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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主张这么做。我认为某些现任者的责任不能不追查，如救灾的官员临阵逃跑渎职现象，或从破堤中发现，原先修堤坝时偷工减料，工程质量低劣到原本就该处分的程度等等，但是整个说来，我不赞成追究造成这次水灾的责任。因为灾害造成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自然灾害的发生，有不可抗拒的天然自然的原因。长江、长江，这条江就是长。不算支流，长江干流就有6300公里。长江是世界上第二长的河流。长江的支流多，不说宜宾以上，单说从宜宾开始到南京下游的滁河口，人江的支流就有41条。再加上接近长江口的运河和成网的许许多多通长江的小河，长江的支流就多得无法计算了。世界最长的河流密西西比河，我估计没有这么多的支流(这个判断准确与否待查)。长江的流域面积大，有180．72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又是降水量大的区域，每年又有集中降水的季节。因此每年都有汛期，这是天然的自然的气象和地理条件决定的，自古以来，就是由于这方面原因造成灾害。对这，任何人都没有责任。 第二，长江水患的形成有其长期历史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记得前面说了荆江大堤是公元前屈原诞生前开始修的。我之所以提到屈原，是我想那时修荆江大堤的应该是楚国。修堤那就说明水患已经很严重了。我想中国记载长江水灾的历史的书一定很多，可惜我手边没有这类书。我想破坏防洪生态的事情，古人做得不会少。不过那时人们没有比较先进的工具和组织吧了。人们手中掌握的工具越先进，生产的组织越强，破坏起来就越严重。 总之不论天然的自然原因或者千百年社会历史的原因带来的水灾都是无责任可追究的。 至于建国以来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那就另当别论了。五十年来，长江上游森林采伐不当，水土流失，这是我们工作失误中的一个方面。长江中游可以起分洪作用的湖泊面积由于围湖造田不当，大幅度地减少又是另一方面工作的失误。这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应该负责的。但时间跨度这么长，涉及的人和组织那么多，具体的人和组织是无法追究的。而且追究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做到是总结经验和教训，找到防灾减灾的有效的办法，有力地付之实施。这是最要紧的事。 而且要对经验和教训作出正确的判断不是随随便便的事，需要掌握大量资料认真从事科学研究。以围湖造田这一点来说，虽然最后的统计数字明白地摆在那里：五十年代江汉湖群曾有大小湖泊1066个到九十年初已剩下182个，现在尚残存147个。武汉市曾誉为“百湖之城”，解放初期原有湖泊一百多个，到80年代尚有35个，现在只剩下27个，长江中游原有调蓄功能很大的六大湖泊：洞庭湖、洪湖、西凉湖、梁子湖、叨汊湖和鄱阳湖。1949年六湖总水面积达13332平方公里，到1980年其中洞庭湖的湖水面积1825年有六千平方公里，1949年还有4356平方公里，1983年减少到2691平方公里，这些数字我记下来的都已经是比较陈旧的数字了，现在肯定比十几年前还要严重。洞庭湖的天然生态问题本身就很严重，每年从湖南各水人湖的泥沙量就极大，1953——1983年每年平均从长江和湘资沅澧四水人湖泥沙，1．334亿立方米，而从螺山出湖泥沙仅 O．351亿立方米，每年有近亿立方米的泥沙淤积在湖床，平均每年湖床淤高3．7公分。西洞庭湖我去过，已成一条河流，东南洞庭已经缩小了百分之三十八，加上1983年到1998年的十五年，情况会更加恶化。 如果二十年前是在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下的事情，三中全会以来的近二十年中，长江防洪生态继续恶化的责任我们就要更加负责。在这二十年中人们对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不论对于长江上游的森林的破坏或者长江中游湖泊调蓄洪水面积的缩小，早就有议论，可惜的是没有给以充分的重视，开展真正的科学讨论，没有把防洪，减少洪灾损失的事情提高到应有的位置。这件事党政当局应该负主要责任，就是我国的学术界，尽管应该受到表扬，因为他们经常提出警告，但是我认为还是问题提出得不够尖锐，——不过我对我们学者还是充满着同情，因为他们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也的确难于发挥自己的作用。 从保护川西森林这点来说，中国林学会和何乃维当时提出的问题不可以说不尖锐，可是他们要在报上造舆论还要我帮忙给《光明日报》说话。《光明日报》把他们的声音让读者知道了，有关的部门也不会看不到报纸，结果又如何呢?我说学者们提问题不够尖锐，没有一不做二不休地继续搞下去，我们对许多重大问题不愿意开展大规模的科学讨论，学者们也就无能为力了。应该说像长江上游森林保护问题，学者们早已发出严重警告。并且已有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可惜有关政府部门未能给于应有的重视。因此我现在反思，我是否还能多做一些工作，把话说得更重一些，更尖锐一些，舆论造得更有力量些。我那时还有些官衔，工作条件也比现在好一些，我也没有别的什么顾虑，归根到底还是自己的认识不够深。 关于围湖造田问题，我听到的学者们发出的警告不少，但是我不记得有哪一篇强有力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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