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亩三分地

类别：百味人生  作者：夺命大红袍 [个人小说集]　日期：2011-5-24 16:26:39　编者按：读完此文，连心都是痛的。一个落后的村庄，一群愚昧的灵魂，导演了一幕幕悲剧，可怜又可恨的“老叉子”，单纯的妮妮，毒辣的二叔等等人物，形象鲜明，人物丰富，种种世态炎凉，让女人们饱受精神上的摧残，灵魂上的痛苦，连死后都不得安宁。可悲可叹，可恨可气，可恶可杀，幸好结局大快人心，那些丧尽天良的人贩子，最终得到应有的惩罚，可是那死去的灵魂呢？真能安息吗？社会上又有多少女人在忍受不幸的折磨呢？一篇好文字，作者文字功底相当深厚，读来令人折服。推荐共赏！祝夏安！期待更精彩！

　　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日。
　　破晓，薄雾。空气似已停止了流动，窗外的白杨树梢一动不动。我翻了个身，能清晰地听见汗涔涔的身子若胶带般从芦苇席上揭起来的声响。时钟刚刚敲了五下，母亲便将父亲和我叫醒，说要到东北园把昨天下午割的一亩三分地的麦子运回来。眼看就要下雨了，搁在地里，放心不下。我嘟囔着，还没睡好，夜里又闷又躁，芭蕉扇刚停，汗就出来了，好不容易盼到蚊子“熄火”的黎明，以为会凉快些，却仍不见一丝风。若是下雨，就凉快了，我想，但不敢说出来，怕被母亲骂。倘若真的下雨，麦子就要遭殃了。
　　到了东北园，车把刚放下，一滴雨便打在了我的鼻尖上。
　　“呦，下雨喽！”我心中狂喜，嘴上却是一声惋叹。
　　父亲说：“下雨更要拉走，不要看天，快搬！”
　　我偷眼扫一下邻近的几块地，身边两家种的是桑，桑叶如巴掌一般大，密不透风；地两头是麦子，也已割了，却仍放在地里，难道人家就不知道麦子浸了水是会发霉、长芽的吗？整个东北园，占地两百余亩，就数母亲聪明，天刚亮就把我们赶来了，好像生怕麦子会被打劫一样。
　　东北园，顾名思义，位于我们圆庙村的东北方向。地为东西走向，南边刚好也是东西走向的芦苇，两头与田并齐，芦苇正值旺长期，高达三米，排列紧密，如一堵墙，阻断了东北园与外界的联系。从芦苇地过来，是浓密的桑田，接着就是我们家的麦地，往北有的植桑，有的种麦，有的只是一片荒地，野草没膝。过了一个高坡，坡下是乱坟冢，俗称乱岗子，是东北园的另一个称谓。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们村乃至邻近的几个村子，只要在东北园有地的人家，家里死了人，全埋在这儿，而在此之前死的，则埋在乱岗中，这是村支部规定的。
　　下了雨，风也起了，从南边吹来，拂过芦苇地和桑田，桑似老人般佝偻着身子，隐约可见地里有两座坟，坟头上的野草无牵无挂地恣意旺长。这是大罕家的桑，坟里躺的分别是他的父亲和妻子。父亲在大罕十三岁时就去世了，生前曾去过很多地方，奔波了十几年，三十岁刚出头，就已满脸褶皱，连女人都难找。那大概是在五十年代末吧，像山西的男人走西口一般，他是我们村第一个远行的人，却辗转得很狼狈，一直在工地上讨活。后来在青岛，他结识了大罕的母亲，村人背地里都叫她“老叉子”，这是我们村发明的对山东女人的另一种称谓。“老叉子”的父亲是磨豆腐的，每天早上都会让她推着车子到工地上叫卖，每次来买的总是大罕父亲，每次都全包了。大罕父亲是伙夫，掌管着工人的三餐大权。原本工人便是很有地位的了，况且他还凌驾在工人之上。一回生，二回熟，时间久了，两个人便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大罕父亲见多识广，又是小镇上唯一的一个外来客，说的是“官话”，总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成熟、机智、诙谐、勇敢和神秘，几乎每句话都能勾起“老叉子”无尽的暇思和无限的向往。结果，不出所料，十九岁高佻、白皙的她不顾其父亲的万般阻挠，毅然绝然地断绝了父女关系，义无返顾地跟着他回了家。一到家，犹如当头一棒，顿时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大罕父亲孑然一身，无父无母，住着两间破陋不堪的小茅屋，蛛网遍布，没有厨房，没有茅厕，屋里空荡荡的，唯一的家具便是一张窄小、肮脏的木床，床上没有席子，也没有被褥，是村子里最穷最邋遢的人家。
　　“哇”的一声，“老叉子”号啕大哭，边哭边闹，并大打出手。围着很多人。大罕父亲得意地冷笑，往日的温柔化作野狗般的粗暴，随手便是一记耳光，“啪”的一声脆响，群声附和，像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就得打。“老叉子”不哭了，也不猱了，怒目睽睽之下变得异常乖顺，只是到了年底，家家都在爆竹声中辞别旧岁之时，她想家，趁着黎明前的黑暗，偷偷地走了，但刚走出五百米，就被截了回去，她似乎忘了那“群声附和”和无处不在的眼线。一回去，就被吊到了梁上，先是用鞋底劈头盖脸地扇，再扒光了衣服用柳条抽，抽得血肉模糊，直到天亮，大罕父亲想出了一条“妙计”，每次出门，都把她脱得光溜溜的，将衣服带走，锁在屋里。这样过了两年，她生了大罕，被孩子留住了心，便再也没有逃过。
　　大罕十三岁时，他父亲突然死了。“老叉子”也不觉得悲伤，便和儿子相依为命，睡在这同一间黑暗、狭窄却很温暖的屋子里，睡了二十年。原本睡得好好的，大罕在“老叉子”面前，就像“老叉子”在父亲面前一样乖顺，而偏偏冒出了几个热心的婆娘为大罕“收拾”了一个媳妇。媳妇是四川人，名字无从考证，平日里乡亲们都叫她“嫚子”，这是对四川、云南、贵州女人的统一叫法，是卖了一头牛买的。“老叉子”气疯了，她把新仇旧恨全发泄在了“嫚子”的身上，几乎天天打，就像父亲当初打她一样。
　　“嫚子”也跑过，跑出去一个月，跟着十里外的一对兄弟，养得白白胖胖的，却被我父亲发现了，他是在到那个村子里补笆子时碰巧看见的，兴奋得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回家一说，大罕立即塞给他两包“团结”烟。当晚，大罕召集了两车（机动三轮车）人，趁着天黑，持刀拎棍，悄悄地摸到屋后，狼狗仅叫一声，便被围上来的人乱棍击毙。一班人破门而入将“嫚子”从两兄弟身子中间拖走时，“嫚子”还光着屁股。
　　回到家，“嫚子”也被吊到了梁上，动手的是“老叉子”，脱光了衣服，一条腿被打折了。大罕见嫚子不能生育，便要了个女儿。女儿很听话，却依然被“老叉子”打，骂作是“小婊子”。
　　去年四月，生活实在继续不下去了，大罕去了北京，做了民工。“嫚子”带着女儿在家，实在忍受不了“老叉子”的折磨，终于选择了自杀。但自杀前，她竟跑到二叔家咬了二叔一口。那一口原本是冲着脖子去的，好在二叔闪得快，只是胳膊上少了血淋淋的一块肉。事情发生在晚上，她咬了人，衔着肉就跑了。第二天清晨，有人到村前的池塘里淘牛草，发现了她的尸体，喝得饱饱的，死了。
　　下葬那天，“老叉子”哭得死去活来，昏倒了好几次，村人也象征性地洒了几滴眼泪，之后她就被埋进了东北园，没有火葬。母亲说，她的死是老天对大罕的报应。因为在她死的前一周，大罕为了赚点钱，跟村人说，耕地时不小心把父亲的棺材犁开了，骸骨暴露在晴天烈日之下，很不好，为了表达孝心，他决定把父亲的骨头捡起来，重新打造一副棺材放进去，于是就举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葬礼。村人在心里骂着，但也都参加了，喝了酒，吃了菜，就得给钱。
　　“老叉子”大概是因为年轻时经常被扒光衣服，养成了习惯，积重难返了，每逢夏天，她总光着上身去村东头杂货店打酱油。我从发情时起，见过的最早的女人的乳芳，便是她那垂下半尺、枯瘪不堪的“变形痰盂”。
　　
　　雨点越来越大，落势越来越急，一道闪电划破长空，接着就是一声霹雳。父亲和我都没有带雨具，头发全湿了，雨水从额上滴下来，视线一片模糊。父亲说，不拉了，只需要将麦捆码起来，码成“金”字形，回家拿塑料布来盖。然而，当我从地西头的老柳树下拎起一个麦捆时，发现底下赫然盘着一条花斑小蛇。我赶紧找棍子，打蛇是我们童年时最刺激的游戏，但棍子却找不到，没办法，就去折大罕家的桑，边折边紧张地回头看那小蛇的去向，但见它在刀尖一般的麦茬上自如地游动着，身法轻盈、俊逸，线条优美，从我脚边惊慌地滑过去，钻进了“嫚子”的坟里，坟跟很多坟一样，上面有个窟窿，有的是蛇窝，有的是兔窟，刚好容得下它小巧的身子。父亲见我在折人家的桑，怕惹麻烦，大声叫道：“过来！
　　“已经断了，就折下来吧。”我苦笑着说。
　　“我看你的肉又长尖了！”父亲原想过来打我，但却突然刮起了一阵阴冷的旋风，席卷两米高的桑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绿色的旋涡。我见蛇进了洞，就放弃了桑枝，但旋风却让我机伶伶地打了个冷颤。听母亲说，去年“老柴头”在稻地里拔草，被旋风裹住了，嘴都歪了，好几天都不能讲话。我站在旋风外，有父亲在，倒不是很害怕。但父亲看起来似乎比我紧张，脸色惨白不堪，手脚明显地隐隐发抖。我叫他，也不应我，盯着桑田，眼珠一动不动。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只见“嫚子”的坟头上杂草丛生，掩没了今年清明节新添的那块土。旋风逐渐向北移去，父亲回过神来，只说一句：“回家。”
　　“还没有码完呢？”我说，心想现在要是码完了，中午就不用过来了。
　　“不码了！“他不耐烦地说，边说边急急忙忙地往地头走。
　　“车呢？车不要了？”
　　“放在地里！中午来拉！”他已走到老柳树下，脚步越来越快，我满头雾水地跟在后面，到后来几乎是跑着回去的，且不时地回头。回到家，被母亲骂一顿，说：“不管下多大的雨也要把车子拉回来啊！车轮子要是被偷跑了，看你怎么办？”
　　父亲坐在桌边，头深埋着，一声不吭地抽烟，衣服也没有换，板凳被浸湿了，又被母亲骂了几句。
　　早餐是粥、煎饼、咸菜、一盘绿豆芽。父亲让我洗个酒盅，母亲叫道：“大清早就喝酒！酒鬼啊！”父亲仍不理她，连干三杯，脸上才泛起点红晕。
　　早饭过后，母亲一边洗碗，一边督促父亲穿上雨衣去东北园把麦捆码完、把车子拉回来。父亲叫上二叔。二叔家在东北园也有一块地，就在我们家地的东头，已经割了，还没有码起来。从昨晚乌云密布、闷热无风到现在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母亲一直喋喋不休地责怪父亲干活拖拖拉拉，假如积极一点，那一亩三分地的麦子早已堆进了粮仓，好在只剩下那一块地了。
　　父亲和二叔回来的时候，面色都很凝重。路上听从县城批发化肥回来的四表叔说，今夜有地震。一下子屋子里全沸腾了，却又有些狐疑，倘若真的有地震，大队部的广播肯定是要通知一声的。但这种性命攸关的大事，大家都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便都各自匆匆地回到家中，安排布置防震。
　　母亲心事重重地做了午饭。午饭是白菜汤、煎饼、一盘辣椒。饭后，喇叭里真的广播了，只说是两、三级的小地震，把家禽和牲口圈好就行了。但村人不是这样想的，惟恐天下不乱一般，都把它看成是要出人命的大地震。孩子们原本是不怕的，但见大人都吓成虾米一般，便也私下里讨论今夜到哪里避难。母亲说，最好躲进父亲用来编笆斗用的地窖里，堂屋是青砖瓦房，很容易坍塌，接着又埋怨父亲三月份不该把茅屋拆了盖新房，假如塌了，那三千块钱就打水漂了。父亲今天出人意料的乖巧，母亲说什么，他都不与她计较。晚上，屋里点着煤油灯，全家人围坐在桌旁，像是在等待命运的宣判一般。晚饭只是一杯白开水，煎饼，和中午剩的辣椒。瓢泼大雨依旧泻个不停，雷声一个响过一个，震耳欲聋。母亲说，她就是死，也要死在堂屋，谁都不能动摇她决定和青砖瓦房同归于尽的坚定信念。
　　父亲用芭蕉扇将我帐内的蚊子赶了，叫我上床睡觉，说都是吓唬人的。我原打算是和伙伴们到打谷场上蹲一夜的，以为只要不睡觉，就不会死了，但他们都没有来找我，便胆怯地上了床，没想到一躺下就睡着了。夜里，只听见鸡圈里乱糟糟的，狗东跑西窜，鸭子扑打着翅膀，全都疯了一般叫个不停；菜橱里成落的碗、碟相互碰撞，“当当”直响。母亲问父亲，要不要把我叫出去躲躲。父亲说，只是小地震，看看再说。我哭着叫母亲：“妈，我害怕。”
　　母亲划燃火柴，点亮油灯，安慰我说：“一会儿就没事了，小文，跟打针一样。”
　　的确，只持续了片刻的工夫，便平静下来了，人们就像做了一场恶梦。我也渐渐有了睡意，不再哭了。
　　父亲点上一支烟，长长地吁口气，缓缓地说：“地震我倒不怕。”
　　“那你怕什么？”母亲惊奇地问。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今天早上我在嫚子的坟头上看见了一个人，背着我，一开始我从后面看那脸型和身段，以为是小文二娘，但回过神来一想，小文二娘大清早怎么会跑到坟头上去梳头呢，才觉得有点怪，就赶紧把小文叫回家了。”
　　“什么小文二娘，乱七八糟的，你整天就会胡说八道。”
　　“真的，中午我和丙飞从东北园回来，我落在后面，看见一个人，只有桌子那么高，一蹦一跳的，往芦苇地里钻，一下子就不见了。”
　　“下那么大的雨，你肯定是看错了。以后这种事不许乱说了，没事扯这些干吗？”
　　父亲不说话。
　　六月二十一日。
　　下了一夜的雨，雷电不断。天刚破晓，大罕便跑来溜门了。这段日子，他总往我们家跑。我一点都不喜欢他：满脸麻子，满嘴黄牙，矮矮的个子，獐头鼠目的，一看就像个贼，头发乱糟糟的，经常借我们家的篦子篦虱子。
　　他恐慌地说：“夜里，一个雷劈下来，从窗口蹦进来一个大火球，一蹦一跳的，像个人一样，一会儿蹦到箱子上，一会儿跳到粮仓里，我不停地咳嗽，它也不跑。我想拿擀面杖赶它，又不敢，怕它一生气把整间屋子都烧了。大嫂你说，是不是小春她妈来找我的，在屋里蹦了二十多分钟——这一场大雨，一场地震，一定都吓坏了。”
　　“这倒也没什么，前年大白天的，也不是有个大火球，从天上直飞过来，把我们家的树都打断了，好多人都看见了，那才吓人呢。”母亲说，“不过你抽空还是到小妹的坟头上烧点纸吧。”
　　“我也想去，但是妈不让我去。”
　　我起床后，去茅厕时，发现屋后的一棵老白杨断了梢，呼啦啦地，将周边的几棵小白杨也从中间压断。大概是被风吹的。母亲心疼得要命。早餐是粥、咸菜、煎饼、油条。油条每人一根。雨一直下到十点，刚停，太阳就出来了。
　　今天的午饭提前了两个小时。十一点刚吃完饭，母亲就让父亲动身了，父亲去二叔家借了头牛。到了东北园，我特地打量了一下“嫚子”的坟，有桑遮着，湿漉漉的，只能看到草，雨后很鲜嫩。麦捆全湿了，地里积满了水。好不容易装满了一车，牛总拖着屁股不走，怎么抽打都没用，父亲让我到前面牵着鼻子硬拽，但牛像是存心和我小孩过不去似的，突然箭一般地向“嫚子”的坟头上冲去，边冲边叫，所向披靡，铺天盖地般地践倒了一大片桑，兴奋地爬上坟头，坟头瞬间就被踩平了，深深的踢印，像是接上了底下的棺木。平板车在两个轮子先后驶过田埂时翻了，车把似枷锁般紧紧地夹着父亲一起倒地。远远的，只见母亲慌慌张张地从芦苇地那边跑进来，气喘吁吁地朝我们大喊道：“赶紧回去，培兰出车祸了！”
　　在104国道，离家五里的张木庄，肇事者已逃之夭夭，撇下二娘的尸体孤独地躺在路中央。据跟二娘一块去县城买化肥的“老柴头”说，一辆卡车从左前方冲过来，像是存心似的，紧贴着拖拉机疾驶而过，抵得车厢向右倾斜近45度，将二娘甩了出去，而此时右后方刚好又驶过一辆黑色的轿车，从惊魂未定的二娘身上迅速地碾了过去，刚好碾中头部，顿时脑浆迸裂，血涂满地。
　　整个过程，听他说起来，就像蓄谋已久。
　　村里来了很多人。二叔昏了过去，被送进了三林镇人民医院。父亲在附近人家讨了一张旧草席盖在二娘的身上。村长召集了一帮血气方刚的青年，排成队，横站在国道上，自发地组成了一个收费站，来往的车辆，见一辆，拦一辆，交了五十块钱，方可放行，不交便打。大家都早已气红了眼。从下午一点到三点半，拦了近三百辆车，其中还有一辆警车，他们明知是违法的，却因为想不出更好的法子，调头走了。后来交警来了，大家都散了。数数钱，一万多块，父亲从里面拿出两百请了这帮青年人喝了场酒，买了两条好烟平均分配。
　　二叔是村里最英俊的男人，母亲说，也是最有本事的。早些年，一直“换条粮”，长途跋涉，到了云南、四川、贵州一带，赚了很多钱，盖了全村唯一的一栋二层小洋楼，娶了全村最好看的二娘。二娘打小就爱画画，画的是天上的仙女，所有的墙壁都贴满了，我的床头也有一张，因为是用铅笔画的，早已模糊不堪，纸张也已泛黄。嫁给二叔后，她就很少画了，先生了两个男孩，觉得没有女儿老来心灵孤单，便又要了一个，是女孩，却撞在了计划生育的枪口上，罚了三千块，二娘也被迫结了扎，扎后瘦了一圈。
　　二叔家道败落是在去年七月，二儿子错把农药当成橙汁水喝了。喝的是“增长素”，学名“920”，用白酒稀释后，有点甜，且颜色是红的，调好后装在汽水瓶里，确实很难分辨。儿子死后，听说夜半总能听到嘤嘤切切的哭声，萦绕在整个房间里挥散不去。二叔听了“风水先生”的话，借了一把猎枪，每晚睡前都要朝他孤独、弱小的坟头上空鸣一枪，枪声响彻云霄，总算断了哭声。但到了十月，未满四岁的女儿红艳却出了一场车祸，被慢得像蜗牛一般的拖拉机碾中了脚，成了跛子。
　　大儿子曙光今年九岁，和我同班，我们形影不离。
　　二叔从医院回来，“收费站”已撤了，和村长商量了一下，既然尸体已面目全非，加上天气炎热，招了苍蝇，就不再往家里挪了，找了一辆拖拉机，直接运到县里火葬，同行的有二叔、我的父亲、母亲、“老柴头”和村长，到傍晚才回来。一下车，父亲和村长赶紧搀住二叔，架着他的两条胳膊，二叔的脸色白得吓人，双手牢牢地抱着骨灰盒，脚拖着地，看到曙光和红艳从楼里面出来，怔怔地看着他们，一字一字地无力地说：“你妈回来了！”
　　然后他扒开众人，哭着爬到正堂的八仙桌上，颤抖地扯下了正墙上的老寿星画.
　　
　　六月二十二日
　　清晨，一片繁忙与悲伤。父亲、母亲和“老柴头”天刚亮就坐着拖拉机去三林镇了，有的订棺材，有的买白布和盖在棺材上的红布，有的联系喇叭队。 按照母亲临行时的吩咐，早饭过后，我将曙光家的5只羊赶到村后大罕家的地里吃草。大罕不喜耕种，也不缴公粮，大队拿他也没办法，除去东北园的一亩桑田，剩下的二亩四分地全成了村人牧羊的草地。原本嫚子还是很勤快的，刚进家时什么都做，田也打理得很好，但禁不住“老叉子”的打骂，什么都荒废了，平日里见人总低着头，和谁多说半句话，被“老叉子”发现，回去定是一顿毒打，以为在向外人诉苦；另一种说法是，她恨村里的每一个人，所以才会低着头。我从记事时起，从没有看清过嫚子的脸，伙伴们也是如此，很多父母都说，靠近她会做噩梦，说得多了，我们都把她当成了巫婆，而“老叉子”是老巫婆。母亲说我小时候只要老叉子抱我，我就哭得没完没了。
　　我将羊刚赶到地头，就开始下雨了。羊一见了青草，任我怎么往回拽都不走。见雨不大，我就任它们吃了会儿，自己跑到地头的白杨树林子里避雨。雨虽不大，但乌云很重，天空像被一块巨大的黑布遮住了一般，四处都是灰蒙蒙的，远处田地里的坟都成了一个一个的黑点，这黑点像会发光似的，时而像一颗颗火球闪烁明灭不定；时而似一双双恶毒的眼睛狠狠地瞪着我。忽然，一声嘶吼若雷声般震裂长空，先是最老的母羊叫，接着所有的羊都叫了起来，同时若疯了一般地向东北方向逃窜，绳子全被挣断了。我一下子慌了，边哭边往家跑。
　　回到家，大罕召集了几个人，四处寻找，终于在东北园找回了羊儿，只是可怜了那只老羊，撞在嫚子的坟头上，眼珠崩裂，死了，鲜血染红了雪白的身子。
　　晚上，母亲请了几个婆娘，缝了许多寿帽，撕了一些“系腰”，找了几双布鞋，在外面蒙上白布，留给至亲穿。
　　夜里，曙光把我叫醒，说刚刚二娘在帮他盖毯子。
　　人死如灯灭，这是母亲常常念叨的一句话。灯灭了，便是一片黑暗，且没有边际。
　　六月二十三日
　　细雨不停，天空依然一片灰暗，仔细倾听，雨中仿佛有人在幽幽地怨叹，整个村子的人都能听见。
　　母亲让二叔把二娘的所有照片都拿出来，挑一张好看的镶起来，摆在棺材棚里，供亲戚、朋友、村人祭拜。二叔每拿出来一张，都要怔怔地看许久，泪不停地往下掉，却很难再发出声音来了。我坐在旁边，好奇地拿过二叔看过的照片，只看了一眼，不禁失声惊呼：“二娘的脸怎么这么白？！”
　　母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脸色也跟平时不大一样，拿照片的手一直抖个不停。几乎每一张相片都有同样的问题，二娘的脸特别白，眼睛特别暗，脸型特别瘦，笑容特别怪。
　　二娘是最爱笑的，笑容是最美的，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
　　但在照片里，那笑让人心悸。
　　在整理二娘生前的遗物时，在她的枕头里，以为藏有私房钱的母亲发现了一张嫚子的画像。这是我第一次看清嫚子的脸，若不是母亲说像极了，我是不会去端详一个死去的人的脸的。这是一张麻木的脸，枯瘦不堪，一道道交织的伤疤被铅笔行走得如此清晰夺目，看得久了，会发现眼睛里还残留着一丝生命，这是我看不懂的一丝生命，令母亲惶恐。
　　二叔说，嫚子临死的前几天每天黄昏都会来找二娘说话，怎么赶都不走，两个人关在房间里。二叔问二娘聊什么，二娘说是在替嫚子画像。但每晚嫚子刚走，二娘就开始哭了。嫚子死后，二叔以为会好些，但二娘还是哭。白天都是好好的，和村人有说有笑，做饭洗碗洗衣服样样周到，就是到了晚上，莫名其妙地就哭了起来，光哭，也不说话，哭得累了，就侧身睡了，但眼泪还是不停地往下掉。母亲说，都是嫚子害的。二叔不说话。我偷偷地瞟了一眼他胳膊上被嫚子咬过的伤口，伤口在左胳膊上，像是流脓了。
　　
　　六月二十四日
　　葬礼是由德高望重的“老柴头”主持的，村里的红、白事都找他。到下午一点，客人才入席。因为是丧事，酒都不敢多喝，饭也吃的很少。酒席散后，立刻拆了棺棚。六个男人抬着棺材走在前面，后面缀着母亲领着一班婆娘呼天抢地，浩浩荡荡地向东北园进发；而在东北园，早已挖好了一个坑，时间久了，坑底淤了很多水，大伙儿正忙着用铁锨一下一下地往外端。就在大家喊完“一二三”把棺材放进去的时候，二叔也跳了进去，死死地抱住棺材盖，撕心裂肺般地哭了起来。曙光和红艳直到这时才真正明白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他们了，以后永远也见不到了，哭着、叫着、挣扎着，围观者无不落泪。
　　节哀顺变，虽是一句老话，却有着亘古不变的意义。
　　按照村里一直沿袭下来的习俗，堆好坟头，所有亲人在离开时是不能回头的，一是对死者的不敬，二是听说会唤回逝者的灵魂。尽管母亲对我叮嘱了许多遍，或许正是因为她的叮嘱，引发了我的好奇，在刚走出二十步远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只见新建的坟头上趴着一个一身白的女人正恨恨地瞪着我。我一下子抓住母亲的手，惊恐地说：“坟头上有人！”
　　回到家，下雨了，雨很大，天地间的一切都被洗刷得干干净净，使痛苦愈加清晰。
　　二叔喝了酒，醉了，又哭了，念叨着二娘的名字。
　　夜幕已经降临，四处是一片令人绝望的黑暗，和如乱岗子一般的寂静。
　　我睡得昏昏沉沉的，有个人迅速地推开衣柜的门，从里面迈了出来，一抬腿就跨到了床上，不可一世地逼到我的面前，我惊叫着，猛然坐了起来，双手竭力地推了出去，只见面前一片黑暗。
　　我让母亲点灯，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六月二十五日
　　落了一夜的雨，清晨仍未停歇。母亲皱紧了眉头，说那辛辛苦苦耕种的一亩三分地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白白地烂掉了。我起床后，二叔过来，让母亲拿盆到他家把昨天的剩菜端过来吃。母亲见他的眼睛越来越肿，又说想开点。二叔说，要不是看两个孩子可怜，他就随着二娘去了。母亲狠狠地责怪了他一番，让他把孩子带过来，以后两家便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二叔麻木地点点头，说他昨夜喝了酒，醉倒在床上，二娘就坐在床头，仍是哭，脸上瘦得就剩骨头了，而骨头也已经不听使唤，身子软得像蛇一般。
　　母亲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人死不能复生。
　　饭后，雨仍在下，我和曙光拿着扒网偷偷地跑到了村前的池塘里捉鱼。折腾了一袋烟的功夫，一无所获。一袋烟后，池边冒出来一只小花篮，篮里装满了鲜花，花样繁多，样式也很别致，经雨一打，晶莹翠绿，像会发光似的。曙光迫不及待地伸手就抓，明明是可以抓到的，但那篮子却被风向里面推进了半尺。里面的水很深，我拽了一根芦苇给他，但他越捞篮子越往里走。没办法，就下了水，差不多可以捞到了，但那篮子又向中间移动了一点，像是故意在捉弄他，每前进一步，它就向里移动一步，直至池水将曙光完全吞噬。
　　当三个男人把曙光从池塘里拖上来的时候，发现曙光的脚脖上各自留下五个深深的雪白的指印。“老柴头”说，池塘里死的人太多了，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有一次，去年是嫚子。他说村子里就是太黑了，太静了，加上这一场地震，等用上电就好了。
　　下午，雨终于停了，但天空仍是一片昏暗，遍地都是被狂风摧落的白杨树、槐树、柳树、梧桐树的嫩绿的叶子。母亲让父亲开拖拉机到东北园把麦子运回来。那麦子就像母亲心头的一块肉，在田里多放半刻，心便多痛半刻。红艳也去，她想坐拖拉机，母亲让我好好地照顾她。
　　东北园地势偏低，到处都积满了水，足有尺余深，远看过去，像是成了一片汪洋大海，只是苦了二娘的坟，只露着半截坟头出来，上面爬满了无处可逃的蚯蚓，一根压着一根，或缠绕在一起，急的伸缩不停。
　　我刚搬了两个来回，红艳便要大便。父亲把她从拖拉机的驾驶位子上抱下来，走了很远，找了一处水浅的地方，放下来摘了一把桑叶给她，留着擦屁股。
　　过了一根烟的功夫，父亲见她还没有动静，便打发我去看看好了没有。我边走边喊，她也不理我，近了我才发现她的裤子还没有褪下来，弓着腰，头埋在水里面，两臂耷拉着。我赶紧去搀她，抱着她的胳膊，但胳膊又冷又硬，再看脸，眼睛里装满了水，嘴里和鼻子里也都在不停地滴水，嘴巴一直张着，刚掉牙的地方塞着无数跟长长的黑发，牙齿上还有泥。
　　我一声惊叫，天顿时暗了下来。
　　红艳仅四岁，按照村里的习俗，不用棺材，也不用举行葬礼，只是用芦苇席一卷，当晚二叔便把她抱到东北园埋在了二娘的坟旁。
　　回到家，二叔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里，怕他寻短见，母亲不停地敲门，听到里面传出来哭声，母亲叹息一声，缓缓地说：“人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这是母亲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每逢伤心事，总会对人的命运发表一番感慨，总会落泪。
　　
　　六月二十六日。
　　破晓前。
　　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床前，问我有没有看见母亲。我说没有，他说母亲不见了。
　　堂屋门开着，院门也开着，狗也不见了，外面飘起了雾雨。
　　我们不顾礼数地挨家挨户地叫门、打听，扰得满村的狗都叫个不停。
　　四表叔说，他夜里从老丈人家喝酒回来，看见母亲一个人往东北园去了，叫她，也不理，只是一个劲地往前冲，走的特别快，后面还跟着狗。他当时醉的很厉害，也没有多想，就回家睡了。
　　我们到了东北园，天已破晓。找到母亲时她正趴在嫚子的坟头上，脸深深地埋进了泥土里，头发散乱不堪，背上有被桑条抽打过的痕迹，衣服碎成了条状，伤口一直在流血。父亲叫她，她怔怔地看着父亲，目光呆滞，表情麻木，也不说话，嘴里塞了很多泥土和些许乌黑的长发，像是把魂丢了，任由父亲牵着，也不反抗。
　　回到家，父亲从隔壁水井压了两桶水挑回来，倒进一个大木桶里，然后将院门拴上，把母亲放进桶里。过了一个小时，母亲终于缓过神来，说要喝茶，茶瓶里没有，父亲让我赶紧去烧。我翘着脚往锅里添了两瓢水，盖上锅盖，抓了一把草塞进灶里，却点不着，连日的雨水使前几天堆进来的草都变潮湿了，于是我又往草堆里面抓了一把，却抓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拽出来一看，竟是一条孩子的腿，血红血红的，大部分的皮都被撕扯掉了，骨头清晰可见。
　　父亲用铁锨把腿铲进篮子里，上面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挎到东北园埋进了红艳的坟里。
　　回到家，狗也回来了，嘴里衔着红艳死时穿的蓝色斑点褂子。父亲说，狗疯了。叫了三个男人，拿着扁担追了四、五里地，终于在一座桥上，从两头夹击打死了它，拖回来卖了9块钱。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叉子”疯了，在村前的池塘边，村人络绎不绝地跑过去看。听说是在淘牛草的时候，看到水底有个人，却怎么都赶不走。我过去的时候她正用长长的竹竿往水里戳，一头长长的白发散落下来，沾满了溅起的水花。
　　大罕哭着去拽她，说：“妈，回家吧，她早就死了，水底没有人。”
　　“不！她还没死！她又回来了！我要戳死她！”她咬牙切齿地说，眼睛瞪得血红，满是皮的脸激动起来就像一个鸷毒的巫婆，她边戳边骂，“小婊子！有种你就出来！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我顺着她竹竿戳下去的方向，细细打量，清澈的水底的确藏着一个女人，穿着一身红，泡得久了，皮肤惨白不堪，眼珠凸出，不管竹竿从哪个方向戳过去，她的嘴角都一直挂着笑，但这诡异的笑容并不能掩饰她眼睛里深深的忧伤。
　　我跟“老柴头”说，嫚子在水底下。“老柴头”看看我，没说话走了。
　　夜里，我被水声吵醒，醒来正堂仍有水声哗哗作响。我点亮灯，端着，来到正堂。只见原本摆饭桌的地方此时放着一个洗衣盆，盆里冒着腾腾的热气，边上放着两个开水瓶，母亲跪蹲在盆边，唤着我的乳名，在替盆里的婴儿洗澡。
　　这是一个死婴，尸体早已腐烂，寥寥的几根头发，经手一拂，全脱落了。
　　我叫母亲，她抬起头来看看我，又继续为他搓澡，但搓下来的全是皮和肉。
　　门开着，外面狂风肆虐。
　　六月二十七日
　　天亮了，晴。母亲还在睡觉，神态异常安详。绳子被我解了。父亲忙活了大半夜，一大早就起来了。我站在灿烂的阳光下，觉得夜里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倘若永远都是白天，没有黑夜，将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只是乡村的夜实在太黑了！太静了！
　　母亲醒来已是晌午。她说，她对不起嫚子。
　　那是五年前的冬天，二叔从徐州火车站带回来一个四川女人，没敢回家，带到了我们家里，跟母亲说，这女人是在火车站捡的，想找个好婆家，让母亲想想办法，价钱可以商量。母亲打量了一下她，个子虽然矮了些，但皮肤很白，人又年轻，脸蛋也很俊俏，只是肚子很大。二叔说，她怀孕了，差不多7个月了。母亲说，有了身孕就很难要高价了，得把孩子打掉。二叔说，这样不好，她之所以愿意跟着他来，是因为他答应她不管嫁给谁都要把孩子生下来。母亲说，到了这里就由不得她了。于是找邻村的医生要了一剂药，偷偷地倒进了她那晚的汤里面。
　　那一夜，她被丢在村西头的打谷场上，夜里腹痛难忍，血流一地，叫声惊动了整个村子，终于将孩子生了下来，却是血肉模糊的死婴。
　　孩子没有了，女人变得有些痴呆，似扯线的木偶一般。母亲用三毛钱一袋的牡丹牌雪花膏把她抹得香香的，将哭肿的眼睛用包着冰棒的毛巾敷了敷，卖给了40岁的老光棍李瘸子，要价三千。李瘸子代代单传，他父亲兴高采烈地就答应了。晚上母亲叫上两个婆娘，把女人的衣服扒光塞进了李瘸子的被窝里，但没多久，瘸子出来了，说不想，他父亲狠狠地抽了他两个耳光，他又转身进去，但这次出来得更快。没办法，母亲把钱退了，找到了大罕，大罕把牛卖了，但只肯出两千，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两千一成交。母亲和二叔各得一千，一百块钱另外两个婆娘平分。
　　7个月大的孩子被打掉了，女人能保住性命已是奇迹，想再生，已是不可能的了。
　　母亲说，这个女人就是嫚子。
　　中午父亲从街上请回来一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带着一根鞭子，听说是蛇皮做的，将母亲绑在长凳上，连抽了几十鞭，鞭完后，风水先生抹了抹额头上的汗，说被赶走了。
　　夜里，不停地从窗外爬进来体型怪异的女人，像骨头尽折一般，身子柔软如蛇，若蚯蚓一样蠕动着，接上与窗户相接的粮仓，头抵着地，身子弓起，长发散落一地，缓缓地朝我逼近。我惊叫着划燃火柴，只见帐后靠墙的地方站着怒目圆睁的母亲，见我看她，倏然朝我扑来，隔着帐子，双手若铁钳一般死死地掐住我的脖子。我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往头上涌来，脑袋嗡嗡作响，瞬时就失去了知觉。醒来只见漫天的星光，月亮只剩下一丁点。风从芦苇地吹来，伴着哗哗的声响，使我意识到这是在东北园，隐约可见每座坟上都坐着一个裹着白布的女人在小心翼翼地梳理着长发，发梢像刚剥去纸的冰棒散发着冰冷的雾气。我硬着头皮轻轻地移动脚步，但还是惊动了她们，纷纷抬起头来，那脸像早春的霜一般，眼睛黑洞洞的，目光所到之处，如冰锥刺入骨髓。
　　我叫母亲，声音很小，但还是惊动了她们纷纷伸直手臂指了一个方向，在嫚子的坟头上，母亲正在用锤子往“老叉子”的头上钉钉子，老叉子也不挣扎，也不叫唤，只见血溅如注，单调的“叮叮”声似附骨之蛆一般不绝于耳。钉完了“老叉子”，母亲还不罢休，又开始有条不紊地钉二叔，边钉边哭，二叔也哭了，哭声越来越大，像是附着耳朵发出来的，混杂着母亲焦灼的呼唤。
　　“小文！小文！你怎么了？快醒醒！”
　　我睁开眼睛，看见了母亲满是泪水的面孔及父亲和二叔痛苦、恐惧的眼神，母亲说我一直都在胡言乱语，一会儿说自己是嫚子，学着嫚子的声音骂人；一会儿说自己是二娘，学着二娘的腔调哭泣；一会儿又说自己是红艳，学着红艳的声音欢笑。我尖叫着扑向父亲，让他把我赶紧带走，说母亲会杀了我，她刚才正在往二叔的头上钉钉子。父亲抱住我，说这是梦，不是真的。母亲哭得更凶，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妈妈，我怎么会害你呢！”
　　“我不是你的儿子，你也不是我的妈妈，所以你才会杀我，会用毒药把我毒死。”
　　“小文还没有醒过来，还在说梦话。”父亲痛心地说。
　　我知道我是清醒的，要不然后来二叔跟父亲说的话我不会记得那么清楚。
　　他说，嫚子不是他从徐州火车站捡的，而是从四川贩过来的。
　　父亲说她知道，这也是为村里做好事吗，很多人讨不到老婆，眼看着香火就要断了，也满可怜的。
　　那几年，二叔和菏泽、滕州的几个朋友经常去云南、四川、贵州一带贩女人卖到河南、安徽、江苏一些偏僻的乡村。说是贩，实质是骗。二叔跟嫚子说，在我们家乡，像他这样英俊有钱的男人到处都是，到处都是青砖瓦房和高楼，人们顿顿都有肉吃都有酒喝，有电视和电影看。他怕嫚子一个人嫁过来孤单，让她再介绍一些姐妹过来，好有个照应。嫚子乐坏了。这从未有过的体贴和温柔，从未有过的神秘和奢华，从未有过的成熟和英俊，使一个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瞬时就融化了，欢天喜地地收拾行李半夜里就偷偷地溜了出来。
　　但到了这边，却发现原来只是一场噩梦。她们不停地被转手，不停地被蹂躏，不停地被毒打，也不停地哭泣。这些光棍有的若只是年龄大倒也还可以凑合着活下去，但大部分不是傻子便是残废，有的甚至一个姑娘要服侍兄弟两个，更有甚者，被其父亲染指，毕竟是花钱买的，虐待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嫚子是最后一个被卖出去的，这时她已悄悄地怀上了二叔的骨肉。她原以为怀上了心上人的孩子，便可以拴住心上人的心，孰料却被二叔的朋友卖了，卖到了安徽。泪水伴着她四个月，四个月后，她终于逃了出来。无颜回家，她心存一丝侥幸，沿途讨饭，不顾一切地寻找二叔，以为只有二叔才能给她幸福，毕竟她一直不管遭受怎样的折磨都还保留着二叔的骨肉。
　　一个月后，她终于见到了心上人，但就在当晚，孩子没了。
　　
　　六月二十八日
　　清晨，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村里的白杨树几乎全断了梢，天空一片灰暗，白天俨如夜晚一般。
　　二叔找到父亲，又和父亲一起去找“老柴头”，“老柴头”又把村长叫了出来，四个人找到大罕，二叔塞给他一百块钱，要求他把嫚子挖出来运到县城火葬。大罕说：“今天雨太大了，等天晴了再说吧。”
　　“怕是等不到那时候了。”二叔说，“等麦子晒干了，你家缺粮食尽管到我家里搬。”
　　大罕迟疑了一会儿，试探着问：“那我是不是可以再摆几桌酒席？”
　　“可以，村里的人不会说什么的，也算是给她送行了。”“老柴头”说。 
　　“既然这样说了，那我今天就找人把她挖出来火葬。”
　　“人就不用找了，我一个人就够了。”二叔说。
　　“这不合规矩。”“老柴头”说。
　　二叔沉默，过了片刻，缓缓地说：“找别人，怕是都不会去的。”
　　二叔说得对，大罕找了几个年轻人，都没有去。二叔让大罕和他一起去，大罕也没有。掘坟、抱尸、运尸，全是二叔一个人完成的。从县城回来的时候，二叔买了一块墓碑，这是村子里的第一块墓碑，碑上写着：李妮妮之墓。
　　这时村人才知道，原来嫚子叫李妮妮。
　　
　　
　　后记：八个月后，东窗事发，二叔一伙五人全部落网。云南警方通过地方派出所将他们都带到了云南宣判，其中二叔和领头的一对夫妇因拐卖妇女人数在五人以上，被判处死刑，另外二人一个获刑8年，一个获刑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