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飞跃疯人院”？_

湖北许武事件一时引起各方关注，也延续了长期以来如何界定精神病患、如何保障精神病患权益的古老争议，而作为世界上精神病学最为发达的美国，100年来精神病相关争议甚至是黑幕也层出不穷，但靠着媒体和司法的共同努力，呈现出一个日趋人性化的过程。

	中世纪以来对精神病人采取隔离等非人道方式，法国医生开创现代精神病院疗法 契诃夫的小说《第六病室》中塑造了一座阴森恐怖的精神病院。小说中的医生因为同情病人，和病人交谈，被其上司认定也患上了精神病，最终被强制关入院中，悲惨死去。而契诃夫笔下的精神病院，实际上是19世纪以前的疯人院（Lunatic asylum），中世纪以来，精神病患一直多被认为是恶魔附身，对其所谓的治疗也多是打着"驱邪镇魔"的酷刑或者巫术。更有甚者将其关入监狱或者干脆活活烧死。直到18世纪，法国医生皮内尔（Philippe Pinel）开创了对病人的"道德疗法"（moral treatment），才使得残酷冷漠非人道的"疯人院"传统得以初步改善。 随着现代医学进步，精神病也成为一种可以被诊断和治疗的疾病，研究者开始寻求治疗方法。精神病院广为出现，开始收治各类精神病人。   法国医生菲利普·皮内尔改变了传统惨无人道的疯人院诊疗模式       精神分裂症患者暴力风险比正常人高4-7倍，公众与社会离不开"疯人院" 但由于一些重症精神病人有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暴力行为，因此精神病院也成为强制性治疗和隔离精神病人的场所。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精神病人比一般人更有暴力倾向，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暴力行为比正常人高4至7倍。在发展中国家，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比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更高。公众对精神病人有恐惧，认为他们是危险群体，这也是强制性治疗和隔离精神病人的公众心理基础。 因此，如何改进治疗方式，使精神病人既能得到有效治疗，又能最大保障精神病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便成为重点。这看似简单逻辑背后，美国乃至欧洲付出了一个多世纪的代价，争论和探讨至今依然没有停止。         1887年内莉·布莱"潜伏"疯人院，纽约精神病院惨无人道的状况被曝光   虽然有着精神病学科的进步和精神病诊疗的不断探索，但由于历史原因，游离于文明社会的精神病院长期存在监管问题和人道危机。电击、殴打、暴力在19-20世纪的欧美疯人院中频繁上演，而在改变这一现象中，新闻媒体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今天作为采访手段之一的"记者暗访"，正是起源于19世纪末一位女记者对精神病院的大胆"潜伏"。1887年，在普利策手下工作的伊丽莎白·简·科克伦得到消息称，布莱克韦岛疯人院的病患们遭受非人待遇，为了增强报道的真实性，她经过不断练习后，装成疯子，被送入疯人院，并在那里度过了10天。10天后，纽约世界报刊发了《在疯人院铁栏的背后》的特别报道，向全美公众展示了一个医生冷血无情、护士心狠手辣、食物令人作呕、居住条件肮脏不堪，像监狱般的精神病院。此文轰动一时，迫使政府对疯人院进行调查，并拨专款用以改善精神病院的条件。同时也让科克伦的笔名，内莉·布莱（Nellie Bly）永远地刻在了新闻传播史上。   正是由于布莱对精神病院的暗访，不仅使公众注意到精神病院的惨状，还开创了新闻史上一种新的采访方式：隐性采访       精神病人鉴定令人堪忧，1973年罗森汗实验中8位正常人"装疯卖傻"却顺利入院 提到疯人院，就很难不提1975年奥斯卡大奖的影片《飞越疯人院》，它改编自美国著名小说家肯·克西（Ken Kesey）的同名小说，故事本身描写了精神病院这一阴暗角落里不人道的种种细节，虽然它绝不是单纯的精神病院故事，其意义也远在黑幕爆料之上，但作品中主人公假装精神病却顺利入院的情节却并非没有现实写照。 1973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罗森汗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招募了8位健康的自愿者，假扮精神病人前往精神病院寻求诊断和治疗。8位假病人对医生详称有幻听（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之一），结果他们先后在五个州的12家精神病院都顺利住院，其中7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平均住院19天。罗森汗将这个看似荒谬的研究结果以《当正常人在不正常的地方》为题，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引起心理学界和精神病学界的轰动和强烈关注。虽然学术界对这个研究有争议，却也难免让人忧虑——若精神疾病诊断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也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飞越疯人院》虽然绝不是一部简单的精神病院题材作品，但它透射的精神病院生存状况却并非空穴来风。       争议实验被广为采用，20余年5万例精神病人被切除脑组织 另一部好莱坞著名影片《禁闭岛》中，主角杀死妻子后，因被鉴定患有"被害妄想症"及"精神分裂症"，虽被采取强制措施，精神病学界打算利用他试验最新的精神病诊疗方法"角色扮演"。不得不提的是，这种诊疗革新的产生，是为了替代另一种被认为"惨无人道"的手术：脑前额叶切除术。 20世纪30-50年代，美国患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会被强制执行"脑前额叶切除手术"，该手术源自1935年，富尔顿和雅克布森对黑猩猩的手术试验，试验后的猩猩攻击性大幅降低。它引起了葡萄牙医生安东尼奥·莫尼斯的兴趣，被其推广到人类临床试验上，并获得成功。莫尼斯也借此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受到莫尼斯启发，美国医生沃尔特·弗里曼发明了一种更为迅速便捷的手术方式，这种手术开始被美国精神病院广泛采用，在1936到50年代期间，美国约实施了4-5万例手术，仅弗里曼本人就做了3500例。 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科学认识的不足，因并发症严重，脑科学研究的进步也使得学界意识到，该手术缺乏明确的神经生理依据，属于"边研究边改造人脑"的高风险手术。它开始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指责和批评。         1960年肯尼迪推动人性化的社区治疗模式，精神病治疗不再单靠精神病院 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值得一提的是，其妹原本被认为是智能发育障碍，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接受了额叶切除手术。肯氏当选总统后，十分热衷于修订针对精神病患的国家政策。61年，在精神疾病及健康委员会（JCMH)法案中，政府授权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NIMH）主导全国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美国精神病治疗开始从精神病院等机构治疗转向旨在使精神疾病患者维持正常生活的社区治疗。 63年，肯尼迪政府决定，将医院中的慢性精神病患转移至社区，希望其能够接受以社区为基础的照顾，并由联邦政府大量拨款, 推动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法案（Community Menta-Health Centers Construetion Act）。该法案中特别强调，精神分裂病患在六个月内可被治疗, 应将机构中所收留的病患放回社区之中。这种精神病诊疗的社区化潮流，一直延续至今。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精神病政策开始进行大幅调整       精神病鉴定日渐细化，脑部扫描和医师诊断相互配合 而在技术层面，精神病研究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不断探索，结合了心理学、病理学、生物学以及精神病学等多学科的更新成果，形成了今天精神病诊疗的两套通行参考标准：世卫组织（WHO）推荐的国际标准和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标准。根据这些权威的诊断标准，精神疾病主要包括器质性精神障碍，药物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比如狂躁症、抑郁症），癔症，心理引起的生理障碍（比如厌食、失眠等）和儿童心理发育障碍等。在这些精神疾病中，以精神分裂症最为严重，而抑郁症、癔症、心理障碍等属于轻症精神疾病。 对于脑血管疾病或者大脑损伤导致的痴呆等，可以通过脑部扫描（CT和MRI）来确定病理性改变。还有一些由特殊病症引起的精神障碍，比如梅毒感染、甲状腺病、脑瘤、肾衰竭等也可导致精神疾病，通过针对性的生理检测便可。对于吸食毒品和管制药物导致精神障碍的病人，可以做药物筛查。然而，对于更多即没有器质性病变也没有服用迷幻剂等药物的精神病人，医师则主要根据病人的自我陈述，凭其专业知识与经验，判断当事人罹患何种精神疾病。在美国，对于精神病医师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详细]   类似CCHR之类的民间组织，推动了美国精神病立法和精神病治疗方式的改变       只有在危机人身安全时才能强制入院，强制超过3个月由监委会自动监管 只有在精神病人病情极为严重，如果不进行治疗会危害到自己或者他人的人身安全时，才能对病人采取强制性治疗措施。战后美国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性治疗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法律法规，并有相应的监管机构。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必须向审查委员会递交治疗机构资料、诊断证明、病人意见书（无论同意或者拒绝）、保护人（监护人、家属）意见书，经过审查委员会批准，才能对病人进行强制性治疗。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包括精神专科医师、心理医师、护理师、社会工作者、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法律专家等。值得一提的是，此种模式已经被推广开来，台湾也有类似的监委会，在芬兰，病人的意愿要得到充分考虑，病人甚至有权向监委会提出申诉；当对某位精神病人的强制性治疗超过3个月，该病例由监委会自动监管。     美国精神病百年历程中发生过种种悲剧，精神病相关的故事还有很多。但科学研究的进步，加之媒体揭黑不断带来伦理思考，促使政府不断立法改变相关政策，不但减少了正常人"被精神病"的可能，还促成了精神病患的权益保障的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