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方脉学有两个分支，一是经方派，一是时方派。两者对于中药的理解和运用，各不相同。也许有人觉得一个中药上的差异没必要小题大做，然而方脉一道讲究理法方药，药为立法之根基。在这里哪怕是一点微小的差别，也是值得寻根溯源的。
班氏《艺文志》将上古方技分为四类：一曰医经，二曰经方，三曰房中，四曰神仙。国学常常牵一发而动全局，此四者皆是摄生立命之要术，然而各有偏重，或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医经、经方之学，乃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医经讲的是针灸，经方倚仗的是识证遣药。中医四大经典，医经、经方各居其半。医经者，《内》、《难》；经方者，《本经》、《伤寒》。
说起《黄帝内经》的《灵枢》，很早就散轶了，然则天之未丧斯文也，此书因流落到朝鲜半岛得以保存。当地人对其奉若至宝，未敢稍加改动，且仍冠以旧称谓之《针经》九卷。
直至北宋哲宗在位时期，才有朝鲜使臣携《灵枢》抵达京都汴梁，请求以此书换取宋朝的治国大法。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在朝野引起争议。苏轼闻听此言，奋袖出臂，大呼不可，连上数道奏章加以阻挠。也难怪，区区一部医书，在士大夫眼中，怎比得一国的治国大法！然而哲宗皇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毅然同意交换，且随即下诏将其颁行天下。宋哲宗此举，实为功在千秋。
《黄帝内经》古人常谓之“灵素”，罕有“素灵”之称，《灵枢》、《素问》孰为根基，此中原委自不必说。《灵枢》以针道安身立命，《素问》亦不离其宗。《神农本草经.序》中有言：“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经，一曰神农本草，一曰素女脉诀。”《黄帝针经》即包含了《灵枢》、《素问》。
《艺文志》所载四大方技，均是出自道门，且非出于医人之手。四大方技包括医经和经方在内，究其根源仅为古人修道扫尘铺路之用。古之好服食者多生奇疾，犹古好战之国必有奇殃，武学、医道俱是如此，所谓“修得色身坚强了，遮风避雨好炼丹”。于是便有种医史专家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能：虽说医之为道可以利人，然其立法之初衷，仅是为己所用。察医之为道，究其根本在于以正治偏，不修身则不能齐家，更何谈治国平天下！
比《伤寒论》稍晚的南朝时期，有一部华阳隐居陶弘景所作的《辅行诀》，其方源自伊尹《汤液经法》，为经方家正传。陶师髦年好道，年轻时便披发入山，精通阴阳五行神仙方术，兼善写草隶二书。《辅行诀》顾名思义，即为辅佐修行，这也佐证了经方一脉医术最初仅是为修道而立法之说。
事实上道门诸般方术，大多只能为己所用，古典术数就是个例子。再精通四柱的人，也没法推测自己的年月日时，以调配自身五行。也正因为如此，四柱学到老，总是一场空。术数一途唯一有用的就是卜筮，然而卜筮又与四柱恰恰相反——只能为己所用。凡是给别人推演八卦的，无非就是炫人眼目借物喻人。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能看见前面有劫数不难，难的是怎样明哲保身趋利避害。所谓大易者不言卜：易者，变也。明白了有变才有易，也就没必要守着那么两个死卦了。
既然是为己所用，也就意味着自己的香自己点。上古之时，修道之人各有师承，于是都忙着自己修自己的道，上古讲一个“修”字。时至东汉，世间所有神仙方术，一下子都隐没了。大家于是失去了方向，不知如何是好，便常常坐在一起谈玄论道——魏晋好清谈。于是有了王弼大器早成，有了竹林七贤，魏晋讲一个“谈”字。而到了唐宋，该成的也就成了，那么没成的呢？人家也没闲着，没事就琢磨，我们怎么就不成呢？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哦，不是我们不成，是我们不想成，我们跳出去了——禅宗。唐宋占一个“成”字。最后到了明清，所谓台城故事皆过眼，前人留下的真真假假，俱已无从考证。索性甭管什么儒释道，统统为我所用。明清是个诞生“全书”的时代，有了伍柳派三家合流，有道藏五千四百八十卷，明清讲一个“集”字。
追溯到上古，就是那个最讲究“自己香自己点”的时代，四大方技诞生了。何谓经方？经者天也，纬者地也。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经方者，天垂之象也！故此《神农本草经》演三百六十五味药以合周天之数，明分上中下三品以应天地人三才。《本经》动辄“轻身，神仙，不老，延年”，本草之运用，原在以草木金石之阴阳协调人身之阴阳，以期夺天地之造化，与道合真。所以上品药多重阴阳，中品药亦如是。如阳起石一物，生于泰山山谷。其地阳气旺，故能“冬不积雪，夏则生云”。阳起石受泰岳积阳飞升之气而生，故入于人身则可升阳举陷，勃举阳物。人禀天地阴阳而生，世间万物皆同，因此治病即是治阴阳。又如当归一物，“当归，当归也”，夫离家三年，妻望其归，阳归于阴谓之当归。正如人身之阳入于阴而行阴，奉心化赤遂为血。再比如辛夷，古人谓之“迎春”，如与其他草木一起，必定长势最高，故其性善升；花性轻扬，而脑鼻亦居人身之高位，故可散脑鼻间风寒。凡此种种，草木金石，或以产地论，或以性味论，或以喜恶论，必定有所偏倚，自能纠人身之偏。经方之于本草，即基于此。
上古之人服药不用汤剂，而是和吃饭一样，那时候叫“呋咀”。这个方法沿用了很久，以至于连《金匮玉函经》都不忘提示一下“茱萸、椒之类不呋咀”云云。后来有个人把这个现状改变了，此人正是圣相伊尹。说起伊尹，本来是侍奉君王饮食的厨子，汤剂的诞生，就是伊尹根据烹饪的经验大胆创制的，这就是世人说的“伊尹以滋味说汤液”。
什么是方？方者，方也。不是这些药，而是这个法，用药之法即是方。观伤寒第一方桂枝汤，五味药中三味都和做饭有关。古时候肉桂和桂枝是不分的。郭璞云：“今人呼桂皮厚者，为木桂，及单名桂者，是也。一名肉桂，一名桂枝，一名桂心。”肉桂、大枣、生姜，能炒盘菜了。再一翻《金匮要略》，诸如“百合鸡子汤”、“当归生姜羊肉汤”……不得不使人感叹，药和食，真的是同体同源。还记得小时候嘴馋拿山楂丸当糖吃，而却很少有给自己针灸充饥的。医经和经方，很明显的两条脉络。
三世医家，在汉代还各有传人。如华佗以针灸杂科显世，仓公长于诊法，唯有仲景秉经方之学，善以识证遣药济世活人。
仲师以伤寒立法，也是有其用意。盖因百病之中，以外感最为凶险；外感六淫，又以伤寒最为暴戾。仲师之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伤寒方多为《汤液经法》中“二旦、六神”所演化，升降出入俱全，非凡夫俗子所得得窥，却有立法垂方之妙。也正是《伤寒杂病论》的横空出世，经方派才以一家之言的身份正式到历史书那报了趟到。
此后历代，不乏医经、经方兼擅者。如北宋钱仲阳善以五脏辨证，法取五行而以六经为用。如其论“循衣摸床”一证，言“其热在肝”，而仲师却责之阳明，且云：脉弦者生，涩者死。二者看似相悖，实则殊途同归。盖缘肝热必犯胃，胃为阳明燥土。脉弦则肝平，木不克土，后天戊己之土不绝，乃可全生。钱氏本有《伤寒论指微》五卷传世，后散轶，其法每能得见仲景之遗风。
然而医经与经方并行的传承方式，到了宋代就结束了。古今针灸，唐宋一变。宋代尚科举，于是一个应考试需要而生的针灸铜人与其创制者王唯一得以青史留名。一个历来起于草野的医术也终于如一些人所愿得以起于庙堂之上，真不知道是福是祸。
王唯一在排列穴位的时候，为了便于学生记忆，把皇甫谧、孙思邈等前贤从四末向胸腹的向心布穴方式统统“整齐划一”了，改成了十二经首尾顺次相接循行布穴的方法。古代针道取穴施针，穴和经井水不犯河水，且以手足四末为根本。察国学国术，多重稍节。如内家拳讲究点重身松，惊起四稍，风水堪舆之学亦同。比方说把墓安在天安门广场，必定不出一天就踩平了。此种地方人马川流不息，杀伐之气太重，不利于荫泽子孙。稍节则较之根节灵秀，明代皇陵舍太行山主干而偏取其支脉，即是此意。
有些事过于“规范”了往往不妥，比如医道。然而宋代“规范”成了风尚，不光针灸，就连方脉一术也在劫难逃。《和局方》颁行了，官制丸药也到街上卖了，于是百姓方便了，医生也方便了——放下现成的方书不用，谁还去研究晦涩古奥的《神农本草经》！
既然不用研究《本经》就能行医，于是一大批医学的优秀人才诞生了……倘使西医，倒是人人都能学得，而中医，决不可以！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徐灵胎就说过，“孰知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泻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倘若没有大根器，是无法承载医道的，勉强也无益。况且如前文所言医道在于以正治偏，大正才可以治大偏。然而丸药出门便有，《局方》一书在手，还有什么可怕的，粗通文墨就敢开方下药。“人命大如天”也早就抛之脑后。这不，老百姓都编出顺口溜了——男用六味，女用金匮。金匮肾气丸好好一个经方就这么给糟践了。
金匮肾气丸来源于仲景《金匮要略》的肾气丸，其中肉桂一物仲师取其化气之用。肉桂温养营血之功人人尽知，而能化气，何也？时方派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回答都一样“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诸如这样摸棱两可的理论，实在误人甚深。
化气这个工程，有赖于肾水的充足，心肾相交，心火蒸动肾水，遂能化气。肾气丸中八味药：地黄、山药、丹皮、茱萸以生水;同时必以苓、泽利水，遂成生化之势；水有了，就必须完成心肾相交，于是以附子振动肾阳，用来升举肾水；心火下移的重任，就交给了善于营养心阴的肉桂，化气这个工程也就完成了，肉桂之妙用即在于此。然而整个过程不是如时医一般气虚补气，血瘀活血，而是依靠三焦气化。郑钦安前辈尝言：“‘气化’二字乃伤寒书一部之真机。”由此得之。
前者提过，方者，方也。所谓肾气丸倒不如说是肾气法。然而宋代医生在大的方向上脱离了《神农本草经》去研究《伤寒论》，仅仅靠这个药清肝明目，那个药燥湿化痰，实在是难以应对。朱肱，庞安时又提出了前人从未敢于碰触的“六经传变”。这个状态下去运用经方，其每每失效也在意料之中。
既然不管用，就不用！
“君慎勿滞仲景纸上语。”金元四大家的张从正，寥寥数语，字字振聋发聩。张从正之前的时代，由于官制丸药大行，百姓服药成风，大多补益过度。于是张从正大胆投之以寒凉，一改前人习气，不泥于古方。其大胆创新，灵活应变，令人叹为观止。此前的刘完素也完全依仗医经识证谴药，不再遵循经方之法。此时的经方一道，对于医人来说似乎已经可有可无了。
然而真正结束了经方时代的人，要数李东垣的老师——张元素。相传刘完素晚年不巧得了伤寒，自己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治愈。对于一位屡起沉疴的名医来说，无疑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身为后生的张元素登门自荐的时候，刘氏向隅而坐，不与答言。可老天偏偏还是让张元素成就了，不仅漂亮地治愈了刘氏的病，还引得其连连大呼“后生可畏”！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不让他名噪京师。
张洁古的医术，来源于医经一脉。有个故事，说张元素学《素问》学得刻苦，有回做梦就梦见有人把他的肚腹剖开，放进去一部医经，从此术业大进。张氏在很大方面继承了《中藏经》，《中藏经》为华佗所传。相传华佗创制“九针之喜”以考验弟子术业，即以古制九针逐一刺入公鸡之身，必令针柄尽末而鸡不得稍痛。如此刺满六针，华佗方准其下山行医而不辱门庭。
医经之学本于针道，张洁古将针灸的思路，大胆用在了识证、遣药上，果然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效果。于是方脉一途终于也可以脱离本草汤液的根基而另立门户。
然而张元素更大的动作，在于其创造了“药味归经”理论。“药味归经”的出现，标志着经方时代的结束，而新的方脉流派得以现世——时方派。
时方派和经方派的理论基础不一样，对本草的理解自然就不同了。如葛根，时方派论其归于阳明。经方本草则察其根系深长，如人身之太阳经；葛根善从土中土中吸水以上达藤蔓，在人身就能引膀胱寒水上达于肺。仲师以葛根治太阳痉病，意即在于此。《本经》谓葛根“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亦不在阳明之列。
由于时方派不习《本经》，“药味归经”又着实给药物的应用思路打了折，才使得后世出现了“单方一味，气死名医”的笑话。学生曾经在世一堂当了几天跑堂打杂的，其间发现店里的老药工虽然不懂医理，却深知各药的生性喜恶，其每每以单味药治病，也真让我长了见识，不由得叹服本草之学的博大精深。
据说张元素著《医学启源》是为了引导李杲入门。察其全书，虽以六经为纲，内容却与《中藏经》一脉相承。关于张洁古，还有另一种传闻，即张氏在传授李杲的同时，还留下了另一支脉络，即王好古，两家合而为一才能成为真传。
金元寒凉攻伐太过，又引来了明代温补学派与之竞荣。时医各派，就如走马灯一样，来了又去，去了又回。
其间亦不乏伤寒注家，然而鲜有得其经诣者。大多数都是在用时方派的理论去解释经方派经典，就像今天的西医看中医，就是一个劲地往上套，能套上他那个东西那就是精华，套不上就是糟粕……所以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堪入目，一观《医宗金鉴》所注伤寒便知。
时至清初，医界有双璧，一为江南叶天士，一为洄溪徐灵胎。叶天士的医术就如同晋代王右军的笔法，飘逸洒脱；徐灵胎则好似大唐鲁公颜真卿，年老手硬古拙雄浑。叶天士可谓时方派集大成者，将时方之学运用到极致，组方精细入微，一方之中药向不出七味。其法飘逸，故时人有半仙之誉。叶天士虽说自幼丧父，但怎么说也是有家学渊源，受过正规教育。而与其并称的徐灵胎则不同，徐氏出自书香门第，祖父曾参与修订《明史》，家中藏书万卷。徐氏本来是能在科举仕途上有所做为的，由于家人接连患病，使得其痛失至亲，便立志行医。于是尽弃诸业，每于房中日夜披览家中所藏医书，上溯汉唐，下追明清。
打个比方，如果说叶天士是二郎神，那么徐灵胎就是孙悟空。二郎神是科班出身的正规军，孙悟空则是天生地养，石缝蹦出来的一灵猴。实质上徐灵胎是有师承的，只是老师没有显世罢了，就像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没有在野而已。正因为徐氏受时医的影响很小，因此才可以探及医源。所著《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实得经方派《本经》真传之三味。
正如前文所言，明清讲一个“集”字。那时候的医家，追赶潮流，动辄就出大部头的书。官家修书，民间也争相仿效，以至于明清医书繁杂无序，浩如烟海，一时间诞生了一大批高产作家。比如张景岳，真无法想象他行医之余，哪来的功夫著书立说……抑或是他写书之余，从哪抽的空给人看病。话说回来，张氏的书再厚，也未跳出“张熟地”的美誉，莫非熟地一味药就抵得上洋洋万言！
再比如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历代医家多有微辞，如唐容川评价其“泛而无当”。其实在考证道地药材及论述药物炮制方面，《纲目》还是很详尽精当的。
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徐灵胎的《百种录》一石激起千层浪，启发了其后诸多医家的思路，经方本草得以复兴。蜀中唐容川著《本草问答》，文章侃侃而谈，将药物合而论之，比较了各药性味、生长、应用，兼述医理。然而限于篇幅，论述未能畅快。还有一部邹澍的《本经疏证》，有《疏证》十二卷及《本经续疏》六卷。邹澍在应用经方的时候，有意识地加减各味药物，便体察到了各药的功用。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各药的在《伤寒论》中的功用，俨然与《本经》所述如出一辙。至此遂知《本经》、《伤寒》实为一脉相承，古之人不余欺也！
正因为此，在学习《神农本草经》的时候可以利用《伤寒论》，以互为印证。如芍药，《本经》谓其“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其主治为“邪气腹痛”，在《伤寒论》就有“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服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除血痹，破坚积”，则有“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至于“寒热疝瘕，止痛”，又有“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寒热往来，奔豚汤主之。”……
《本经疏证》是对药分而论之的，在阐述各药联系方面较《问答》稍逊。因此二书可以相互参照。
由于经方派疗效显著，时至晚清，便出现了诸多经方派大家。民国之后，中医横遭劫难，余云岫一部《灵素商兑》，几乎把中医葬送了。听说连蒙受中医救命之恩的胡适都不敢站出来为中医说句话，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满纸酸楚，不提也罢。
现今炒得沸沸扬扬的火神派，实则就是出自经方门庭。然其失于偏颇，过犹不及。一次我听老师谈及火神派，谓其过于偏执，已失经方派神韵，用来纠温病的偏倒是正好。然而老师同样提到，火神派之于理论临证，确有独到之处，其论阳主阴从为经方家要义，所用对待之法也非时医所能比拟。
很长时间以来,四大经典中的《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成为了形式上的“四大经典”，从课堂到临证，已罕有人问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欲使经方一脉发扬光大，切不能重蹈前人覆辙，望与诸位老师同好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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