝，以一介亭长响应陈胜、吴广起义，发动了丰沛起义，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伐无道，诛暴秦”的艰险之途。经过三年奋战，给赫赫扬扬的秦皇朝划上了句号。后来又经过四年楚汉战争，使自封为“西楚霸王”的项羽自刎乌江。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创立了汉王朝。 武夫出身的刘邦对儒学和儒生是非常鄙视的。“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刘邦骂“竖儒”，詈“腐儒”，甚至以儒冠为“溺器”，儒学及儒生的脸面，被这位无赖皇帝狠狠地摔到地上，儒学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时间可以改变一切，统治的需要和现实的教育使刘邦逐步认识到儒学对于统治的意义。叔孙通制定的朝拜仪式更使大汉帝国的首位统治者第一次认识到儒学的实用价值。 正如前面所述，叔孙通是在楚汉战争激烈进行的公元前205年带着一百多名弟子自彭城项羽军中投奔刘邦的。此后的三年中，他谨小慎微地侍奉刘邦：刘邦不喜欢儒生，看不惯儒装，他便脱去儒服，改着刘邦的家乡装束——楚装；刘邦与项羽争霸，需要大量武士，他便不顾儒生弟子们的埋怨，不断向刘邦推荐能够“斩将搴旗”的“群盗壮士”，自己却从不向刘邦提一点非分的要求，耐心地等待时机的到来。
等到刘邦做皇帝以后，被他那帮子“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无赖布衣将相搅得心烦意乱时，时机终于成熟了。叔孙通投其所好地进言说：“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这一番话清楚地表明了叔孙通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在秦以前不受重视的原因：儒学难于进取，只能在和平的局势下“守成”。他制定朝拜仪式规范大臣言行的建议对刘邦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刘邦立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让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与弟子和鲁儒生一起制定了皇帝的礼乐制度。 礼成那天，场面的宏大，群臣的尊敬，让刘邦深刻地感受到了“知为皇帝之贵”那万人之上的滋味。刘邦立即任命叔孙通为九卿之一的太常，赐金五百斤，同时任命他那一百多穷兮兮的弟子做了郎官。从此，儒学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认识到“儒学政治实用性”的统治者刘邦也开始转变了对儒生和儒学的态度，对孔子及儒学的崇敬之情不断增溢。最后，在他离世前的五个月，即汉十二年(前195年)的十一月，刘邦以62岁高龄，拖着久病的躯体前去孔子的故乡，“以太牢祠孔子”，在这位儒家创始人的陵墓前，献上了“太牢”的厚礼。这是史载以来的最高统治者首次公开祭拜孔子，尽管刘邦只是路过鲁国并非专门到鲁国祭拜，但也给了人们统治政权亲近儒学的暗示，这显然又是叔孙通等一帮汉初儒生努力的结果。 叔孙通在让汉朝第一位统治者认识到儒学的“守成”之功后，又在后来的行动中，时时维护儒家提倡的礼仪标准，巩固儒学在汉初的地位。叔孙通在进入汉朝权力中心后，所做的首件事便是劝阻刘邦废太子。汉高祖十二年，刘邦想要用赵王刘如意替换太子，叔孙通引用晋献公废太子以及秦朝不早立扶苏致使赵高夺权为例规劝刘邦道：“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言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亲见。公太子仁考，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 叔孙通辞色严厉，并说如果刘邦要换太子，自己就“以颈血污地”。刘邦最终妥协说，“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则趁机以儒家礼仪观念劝道：“太子天下本，本一摇而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他把替换太子问题上升到了事关刘家天下的高度，使得刘邦最终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叔孙通还向汉惠帝建议修立原庙，这也成了汉以后的礼仪。汉惠帝为了拜见吕太后，便修建了直通太后宫的天桥以免烦扰人民，但是这条天桥正好修在汉高祖陵寝的衣冠每月出游祠庙的通道之上，按儒家例子孙不能在宗庙道上行走，是为不敬。叔孙通马上劝告了汉惠帝。惠帝大惧，要拆掉天桥。叔孙通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益广多宗庙，孝之本也。”于是皇帝下令在渭水之北建立原庙。原庙的兴起，正是由于汉惠帝修的天桥不合儒家礼仪故而掩饰的缘故。虽然此举有为汉惠帝掩过的意图，但也符合儒家之“为王者讳”的精神。
此后叔孙通还向汉惠帝建议用樱桃进献宗庙，从而开创了进献鲜果的典礼。叔孙通从制定汉朝朝礼开始就一直为完善汉初礼仪而努力。汉初的各项礼仪制度，几乎都是叔孙通做太常时所制定和讨论的。班固称赞他说：“叔孙通舍桴鼓而立一王之仪，遇其时也。” 纵看叔孙通一生，他并没有像孟子、荀子那样提出明确的儒学主张，对儒学理论也并无创造性发展，但在儒学与政治的结合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儒学与统治者的结合上，叔孙通可以说是做出了创造性的功劳。及至汉武帝时，经济更加繁荣，政局更加稳定，儒家思想终于从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风中脱颖而出，经过董仲舒的发挥，在学术上取得了“独尊”地位，并从此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之学。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与社会安定适合儒学发挥作用有关，但也不可忽略叔孙通对儒学的抬举之功。 叔孙通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将齐学的“变通”思想引入儒学。叔孙通善于认清形势，并能适时采取适当行动，这从他的为官之路上也可窥见一斑。他跟随刘邦后，刘邦瞧不起儒生，厌恶儒服，叔孙通就换了衣服打扮，“服短衣，楚制”，以应和刘邦。在楚汉战争时，叔孙通专拣弟子中“群盗壮士进之”。儒生弟子不满，叔孙通就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等到汉七年，叔孙通制定朝仪赢得刘邦嘉奖后，他才适时地提出有儒生弟子三百，结果“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的弟子喜不自禁地称赞道：“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 最能看出叔孙通善于变通的事例是他与“鲁学”腐儒的直接交锋一事。叔孙通向刘邦建议制定朝礼，刘邦对儒家繁文缛节向来嗤之以鼻，担心礼仪的繁琐，说：“得无难乎？”叔孙通早料到刘邦会有此一问，说：“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因此他采用古代礼制和秦朝仪法相结合的办法，制定了相对简单实用的汉朝仪法。 当叔孙通奉命去鲁地征召儒生演习仪法时，鲁地有两个儒生不肯参加，并讽刺叔孙通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又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共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他们认为需要积德百年之后才能演习礼乐，现在的社会民不聊生，叔孙通此时“起礼乐”不合古道因而拒绝参加。叔孙通则讥笑他们是鄙陋的儒生，不懂时势的变化。双方的对话直接显出了叔孙通的识时而动以及鲁地儒生的迂腐。 叔孙通对儒学的影响也不仅仅表现在他生前的事功，他的“通变”思想也体现在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中。董仲舒继承叔孙通的“变通”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他既继承了儒家思想又掺和了燕齐之间阴阳家的思想；他发展孟子落后的天命学说，提出“天人合一”之说，认为天是有意识的；他既劝汉武帝实行儒家所一贯主张的“仁政”，又提出其所谓全新的“更化”观点。更化其实就是变法，就是变化。这种更化思想与叔孙通的“变通”观念是一致的。无论是“通变”或是“更化”都使一向封闭的儒学学会变化，学会适应。这也正是汉朝后期儒学和汉初儒学的不同之处。
司马迁对叔孙通总体上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大直若诎、道固委蛇”就是他对叔孙通的赞语，甚至更誉其为“汉家儒宗”。周斌通过考察唐朝赵蕤所写的《长短经》里引用的《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司马迁的赞语，更能看出“司马迁对叔孙通在总体上是持一种赞许的态度，即是不羞其小节、不归其小节、不顾其细谨，而是赞许其立大功、功名扬于天下的大行”，但是考虑到叔孙通在遇到刘邦之前转投几主的具体行为，他难免会被认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史学界以前对叔孙通的评价也普遍偏低：司马光说他“徒窃礼之糟秕，以依世、谐俗、取宠”；清代大儒洪亮吉更说“秦之亡，亡于赵高，实亡于叔孙通一言”；王继训认为叔孙通“扭曲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无视民贵君轻、君臣相互尊重人格、共同服从道义原则等先秦儒家有价值学说，片面强调一切取决于和依附于政治权力，是不可取的”。但是要正确评价叔孙通，考察叔孙通与汉初儒学的关系就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叔孙通对汉初儒学的抬举之功是否是其反复无常的小人行径所带来的客观后果呢？ 从他的具体行为来看，我们认为： 第一，他从逃离秦朝到侍奉刘邦，都不是单枪匹马的行动，而是携弟子百余人同行，如果说叔孙通是贪生怕死的真小人，那他完全可以自己逃命而不顾众弟子； 第二，他侍奉刘邦后，根据形势的需要分别举荐其文武弟子，使其一百弟子都成为郎官，这无疑扩大了儒学在中央的影响； 第三，他担任太常后，时刻牢记儒学传统，定庙法，制礼仪，其所作所为都符合儒家代表人的身份。 因此，我们认为叔孙通不愧于其“齐学”儒生的身份，他对汉初儒学的抬举之功是含有他个人主观努力的结果，并不是小人行径带来的客观后果。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迁会对叔孙通持赞扬态度，也理解了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叔孙通是“汉代第一个在政治上得意的儒生”的含义了。 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儒学在汉朝初年并没有受到进一步地关注，其原因司马迁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汉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平好刑名之学。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时代背景让儒学再一次丧失了“登顶”的机会，但是“汉家儒宗”叔孙通，精通儒家经典尤其是古代礼制，同时又善于审时度势，通权达变，非一般偏执于先儒旧典的守旧迂腐的儒生所能比。 他虽然在儒学理论方面没有什么创造和拓展，没有对传统儒学理论体系进行适应封建统治的全面改造，可是他在儒学与政治的结合上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一步，“他对儒学的改造，不是迫于政治压力，而是一种积极的、自发的改造，因而去掉了儒学陈腐迂阔的一面，还原出其质朴无华的本色”，使得专制王朝的当权者认识到了儒学的实际功用，从思想上加深了对儒学的认识，心理上也向儒学迈进了一步，也为儒学在汉武帝时取得独尊的地位作了铺垫。 （本文系转载，不代表赞同其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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