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汉字的历史

甲骨文 祖先的文字 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 当时人们尊尚鬼神，遇事占卜。他们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上，涂上红色标示吉利，黑色标示凶险。这些文字都是用刀刻上去的，大字约一寸见方，小字如谷粒，或繁或简，非常精致。 它们经过几千年的沉睡，直到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被发现。发现地是河南省安阳城西北五里处的一个村子，那里是当年殷商(第二十代国君盘庚)的故都。由于洹水决堤，冲出许多甲骨，人们以为是龙骨，用来当药材治病。翌年，一个叫王懿荣的商人对这些甲骨发生了兴趣，他赶到河南收集了许多，带回去研究。后来，刘鄂又继续收集，达到五千多块。于是，便有一些学者将其定名为“甲骨文”。 古文字学家对十万余片中的文字进行研究，发现骨甲文字的结构已由独体走向合体，有了形声字，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在四千六百多个甲骨文单字中，已经辨识了一千七百多个。       金文 让青铜说话     《毛公鼎》铭文是极具代表性的金文。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张毛公鼎全形拓，出自清咸丰同治年间陈介祺或其门人之手，形态自然逼真，立体感强，是珍贵的全形拓作品，陈淮生旧藏，上有罗振玉大篆题端。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 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 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 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小篆 文字的大一统 小篆 小篆又叫做秦篆，是由大篆省改而来的一种字体。它产生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行于秦代和西汉前期。 《说文解字·叙》说：“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根据这种说法，似乎小篆是由李斯等少数人直接从大篆省改出来的一种字体。从出土的秦国文物来看，小篆是由大篆逐渐演变来的，两者之间并无截然分明的时代界限。大篆有些字也较繁复，书写不便，不符合社会发展对文字的要求，所以从春秋起就开始简化，到战国就明显加快，李斯等人不过是把社会上已经通行的小篆字体加以搜集整理，把它作为标准字体，向全社会推广而已。 秦代小篆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有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以及无数秦量、秦权、诏版。东汉时许慎作《说文解字》，收集了小篆9353字。小篆产生年代虽然不早，数量却很大，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有特殊地位，是古文字通向近代文字的桥梁。   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文字均有所不同 战国时期的文字 在殷商甲骨文和西周、春秋金文之后，汉字的发展到了公元前5世纪开始的战国时代，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诸侯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东周王朝的中央集权差不多丧失殆尽，就连文字，也是各写各的，所以各国的文字在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上都有许多差异。此外，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文字在这一时期比较普及，铸、刻、写文字的材料和范围有所扩大，除青铜器上的金文外，陶文、简帛文、货币文、玺印文等也大量出现。这就使得不同地区使用的汉字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宏观地看，战国文字可以分为“六国文字”和“秦国文字”两大系统。 “六国文字”指的是韩、赵、魏、齐、楚、燕六国以及中山、越、滕等小国的文字，与金文相比，最明显的特点是笔画的随意简化，形体结构极为混乱。“秦国文字”接近正统的西周和春秋金文，比较严谨统一，后世称为“籀文”或“大篆”。 由于各国和不同地区在文字书写方面的“各行其是”，造成了战国文字形体上的极大混乱，同一个字的写法大不相同。（来源：中国文化网） 小篆与文字大一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建立秦朝。秦朝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消除原诸侯国之间的各种制度差异的措施，其中就包括“书同文”(《史记·李斯列传》)，即把原来各诸侯国所使用的各有差异的文字统一成为小篆。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叙述这段历史时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这说明，小篆是在皇帝的授意下，由当时的几位大臣负责，对当时各诸侯国的文字进行改造后，统一整理形成的标准汉字形态。由于李斯在书法方面的名气很大，后人把小篆也称为“李斯小篆”，认为小篆是李斯一人发明的字体。小篆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家规定的标准汉字形态。从字体风格的角度来看，它具有规范整齐、匀称优美等特点，在秦朝灭亡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受到书法家们的喜爱，几乎历代都有善于书写小篆的大家出现。此外，小篆也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制作官用印玺的首选字体，篆刻艺术就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从大篆到隶书 大篆 大篆又叫做籀文。《说文解字》保存了220多个籀文。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这些文字“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规旋矩折之意多”。 籀文、石鼓文、诅楚文和部分秦国金文，都属同一字体，统称大篆或籀文。大篆笔道匀称，字体整齐，是当时官定的标准文字，曾长期使用。 隋唐之际，在天兴县（今陕西省凤翔县）发现了十个石碣，样子像高脚馒头，又有些像鼓，就起名为“石鼓”。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六七十字的四言诗。据专家考证，这些石鼓是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的东西，这些诗是歌颂秦王的；石鼓父是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 北宋时发现了三块刻字石头，文字内容是秦王诅咒楚王，后人称上面的文字是“诅楚文”。   隶书 隶书是由籀文的草率写法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因为籀文圆转弯曲的笔道太多，写起来很费时间，所以人们在非郑重的场合，就将字写得草率一点，一些本该工整的弧形笔道变成了比较平直的笔画。这种字体在战国后期的秦国开始出现，后来逐渐流行开来。 隶书分秦隶、汉隶和八分。秦隶指秦始皇时期使用的简体字。汉代日常应用仍是隶书，但是形体、笔势不断发展。东汉中期出现庄重典雅的新体，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以新隶体立石经于太学，成为国家的标准书体。魏以后称为八分。 晋代卫恒《四体书势》说：“下士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员，员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其实，秦人写简笔字并不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才有。历年各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的兵器、漆器、陶器上，笔划省减、直多弯少的简体字都出于当时的工匠之手，已是隶书的雏形。程邈本是小吏，在狱中对照大篆把他熟悉的简体字加以整理，也是合乎情理的事。 关于隶书的起名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因为这种字体当时在下层小官吏、差役、工匠、奴隶中较为流行，所以称为“隶书”。 汉字由篆书演变为隶书，叫做“隶变”。隶变是汉字演变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隶变之后的汉字形体，基本就接近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了。（文字资料来自中国文化网）          楷书 汉字的楷模   唐代书法家柳公权楷书作品《玄秘塔碑》（局部） 楷书是对隶书略加改造的一种字体。大约在东汉末年形成，到魏晋时代就逐渐成熟了。它保存了隶书的结构，去掉了隶书的波挑，把隶书的扁形，改为基本上呈正方形。后来人们常把汉字称为“方块字”，就是针对楷书讲的。 关于楷书的产生和发展，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真书之变其在魏汉间乎？汉以前无真书体，真书之传于今日者，自吴之《葛府君碑》及元常（钟繇）之《力命》、《戎格》、《宣示》、《荐季直》诸帖始。至二王则变化殆尽，以迄今，遂为大法，莫或小易。”他说的真书，就是楷书。六朝以来，这种新字体被称为真书、正书。到了唐代，这种字体又有了大的发展，大概是由于它可作人们学习摹仿的楷模的缘故，被称为楷书。 楷书的特点是字画横平竖直，结构紧凑，气势流畅，形体优美。历史上的书法家有不少精品传世。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赵孟　以独特的风格把楷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被世人称为楷书四大家。 由于楷书比隶书好写，比草书好认，所以魏晋以后就逐渐取代了隶书，成为通用字体，一直应用到现在。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在楷书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一种专供印刷用的字体，后来称为宋体。如今，电脑排版和各种印刷物上所用的宋体、仿宋体、黑体等，都是楷书的变化应用。   钟繇的书法作品 钟繇与楷书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钟繇是三国时期的书法名家，也有观点认为，他便是楷书的创造者。 三国以前，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等阶段，加上楷书、草书，从中可以发现，汉字的发袭规律是由简到繁，繁简交替，又发展演变为由繁到简三大阶段，总的趋势是从繁杂到简单，从难写到易写，这是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必然。 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另一面，是时代决定着书法的发展进程，三国时期，书法艺术的提高有四个方面的社会原因。其一，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书法艺术迅速发展变化的基础。钟繇认为“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意谓书法创作犹自然元气赋予万物，从而产生、创造了奇异美妙的艺术。这种崇尚自然、提倡自然天成的思想，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其二，物质条件的进步是书法艺术成熟的前提。此时，作为书写材料的笔、墨、纸、砚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纸张的改良与运用，使笔墨发挥了圆润、柔韧的特长，消除了简帛呆板坚硬的束缚。这为书法各种风格争芳斗艳铺平了道路。同时，楷书的出现，使汉字的实用功能大大提高，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书写的书法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其三，碑铭文大量出现，加强了汉字的实用价值，客观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提高。记功刻石，祭祖立碑成为一时所尚，蔡邕就是一个以书写碑文著称当世的著名书法家。其四，与书法达到繁荣期同步，传统的书法理论与文艺思潮相适应，取得了可喜成就，指导了书法艺术向至淳至美的发展。有了这几个条件，便奠定了三国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秦桧与宋体字   宋体字印刷的书籍 宋体字是印刷行业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字体，根据字的外形的不同，又分为书宋和报宋。宋体是起源于宋代雕版印刷时通行的一种印刷字体。宋体字的字形方正，笔画横平竖直，横细竖粗，棱角分明，结构严谨，整齐均匀，有极强的笔画规律性，从而使人在阅读时有一种舒适醒目的感觉。在现代印刷中主要用于书刊或报纸的正文部分。 宋体字的来源 中国文字有正、草、隶、篆、行五种。每种字体中，又根据各种风格，以书家的姓氏来命名，像楷书中有欧(欧询)体、严(真卿)体、柳(公权)体等等。真是体中有体，令人目不暇接。有一种字体，却不是创始人的姓氏，用朝代名来命名，这就是宋体字。 宋体字的创始人是秦桧。这个秦桧博学多才，在书法上很有造诣。他综合前人之长，自成一家，创立了一种用于印刷的字体。 按一般的习惯，应该叫秦体字才对。可是由于他人品太差，在抗金斗争中，是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父子，成为千古罪人，所以人们痛恨他，虽然应用他创立的字体，可是却把字体命名为宋体。 虽然源于宋代，但是宋体字在明代确立。             飘逸之灵 行书与草书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据传王羲之的真迹已随唐太宗李世民一起葬于昭陵。图为宋代冯承素摹本。 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正体字之间的一种字体。早期行书介于草书和隶书之间，现在常见的行书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无论是隶书还是楷书，都要一笔一画地写得端端正正，写起来都有点费时间，所以人们在书写不很重要的东西时，往往就写得自由一点，草率一点，因而也快一点，但又要保持正体字的形体，这就是行书。六朝以来，它就是人们手写的主要字体。 行书的特点是在保持楷书形体轮廓的前提下，适当地运用连笔，省减笔画。行书没有严格的书写规则，楷书成分多草书成分少的叫行楷，楷书成分少而草书成分多的叫行草。 传世的行书精品，有王羲之的《兰亭序贴》，历来被誉为行书第一，可惜原本没有流传下来（据说酷爱王氏书法的唐太宗得到《兰亭序贴》之后，曾命侍臣临摹，而把真品秘藏，留待自己去世时殉葬了），现在我们只能见到书法家的临摹本。不过，由于临摹者水平很高，它的娟秀规矩、清隽明洁的风格还是保留下来了。颜真卿的《祭侄稿》，神采飞动，姿态横生，有人称之为行书第二。 宋代的蔡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各以自己笔下特有的气势与神韵，把行书的创作推到了另一高峰，被合称为“宋四家”。明清以及近代以来，擅长行书的书法家也是代不乏人，层出不穷。         唐代书法家张旭以草书见长，有“草圣”的美誉。图为张学的《草书古诗四守》（局部），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草书，就是写得草率、快速的字体。按说任何字体都可以草写，都可以有草书，比如青铜器铭文中就不乏刻写得潦草的字；但是文字学所指的“草书”是一种特定的字体，它是从秦隶的草率写法发展而来的，大约在西汉中期形成，东汉时广泛流行。 梁武帝《草书状》里记载蔡邕的话说：“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发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这是对草书之所以产生的一种解释。 早期的草书还带有隶书意味，称为章草。从东汉后期到魏晋时期，草书脱去了隶书笔画的痕迹，大量使用连笔，称为今草。到了唐代，草书进一步发展，写起来龙飞凤舞，奔放不羁，称为狂草。 我们今天使用的一些简化字，如东、为、长、书、专等等，原来都是草书的形体。 由于草书大量使用连笔，只存字的轮廓，以求书写神速，所以普通人难于辨认，影响了它的交际功能。因此，尽管草书出现较早，却始终没能成为通用字体，但它作为书法艺术之一种，一直为人们所喜爱。擅长草书的书法家有张芝、张旭、怀素等。                                汉字演变过程，绝对有意思              汉字究竟有多少 汉字是语素文字，总数非常庞大。汉字总共有多少字？到目前为止，恐怕没人能够答得上来精确的数字。关于汉字的数量，根据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发展情况。 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晋宋以后，文字又日渐增繁。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梁顾野王作《玉篇》有16917字。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到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多至31319字，到清代《康熙字典》就有47000多字了。1915年欧阳博存等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收字49964个。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 随着时代的推移，字典中所收的字数越来越多。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数为54678个。1994年冷玉龙等的《中华字海》，收字数更是惊人，多达85000字。 如果学习和使用汉字真的需要掌握七八万个汉字的音形义的话，那汉字将是世界上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学习和使用的文字了。幸好《中华字海》一类字书里收录的汉字绝大部分是“死字”，也就是历史上存在过而今天的书面语里已经废置不用的字。 有人统计过十三经（《易经》、《尚书》、《左传》、《公羊传》、《论语》、《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数为589283个字，其中不相同的单字数为6544个字。因此，实际上人们在日常使用的汉字不过六七千而已。     汉字构型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作为汉语书写形式的方块汉字，与西方文字不同，它不仅表音，而且以形表义。这种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得中国长于形象思维。 比如，因为汉字是以形表义的，这使得人们能够“望文生义”。根据一个字的形旁，大致能猜出该字的意义类属。我们在阅读时，如果看到“木”字旁、“鸟”字旁、“草”字头的字，就可以知道这些字的意思大致是一种树、一种鸟、一种草。 汉字很早就是、到现在仍然是语素-音节文字。一个汉字，一般是代表一个单音节语素的，例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诗里的十四个字都是单音节的。 汉人的思维方式具有经验综合性特征，它倾向于对事物作经验的整体把握。这种思维方式善于把握统一物的两个对立的方面，使得汉人惯于讲偶讲对。例如，在中国古代的散文和诗歌中，就经常使用对仗的修辞手段。 在古代的雕板印刷中，把一些文字刻在一个方形木板之上，文字按由上而下、由右向左的次序排列。一个汉字占一小方格，一些汉字被排在一个大方格内。以平衡、匀称为美，并让汉字及其整体呈现出方形。这一汉字特点的形成，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 占汉字总数绝大部分的是形声字，它的字形既反映语素的意义，也反映语素的声音。这种兼表音义的综合性的造字法，作用于思维方式，也使得中国更长于综合。古人在处理矛盾时采用中庸之道，是以互相让步、调和折衷的办法解决的。一让两有，形声并列，汉字的这种字形体现了崇尚中庸的文化精神。      荒唐的文字狱 文字狱,是指旧时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皇帝和他周围的人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严重者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以至于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所谓“诛灭九族”。 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平民出身的皇帝，文化修养不高，做了皇帝后变得阴狠、猜忌、嗜杀。光是为了臣下奏章中有他犯心病的字眼，就杀掉了许多人。当时，一个叫林元亮的人写的《谢增禄表》中，有“作则垂宪”四个字，本来是称颂皇帝的习惯用语。谁料朱元璋大怒，认为是骂他“做贼”（“作则”的谐音），就把林元亮杀了。另一个叫许元的人写的贺表里有“藻饰太平”，朱元璋认为这是说他“早失太平”（“藻饰太平”），这样，许元自然也难逃一死了。 清初的皇帝很忌讳胡、蛮、夷等字眼。当时戴名世的《南山集》里，有诗《天下己任》，是歌咏顾炎武的，说他“慑服胡王羞汉臣”。这本集子里被朝廷认为“大不敬”的字眼还有多处，戴名世因此被杀。吕留良写的诗里有“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的句子，“清”、“明”两个字多义，可以理解成凉爽的风、皎洁的月，也可以理解成清朝的风、明朝的月，因此吕留良被猜疑为不满清朝的统治。沈德潜的《咏黑牡丹诗》有这样两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其中的“夺朱”用的是《论语》里的典故，可是明朝的皇帝姓朱，“夺朱”就被说成是清朝夺取了明朝的天下；“异种”本来是“奇异之种”的意思，但这里也被解为“非我族类”的别族，指满族。所以乾隆皇帝看到此诗时大怒，沈德潜当时已死，就把他的尸体拉出来鞭打一通，以正其大逆不道之罪。 清朝的文字狱比明朝更多，被杀者数字惊人。据记载，仅庄廷垅（应该是金字旁）《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从康熙到乾隆，就有10多起较大的文字狱，被杀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古人如何避讳字 避讳字，是指中国古代回避君主和尊长的名字而改写的字。 避讳字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是用同义字或义近字代替。 秦始皇名正，秦代避讳“正”，因此，用“端”代替“正”。比如，把“正月”改为“端月”。汉高祖名邦，汉代人便以“国”代替“邦”。古代叫邦家，汉代就叫国家，一直沿用到今天。东汉光武帝名秀，避讳“秀”字，于是把秀才改为茂才。 第二是用同音字或音近字代替。 司马迁的父亲名谈，司马迁作《史记》，在《赵世家》中就把张孟谈改成张孟同。清圣祖名玄烨，清代人便以“元”代替“玄”，以“煜”代替“烨”。 第三是字缺笔画。 唐太宗名李世民，唐代人就把“世”缺笔写作“F”。 第四是拆字。 一个汉字是由几个部件组成的，为了不犯君主的讳，便只取字的某一部分以避开原字。五代晋君主是石敬瑭，姓敬的人便改姓文。 第五是删字。 有的人是双名，如果其中一字犯了讳，便把它删去变为单名。如南朝齐开国叫萧道成，一个叫萧道渊的人便把名字里的“道”去掉，改为萧渊。 第六是用形似字代替。 五代后周君主名郭威，一个叫郭彦威的人就用“成”代替“威”，改名为郭彦成。 第七是改读。 孔子名丘，过去读书人把“丘”读成mou，实际上是用“某”的读音。 第八是增加偏旁，构成新字。 比如，为了避孔子的讳，凡是“丘”作地名或姓氏，一律改为“邱”，读qi，以与孔子名讳区别。        字里千秋 中国的书法艺术 中国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也是中国特有的一门艺术。在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时代，参与书法活动的人非常广泛，凡是读书人自幼就得开始习字，由此学习书法的基本技巧（也是最初的审美训练），此后相伴终身，所以书法又是中国最实用、最普及的艺术。 书法的历史很悠远，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那时的甲骨文和金文（青铜器铭文）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汉字，也是中国最古的书法“作品”。金文书法带有美化装饰的倾向，体现了整肃端庄的标准美。后来的秦朝的小篆刻石、汉朝的隶书碑刻、唐朝的楷书碑刻，还有那些装饰性的瓦当文、美术化的花样字，都接续了殷商金文书法的这一传统。甲骨文书法是当时日常的书写样式，显示出当时手写体的生动活泼。后来的楚简、汉简、名家尺牍，都是日常文字书写活动留下的遗迹，饶有随机变化的书写笔趣。我们还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书法史上最动人的作品，如东晋王羲之行书《兰亭序》以及他的行草书尺牍，唐朝颜真卿行书《祭侄稿》、宋朝苏轼《黄州寒食诗》，都出自日常的书写活动。这类随手而成的书作，仿佛大自然的造化，具有天然本真的美感。 书法这门艺术的显著特征是由“汉字”与“书写”所决定。汉字是书法艺术的造型依据，而书写是书法的魂魄，书法的美感亦可从这两个方面来体察。 书法的外在形式美来自汉字形态。汉字的方块式结构由点画穿插而成，经历过多次演变，形成了篆、隶、草、行、楷五种字体，每种字体都有形式上的美感特征。篆书是匀净的线条组织，结构类似图案。隶书笔画变篆书的婉转为方折，横平竖直、撇捺翻挑，结构仿佛“崇台重宇”。楷书的笔画形状最丰富，结体欹侧而端庄。行书也是欹侧的体态，但是笔画牵连映带，具有流利的美韵。草书线条连绵盘曲，特别是狂草，舍弃了一切外在的装饰，结构简略，放逸生奇。 书法的内在美韵来自书写的笔力、笔势。王羲之的行草书，笔力遒劲，有虎踞龙盘之势。米芾写行书，笔力外露，四面得势。虞世南写楷书，笔力含蓄，笔势温和。颜真卿的楷书，笔势内敛，却有一掣万钧之力。怀素写草书，尽显怒张之势。书法的“力”和“势”呈现书写的旺盛活力，是书家流于笔端的“气质”。 古人早就说过，“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则一字已见其心。”我们欣赏书法美，还须超越书法的外在状貌和书写的“笔力”、“笔势”，深入到书法家的内心世界，所谓“玩迹探情”。所以欣赏书法美的最高境界是“惟观神采，不见字形”，犹如庄子所谓“得鱼忘筌”。“神采”是书家在书作中显示的精神风采，因其生于用笔，只有“深识书者”才能感知。 殷商甲骨文《祭祀狩猎涂硃牛骨刻辞》 这是今天所见最早的中国文字，却晚到19世纪末才重见天日。这块完整的牛胛骨版上刻的文字，排列整齐，结构匀称。其中还有一些象形字：“囚”字是一侧身站立的人置于方框形的囚笼中；“马”字是勾勒马的轮廓，马腿是用直线表示，马头、马的躯干、马的尾巴则是用曲线摹状；两个“车”字都是从俯视的角度看到的车辆形状，但是结构有所不同。 契刻者的刀法十分娴熟，横画、竖画、斜笔，都很直挺，是用明快的冲刀法刻就,有爽利、挺劲的力感。在坚硬的甲骨上契刻笔画，刻曲线，非一刀能奏效，刀要随着笔画圆曲而转换方向，需分几刀完成，只有工夫深湛的刻手才能把曲线刻得婉转流畅。 西周《墙盘铭》(《史墙盘》)，古篆 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地窖中，现藏陕西省周原扶风文物管理所。 商周时代，青铜器是王公贵族拥有的贵重物品，象征权力和地位。器物里面往往铸有文字，称为铭文，又称“金文”。殷商青铜器金文书法，方折劲直，描摹的痕迹很重，带有强烈的装饰性；西周中期以后的金文，淡化了书法的装饰性，富有书写意味。 《墙盘》是西周金文书法成熟形态的代表作。全文18行，中间空一行，形成两组，各九行。文字排列整齐划一，纵成行，横成列。笔画无论长短纵横，都有向背的弧势，宛转圆融，有着浓郁的书写意味。作者又注意笔画间的穿插呼应，结字方整，呈现一副精巧秀雅的姿态。 东晋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353年），行书 《兰亭序》是王羲之五十一岁那年为“兰亭雅集”写的序文，据说真迹殉葬唐太宗。现在所见临摹本和刻本，当数钤有神龙年号印的“神龙本”名气最大，据说是宫廷搨书人冯承素所摹。这件摹本复制得非常逼真，墨色的燥润浓淡，映带与飞白，添字与涂抹，以至锋芒贼毫，都毫厘不爽地再现出来。人们几乎把它当作王羲之的真迹对待。 《兰亭》是王羲之的即兴之作，用笔灵活，笔势连贯，笔力遒劲。王羲之笔下的字，曲笔直笔，转笔折笔，长短肥瘦，方圆刚柔，都是应手而出，随机变化。字的姿态，个个欹侧生动，自然遒媚。特别是二十个“之”字，居然无一雷同，更是令人称奇。 秦朝《泰山刻石》（公元前219），小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用小篆统一全国文字。正规的小篆作品，是秦始皇巡游时，在泰山、峄山、芝罘、琅邪、碣石、会稽等地的立石刻辞，是当时的大字书法。其中《泰山刻石》最著名，传为李斯所书。小篆线条圆匀婉转，结字严谨工整，字形修长，结构简明整肃，在对称中呈上部收缩、下部开张的对比，既参差变化，又显高耸之势。 东汉《礼器碑》（一五六年），隶书 东汉时代，隶书是正体字，往往由官府的书吏书写碑文。 《礼器碑》立于东汉后期，一直立在曲阜孔庙内，是著名汉碑。碑文写在碑的阳面，写得极其精致。笔画纤细舒展，却十分挺劲。俯仰翻飞的隶波，有的轻柔婀娜，有的方峻劲直。字的形状，有长有扁还有方，或开张，或紧敛，因字而异，各有生动的体态。而碑阴，书写者写得轻松随意，风格不及碑文那样精严，有一种活泼的洒脱。 唐朝颜真卿《颜氏家庙碑》(780年)，楷书     这是颜真卿72岁书写的碑刻,显示了颜真卿楷书的两个特点：一是笔画沉着浑厚，曲张有力而笔力内敛。二是结字宽博平正，稳重雄强，大气磅礴。 唐朝释怀素《自叙帖》（777年），草书     怀素擅长狂草书，流传的作品首推《自叙帖》。运笔速度极快，风驰电掣，往往是一笔贯穿一行，有骤雨旋风之势。枯笔渴墨处，依然气脉贯通，令观者感受摇撼心旌的狂势。 北宋米芾《蜀素帖》（1088年），行书     米芾早年学唐人书，32岁得到苏轼的指点，专学晋人。米芾行书成就最高。他的行书，结体耸峙，字形欹侧，法度整然，却又活泼生动，神采飞扬。米芾形成自己风格的标志性作品是《蜀素帖》。蜀素是蜀地制造的一种丝织品，在上面书写方寸大小的行书，运笔慢则容易洇为墨猪，运笔快则点画枯槁。米芾在蜀素上写行书，运笔能侧能正，时纵时敛，笔势仍然振迅有力，与纸上作书一样挥洒自如。 宋朝苏轼《黄州寒食诗帖》（1082年），行书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贬到黄州后所作的两首诗，生活的感受化为诗句，书写的时候，字迹形态随着内心的波动而变化。 元朝赵孟頫《玄妙观重修三门记》(1302年- 1306年)，楷书     赵孟頫是元朝书坛的教化主，对明清书风产生深远影响。大字楷书碑铭《三门记》是一篇碑文的墨本。赵写大楷起笔不藏锋，多顺锋直写，因为笔势连贯，笔画间有承接的映带，增添了生动的笔意。他的大字，笔画厚实，结体宽博，有横张之势。 明朝董其昌《项墨林墓志铭卷》（1635年），行书     这篇墓志铭是董其昌逝世前一年的书作，秀劲萧散，自然多姿。虽是八十一岁的老人，书法上见不到一丝衰弱之态。用笔有劲利之势，直率而不流滑；体态有遒媚之韵，虚和而不空疏。由于书作中淡墨的运用，不仅显出墨色变化，而且烘托出淡雅的气韵。 清朝邓石如《唐诗集句》，篆书     邓石如的篆书，变古朴为流丽，更见书写的笔致，为清朝的篆书开启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