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之——吴文化起源（泰伯奔吴）

泰伯奔吴   （一）周族的兴盛 周族是渭河中游兴起的古老部落，周人的起源当从后稷说起。传说周人的始祖后稷名“弃”。他的母亲是有邰氏之女，名叫姜嫄，为黄帝的曾孙高辛氏帝喾的元妃。姜嫄年轻时生得心灵手巧、楚楚动人，是远近闻名的美女。一天，美丽善良的姜嫄带着祭品，来到郊野，她见到一个巨大的脚印挡在路中间，十分惊奇，便小心翼翼地踩着过去了，此后不久便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因为，姜嫄无夫生子，人们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就将这个孩子弃于小巷，想让牛马践踏而死。可是，当牛马走过时不但有意避过不愿踩踏，而且还用乳汁喂养他。于是，人们又把他扔到树林之中，但因许多人正在林中伐木而无法动手。最后就把这个孩子扔到了冰河之上，想把他冻死。人们走后，天空中飞来了许多鸟儿，它们展开翅膀把孩子保护起来，用松软的羽毛为他取暖。孩子得到温暖，醒了过来，哇哇大哭起来，声音十分洪亮。他的母亲姜嫄听到孩子的哭声，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她看到苦命的孩子几次被抛弃，但都幸存了下来，以为他是神灵保佑，便收养了他，并取名“弃”。 弃从小聪明能干，稍微大一点就常常以栽种麻菽为游戏。长大后，弃成为农耕好手，他种植的各种农作物都能获得丰收，得到了族人的拥护。帝尧知道后，举他为农师，舜当政后推举弃为农官，封于邰地（今陕西武功），号称“后稷”，姓姬氏，成为周部落的始祖，也被奉为我国农业的始祖。实际上，稷就是作物名称，“后稷”就是崇尚农业的意思。这个传说实际上反映了弃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过渡时期。姜嫄踩巨人足印而生“弃”，正反映了母系社会人类处于群婚、群居生活，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社会状况，姜嫄可能就是炎帝部落、姜氏氏族的女性酋长。 从后稷开始，已经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后稷传了三代，公刘做了周部落的首领，这时已经到了夏朝后期。由于夏王朝统治力量的逐步削弱，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游牧部落不断南下侵扰，使得渭北平原的农业遭到一定程度的影像，周人的居住地——邰城也受到比较严重的破坏，迫使他们不得不北迁到泾水中游的岎地。公刘居岎后，带领族人扩大耕地，整治农田，并学会了畜牧业，大约在殷商之初，周族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个富庶兴旺的小邦国。以后经历九代，古公亶父成为周族的首领。他继承后稷、公刘之业，尤其重视农业生产，使姬姓部落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加之他本人为人和善，善于处理政事，得到了族众的爱戴。     周族的富庶，引起了临近的北方戎狄部落的不满和贪欲。他们利用游牧部落的优势，不断侵袭周族，侵占财物、掠夺土地。为了避开戎狄的侵扰，古公亶父率领族人从豳地，即今天的陕西旬邑、长武、彬县一带循着漆水和沮水，翻越梁山，迁居到渭河北岸、岐山之南的平原地带，在这里营邑建居，安邦定国，结束了以前辗转南北的迁徙生活，从此安居乐业。经历周太王、王季、文王三代一百多年时间而发展壮大起来。在周文王末年，为东进伐纣灭商而迁都于丰(今陕西长安县沣河一带)之前，早周都城周原的岐邑一直是先周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因而，岐山理所当然地成为周室的发祥之地。以后，周人迁都到丰、镐以至东都洛阳，岐周仍为王畿之地，先周时期所建的先王宗庙未曾废弃，周王室祭祀祖先的大典仍旧要在这里举行。 (二)从黄帝到古公亶父――周王朝的雏形 黄帝，姓姬，号轩辕，三皇五帝之一。   炎、黄二帝是上古时代北方两个兄弟部落的首领，暨南方部落首领“蚩”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奠基者，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祖先。史称黄帝是少典族后代，生于轩辕（今河南新郑市西北），所以号称“轩辕氏”；因他长于姬水（约今陕西北部），故以姬为姓，成为后世所有从姬姓分衍出的姓氏：如吴氏、张氏等最初的祖先。又因他在有熊建国，所以又称有熊氏。   黄帝行道正，曾教会百姓种地、养蚕，还发明了文字，制定了音律和算术，制造了舟车和弓箭。他的25个儿子，以后也成了十二个姓的祖先。   黄帝姬姓传世二十五，古公亶父继承并振兴了后稷和公刘的事业，和善行德，颇有口碑。   当值殷商之世，西北戎狄屡犯邠地（今陕西彬县和旬邑县一带）。“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以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史记》周本纪第四）。为此，“商小乙二十六年，古公亶父率姬姓族周氏二千乘，循漆水逾梁山来到岐山（箭括岭）下的周原。豳和其它地方的自由民，视古公为仁人，扶老携幼皆来归附。”（1996年版《岐山县志》。）   古公改变了游牧民族的风俗，把民众分成邑落定居下来，建立诸侯国，得到了商王朝认可：“（商王）武乙六年，邠迁岐周。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竹书纪年》。因地处周原，故姬姓从此称周人，“定国号为周，粗皆国家雏形。”后武王有天下，追尊古公为周太王，太吴姓族谱中，尊古公为先祖。   《岐山县志》载，现今岐山县祝家庄乡岐阳村还建有古公亶父的庙，内塑太王像，附近的太王陵墓也保存完好。春秋两季人们都要在岐阳举行声势浩大的祭祀活动。不少海外游子以及国内外古氏、吴氏后裔时常前来寻根祭祖。   在岐山，古公亶父留下了很多动听的故事，美好的传说与众多遗址、遗迹。近代薛成真《谒周太王陵》诗云：“巍巍一冢峙岐阳，亘古拜崇周太王；莫惜荒郊风雨冷，同钦至德地天长。”   岐山为周室开基之地，“关中数千余年声名文物皆于此肇端。”那里山多凤凰，岐山人喜诵旧传《凤鸣朝阳》七绝句：“和鸣千古咏西周，唤起春风遍神州；一自岐阳留语后，碧梧烟冷不胜秋。”

	泰伯三让 泰伯三让之一：泰伯奔吴 周太王古公亶父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昌。昌从小就聪明异常，相貌奇伟，颇有王者风范，因此，深得古公宠爱。古公有意要将周家的天下传给姬昌。但是按照当时氏族的传统，王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姬昌的父亲季历排行老三，自然没有资格承嗣王位，这势必导致姬昌不能继承周家的天下。古公亶父既不愿违背氏族的规矩，又为自己不能按心意传位给孙子姬昌而终日忧闷，郁郁寡欢。太伯和仲雍知道了父亲的心事后，为了顺从古公的意愿，在父亲生病的时候假托下山采药而从岐山出走，来到西面的吴山，即今天宝鸡县、陇县交界的新街镇的吴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太伯、仲雍奔吴的开始。吴山又称吴岳，在古代十分有名，被誉为“四镇”之一，这里离岐山周原大约100多公里，一直是古老的狩猎民族吴（虞）族的居住地。 泰伯三让之二：泰伯奔梅里 泰伯、仲雍入吴山不返，这样，季历就被改立为太子。不久，古公亶父因病去世。为了照顾氏族的传统，他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季历将王位归还给泰伯。泰伯、仲雍得知父亲病故的消息后立即从吴山赶回来奔丧，极尽孝道。这时，季历依照父亲的遗命，定要把王位让给泰伯，泰伯坚辞不受。后来，泰伯见几次避让都不行，只好带着弟弟仲雍和西吴的族人远走高飞，举族南迁。他们从陕西西部的吴山出发，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向东辗转迁徙，最后到达长江人海处的江苏无锡梅里。 泰伯三让之三：至德高风 泰伯、仲雍来到梅里后，和当地人融为一体，并和当地居民一起开发了江南，使得原本先人烟稀少、土地肥沃的梅里地区逐渐成为人丁兴旺、经济发达的富蔗之地。泰伯、仲雍也因之被当地人民推举为部族首领。后来，泰伯在东吴之地重建国家，国号“句吴”。“句吴”国逐渐发展壮大，终于在东南沿海站稳了脚跟，春秋、战国时期成为强大的吴国。 句吴国建立后，泰伯却一直不肯称王，只让人们称“伯”，并且没有留下后代，为的就是把王位让给弟弟仲雍。大约在公元前1193年，季历被殷朝第29代商王太丁杀害，季历的儿子“昌”要泰伯回中原继位，泰伯再次让位于“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这就是让百姓肃然起敬的第三让。泰伯去世后，仲雍成为句吴国传代始祖。     泰伯去世后就葬在他东迁的最后落脚点――梅里东三里的古皇山（后改称鸿山）。为了纪念泰伯三让的至德高风，在泰伯的家乡陕西岐山北郭乡叩村、千河河谷、凤翔县陈村镇南吴头村以及吴山等地都有泰伯庙。在苏州和无锡梅里也修有泰伯庙，规模以泰伯奔吴所在地――梅里（梅村）的泰伯庙最为宏大。因为泰伯三让王位，泰伯庙也叫“让王庙”泰伯殿也被称为“让王殿”。

	泰伯为何要奔吴 （四）泰伯为何要奔吴 关于泰伯为什么出走，学术界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泰伯让贤说  周太王晚年时看到殷商始终是周人的威胁，就考虑从周、羌联盟以稳固根基的目的出发，让三儿子季历（母亲太姜，乃羌族贵族之女）继位，并要他和商朝大奴隶主贵族中的任姓挚氏通婚，娶太任为妻，从而建立起牢固的统一阵线。这样以来，也能保证贤能聪慧、颇有王者风范的孙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能够顺利接替执政，继承王位。泰伯、仲雍看到这种情况，十分理解父亲的苦衷，为顾全大局，兄弟俩双双离开岐山，先是来到距周原百里以外的吴山，以后又沿故道，循汉水，远避长江中下游，定居无锡梅里。他们尊重当地风俗，毅然“断发文身”，与土著居民融为一体，开发了江南，并且建立了“句吴”国。泰伯、仲雍将王位主动让给三弟季历，达到了发展壮大周部落，从而推翻商纣王朝的目的。 二、经营南土说  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认为，周太王时的周邦国还很弱小，无法与强大的殷商王朝分庭抗礼，正面冲突，于是，太王选择抵抗力最小而又与殷商关系较疏远的地方进行殖民，以逐步培植国力，所以他派泰伯、仲雍沿江汉而至吴。他认为“泰伯、仲雍之在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端。” 泰伯、仲雍从岐山的周原地区出走，来到吴山后凭借自己的才干成为当地吴族的首领。他们按照周族的做法，首先在这里建立起吴氏国家，国号“句吴”。关于泰伯奔吴山，虽然学术界看法不一，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件真实的历史事实，而且有许多相关的史料作为证据。与后来太王死后泰伯还回到岐山奔丧才有可能。

	三、寻根问祖说      泰伯奔吴，首先要搞清楚“吴”这个地名是泰伯奔吴前就有的，还是其后。答案是前者，“吴”在吴语中和“鱼”字同音。《吴越释名》：“吴字即鱼字”。吴地先民和中国诸多民族一样，最早都是渔猎为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吴地靠太湖之水，吴地先民以鱼为生活资料，进而以“鱼”作图腾，作为民族区别的标志，把“吴”作为本民族之名，也就极其自然的了。由此可知，“吴”地之名，不是泰伯建立句吴国之后而有之，也不是泰伯从歧山带来的，而是江南早已有的地名和族名。不然就不能叫“泰伯奔吴”，而应叫“泰伯奔荆”，或其它什么了。       吴地之名既然早已有之，那么这一区域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是“蛮荒”之地，其人是否就是孟子蔑视的“南蛮雀舌”之人呢?我看这也未必。句吴地域原指长江下游江南一带，地属古扬州，夏代把这一地区列为九州中的“下下等”。《禹贡》称扬州“土惟涂泥”，可知在夏代或更远一些年代，吴越之地是洪水泛滥，地势低湿，海水倒灌，土地泥泞，人民只得“水行而山处”与“鱼鳖为伍”，这些都记载于文献之中，但在《周官职方志》中却把扬州列为九州之首：“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利金、锡、竹……其谷宜稻。”这一变化，起码说明了两点：吴地原本不是蛮荒之区，而其民也不是那种语言像乌叫似的野蛮之人，证之于早些时候上海青浦崧泽、马桥等地发现的吴地区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稻米和农具等物，特别是河姆渡发掘出堆积的稻谷据说竟然达到120吨之多，在我们眼前就不禁展示出，5000--7000年前吴越古地无比丰饶的稻作文化的景象。再如，最近在无锡鸿声镇彭祖墩遗址，发掘一大批距今约6000--7000年文化遗存，这一考古发现很可能改写长江流域古代文明史：凡此种种证明吴地在泰伯奔吴前既不是贫瘠之地，吴地之民也决不是文化落后之民，但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上古时有过一次或数次洪水之灾，唐尧、虞舜、夏禹都曾巡行天下，治理洪水。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海水倒灌，淹没了这一地区的大片土地。摧毁了这一带璀璨文化，使得鱼米之乡的江南平原成为泽国，这便是在夏代把这一地区列为“下下”等的原因，但是经过大禹治水，以及后来夏、商两代吴人的努力，终于改变了江南地区泽国蛮荒的局面，又恢复了往日富饶、灿烂的文化图景，所以《周官职方志》把它列为九州之首。由此看来，泰伯奔吴并不是有意选择落后的蛮荒之区来自讨苦吃，而是有意选择大有发展前途的宝地以施展雄才。故我们认为泰伯奔吴体现了姬周民族对东南地域的重视，颇具战略眼光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泰伯奔吴，实际上做了周民族拓疆中国东南地区的先行者。       然而，当江南地区成为泽国的时候，吴地先民是怎样应付这一劫难的呢?有的难舍本土，纷纷逃至山林，过着山居水行的生活。有的流窜西南，我国云南的纳西族据说就是原先的吴人后代。据纳西族《木氏宗谱》记载，纳西族远古祖先前大都娶吴女为妻。最近有朋友到云南丽江地区采访，那里少数民族的语言，仍操吴语而稍有变化，他们妇女服饰有的也与吴地相似，这位朋友在那儿还看到不少吴文化遗迹。还有一支航海技术熟练的吴地先民，则可能漂洋过海到台湾和日本，至今日语与古吴语发音仍有其相近之处。巧得很，在东海彼岸的日本也有个“吴县”，位于日本本州岛西南部，属广岛，临濑户内海，是日本现在的大港，也是钢铁基地。       另一支吴人则渡江北上，他们变渔耕生活为狩猎生活。这支吴人是十分剽悍的，因此北部先民就在“吴”宇头上加上虎字头，写成“虞”字，“吴”人就成了“虞”人了。因此我常想“舜”的前面为什么要加上“虞”，而且在江南一带就有不少关于舜的故事和遗存。例如在浙江就有上虞县，据说因舜居此避尧的儿子丹朱而得名。在太湖边今有震泽县，震泽，古名雷泽。无锡的惠山古名历山。《史记》所称“舜耕历山，渔雷泽”，是否就在吴地，也值得考证。尧为什么要请舜治水，这与舜曾居水乡泽国也不无关系。又《风土记》中说舜曾在吴地江阴住过，这与舜曾在太湖流域居住过或活动过也许是分不开的。《史记?吴世家赞》曾这样说过：“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这支因避洪水而北上的吴先民，后来在中国北方成为一支极为强大的力量，虞舜还成了主宰中国的统治者。古时用图腾作为氏族的标志，虞舜及句吴都曾以鱼作为氏族的图腾，说明他们都是同一血统的氏族，都是黄帝的后人，黄帝因生于姬水而得姓。也有一种说法，黄帝是吴氏族之女吴枢所生，姬周是皇帝后人，由此肯定周族、吴族原本是亲族关系。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认为泰伯奔吴寻根问祖是有理由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史记》：“荆蛮义之，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这句话来分析。以前有人认为荆蛮之所以“义之”，是由于吴泰伯凭借武力和周礼的道德力量，我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也太低估了当时“荆蛮”人的力量了。试想当时荆蛮人有“千余家”，“荆蛮”古吴人又刚强好斗。泰伯从中原千里迢迢而来，带得几个随从就可以镇服土著居民？至于“荆蛮”人如果是没有开化的土人，那么，什么“周礼”不“周礼”，对他们来说全是白搭，毫无用处，可以说是“对牛弹琴”了。在这种情况下，姬周来的两位贵公子不被杀害，那才是怪事！顺理成章的说法，当时吴地已有部落，已有酋长，而且也是懂得礼义的群体，当他们知道两公子不是带着武器来寻事的，而是怀着善意来寻根问祖，这样才会善意地接待姬周两公子，而且在以后相处中，这两位公子确实做到无保留地和他们交流生活、生产经验，又能谦虚礼让，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的吴人才会“从而义之”，容纳他们为群体中的成员，进而拥立他们，这才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说泰伯、仲雍为了周的前途，顺从父意决定让位于其弟季历，但出奔何处，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因为这同样是关系到周的未来以及弟兄俩命运的大事，而考虑问题的核心，无疑是既要有利于剪商兴周的大计，又要有利于他们能在很少阻力下而到达目的地以施展才干，基于此，笔者认为以下三点是他们所要想到的：第一，吴地对周来说是一块飞地，也是殷商影响力薄弱的地方，能够抢先一步得到吴地，对未来取得天下，是有战略意义的；其二，吴地洪水以后经过夏商两代休养生息，经济复苏，土地肥沃，是个大有开发前景的地方，有利他们未来事业的发展，以上二点显示弟兄俩对故国关心的远大政治眼光。第三，东吴先民与周是同祖同根，自洪水以后与中原长期隔绝，他们以寻根问祖的名义来投奔东吴，估计不会受到敌视，容易为这个社会所容纳。后来事实的发展，果然也正是如此。

史书考证：泰伯奔吴至梅里 （五）史书考证：泰伯奔吴至梅里 泰伯奔吴之梅里，早为世所公认。自宁镇地区出土一批周代青铜器后，引发了学术界对泰伯奔吴之何处的纷争。笔者还是认为泰伯奔吴之梅里毋庸置疑。     一是泰伯奔吴之说，古已有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论语》、《论衡》、《吴越春秋》等古籍中，均有记载。据《史记?周本记》：古公有长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太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泰伯、次子仲雍知太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二人乃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记?吴泰伯世家》又曰：“季历果立，而昌为文王。泰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人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泰伯。”《论衡?四讳篇》载：“昔泰伯见季历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     但是泰伯之奔荆蛮，究竞身置何处，虽然上述各书语焉不详。但在三国时的《皇览》上就有“吴王泰伯冢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泰伯始所居地，名句吴”的具体记载：唐代的《史记正义》上也提到：“泰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府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现存。”此后的史书和方志上关于泰伯奔荆蛮、居梅里、卒葬皇山的记载就多了，这里也就不一一引述了。     二是经考证，当夏殷之世，江南之地，湖水泱泱，火耕水溽，断发文身称为荆蛮。荆乃地名，蛮则南方之通称。如今梅村之南有地名荆村，相传就是泰伯世居之地。梅村原是无锡东南的一个小村，有泰伯庙、伯渎河等遗迹，其村东北数里有铁山，今称鸿山（又名古皇山）的西岭，为泰伯葬地，——泰伯墓，又称吴王墩。为纪念泰伯，每年正月初九梅村的泰伯庙会和三月初三（如今改为清明节）游鸿山祭泰伯的民俗流传至今。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当然也是泰伯奔吴之梅里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