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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6年前在大学就职,做一课题——古代文人的尚武心态（属于创新捷径类的学问），计划一个个朝代做下来，不料没有做完就去念学位了，老板给的课题是正正经经的学问，长考类，于是乎板凳一坐十年冷。那个半拉课题就此打住。记得老板得空看我的尚武论文，一语点醒梦中人：司马迁注入个人遭际情感太多，故许多史事情节乃想像，当不得真的。尤其是那些侠客之类,中有鸡鸣狗盗之徒，流氓黑道之属,为霸一方者,百姓恐惧诟病。时立觉自己之浅薄，悟己如痴如醉一味沉入其中之可笑。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尚武主题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尚武主题最初发端于《诗》、《骚》。较早如《诗大雅》中的《皇矣》、《大明》两篇，描绘周文王伐崇伐密武王牧野迁“殷之战，展示了周朝开国之初的威武气派；《小雅采薇》写将士“一夜三捷”抗击俨狁入侵的壮举；《秦风无衣》尚武色彩更浓：“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展现了秦地兵士与西戎作战事的高昂士气。《楚辞九歌》中的《国殇》是屈原的尚武之作，悼楚阵亡将士，勇武悲壮。《左传》中亦有十分出色的战争描写。此时尚武主题散见于各类作品中，尚未形成自己的模式。 古代中国确实文武相连。春秋时期，对贵族子弟的培养仍是要求他们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和御便是武技。那时的文人往往文武兼通，并非一般人眼中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不过这些文士不少人在精神上却不一定尚武崇武。《论语颜渊》 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以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孟子一生说服统治者以德服人而不要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宣扬“仁者无敌”（《梁惠王上》）的社会理想。荀子面临秦国威逼天下的严峻形势，仍然指责秦国过分崇武，轻视仁义（参《荀子议兵》）。 其实，在那个时代，任何一种学识都有希望得到君王的赏识，都有可能得到实施，所以文士也并非定要具备尚武精神不可。事实上，总要等到文人对自己完全失望，觉得惟有申之于武才能解决问题时，尚武精神才会油然而生。汉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骨子里继承了秦法。读书人的尊贵地位被决定性地摧毁。秦朝的焚书坑儒，结果只是让一批不读书的人物起来推翻了秦政。项羽在司马迁说来是什么都学一点后就都不肯学的，刘邦更是无赖流氓一类。秦暴政下的遭际和破秦建汉的过程，确使读书人对自身的价值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而汉代大一统政治，也不再需要读书人去招揽敌国人才，宣扬自身的合法。因此，文人的地位可想而知。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都悲痛地诉说了当时文士的痛苦状况。赵壹《刺世嫉邪赋》更是直截：“顺风击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不过东方朔和扬雄在激愤之余，仍把目标设定在恪守儒道上，他们毕竟不是别开天地的人物。只有司马迁，以他自身的痛苦遭际和无比阔大的心胸，才熔铸出中国古典文学尚武主题的最初模式，启迪着无数后来文人。 自此以后，尚武主题就经常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复现，他们足以形成完整的旋律，不时地变奏。因为篇幅有限，本文拟就尚武主题最为突出的汉、唐、南宋、明四个时期作一初步探究。 一 汉代文学尚武主题最集中地体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史记》尽量以“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实录”了自黄帝至汉武的三千年历史，但它绝不仅仅是历史，更是成一家之言”的煌煌巨著。而司马迁熔铸于其中的强烈的情感色彩及丰富的想象力，又使《史记》有着很强的文学性，具有极高的文学成就。 战国以来多战争，那是不易的史实；而尚武精神，则是司马迁的创造。 我们不难设想，如果司马迁不曾下狱，不曾处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严酷环境之中，不曾腐刑，“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少卿书》）没有因此而来的思想升华，他便很难会对功名赫赫的战将如此钦羡，对锐身赴难的侠士的如此倾心。正是这，构成了司马迁尚武主题的两大表现形态。 一、对历代武将战功的颂扬是《史记》尚武主题的一个表现方面，他体现了司马迁博大的爱国主义胸怀。这一主题基本上是通过那些武将传记来体现的。试归纳如下几点： 首先，是对勇武精神的赞美。“勇武一人为三军雄”（《淮南子南冥》），《廉颇蔺相如列传》便赞美了齐将赵奢“两军相遇勇者胜”的气概。钜鹿之战中项羽用“置之死地而后生” 之策，渡河后沉船破甄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必死无还心。故楚军将士皆勇猛异常。时钜鹿城下诸侯军十余壁，皆惴惴作壁上观，而这里楚兵莫不以一当十，呼声动天。两相对比更显勇武之师的气势。 其次，是对勇武谋略的倾慕。孙武以兵法十三篇见于吴王，又斩美人而严军令。遂有“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之名言。孙武后代孙膑以兵法辅齐将田忌。魏伐赵，孙膑以围魏救赵奇策，大胜魏军。后魏攻韩，孙膑又显奇才，使齐军用“减灶法”惑敌将庞涓，大破魏军（《孙子吴起列传》）。守边良将李牧是司马迁推崇的智将，他守雁门，以“怯”惑匈奴，每日养兵习武。后终布奇阵破匈奴破匈奴十万骑。田单以“火牛阵”破燕军，用计谋出奇制胜更为精彩。 再次，是对开疆拓土、戍边御敌的褒扬。司马迁生当汉武盛世，虽历经坎坷，但时代大气氛对他有积极的影响。《史记》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颂扬了当朝武将们保国御敌、开疆拓土的业绩。《卫将军骠骑列传》写一组汉将，颇有气势。卫青原是出龙门，斩虏数千；又出高阙，虏万五千……以累累战功封大将军。骠骑将军霍去病亦战功卓著。司马迁对卫青等将的骄横虽有看法，但亦如实记载了他们的功绩。他尤赞霍去病“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爱国胸怀。《李将军列传》是一篇最出色的武将传记。司马迁写李广武艺高超、勇武善战栩栩如生：出猎而“中石没镞”，射匈奴则“度不中而不发”。匈奴号之“飞将军”而大惧。广之勇武尤现于危难之际，一次匈奴四万围汉军，汉矢尽，广独以大弓勇射敌副将数人，军中皆服其勇。广曾受伤被擒，亦乘隙上胡儿马，因推堕儿，以故得脱。然李广命运数奇，一生无功无封侯，最后竟被迫自杀。司马迁在写这位悲剧将领时，不觉倾入个人身世的无限感慨，故写得尤为出色感人。这里，也透出了他作为一个“数奇”文人与这类武将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二、《史记》中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侠客形象，表彰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游侠事迹。尽管韩非子曾以为“侠以武犯禁”（《五蠹》），尽管汉代自文帝以来便不断打杀游侠，但司马迁甘冒朝廷之大不韪，在《游侠列传》的序言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侠的敬重，显示了他独立的人生价值判断。而且，司马迁的尚侠也不仅仅限于《游侠列传》一文。对侠士优良品质的赞颂形成了《史记》尚武主题的又一方面。我们亦可将之归纳为如下几点： 首先，是不轨正义，唯义所归。在一个大一统的时代里，皇帝的意志和国家的法律常常钳制住人们全部的思想和活动，真理常常被权势所压倒。在司马迁看来，如果没有侠客之流的不轨于国法，最后一丝正义也无处可存。譬如司马迁自己遭受灾难时，旁人都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自然没人敢同情援助。如果说先秦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价值判断尚能得到一丝尊重，那么，在大一统的时代，他们甚至可以被忽略不计。道消势长，人间的良心与正义又何从依附？惟有侠客才能担当。所以司马迁写鲁侠朱家“所藏活豪士数百”，救助百姓更是不计其数，且重“赈人不赡，先从贫贱始”，每每“趋人之急，胜己之私”（《游侠列传》）；写魏公子窃符救赵，屠者朱亥袖六十斤铁椎，追杀晋鄙”（《魏公子列传》），赞颂他们唯义所举的侠行。其次，是锐身赴难，不计成败。司马迁在颂扬侠士这一品格时，往往赋之于一种悲壮的色彩。汉立朝，齐将田横帅五百士亡海岛。高祖召之，田横行至徒中引颈自刎，“令客奉其头，从使者奏之高帝”。海中五百壮士闻之皆自杀身死（《田儋列传》）；荆轲图藏匕首秦廷行刺，身被八创仍“倚柱而笑”、“萁踞以骂”，壮烈身死（《刺客列传》），皆为一种侠义气概。再次，为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救人而不图报答。朱家“诸所曾施，惟恐见之”，他曾救季布于困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游侠列传》）；齐国鲁仲连大义救赵之后，终不肯受封，曰：“所贵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鲁仲连邹阳列传》）。而且通观司马迁笔下的侠客形象，经常有一种强烈的复仇色彩。赵朔遭屠岸贾之难，公孙杵臼以死匿其遗孤。程婴历经磨难抚孤成人，终于报仇血恨（《赵世家》）；伍子胥为报父仇而霸吴起师、掘墓鞭尸。司马迁更市直言赞之：“弃小义而雪大耻，名垂千世”（《伍子胥列传》）。由可见司马迁是带着一个受害者的反抗心态来赞颂那些侠者的。他愈是在现实中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便愈是倾慕那些有能力与强暴抗争的英雄。 就汉代其他作品看，汉赋中某些作品带有尚武色彩，多为颂扬帝王的武功气派。枚乘《七发》虽为讽谏之作，但写校猎场面威武雄壮；司马相如《上林赋》亦铺陈天子射猎盛举，气压齐楚。班固《汉书》亦有《霍光传》等武将传记。其《苏武传》表现了苏武不屈的民族气节。 二 如果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开拓了中国古代文学尚武主题模式，那么，在唐代，下列三个方面则得到了充分的深化和延展： 一．尚武主题在初盛唐时期主要表现为开疆拓土的奋进意识，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形态便是边塞诗。 七世纪的初唐，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振奋的时期。李世民南征北战，开疆拓土。“唐威令所行，东综辽海，北跨大碛，西背达曷水，南及天竺”（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引《东洋史要》）。国势之强大，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的氛围。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很少没有经历过塞外军中的戎马生涯的。“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骆宾王《宿温城望军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王昌龄《变行路难》）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文人以边塞军功为主旋律的尚武心态。边塞诗极盛一时，内容极为丰富，大多充满这些铿锵激越的昂扬之调：“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同上《出塞》）。写战场则军威赫赫，气势逼人：“万鼓雷殷地，千骑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系雕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高适《塞下曲》）、“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岑参《轮台歌》）；写将士之勇武则“将军金甲夜不脱，马毛带血汗气蒸”（同上《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兜鍪冲矢石，铁甲生风飙！”（高适《送董判官》）。虽艰难困苦，但士气昂扬：“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挚红旗冻不翻！”（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有时还有战争间隙的轻快潇洒：“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王维《观猎》）。就是边地奇异壮观的风光也是令人振奋：“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已经做到“以诗人为戎帅”的高适，由于阅历比其他诗人更丰富，在《燕歌行》中表达了一种更为复杂深沉的意绪。虽然他仍保持着“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重颜色”、“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不顾勋”的昂扬基调，但亦对“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的现象有了深刻的思索。双重情感的交织，使得尚武主题在这里显得更为出色。 二．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繁荣走向衰落。文学作品中尚武主题的重心也渐渐由高亢的功名之声转向一种深切的忧患之音。诗人杜甫便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安史之乱后，他曾作《诸将五首》，以“见愁汉马西戎逼”、“已见朱旗北斗殷”（其一）的危急局势来强调国防武备的重要。五诗对防备边患、对付藩镇皆提出了方略。这类在尚武心态中体现忧患意识的诗人还有晚唐杜牧，这位风流才子倒是实实在在想以军事力量恢复盛世局面。他谈兵论政，注孙子兵法，写《罪言》、《原十六卫》等著名文章论用兵方略。亦有“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之类纵议前朝用兵之策的诗句。忧患意识中还有一种对个人身世命运的反思，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其五）便是。清姚文燮论之：“裴度伐吴元济，蔡、郓、淮西数十周至是尽归朝廷。贺盖美诸将之功，而复羡其宠。故不觉壮志勃生”（《昌谷集注》）。李贺的尚武心态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矛盾之中：既有一种不甘沉沦的焦急心境，然而又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佩战剑驰沙场立身扬名。他的尚武其实是贫士落魄时的一种精神超越方式。 三．应该说，《史记》的尚侠模式在唐代得到了大大拓展。司马迁当时为“以武犯禁”的侠士剑客树碑立传还需有相当的勇气，而唐代诗人赞颂豪侠却颇为轻松自豪：“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陈子昂《感遇》三十四）、“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孟郊《游侠行》），残酷的杀戮之事，在诗人笔下竟是如此的浪漫潇洒。唐代诗人中最富侠气的便是李白，自谓“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与韩荆州书》），一派豪侠风度。“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侠客行》）便是他最倾慕的侠举。他的侠气对他那豪迈不羁、纵恣奔放之独特诗风的形成，可以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号称“诗佛”的王维，竟也用一种潇洒的笔调来写游侠：“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行》） 诗人尚侠，多表现为一种胸襟气概。而晚唐传奇中所颂扬的侠，则是在动乱不宁的末世社会中人们所企盼的救世英豪。许俊、黄衫豪客、红线、聂隐娘、昆仑奴、李靖、红拂等一批本领神异、极富梦幻色彩的侠客义士，已不复是盛时那类“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高爽之士。人们将削平藩镇、复兴盛世的希望都寄托于他们。女侠红线半夜只身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帐中，盗取金盒制止战乱（《红线》）、郭元振智斩当时为害一方的割据者乌将军（《郭元振》）皆属救世之举；许俊智勇夺柳氏、黄衫客丈义斥李益、昆仑奴行侠救红绡，则为救人困厄。豪侠们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气度不凡，豪气逼人：“公取一斗酒，既巡，客曰：‘吾少有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使获之，吾憾释矣。’”（《虬髯客传》）尽管文人们将传奇用来行卷温卷，当作一种科举进士的手段。但传奇中所表现的侠客们豪爽正直的侠行义举，所创造的那种神奇莫测的梦幻氛围，却更具世俗意味，更能为平民百姓所接受。后世的宋话本、元杂剧、明传奇杂剧、明清小说乃至于现代武侠小说，不少取材于此。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唐传奇中那些武侠高超技艺的精彩描绘，亦成为后世武侠小说的经典范本。 三 南宋的尚武主题主要表现为高亢激越的爱国之声。 靖康之难对南宋文人影响非常之大。文人们震惊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和奇耻大辱，乃痛感由于宋代自开国以来朝廷所行重文轻武之基本国策而造成的武功不盛、国力衰弱的局面。尚武精神在他们心中重又振起。就连吟惯相思闺怨的南渡女词人李清照亦吟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之豪句，以呼唤抗敌之勇士。有志文士们力倡抗战救国，发出昂扬激越的尚武之声。词中辛弃疾、诗中陆游是为爱国诗歌的两面旗帜。周围亦有一大批具有尚武精神的诗人词人，形成南宋文坛波澜壮阔的主潮。南宋初词人张元干，有不少优秀的抗战词作。他不甘以文士自居，向往慷慨从军。著名的《贺新郎》词，写自己梦魂牵绕已失中原故土之心境；词人陈克单骑从军，颇具壮士气；“诗侠”刘过，好读书议兵，其“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沁园春》）慨声激昂；张孝祥“我欲乘风归去，击楫誓中流”（《水调歌头》），于采石之捷后抒激奋之情；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更市气贯千古；文天祥的高亢悲歌，当为南宋文学尚武之声的最后绝唱。 南宋文学爱国尚武精神表现在不同作家身上各有侧重。辛弃疾及陆游、陈亮这几位作家也各自有自己的类型特点： 应该说，辛弃疾是最兼通文武的，他在抗金战斗中出色地将书生豪气化为行动。他22岁时，在济南南部山区聚抗金之众两千，归属耿京义军，任掌书记。时僧人义端经辛弃疾引荐入耿京部，孰料此人竟窃印投金，于是辛弃疾亲自上路追杀之。后来叛徒张安国在建康杀耿京而降金人，辛弃疾又赤手率五十骑袭入济州金营五万众中，将叛徒缚至马上，长驱渡淮押回建康斩首。后来词人在那首著名的《鹧鸪天》里忆及当时的场面：“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旃突骑渡江初。燕兵夜捉银胡碌，汉剑朝飞金仆姑”。由于辛弃疾本人具有如此浓烈的尚武精神和豪迈气概，其发为词，亦为“壮词”：写抗金之志。则“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北共，正分裂”（《贺新郎》）；写战场，则“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水调歌头》），将采石之役这一少有的军事胜利描绘得有声有色；写自己的武将形象则更是生龙活虎、气宇轩昂：“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调歌头》）、“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阮郎归》）。辛弃疾以自己冷静的头脑和出色的行为为自己的词作注脚。辛弃疾尚实际，少空阔之论。他考察隆兴北伐兵败符离集之经过，析敌我消长之势，写成《美芹十论》进奏朝廷，继而又奏著名北伐计划书《九议》，皆实事求是，议论精当。辛弃疾曾有一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作于开僖元年（1025），时韩侂胄正准备北伐，起用了闲废已久的辛弃疾，实际上只为了利用他那块元老招牌而已。辛弃疾受命镇江知府后，在词中展示了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但他又清醒意识到韩侂胄时机未熟的北伐属轻敌冒进之举，为之焦虑忧心：“元嘉草草，封廊居胥，赢得仓惶北顾”，以元嘉草草北伐而落得仓惶北顾下场之史事为今日匆匆北伐之鉴。辛弃疾在镇江一年便被罢职，而局势亦被他不幸而言中，仓促北伐的各路军队在韩侂胄指挥下惨遭失败。 陆游壮年时期有过一段军事生涯：隆兴八年（1172），48岁的陆游以四川宣抚司干办兼检法官身份进入南郑前线。他跨洮马、渡渭水，露营野外、射虎南山。精神焕然一新，诗风亦为之大变。当时曾作《秋波媚》一词，有“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之句，准备迎接长安的收复。虽然理想很快成为泡影，但这九个月的前线生涯，后来竟成了诗人最为得意的终生话题，每每提及，豪情顿起，笔走龙蛇：“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诉衷情》）、“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沿夜举，朱颜青鬓，拥雕西戍”（《谢池春》）。这些回忆充满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夸张。这也是诗人在对现实无奈的情境中，寻求一种理想化的精神寄托。陆游的尚武心态有着极浓的理想化色彩。他常常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个充满武气而又壮志未酬的英雄：“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金错刀行》）。这种将自我理想化的倾向到了诗人晚年更为强烈。陆游记梦之作极多，“铁马冰河入梦来”，梦中出现最多的还是激动人心的军旅生活。这种喜回忆、喜记梦的习气，恰是陆游尚武文学的特色，由此可见他尚武的虚幻性。钱钟书说他：“盖生于韩侂胄、朱元晦之世，立言而外，遂并欲立功之德，亦一时之风气也。”（《谈艺录·三七》）。 陈亮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以“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声”（《宋史·本传》）知名。陈亮一生曾三次上书朝廷，留下著名的《中兴五论》、《上孝宗皇帝三书》和《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皆傥言纵议，激扬文字，乃至于被目为“狂怪”。陈亮的尚武精神有着更强烈的文人气味和纵横家气息。他言战，常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中国，天地之正气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将战胜的决定因素都押在“气”上：“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水调歌头》），流露出对汉民族命运的坚定信仰。但他这种慷慨之气并非建立在细致分析敌我力量消长、人心向背等实际因素的基础之上。他第三次上书前曾去长江沿岸京口建业察看形势，作著名的《念奴娇·登多景楼》，重新解释建业的战略意义，认为“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势。小儿破贼，势成宁强问对！”虽属发前人之未发，毕竟缺少根据。陈亮恢复之计，虽始终未得用，但韩侂胄北乏的失败，正可以从侧面说明陈亮尚武之不足之处。 宋代的尚武心态是外敌入侵引起的，有着相当的被动性（与汉唐不同）。所以这种心态的外化经常受到阻碍，辛弃疾壮怀未展，陈亮被目为狂怪就说明了这点。宋代的尚武心态还被一种民族自尊心支撑着，就是人们坚信汉族文化定能战胜异族文化。这种并不可靠的信念导致了尚武心态的片面发展。如何将尚武心态保持在既清醒认识现实又鼓励人们斗志这个最佳点上，对于文人来说确是一个至大的难题。只有辛弃疾用自己的言行作出了好的回答，相形之下，其余文人的弱点就比较明显。 四 尚武主题在明代的延伸与开拓是以进入市民文学、并在市民文学中占有显著位置为标志的，内容也随之平民化。而明朝绵延不绝的外患则重新催发了正统文学的爱国之音。 明初出现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两大巨著，确实都不是作家个人的创作成果，倒是凝聚了无数代平民百姓的口头传说、评话、戏曲等民间文学的成果，集中反映了下层百姓的集体无意识。这两部作品在尚武上有了很大突破。如果说，汉乐府的厌战、南朝民歌的风流、唐曲子词和北宋词的缠绵，为以前汉族文化笼罩下的下层百姓所倾心的话，从这两部巨著则可以看出他们心态有了巨大的改变。 《三国演义》自然是尚武的，它歌颂的是一统天下的霸业。尽管它也歌颂刘备以仁待人、以仁临百姓的义举，但它也明白，孟子的“仁者无敌”的信仰毕竟不可靠。所以，刘备就不能不有几员骁将为之出生入死、斩将破关。关公的温酒斩华雄、斩颜良和文丑，张飞的当阳桥上一声吼吓退百万曹兵，赵云独身大战长坂坡，都是书中极好的片段。对太史慈、许禇、典韦、甘宁能勇将的描写，也是虎虎生风。如果说，这种尚武毕竟还有些落俗套的话，那么，它的尚谋略的特色在市民文学中是有创新意义的。《三国演义》将谋略摆在勇武之上，浓墨重彩地塑造了诸葛亮多智的形象。火烧博望、水淹汉河、草船借箭、赤壁借风，直至三气周瑜、西夺益州、七擒孟获、六出祁山，诸葛亮无不料敌机先，出奇制胜。这突出地说明了全书的主题。而曹营的郭嘉也是天纵英才，遗计定辽东一回，写得有声有色。周瑜、陆逊、司马懿等，也都饶有计智，谋少不中。《三国演义》强调了谋略对战场的决定性意义，这是它对尚武精神新的补充和贡献。 相比于《三国演义》描写高层次人物的尚谋，《水浒》则较早地把尚侠贯穿到平民生活中。《水浒》写的是草莽英豪、绿林好汉及鸡鸣狗盗之徒，流氓无赖之辈，在这些人生活中，“义”成了第一准则。“义”是什么？内涵复杂、一时难以说清。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简言之，它是上层统治集团道貌岸然的假面具被撕破后，下层人民为了保护自己而互相间约定遵守的契约。它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不为朝廷权势所屈服，也非金钱美色所能左右，甚至也不为兄弟哥儿们之间的交情所变易。像鲁达拳打镇关西，只为初见一面的金家父女的灾难；李逵砍倒忠义堂上杏黄旗，拿了双斧直奔宋江，只为听说宋江抢了刘太公的女儿，这才是真正的侠！而要行侠，孔武有力、武艺高强又是必要的条件，所以才有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棒打洪教头、武松打虎景阳岗、李逵大闹江州城。司马迁昔日传游侠的用意到此才算真正融汇于下层人民的意识中。 这两部巨著对于明代的平民文学（当然更包括以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代连篇累牍的历史演义，无不贯穿崇武和崇谋两大主题；而熊大木的《北宋志传》，定型了杨家将的故事，怕与宋江后来被招安南征北讨也不无关联。《封神演义》中哪咤对父亲的反抗，也有些许侠的影子。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的《神偷寄兴一枝梅》，歌颂了劫富济贫的侠盗懒龙，也是侠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明代外患频乃，南宋时期昂扬的爱国主义主题，在明代得到了延续和发展。由于明代出色的干臣不少，化解了土木堡之变的严重后果，打败了倭寇。而许许多多文臣士人，便在这样的环境中写下了动人的正气歌。 于谦在明英宗被俘后保卫北京的战役中殚精竭虑、全力以赴，终于使明王朝避免了北宋末年的厄运。对瓦剌的强盛，他很早就有了防备的心理。他早就写过“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出塞》）的诗句，“安知天下无三杰，但愿军中有一韩”（《夜生念边事》）则期待杰出人才出现，平定边患、保国安民。写于17岁时的《石灰吟》，正是他一生志向的最好概括。徐渭则关注蒙古的入侵。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军侵到北京城下，徐渭作《今日歌》，激奋满怀，决意从军。于是，在倭寇侵犯东南沿海时，他几次迫近敌寇营地，筹划破敌之法，并去胡宗宪幕下出谋划策，“不分藩夷迎别岛，愿图方略至金城”（《与客登招宝山观海，遂有击楫岑港一窥贼垒之兴，谨合开府胡公之韵奉呈》）。明末天崩地坼，壮士日多。陈子龙有复明大志：“庆卿成尘渐离死，异日还逢博浪沙”（《易水歌》），借古典抒今志；夏完淳的“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廷矢报仇”更有冲天壮志。这些义士的绝命词也都有视死如归的坚毅精神：“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标看”（夏完淳《别云间》）、“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张湟言《甲辰八月归故里》）。 表达尚武主题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篇幅浩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限于篇幅和学力，本文不可能作全面的概括和详细的叙述。这项工作只能有俟来日。本文不过是引玉之砖，希望得到大家指教，以便对尚武主题展开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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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梦泽赤子 > 《武学百家之尚武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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