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欧洲、中国历史上的通货膨胀
许梦博
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中，物价波动一直不断。当通货膨胀再次影响我们的生活，考察历史中的故事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罗马帝国：银币含银量下降的通货膨胀
从公元138年到公元301年，罗马军人的服装价格上涨了166倍，自2世纪中叶到3世纪末，小麦的价格上涨了200倍。按照复利计算，这段时间的物价上涨率每年在5%-6%。罗马帝国时期的农产品是生活资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小麦价格的上涨标志CPI在上涨，它也意味着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通货膨胀。
罗马帝国当时实行的是金属货币制度，包括金、银、铜和青铜。货币成色下降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在金属货币时期，这应该是一个惯常的现象。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一方面发行不足值的货币，另一方面是在铸币中加进去一些不那么贵重的金属，譬如在金币中添加一定量的铅，凭借统治者的权威让民众相信这些货币的价值不变。据记载，在公元1世纪含银量达90%的迪纳里厄斯（Denarrius，罗马帝国的一种小银币），在戈尔蒂安皇帝统治的公元238年含银量只有28%；而到了公元268年的喀劳秋二世时，含银量已经下滑到只有0.02%。这样，垄断货币铸造权的统治者所持有的货币数量就增加了，他们企图以此来强化对帝国资源的控制。
尽管官方规定了铸币的价值，但是罗马帝国的民众很清楚铸币中贵金属的真正含量。他们知道，与原来的相比，铸币中的贵金属减少了，铸币失去了原来的价值，现在换取同样数量的衣服或者小麦需要比以前更多的货币，也就是说，物价上涨了。
与此同时，足值的货币被储存起来，成色不足的货币被普遍使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在1588年被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顾问托马斯•格雷欣爵士所发现，在经济学中称为“格雷欣法则”。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更大范围内社会变化的一部分，也是罗马帝国崩溃的一部分。
战争所导致的政府开支急剧增加、政府破产是罗马帝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罗马帝国的统治阶层热衷于对外战争，扩张版图。扩张版图在带来新的赋税的同时，也使管理新版图的成本不断上升，政府开支迅速增加。为弥补战争和管理成本，在增加税收之外，更加方便的手段就是利用铸币垄断权发行不足值的货币。
国内因素是罗马帝国通货膨胀更重要的原因。贵族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官僚结构逐渐膨胀，国家用赋税，官吏用贪污，地主用地租进一步盘剥民众；赋税越来越重，贪污越来越凶，地租越来越多。农民们日益贫困，生产水平下降；城市里则是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罗马的国民经济逐渐凋敝，致使帝国的税基薄弱，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的消费水平，就只好用发行不足值铸币的办法来取得收入。
为治理通货膨胀，帝国也采取了措施。其中最著名的是迪奥莱廷（Diocletian）皇帝在公元301年所颁布的冻结物价的法令。法令指责囤积居奇的奸商：“哄抬物价的罪恶罄竹难书。”法令公布了700-800种物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其中包括小麦、棕榈油、甘蓝菜、鹅等商品的价格，甚至连理发师、家庭教师等的最高工资也做了相应的规定。法令异常严格，触犯法令的人将被处以死刑。但是，物价冻结后，市场陷入萧条。市场上除了恐惧之外一无所有，于是后来的一位统治者康斯坦丁大帝将法令废除。
“罗马人航行在通货膨胀的暴风骤雨中，手中却没有经济学的罗盘。”帕尔伯格说。也许他想批评的是皇帝冻结物价的举措，可是，在两千年后的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货膨胀仍然难以医治。我们怀疑，即使掌握了充分的经济学知识，罗马的统治者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挥去脑中大帝国的荣耀，是否能够节制酒池肉林的生活，是否能终止对遥远东方丝绸温柔的想象，这实在是一个难题。
鼠疫时期的欧洲：人口与资源失衡的通货膨胀
14世纪发生于欧洲的鼠疫不仅造成了人口的锐减，而且也出现了通货膨胀，只不过这次的通货膨胀不同于前述的罗马帝国。
14世纪的鼠疫根据发病特征被命名为“黑死病”，1894年一位法国科学家亚力山大•叶尔森和日本的北里柴三郎发现鼠疫杆菌后，将这种流行病命名为淋巴腺鼠疫。意大利著名作家卜迦丘(1313－1375)在其短篇小说集《十日谈》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这瘟病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不，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跟病人谈话，会招来致死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立即会染上了病。”
鼠疫使欧洲成了死亡之地。佛罗伦萨在瘟疫流行的4个月间死亡6.5万人，罗马教皇所在地阿维尼翁，全城5万人口死亡了一半。瘟疫到达巴黎，把一个生机勃勃的首都变成了一座广大的坟场。就是在受黑死病侵害最轻的德国，到1348年也死去了120万人。尽管准确地统计欧洲的死亡人数已不可能，但是很多研究资料表明，这场鼠疫夺走了大约2500万个生命，约占欧洲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
鼠疫给欧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成为后来几百年人们探讨不尽的话题。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发现，鼠疫肆虐之时和之后，欧洲的物价以及欧洲的社会经济情况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的研究为我们理解现在的物价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根据上世纪20年代美国农业部的统计以及经济学家汉密尔顿1936年的研究，1346-1351年英国的小麦价格和西班牙纳瓦尔（Navarre）地区的工资都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鼠疫初发的时候，小麦的价格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例如，疫情最严重的1348年，英国小麦的价格下降了28%。但是，在最严重的情况过去后，物价开始上升。工资指数的变化尽管没有小麦价格的变化显著，但在疫情最严重的1347-1349年，工资还是比鼠疫爆发前的1346年高了19%。
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却也非常简单。美国经济学家帕尔伯格认为，在瘟疫最严重的1348年，人口的锐减导致了对小麦需求的下降，流通中的货币回笼之后不再投入市场中，而小麦的存量却是基本不变的，小麦商人为了能够卖出，只能降价。但是，最严重的疫情过去之后，人们储存的物品基本消耗完，对市场上物品的需求开始增加，而由于人口特别是劳动力的减少，小麦的产量出现了很大的下降，这样，“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物品”，小麦的价格有了较大的上升。
纳瓦尔地区工资的上涨原因在于人口的大量死亡。但是，当我们更详细地考察鼠疫对欧洲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劳动工资上涨的原因。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和研究发现，人类的很多灾难，譬如大饥荒，尽管能使某些特定的阶层——农民、工人、手工业者成千上万地死亡，但是它对某些社会阶层如官员、地主、商人等的影响却极小。在鼠疫发生时期，这一条人类的潜规则也很灵验。富人永远有更好的卫生条件，有更封闭的躲避瘟疫的场所，有更多充足的食物，有更方便的交通工具，而贫民却很少能够享受这些。
鼠疫甚至永久性地改变了欧洲劳动者的经济地位，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鼠疫之后，无报酬的农奴能够和领主讨价还价，开始被雇佣工人取代，催生了现代工资制度；由于缺乏劳动力，薪水不得不提高，农民有了收入来买下全家死光的贵族留下的荒芜土地，结果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了拥有土地的新贵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庄园制经济；现金地租也开始代替劳役，更重要的是，现金地租是固定的，以后，通货膨胀使固定地租变得几乎一钱不值，许多农民等于白用领主的地，最后发展成大型的商业化佃户，其土地利润刺激了农业革命。
若单单以物价变动的幅度来看，鼠疫时期的通胀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它的背景和它发生的方式却给我们很多启发。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在鼠疫时期，没有证据说明政府发行了过多的货币。问题的关键在于商品和服务的减少，它使社会产品的数量少于货币的数量，于是通胀发生。这样，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除了可能是政府发行了过多的货币，也可能是社会上的产品和服务在数量上突然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弗里德曼没有错，鼠疫时期，通胀的原因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本质上仍旧是货币现象。
政局动荡的元朝：纸币过量发行的通货膨胀
元朝统一中国后，对货币制度的改革非常引人瞩目。我们知道，自秦汉以来，中原帝国一直坚持着“铜本位”制度。元朝自漠北入主中原后，实行钞法，纸钞成为唯一官方认可的流通中占主要地位的货币。
公元11世纪，北宋统治之下的四川就诞生了交子——它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正式的由中央发行的纸币则是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十月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当时的中统钞不设期限，全国通用，有“昏烂不便使用”的可到各地官库倒换；所有的捐税课纳，交易买卖都要按官方比价使用纸钞。回收的“昏烂钞”集中销毁；制造伪钞的处以重刑，新钞发行后，原有的各种旧钞一律停止使用。这时候的纸钞，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金本位时期货币的特征，不仅成为了一种流通货币，而且国家的货币政策比以前更显著地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新现象。
元朝的纸币流通主要经历了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中币值最稳定的是中统钞，流通时间最长的是至元w钞，前后超过了36年。而发行量最多、贬值最严重的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西元1351年）时开始流通的至正钞。大量印刷至正钞的结果是使物价上涨10多倍，百姓不愿使用，以致于有人用纸币糊墙铺地，最后形同废纸。
日本学者岩村忍的研究认为元朝的通货膨胀大体上始于1285年，1290-1300年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但自1301年始，纸币的发行再度膨胀，出现了慢性通货膨胀状态。
公元1333年，经过复杂的宫廷斗争，年仅13岁的妥欢贴睦尔即帝位，从此，元朝进入元顺帝统治的最后36年衰败时期。此时的皇帝，面临着年复一年造成的积重难返的政治局面：权臣擅权、吏治腐败、财政空虚、社会动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深感社会危机的严重，因而力图推行新政，实现中兴，以摆脱危机。
但是，实现中兴谈何容易。当时秉政的权臣伯颜不仅独揽国权，而且还滥发纸币，大肆敛财。至元三年（1337）发行纸币75万锭，比顺帝即位前一年的至顺三年（1332）增加了50％以上。
1335年，脱脱发动政变废贬伯颜，并入相实行新政。但新政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触及遏制土地兼并、解决财政危机等最尖锐的问题。1344年（至正四年）5月，大雨绵延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北堤决口，黄河泛滥加剧了社会动荡。钞法混乱，社会危机加深。脱脱意图变钞以解决财政危机，但变钞却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变钞的具体办法，主要是印造“至正交钞”，但由于新钞“每日印造，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使用”。因而，变钞不久，已是“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到至正十六年时，纸币“绝不用，交易惟用铜钱耳。钱之弊亦甚……且钱之小者，薄者，易失坏，愈久愈减耳”。此次变钞不仅没能帮助元朝摆脱财政危机，反而由于新币发行额过大，广大人民群众加以抵制，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变钞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政府的信誉却一落千丈。
元朝赋税之外获取收入的重要办法——大量发行货币，不仅直接掠夺了人民的财富，而且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进而是社会的动乱，被新朝代取代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无论是货币成色不足，人力与物质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还是纸币的过量发行造成的通货膨胀，都带来了社会的动荡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也许就是历朝历代、世界各国都致力于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吧。
（作者为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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