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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先后离我而去，没留下什麽遗产。
看到有的人家前辈留下许多珠宝玉器，房产字画。我曾经羡慕过。
我们家祖祖辈辈住在这穷山沟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虽其乐融融，但年年入不敷出，当然也就不会有什麽珍贵物件留传后世。我家为什麽会住在这深山里呢？有一种说法是：我家祖上曾在朝为官，因刚正不阿，不事权贵，被奸人诬告谋反，皇上下旨满门抄斩。幸得恩人冒死相救，才把独根幼子偷偷救出，送到这远离京城的深山沟里，落根谋生。从此全家永不出山，永不为官。另一种说法是：我家祖籍是山西洪桐县。因中原多年战乱。造成中原地广人稀。皇上决定从山西移民河南，但人们惧怕中原战乱无人愿迁。山西洪桐县有一特大的槐树，官家声言，“除大槐树下的人外，其它的人必须全部迁往河南”。于是成千上万的人纷纷跑到大槐树下躲避。官家派兵把大槐树一围，树下的人全部动迁河南。因此现在河南人大多不知祖籍何处，只知道是“大槐树下迁过来的人”。到底那一种说法对，无法考证。反正我们家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在这山沟里繁衍生息，很少有人走出这深山沟。
我的父亲未尊祖训，造了旧社会的反。在抗日战争时偷偷地到陕西参加了共产党，带领民兵在家乡打游击。打败了日本鬼子，接着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这穷山沟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被乡亲们称作是“提着恼袋干革命”的人。父亲是一个性格刚烈，疾恶如仇，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人。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日本鬼子曾千方百计要他的人头，国民党还乡团曾要把他全家杀的孩娃不剩。父亲没有一点动摇过。父亲的战友们都知道，那时父亲睡觉总是抱着枪，枕头下总要放一颗手榴弹。敌人如果偷袭，抢走了枪，那麽父亲就会用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解放后，和父亲同时参加革命的人，有的当上省委副书记，国家副部长，而父亲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父亲没有忌妒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反派要他揭发过去的战友，当时的当权派，被父亲严词拒绝了。父亲曾掘犟地对他们说：“实事求事说话，老老实实办事，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如果连这也做不到，那还是一个人吗”？尽管受到威胁打击，但父亲从未说过一句违心的话。父亲常常要求我们：做人要诚实，办事要踏实，说话要老实，要做堂堂正正的人。
母亲是一个慈祥善良，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尊老爱幼的人。在我们孩子们的心里，父亲是属于革命的人，他不属于家庭。母亲就是家，家就是母亲。父亲顾不了家，母亲无怨无悔地承担了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鬼子来了，还乡团来了，母亲扶老携幼去逃难。到了一个稍稍安全的地方，安顿下一家老小，母亲还要到处给全家找吃的，等全家老小吃过了，吃的东西已很少了，能剩一点吃一点，没有了喝点凉水充饥。母亲能吃饱肚子的日子是很少的。家里吃饭母亲总是最后一个，饭少了，母亲总是说：“你们吃吧，我不饿”。在全家人面前，母亲总是乐呵呵的，好像从无烦恼。母亲一个人时，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常常挂着深深的忧虑。爷爷奶奶身体都不好，全靠母亲一个人照顾，由于家里贫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两个老人吃饱肚子。家里没钱给老人买药，母亲就上山采药，设法给老人治病。人们常说婆媳难处，但，母亲和奶奶相处几十年，从没红过脸。亲戚朋友们都说我爷爷奶奶是“脸上都挂着微笑”走的。我们家穷，我的母亲还常常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我清楚的记得：一个寒冬的晚上，有母女二人到我们村讨饭，半夜啦连一点饭也没有要到。女儿饿的只哭，她的母亲大声喊起来：“爷爷奶奶，大叔大婶，可怜可怜我们吧，救救命吧”。喊了一遍又一遍，喊叫声在山沟里久久回荡，是那麽的凄凉。母亲悄悄地擦干了眼泪，很快从泡菜的水缸里捞出来一大块红薯秧，挤干。【那是母亲前几天在河滩里捡的，现在他可是全家救命的宝贝。】放在菜板上用刀剁碎，撒上一点碎盐，用一个大碗盛上，给她们母女端过去。那讨饭的母女接过碗，大把大把地抓起红薯秧塞进嘴里，大滴的眼泪滴在那碗里。在这时，盛在碗里的不是红薯秧，是山珍海味？不，它胜过山珍海味千万倍。吃完，她母女二人跪在地上久久不起，千恩万谢。母亲满脸泪水，把她们拉起来，哭着回了家，那一夜，全家都久久没有入睡。母亲也非常疼爱我们。家里尽管缺衣少食，母亲还是想方设法让我们吃饱；我们的衣服虽然是补丁摞补丁，但母亲总是给我们洗的干干净净，出门时还会让我们穿的整整齐齐。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年母亲已八十八岁高龄，神智有时已不大清醒。我日夜守护着母亲，有时不知不觉就睡在母亲的床前。有一天，我不知什麽时候又坐在母亲床前睡着了。突然，我觉得母亲在动，我惊醒了，原来是母亲此时神智稍清，看到我睡着了，不想叫醒我，又怕冻着我，就悄悄地把她的衣服脱下盖在我的身上。那一霎那，我流泪了。
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我爱我的家。
是啊。我们家穷，没留下什麽万贯家产。但父母给了我生命，我的身上留淌着父母的血液。他们教会我怎麽做事，怎麽做人，这不就是最好的遗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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