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法章
多彩
眼睛
我的家乡地处浮戏山脉，过去地薄人贫，读书识字者甚少。也许正缘于此，给初生的婴儿取名便成了大事、难事。于是，便有人在孩子满月那天一大早，怀抱婴儿来到十字路口，等第一个过路之人，谓之“撞名”。遇到的那个人，男的便是孩子的干爹（或叫“老干大”），女的便是孩子的干娘。被“撞”到的干爹要给孩子起个名字，然后择日举行认亲仪式，以示干爹或干娘的名正言顺。久而久之，沿袭成俗。
我的一位远房亲戚，8岁那年有一天早上在上学的路上经过一玉米地，突然从“青纱帐”里窜出一黑脸大汉，那位亲戚以为遇到了劫匪，吓得哇哇大哭。黑脸汉却拍拍襁褓中的婴儿，执意让他起个名字，否则不放他走。几乎吓傻了的亲戚急切中为之取名“鳖蛋”。从此，鳖蛋便成了他的干儿子。
不过认干爹是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的。逢年过节，干儿都要背上30个大白馍，外加两斤猪肉孝敬干爹干娘。干儿子的后脑勺则要留一绺长长的头发，谓之“猪尾巴”。这“猪尾巴”俨然一面招摇的旗帜，表明自己有了干爹，那是一种骄傲，也是家道殷实的象征。这骄傲的旗帜要一直飘到12岁。而穷人家的孩子是认不起干爹的。我们家里穷，父母看别人家的孩子都认了干爹，怕委屈了我们兄弟俩，就让哥哥认了打麦场上的石磙做 干爹，我的干爹则是我家窑垴上的一棵柏树，大概是希望我们结实健康、长命百岁吧。逢年过节，母亲便带着我们兄弟俩给石磙、柏树系上红绳，说些保佑我们的话，再给干爹磕上几个头。仪式虽简单，母亲却是那般的虔诚，似乎石磙和柏树就是她心目中的神灵。后来哥哥当了兵，一去数年，便与干爹断了来往，我则随着入校读书和知识的增长，而固执地认为拜干爹是封建迷信，便再也不肯去给干爹磕头了。今年清明节，我回老家为母亲添坟，又一次在窑垴上看到了那棵孤零零的柏树——这可是我的干爹啊！柏树依然挺拔如初，而亲爱的母亲却早已长眠于地下。想起母亲当年拉着我的小手跪拜干爹的情景，竟再也抑制不住酸楚的泪水。我双膝跪地，平生第一次怀着无比虔诚的心郑重地为干爹行了跪拜之礼。
如今世事真的变了。在我的老家，认干爹的习俗犹在，但似乎少却了从前的纯粹与虔诚，孩子出生后也不再“撞名”了。万一不小心撞出个家徒四壁的穷汉来，非但帮不上忙，恐怕还要倾其所有养活他，岂不是终生的拖累？现在有的人家认干爹就如女儿找婆家，都要去寻那些有钱有势的。某人开煤矿发了大财，认其做干爹者趋之若鹜，成群结队。谁知后来连出矿难，该暴发户不但赔了个精光，还锒铛入狱，这些干儿、干女竟树倒猢狲散，与干爹再也不相往来。
30多年前，祖国南疆战火频仍，我们这些热血男儿纷纷报名应征。在应征入伍的同乡战友中，一部分被分到了南疆，直接投入反击作战，而我则被分到了东南沿海海军部队。那一场战争，使许多母亲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于是幸存的战友们纷纷认亲，把牺牲战友的父母认作自己的干爹、干娘，像亲儿子那样尽孝侍奉，献出了一份份感天动地的至爱真情。我想，这便是人世间最纯洁、最伟大的情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