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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无论他从哪里来，在结束了史诗般的远征之后，大多像那个年代的普通战士一样回到了自己平凡的家庭里。那里有他们挚爱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扎麻芒堡、噶大克、雪山、圣湖，也经常在他们的眼前浮现。当然，还有那些永远驻守在阿里的战友们。 人民功臣 1951年2月，先遣连看起来已经陷入绝境，只有电台时断时续地与新疆取得联系。2月5日中午，王惠志收到了一份落款为“西北军区党委”的电报：你们是党的忠诚战士，军区党委决定授予你连“进藏英雄先遣连”称号，并为全体同志记大功一次。牺牲的同志们永垂不朽！ 王惠志翻译到这里，连忙举起电报向帐篷外跑去，没想到几步就头晕眼花，轰地扑倒在地。 自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组建自己的军队以来，一个建制连队每人记大功一次的，仅此一例。他们每个人也都获得了一枚“人民功臣”奖章。 2月5日是除夕夜。这一天，又有两人去世。 2月25日，先遣连致独立骑兵师的电报说：近两日病故战士三名（班长副班长战士各一），马匹现只剩四八匹，其中有一四匹能用。气候每日下午大风甚至连砂子小石都可刮起来。 这一天，中央军委向王震及西北局、西北军区发电：既如此困难请考虑于开山后将该部队撤回新疆后，新疆即解除入藏任务。 王震及西北局、西北军区复电：有把握克服入藏的各种困难，希望仍按原订计划执行入藏任务。 到3月，死亡仍在继续，有3个班的干部战士已全部去世。根据部队保存的记载，3月7日这一天，共举行了11次葬礼。李子祥说，在结束葬礼回到营地的途中，都有送葬者死去。 马占山就是后续部队成员。他们到达多木后，还有先遣连的战士要他把自己背到哨位上，“他已经不能动了，但是说自己眼睛还可以看到，发现敌人还可以鸣枪，起点作用。”另一个地窝子里有4名生病的战士。第二天一早，地窝子已经被夷平，4名战士在夜里都已去世。 后续部队仍由独立骑兵师组成，有280人，称为进藏先遣支队。王惠志说，后续部队到达后，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士气，就把当天牺牲的战士隐藏在地窝子里，一个摞一个。 李狄三就是5月28日，后续部队到扎麻芒堡当天去世的。 在甘肃张掖，本刊记者采访了李狄三的通讯员曾自修。由于高原的经历，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哮喘甚至使他很难持续讲话。 在他的记忆中，李狄三瘦高个子，带有军人硬朗的气质。在1951年初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有表现过一丝绝望的情绪。 在李狄三病危的时候，党支部一度决议要他使用仅有的几支盘尼西林。李狄三说，恳请大家不要形成决议，让他临死背上个不执行决议的名声。 曾自修就在当场，那时，浮肿已经使李狄三几乎睁不开眼睛了。后来整理他的遗物时，他们看到李狄三在日记上写道：连队到扎麻芒堡不久，我就病倒了，工作没有做好??请党宽恕?? 这个1937年参军的老战士一直隐藏着自己的病情，直到别人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浮肿。根据李狄三的遗嘱，他的遗物：两本行军日记交给上级，几本书和笛子、一件皮大衣茶缸分别送给几个战友，衣服交给炊事班的同志，“因为他们的衣服烂得厉害”。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李狄三没有忘记自己的家庭：王震发给他的奖品---一支钢笔希望转交给他的儿子，还有一条藏族头人送的狐狸尾巴，“请转给我的母亲”。 看到噶大克 1951年6月6日，先遣连及后续部队自扎麻芒堡再次出发。根据藏民提供的信息，部队首先向位于改则南的普兰进发，然后向西转进，前往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噶大克。 6月中旬，部队开始翻越冈底斯山。《进军路线沿途调查材料》记录说，此前他们已经在海拔5000米以上地区行进了100多公里。 他们经过的东君拉达坂，按照今天的地图就是西藏神山之首冈仁波齐。“此山为峻峰耸崖直立，坡度极陡，上下约十里长。山顶海拔7625英尺，上面气候恶劣，空气稀薄，缺少氧气。到此呼吸感到特别困难，气都喘不过来，人们均感头晕眼花，心中发吐，四肢无力。尤其山顶吹风天冷，睁不开眼睛，冻得人马直打哆嗦。”藏民经过此地时，都把一块干牛粪顶在头上，作为对牛神的祈祷，保佑可以安全度过。 “登越此山时，不要过急，必须慢爬几步，休息一下。待换过气后再行前进，否则一口气很不容易上到山顶，就是勉强上去，必然疲困，心跳头晕倒地难过。” 无论是先遣连还是后续部队，在翻越东君拉达坂都付出了代价。上山时，他们用镐在冰川上砸出台阶，并且铺上毡子防止打滑。这耗尽了所有人的体力，不断有人昏迷。等到他们终于下山到海拔5900多米的哑拉过达坂时，有的战士倒地就再没有起来。 寒冷使死去的战士迅速僵硬，就好像红军在雪山上的遭遇一样，看起来像陷入深深的睡眠。 在山脚下的巴格海子，部队埋葬了翻越冈仁波齐和在此休整时牺牲的大约10名战士。到这时，继续行军的先遣连成员再次精疲力竭，大多数人不得不把自己绑在马匹上，以免因体力不济摔落下来。 在李子祥的记忆中，甘肃武山人张佛成是最后一个在行军途中牺牲的先遣连战士。他没有妻儿。一直到2010年，他的侄子才了解到这个失踪60年亲人的去向。 6月29日，先遣连进入普兰宗，即今天的普兰县城。 进抵位于中国最西南部的县城普兰，成为整个远征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普兰位于西藏自治区西南部、阿里地区南部、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峡谷地带，它扼守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19世纪中期，依附于英国的廓尔喀就是从这里入侵西藏。 事实上，正是在先遣连到达后，中央政权管辖的军队才第一次在这条边界上进行驻防。受到西方势力策动的南部国家也终止了持续100多年的北侵行动。 1951年8月3日，先遣连及先遣支队进抵噶大克。曾自修回忆说，他们行进至一个坡顶时，终于看到噶大克。那时已经是下午，远远望去小城只有十几座石头房子，百十人的身影。 他环顾左右，看见那些疲惫的战友们，并没有人掉下一滴眼泪。 最后的先遣连战士 远征结束后，曾自修、王惠志等人被送回喀什的军队医院。曾自修回忆说，虽然受到了精心治疗，但仍有筋疲力尽的战友在医院中去世。 然而，这时发生了所谓“叛国集团”案。 1951年解放军开始在阿里边境地区执勤后，境外广播称，有共产党军队因不忍艰苦投敌。 阿里军分区战史这样记载说：在阿里开展“三反”运动的工作组抱着“抓典型”、“打老虎”的报功心态，随意将“三反运动”扩大化，捏造先遣连内部有叛国分子，无端炮制先遣连连长曹海林等7人为“叛国集团”。后经上级审查，所谓“叛国集团”之说纯属子虚乌有，未有定性。 “此‘叛国集团’案，是阿里部队发展史上极其沉重的一页，同时，对取得极大荣誉的‘进藏英雄先遣连’官兵来说，这段苦痛的却是精神、意志和心灵上的一次洗礼。” 曹海林退伍后一直在阿克苏的生产建设兵团生活。30多年后，他对一位作家提及这段经历时说：“当娘的有时不也会错怪自己的儿子吗？”这位国民党起义军官在上世纪90年代去世。 王惠志在喀什的一家印刷厂工作到80年代，然后回到临潼、他妻子的家乡。如今，80岁的他和女儿、女婿一家住在一起。虽然有退休金作为保障，但由于住房紧张，他每天就睡在客厅的一张单人床上。这些天，他正准备申请廉租房。 曾自修和乔德禄都很满足在张掖的生活。当然，这是按照中国西北地区小城市的生活标准。乔德禄在新疆的部队工作到60年代，受到冲击转业到甘南老家。他虽然已经听不见声音，但是拿着烈士名单时，仍然会喃喃地讲起熟悉的某个人。 曾自修身体恢复后回到了普兰边防。他后来参与了60年代的边境战争，捍卫这条战友用生命抵达的界线。曾自修的一生都与高原为伴：回到内陆后和乔德禄都在甘肃海拔3000多米的农场又工作了十几年。 在新疆玛纳斯生活着副班长魏清文。他1952年退伍回到老家玛纳斯，当过乡党委书记。退休后享受副处级待遇。在脑子不糊涂的时候，他经常向家人提起的仍是在阿里的经历。 85岁的王兴才生活在喀什，他在生产建设兵团以一个普通转业战士的身份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由于以先遣连为前身的部队目前就驻扎在这里，他后来经常受到邀请去做报告。不过，最近几年由于身体快速衰老，他也已经很难清晰地讲述当年的远征。 在巴音格勒蒙古族自治州的和静县，85岁的巴力登由于白内障和老年性耳聋，已无法对话。他像一个普通退伍战士一样，在家乡当过乡村干部，离休前是公社副书记。 和静县党史办离休干部周西萍说，和静有17名蒙古族战士加入先遣连，最后只有5人回到家乡。他们都属于土尔扈特，这个生而为远征的部落。 指导员李子祥，在50年代受到冲击回到山西运城老家，也当过乡村干部，80年代平反。他有个孙子目前在阿里服役，那个他一生难忘的地方。 副连长彭清云，在加入先遣连之前已是特级战斗英雄。他和曾自修一样在普兰服役，高原曾使他随军的妻子流产。此后，他在北疆的一个兵站度过了十几年光阴，直到一位留宿在此的军区领导经过时偶然了解他的经历，才得以调动。 不过，当本刊记者在新疆军区总医院拜访他时，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侦察员已经卧床4年，无法谈话了。 这些人，无论他从哪里来，在结束了史诗般的远征之后，大多像那个年代的普通战士一样回到了自己平凡的家庭里。那里有他们挚爱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 扎麻芒堡、噶大克、雪山、圣湖，也经常在他们的眼前浮现。当然，还有那些永远驻守在阿里的战友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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