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最高人民法院密集出台司法文件，最新的一份名叫《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其中强调：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非因履行职责”，不得过问正在办理的案件。最高法纪检监察部门负责人表示，一些案件当事人及代理人为了得到法院领导干部和办案法官的关照，会找各种关系牵线搭桥、请托说情，致使法院的正常办案工作遭遇到严重干扰。
一个巴掌拍不响。当事人之所以把“打官司”打成了“打关系”，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法院内确有“关系”可以“打点”。作为法院来说，当然更应关注对法官的规范管理，而不是去抱怨当事人或代理人。但问题在于，对法官的管理与行政机关大不相同。在中国的宪法框架内（至少在文本上），上下级法院之间并不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审级关系。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上下级法院之间应该实行人财物的垂直领导。他们恰恰忘了，法官都是由当地人大任免，并对当地人大负责。垂直领导或许可以化解司法地方化之弊，但同时又跌入了司法行政化的泥淖，并破坏司法审级关系。
从应然状态来讲，上级法院的法官找下级法院的法官说情，是说不动的。上下级法院并无领导关系，我办案法官为什么要给你上级法院法官以人情？
但实然状态的上下级法院却有不断行政化的迹象——无论许霆案还是时建锋案的处理，都有上级法院的权力魅影。河南省高级法院甚至越过地方人大，先行免了下级法院几个法官的职务。这种变相的双重管理，事实上使我们的法院既饱经地方化之苦，又在承受行政化之弊。
由最高法院发布文件，再经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层层转发至基层法院，这种“文件治国”的策略，也是反司法化的。事实上，对“人情案”的禁令，每年都在重复。法官管理不能搞“烽火戏诸候”。对法官来说，“不得”这、“禁止”那说得多了，也会有审美疲劳。著名学者唐逸先生在一篇谈“禁令”的文章中回忆说，某教授参加完一个学术会议后，跑到洗手间，那里极尽豪华之能事，却偏偏没有烘干或擦手设备，只在昂贵的窗帘旁边贴了个条子：“禁止用窗帘擦手”。于是教授们只好用窗帘擦手了——这天底下的“禁令”，都脱不过这个命运。
所以，哪怕是最高法院的《规定》，看点也不在那里面的多少个“不得”、“禁止”，而在你有什么制度能够“令行禁止”。从报道中得知，这次《规定》不仅明确了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过问案件的权力边界，要求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非因履行职责，不得向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过问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得向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批转涉案材料”。如相关人员因履行职责需要对正在办理的案件提出指导性意见时，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或由案件承办人记录在案，同时案件承办人将相关文字资料存入案件副卷备查。
这种制度改进与几年前流行一时的“说情登记册”可堪一比。当年山东等地有基层法院为抵制说情之风，要求前来说情者先到接待室“登记”。据说几个月后，“效果良好”——佐证就是接待室的“说情登记册”仍然空白！当事法院当先进来宣传，网友都当笑话在看。没想到，这样的奇闻几经辗转，居然到了最高法院。我就不信，哪位上级法院的法官，真要对下级法院的某宗个案指手划脚，还会“书面形式提出”。笔者也司法机关呆过八年，耳闻目睹的“上级批示”，都是“请X院长依法处理。”于官场而言，这些看似完全无破绽的“合法”批示，却多暗藏玄机。就算是这样的“批示”，有哪个“下级法官”敢放入案卷？
所以，防“人情案”实不在“禁令”的多与少，而在还原法院的司法化性质，让法官能够既独立于地方党政，又独立于上级法院。舍此，都是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