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军校——讲武堂

　在昆明的历史上,曾有两所神奇的学校,它们彰显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和历史地位。一所是中国第一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另一所是闻名中外的西南联合大学。它们一“武”一“文”,双璧璀璨,使昆明这座边地古城,成为那个时代热血男儿最向往的地方。

　　当我翻阅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的黄埔军校的历史时,我就想起我的故乡,想起另一所著名军校,它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一提起它,我便肃然起敬。事实上,当黄埔军校于1924年创办的时候,云南陆军讲武堂已有15年的历史了。当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已招收了18期学员,它的优秀师生已在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的重九起义和护国、护法战争中,功勋卓著,使得学校声名远扬,鼓舞了决心从军的中国青年,一些外国学子也慕名而来。仅第十一期至第十七期,朝鲜、越南、缅甸等报考讲武堂的青年就达二百多人。当广州黄埔军校成立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应邀前往援助建校。据记载,在黄埔军校成立时的7人领导小组中,就有讲武堂教官王柏龄、何应钦、林振雄,他们分别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教务总长、总教官和管理部主任,成了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的左膀右臂。当时,由讲武堂派出的教官,几乎占了黄埔军校的“半壁江山”。首批派出的教官担任了步兵科、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等陆军四大军事学科的科长。讲武堂的毕业生叶剑英担任了教授部副主任,曾泽生、卢浚泉等还成为黄埔军校的区队长。讲武堂的这些教官和毕业生把云南的成功教学经验带到了黄埔军校,甚至还把蔡锷为讲武堂编写的军事教材《曾胡治兵语录》,带入黄埔军校,作为人手一册的教科书。这一切让这所新生的军事学校发生着悄然而喜人的变化,并迅速成长起来。后来的人们说,黄埔军校是培养将军的摇篮,而云南陆军讲武堂则是“黄埔军校的摇篮”。这是不争的事实。

　　有一年,我来到昆明中心城区的翠湖西岸,远远望见一座米黄色的老洋房,它就是被誉为“黄埔军校的摇篮”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我国惟一整体留存下来的百年军校老建筑。据考证,它于1907年动工兴建,到1909年竣工,可以说是我国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中国第一军校”。我被它的“大营门”深深吸引,这是一个哥特式的门楼,严肃而有气势,赫然显示出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在清末极其腐朽的时代,出现这么一个简单、宏伟、洋气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怪物”,但就是这座“怪物”,朱德称它为“中国革命的熔炉”。

　　现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并不是它的全部,它原来的规模比现在要大得多,大约占地7万平方米。它东起翠湖边,西至钱局街,南靠洪化桥,北临西仓坡。这块巨大的土地,曾是明代黔国公沐英“种柳牧马”的“承华圃”,曾是清代吴三桂开辟的“平西别苑”,曾是雍正初年昆明的“校武场”,其历史渊源很复杂。可我眼前的这座老建筑却很单纯,面积达二万多平方米,仅为当年讲武堂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它的主要部分———一个巨大而罕见的“四合院”,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成为百年军校最有力的见证。

　　那天我走进“大营门”,进入这座完好无损的“四合院”。它真是一座“惊人”的老房子,外形极像昆明的“一颗印”式民居,中间是一个一万多平方米的院子,四围由高达10至16米的二层或三层楼房浑然连为一体,四面各有一道优美的拱形门洞,楼中有一条全程贯通的走廊,长达480米。这也许是中国最大的“走马转角”式楼房。当然,最能体现出它精湛完美的建筑艺术水平的,是整座建筑外表的优美协调,内部复杂多变,集砖、石、土、木为一体,墙面采用大青石、土坯或青砖夹土坯砌成,四边转角处毫无一点伸缩缝,地板全用云南特有的沙松制成,至今完好无损。一些建筑专家曾说,这样复杂的建筑,不仅在百年前是绝无仅有的建筑奇迹,就是在当今,若要用同样的手法“复制”一座如此之大的楼房,具有较高的难度。

　　19世纪末,风雨中飘摇的满清政府,为了挽救腐朽统治,曾掀起“洋务运动”,推行“新政”。其中最重视的一项是仿照西法编练“新军”。由于云南地处边陲,介于当时的英、法两国侵略势力之间,形势十分严峻。因此,清朝统治者就把第一批“新军”建立在云南。为了培养大批新型军官,云贵总督沈秉堃和钖良于1906年两次奏请清政府,获准创办一所新型的陆军学堂,即云南陆军讲武堂。1907年,李根源从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后被电调回滇,投入了筹备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工作———这是讲武堂历史上值得记忆的一个重要细节:一大批留日士官学校的进步学生,如唐继尧、顾品珍、李烈钧、罗佩金、庾恩旸、谢妆翼、李鸿祥、张子贞、孙永安、叶成林、刘祖武、刘法坤、李万祥、吴广仁等等,他们在日本曾跟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加入过同盟会,此时全被李根源吸纳进了讲武堂。

　　讲武堂开办之初,军事训练基本搬用日本军校“尚武”的教育内容,以军事学科为主,普通学科为辅,学制三年。军事学科分步、骑、工、炮、辎重等五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日本士官学校略作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后期还创建了飞行及空降兵科。军事学科的教材大量翻译和采用日本士官学校的“四大教材”。即《战术》、《筑城》、《阵中要务》、《步兵操典》。还聘任军事学家杨杰等人为专职教官,特邀日本陆军上校苫米地四郎和日本陆军中校铃木兵,分别主授高等兵学、兵器学和劈刺教官。步、骑、工、炮等四大兵科定期在昆明北教场、干海子和黑龙潭,进行野外训练和实弹射击训练。步兵学员每次射击训练的实弹“不少于15粒”,其他兵科学员在野外训练时所需的骡马匹数、火炮、弹药等武器装备也尽力保证供给,目的在于将学员培养成一专多能的军官,甚至就连后勤、辎重军官也能独立作战。普通学科有国文、算术、几何、英文、法文、日文等等。这种课程设置,在那个时代,是比较先进的。

　　学堂对学员实行刻苦训练,严格管理。学员每早从凌晨5点起床训练到每晚9点方可入睡,每日三餐稍事休息后,就立即投入“课堂理论和操场演习战”的训练,甚至夜间也开展不定时操练。这种训练要求每一位军人在内务、着装、军容、军纪,都要做到一丝不苟,严肃对待。学生一律佩戴宽边圆盖帽,帽顶白色镶红边,帽徽是三角形金星。这种红箍帽后来被整个滇军采用,使得外地人称滇军为“红头军”。另外,学堂还要求学员对老百姓一定要和善礼貌,严禁扰民害民。当时,有一个名叫常绍群的学员,有一次在昆明晓东街“福顺居”吃饭,结账时与店主打了起来,店主哪是常绍群的对手,几下就被打得鼻青脸肿。事后,店主将常绍群告到讲武堂,常绍群因此险些被开除学籍,幸亏他成绩优良,颇得教官偏爱,几经道歉、检讨,被痛打20军棍、关了一个月禁闭之后,才得以回队训练。

　　事实上,讲武堂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预示着它是封建王朝一手“培植”起来埋葬自己的掘墓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从校长到教官、学生都参与打倒封建统治的惟一军校。可以说,从开始筹办时,学堂的领导权就完全被同盟会所掌握,成了同盟会在彩云之南播撒革命种子的天地。当时,学堂有47名教职员工,同盟会员就占了17人,还有革命分子11人。特别是学堂的一、二、三号领导人全是同盟会员,这些领导人又将其他同盟会员和各革命党派人士提升为各兵科科长、各班班主任、主要教官或执事官。这样一来,这座军校实际上成了“云南革命的主要据点”,成了“团结西南革命力量的核心”,成了一座革命思想烈焰熊熊燃烧的大熔炉,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对于这个巨大而危险的秘密,清政府派来继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当然也有所察觉,他曾听人说,学堂内革命党人多,留下这所军校是“养虎为患”。李经羲为此采取的紧急措施是,借故于1911年将讲武堂总办李根源调到滇西筹边,同时把自己最信任的湖南人蔡锷请来任协统(相当于今天的旅长)。让李经羲没想到的是,蔡锷更是一个“危险”人物,当时清廷正四处缉拿“康梁乱党”之一的梁启超,而蔡锷正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所以蔡锷一到云南就迅速与李根源、唐继尧秘密会合,一起策划和发动革命活动。

　　1911年,讲武堂一期受过革命思想熏陶的数百名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各部队。为响应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动的“辛亥革命”,云南陆军讲武堂爆发了“重九起义”,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讲武堂主要军官李根源、唐继尧、顾品珍任要职的临时军政府。之后,讲武堂师生又组成北伐军驰援川、黔两省起义,促进了各省的相继反清独立,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1912年,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构成的新式滇军,入藏平叛,在溜同江仅凭2000人一支纵队,大败农奴主与英殖民者勾结的叛军,创造了无一人伤亡、仅损失9支枪的罕见战迹。1915年,新式滇军打响了反袁护国的第一枪,兵分两路入川、入粤作战,蔡锷与李根源、李烈钧在这场战争中,成了赫赫有名的“护国三杰”。

　　1922年,云南在顾品珍主政时期,最先响应孙中山号召,新式滇军再次入粤,在平定广东后,参与了北伐战争。在抗战爆发后,云南组建了第六十军、第五十八军、新三军和由原驻粤滇军改编的第三军,奔赴抗日前线。在这些部队中,由讲武堂师生担任军师级以上将官的有七十多人,旅团长达数百名。其中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师长寸性奇及少将旅长陈钟书、二十九军军长王甲本等,在抗战中为国捐躯。日本投降后,代表国民政府在芷江受降的,是讲武堂14期学员萧毅肃,时任陆军总参谋长、受降总指挥。其后,南京“9·9”受降时,中国政府总代表是讲武堂教官出身的何应钦。

　　云南陆军讲武堂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百年史,影响了黄埔军校,甚至影响了世界。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从北伐出师到八年抗战,从这里走出了两万多名学员,其中华侨学生五百多人,朝鲜籍学生三十多人,越南籍学生六十多人,缅甸籍学生二十多人。在护国运动时期,为川军代办速成班两期,培养军官四百多人。还先后在贵阳、泸州、韶关、广州、徐州等地设立分校,开了国内军事学校在外省设立分校的先河。特别是1917至1928年间毕业的12到19期学员,在经历了十多年国内各种战争磨练之后,很多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最激动人心的是,从讲武堂这里,走出了新中国的两位元帅:朱德和叶剑英。

　　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是讲武堂第3期特别班毕业生。他与这所军校的故事,已成为一个美传在昆明、云南的经典故事———1909年,23岁的朱建德与一个名叫敬镕的好友,从成都出发,翻山越岭、艰难跋涉了七十多天,来到昆明报考这所刚刚开办的军事学校。经过入学考试之后,成绩特别优秀的朱建德没被录取,而敬镕却金榜题名。这让朱建德百思不得其解。经过仔细探询之后,朱建德才明白,清政府在云南边陲创办这所军校的目的,是为了防范法国和英国对云南的入侵,所以一开始时只招收云南籍的学生。敬镕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偷偷把自己的籍贯改成了云南昭通。第二年,朱建德再次参加入学考试,他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把自己姓名中的“建”字去掉,把籍贯改成了“云南蒙自县”。这样一来,他顺利地走进了这所让他魂牵梦萦的军校。可是入学不久,一个敏感的教官发现了他浓重的四川口音与他所填报的云南蒙自籍贯严重不符,一查就让朱德的秘密暴露了。于是,按照学堂规定,他要被开除学籍。校长李根源知道这件事后,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主张不能把朱德这样一个千里跋涉来昆明求学的有志青年拒之门外。朱德因此被留了下来。几年以后,朱德从这里走出去,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上,百炼成钢,成了震撼全国的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叶剑英元帅毕业于讲武堂第12期。他原名叶伟宜,在191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才改名为叶剑英。1920年8月从讲武堂毕业后,一心追随孙中山先生,成了北伐名将。在“中山舰事件”中,他始终守卫在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身边,舍生忘死地保护着孙中山先生的安全。1927年,他与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人,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中,他出生入死,屡建战功,曾经先后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特别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1977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又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8年,他的长子叶选平把父亲在讲武堂“第十二期毕业证书”赠给讲武堂,作为这所军校永久的历史见证。

　　这所百年军校走出了中国的三军总司令朱德元帅,还走出了越南、朝鲜两国的三军总司令,他们是越南的武元甲大将,朝鲜的次帅崔庸健大将。原缅邦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将军也毕业于这所百年军校。此外,从这里还走出了两位总理,一位是讲武堂校长李根源,曾任“国民政府总理”,另一位是韩国复国后的首任总理李范奭。讲武堂还产生了包括云南、贵州、湖北、江西、热河等省的12位省主席、40位上将、72位中将和数以百计的少将。其中有7个一级陆军上将,如何应钦、朱培德等。还有在白山黑水中与日寇奋战的周保中将军,在云南起义和剿匪战斗中作出贡献的朱家壁将军等一批共产党人。

　　令人惊奇的是,讲武堂第四期有一个名叫马毓宝的学员,他曾走出国门,于1912年参加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法军中尉的身份对德作战,并战死在法德疆场,最后安葬于法军公墓。他的事迹曾让欧洲人感受到了中国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价值,以至后来法国出版的不少书籍,都给予这位中国军人很高的评价。也因此,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人们的眼中,曾一度与美国的西点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法国圣希尔等军校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