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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书法经典》由河北、广东两教育出版社合力出版，可以鼓吹为慧眼如炬。从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书家中选择二十位冠之以“经典”之名，是要具备胆与识的。在烟海缭绕的各种图书中，这套书让我不能不格外重视。一来是与我的书法经典系列文章相吻合，二来是确乎选择精当，印制精良故。我已经写过吴昌硕、李叔同、齐白石，相继在《书法》和《中国书法》刊载，书法艺术与人生，在那些小文中多有述及。 艺术与人，启齿于这样的题目，不免让人顿生疑窦，人们说得已经俗滥不堪了。绕过那些残枝败叶，或者拨开那些沉积之物，也许会发现新的生命正在孕育之中。历史告诉我们，有些人生前轰轰烈烈，身后则一片萧然矣；或可看到，人已经远去，他们的艺术却焕发新的生机，越来越被后人所珍重，声名不随人去而去。大浪淘沙，而巨人则耸立在我们面前，这便是历史的公正。清代阮伯元、包慎伯、康南海的出现，使得金石学有了标志性建构。尤其康有为南海先生的《广义舟双楫》问世，于书学则是扬碑抑帖。专论书法，虽被后人讥评为“单橹”，却是体系完备的碑学论著。毫无疑问，无论从实践到理论，金石学的兴起在扭转千多年帖学独霸而柔美过之的局面，对馆阁体、台阁体书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起到了平抑作用。但同时，矫枉过正，书学也有了新的白虎堂——书法的扭曲变怪、尖利冷峭也给书学带来了新的课题。独尊碑学在经历了漫长的喧嚣之后，渐趋平静。如何汲取碑学健康的营养而避免误入新的白虎堂，如何继承千多年积淀下来的帖学文化，从而再开面目，则是二十世纪书家绕不过去的一座山。慎重之下，我选择了于右任、林散之、沙孟海。二十世纪的书坛，必将受到金石学流风余韵的影响，这三位也不例外。他们终究成为书学史不可磨灭的人物，是不是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呢？ 一、瘦蛟出海挐虚空——沙孟海（公元1900——1992年） 公元1992年10月10日10时10分，著名书法史学家、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在浙江省医院与世长辞。在农历则为九月十五日，岁在壬申，属猴，按照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终年九十三岁。在前一年，他还作七言联一副云：到处溪山如旧识；此间风物属诗人。书法稳健，气势宏大，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而这前一年的年初，所书摩崖“海滨邹鲁”四个大字，一反沙翁过去出锋的戛然而止，亦无浓墨干擦的效应，一派温润中带有无可争议的斩钉截铁，仿佛古佛的尊严与慈善而恩泽人间。如果不属年款与年岁，被误认为是壮汉正当年所书也不稀奇。即以如此的状态，何以说走就走，给国人以猝不及防。尤其他身边的人不能释怀，书界也不免为之惋叹：一代书坛泰斗，就这样走了啊！ 惋叹之余，也该欣慰，毕竟，九十三岁，也是寿星级人物了。 寿星沙翁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即以他的生平经历，不要说长寿，就是能活过来也是奇迹。那场暴风骤雨让很多大人物不能释怀，甚至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全国的孩子们身上。和很多人不一样，他没有过多的交代与冤屈告诉世人，我们对他在那场暴风骤雨中如何逃生所知甚少。只知道，让他痛惜不已的是，从20年代到60年代四十年所积累的日记付之一炬，烧了。自己不烧的话，恐怕也得遭到别人查抄而毁灭，到那时候，毁灭的不仅仅是日记了。 我所说的沙翁生平经历，可在《浙江省文史资料选辑》1988年10月第三十八辑里找到确切的信息——沙孟海著《<武岭蒋氏宗谱>纂修始末》一文，详细记录了沙翁在国民政府工作二十年，前后三年为蒋瑞元介石修撰宗谱的历史。态度和蔼，即无一贬词，也无一赞词，中性运笔，以成可靠的叙述。而这一期间，多与主人公接触……我想，我对此事的叙述到此为妙。我的兴趣在书法史学文化——我进一步想，沙翁是否与我要写的另一位主人公相遇并有交往呢？这个叱咤风云书名早已远播的人谓谁？三原于右任也。 遗憾！没有两位书学巨人交往的任何记录。在沙翁三年为蒋氏修宗谱期间，右老正以七十岁高龄参选副总统，得493票居第四位落选而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以教育部秘书的身份与部长见面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若是平起平坐讨论书学，可能性就不大了。尽管书学这一课题不因为职位高就高，也不因为职位低就低，还是让我们后人得用文章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然而，又非一点信息也没有，沙翁所自述《书学师承交游姓氏》一文，说道“三原于伯循右任，服膺，北碑大字高手”，他是对右老赞誉有加。我们以当时的时间邀请林散之老人，林老正在乡间野老中，安徽省聘顾问而不就，又于芜湖旧货摊购得吕留良虫蛀砚台一方，喜极之余，继之以长诗。沙翁与林老也没有机会切磋书学，各自游荡在未卜的前程之中。 沙翁是个没有政治热情的人——以他的位置，不要说处心积虑往上爬，就是积累的资本，也足以让他步入青云。然而，到了仍就是秘书的身份，二十年如一日的没有升迁。他对史学的亲昵，他对文字的不可分割，他对书法的密切，从懂事起就显现出了良好天才。关于天才，以我宽泛的理解，人人都有天才，只是表现方面不同而已。有的人一辈子蹉跎，怀才不遇状；有的人却如鱼得水，干什么什么成，即被冠之以天才。何也？扬长避短是也！发现自己的天才，比生努更为重要。我们常常说业精于勤，这又是何等的误导。即以沙翁论，其于政未必不勤。然而，他在那方面没有天才，所以随遇而安。但是，对书法表现出来的天赋，则是从小就显露出来了。和历史上海瑞、李叔同、欧阳修、欧阳询那些著名的人物一样，沙翁也是早年丧父。我不知道这是否给男孩子以暗示，要靠自己，靠自己的努力才可以生存，靠山是没有了。支撑家、家族的人物就是你了，你若想成人，就得自己去干。你若想成为人物，你就得知道自己的天才所在，你知道自己的天才所在之后，就用上那句话了——业精于勤。 沙翁出生在浙江省鄞县沙河村一个中医之家，这鄞县可以遥望舟山群岛，与宁波相近，亦可向西遥望书法圣地——绍兴兰亭。虽为乡间，却不闭塞。尤其与奉化相去不远，可以让用他的人视为乡谊。先考虽然远去，却给他留下了《集王书圣教序》，据先生自己说，临习五、六年，一无进展。为藏拙起见，继承父亲所好，写篆书，小小的年纪便有了名气。因为我喜欢吴昌硕，早就知道他们间的师生关系，我就想马上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吴昌硕的书法，虽被讥评为乱头粗服，但是，缶公字法的笔笔认真不苟且，却是因了长期在石鼓文上下功夫所致。看沙翁的书法则不是，那是一些东涂西抹的东西，他的条幅横披，甚是不认真。你只有认真地阅读，才知道写的是些什么，才明白他如何的运笔，如何结构。如果你想临习，却总是没有效果。其实，他是运用了国画的着墨方法——叠加法。写字讲究不描，用叠加法若是不当的话，有可能产生描字之虞，而沙翁的叠加法，则是不留痕迹的，这就是沙翁的创造。其实，笔画重叠，在任何一种字体都是不可避免，横竖交叉，撇捺交叉，都会使笔墨重叠造成叠加。我们已经习惯了这重叠，然而，若是不相干的不用重叠的笔画重叠的话，则是叠加了，我想沙翁是故意的。如果没有目睹过沙翁写字，看着他的法书临习的话，那是永远也没有沙翁书法状态的。吴昌硕的门生众多，一看他们的书法，便知师承缶公，而沙孟海则完全不是那个状态。书学史告诉我们，无论是西天取经、东土朝圣，还是南方取火、北方移冰，最终还是要实现自我的中心，那便是张扬个性的艺术理想与艺术理念。那么，这张扬个性的艺术理想或者说艺术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书法有法，也有技艺，但绝不是靠法靠技艺就可以称之为书法艺术。称之为书法并不难，难在称之为书法艺术。学谁像谁固然难并且可以成家，更难的则在于学谁不像谁，那才是气象。技艺是不能没有的，书法的法是不能放弃的。如果没有技艺，没有法，则是自由体了。有人在自由体上下了一辈子功夫，终究是连书法的大门也没有进去；相反，还有芸芸众多的书法家，家是可以称之了，却一辈子在技艺、书法的法上下功夫。技艺纯熟、法度也森严，就是格调不高，没有内涵。这样空泛地说下去，等于弯弯绕了。我们回到沙孟海沙翁那里，寻找书法艺术，寻找书法艺术的格调。 “就是除技法之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学，或是史学传纪，或是金石考古……充分了解字体书体原委变迁，博取约守……凡百学问，贵在‘转益多师’……要有大志，常言道‘抗志希古’……”这是1980年6月沙翁在北京治病期间给刘江先生的信。其实，沙翁说了三个问题，即书家要有学问，是学问家——转益多师——抗志希古。如果真的如沙翁所说都做到了，不是大书法家那还能是什么。 青年沙翁是幸运的，缶公亲授其法，目睹缶公这样的一代大家挥毫，这与仅仅读帖临帖还不是一码事，这种幸运又有几人能遇到呢！古人讲名师出高徒，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假如你遇到的是个平庸之辈，只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诸如“取法乎上”一类的道理，自己悟性又非那么高，走上歧途积习就难改了。庸师勿授业啊！沙翁评价吴昌硕时说：“赵之谦作篆，不主故常，随时有新意出来；吴先生做篆，也不主故常，也随时有新意出来。可是赵之谦的新意，专以侧媚取势，所以无当大雅；吴先生极力避免这种‘捧心龋齿’的状态，把三代钟鼎文字的体势，杂糅期间，所以比赵之谦高明多了。” 如果我们今人说出这番话来，或许不算什么。历史已经走过了一个阶段，许多书学史上曾经争论不休的问题，比如《兰亭序》的真伪，不用再争论，业已水落石出。须知沙翁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公元1928年，沙翁29岁，作《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吴昌硕于前一年去世，虽然可以说“作古了”可还算不得古人。而赵之谦的名声随着扬碑抑帖之风炽，捧势正浓。说他的当代人已经超越了前人，没有点胆识是做不到的。我们今天重习此话，你就不得不佩服沙翁的眼光了。 古人讲究诸般学问的才、学、识。我所说的书法不仅仅是技艺的积累与磨砺，即书法是一门学问，这所谓的学问，是看个体的才学识了。然则，才是什么、学是什么、识又是什么？诸般的高下决定着你可以达到的艺术程度。 我们在何绍基的书法里，可以看到颜真卿书法的影子；在刘墉的书法里，可以看到钟繇的气体；在王铎的书法里，可以看到米芾的体势。按照这个思路下去，我们可以想见沙孟海与吴昌硕的书法一定相去不远了，或可说，最得缶公笔势的、最像缶公书法的，莫过于沙翁了。可是，事情就不是那样。在沙翁的书法里，你连缶公的影子也找不到。原因何在？即沙翁怎么学吴字呢？既然是师承关系，既然沙翁常常说吴与他的书学关系是“亲灸”，怎么就没有影子呢？“吴字出名后，都以邓字为不足学，怕犯赵之谦的老毛病，一个个去写吴字……”然而，那所谓的学，一样的犯赵撝叔习邓完白之疾，这是一般书家没有注意到的。个中奥秘，只有体会到了书法乃是书学的人才能够有这识见的。沙翁很少称书法这个词，他说到书法的一系列的学问时，必以书学相称。这是准确的把握了书法与书学的关系才能做到的，也与一般书家拉开了距离。 以我浅陋的认识，学吴昌硕的后来人所以难以超越缶公，就外形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不知道缶公的所有其它书体都有石鼓文的笔力，或者说知道了也没有办法摆脱缶公的影响。吴昌硕的字有接近于大麻的成分，你可以理解为有吸力，也可以理解为会让人上瘾，更可以理解为习气，不独缶公，任何一位书法大家都会有。我不是说学吴昌硕都得精通大篆、小篆，都得是篆书大家，但是，对篆书笔力一无体会，学吴昌硕等于闭眼捉鼠。如果这个说法大体能够通顺的话，我想，沙孟海就更有资格成为吴昌硕第二了。他早年专习篆书，又在二十五到二十八岁间多多受到“亲灸”，这是多么的得天独厚啊！可是没有，他既没有成为吴昌硕第二，也没有吴昌硕的习气，更没有吴昌硕书法的影子。然而，他又是缶公的嫡传弟子，多得缶公的“耳提面命”，怎么就没有影子呢？ 是啊，他胸襟更开豁，眼界更扩大。于是“我从此特别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注意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从此“转益多师”，临遍天下碑帖，只要喜欢的，必定下功夫，无论真伪说。据沙翁自己讲，他的进取，在于“穷源竟流”——所谓穷源：无论碑还是帖，那些碑帖体势从哪里来，这些“古人”又从他们的“古人”那里吸取了哪些精华；所谓竟流：亦无论碑帖，“对后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哪一家继承得最好”。以此修正那所谓的弯路，提高识见的能力，岂不乐哉！如此说来，书法当然是书学，那书学岂止是“拂丝操缦”的笔画张弛，岂止是技艺的演进，岂止是法度的森严。 嵇康在《幽愤诗》中说：“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志节高尚，则再以古代的贤人为榜样。沙翁说“不但要赶上老一辈，胜过老一辈，还要与古代名家争先后。”他显然注意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滩轰动一时的书家，“技法上未始不好，后来声名寂然，便是缺少学问基础之故。” 手中有数种《中国书法史》，几乎没有什么用途。看了这本，不必再看别的，因为都是资料汇编。说是著，其实说编著更合适。如果通读过历代书学著作（很容易通读，不多），那么，一本书法史没有也没有什么遗憾。对比之下，沙孟海的《中国书法史图录》（上下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7月版）则是不可或缺的。署名处曰编著，其实真的是著作。缩写之史全而有见地，数语明了。粗略算下来，也不过一万多字。近得新近出版的朱关田先生编选《沙孟海论艺》中收录文字部分，甚是欣慰。如果和朱关田先生或者出版社商量一下，书名为《沙孟海书学》更贴切。虽然有印学文章，印学亦然在书学的大范畴之中。论艺就大多了，虽然书学、印学也是论艺的一种，但是，除了大书学之外，并没有其它艺术门类掺杂其中。 我查阅了沙更世先生整理的《沙孟海年表》，似乎沙翁在六十岁前后也没有退休。倒是七十七岁调至浙江省博物馆，八十岁当选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可见，在承担的工作中认真干点事情，不一定会影响创作。或者正相反，沙翁在整理文史中，或可得到了学问的扎实与深厚。他将自己的一生浸淫在书学中未想自拔，有豪迈之诗云：“百岁古来稀，九十不足奇，八十大有为，七十正得时，六十花甲只是小兄弟。” 成为书坛的佼佼者，与古代名家争先后，壮心不已，人们多注意了沙翁81岁《与刘江书》。激励后学，自然是沙翁导师的职责所在。但是，尊碑抑帖对碑的无限夸大，即是另一种误导。这误导持续的时间虽然比馆阁体、台阁体恶劣影响的时间短，但是，流风席卷，那白虎堂的深度与宽度，一点也小。公元1932年，沙翁33岁，其《与吴公阜书》，说的就是碑学的致命缺陷——“近代书人，或寝馈于大小爨龙门造像，终身弗能自拔。执柔翰以拟利锥，其难可想。二爨龙门，非不可参法，要在心知其意，勿徒效其皮相。”二十世纪的书坛，正逐晚清碑学的风波，沙翁的深刻含义并没有引起注意。所以，其后参加国际书学研讨会，又多次发表文章，阐述碑版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千辛万苦写成刀痕齐切收笔，无论怎样的努力，也成病态。理解沙翁的，莫过于启功先生，“平生学笔不学刀”。沙翁之为二十世纪令人瞩目的书家，与他高瞻远瞩的识见分不开，而他的识见，则来自于他的学养。 沙翁以写大字被誉为“海内榜书，沙翁第一”。据说为杭州灵隐寺书“大雄宝殿”四字，每字四尺见方，用三只楂笔捆在一起挥成，自言“牛耕”。此作落款在暴风骤雨中被误毁，三十年后以沙孟海落款复书的“大雄宝殿”，与原来所书又非一个境界，与沙翁“振迅天真”一起，再次告诉了世人，海内榜书沙翁第一的名不虚传。所谓的才学识，是无分先后的。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谁把握了其中的节奏，谁就会有心得而成为佼佼者。 这佼佼者得益于西子湖畔的滋养，温润之气扑面而来，尽管他们的形态不同。他们用不同的书学形态，为西子湖畔抹上了浓重的色彩。苏东坡太守的苏堤，白香山的白堤；吴昌硕、黄宾虹成为了西子湖畔的文化象征。甚至是苏小小的宁可死也要留给后人的青春气息，也不免让苟且者掉下几抹汗滴。沙翁在其间，无疑是得天独厚。在沙翁的性格中，一定会有克己复礼般的自我勤勉因素，然而，他的内心深处也不免要坚持他的人生理想。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发生冲突时，只要不危及总体的格局，他都会在不变中应对万变。我想，这是沙翁之所以长寿的内在因素，也是他躲过本难躲过的灾难之所在。实际上，沙翁的性格中有北方人的豪迈，其内心深处是个倔老头。他的豪迈之气没有成为粗粝的外相，即是地缘文化赐给他的滋养。纵观沙翁的书法，莫不如此。我手中有两个版本沙翁所书陆游学书诗的两句，其八十九岁所书，还带有沈曾植方笔翻转，到了九十一岁所书，则多是沙翁自己用笔的圆方之间了。见过录像资料，是写全文的，则一派清雅。书法这东西，得讲法度，又不受其所制。一切都在虚实之间，真可谓“瘦蛟出海挐虚空”。虚空又是如何挐呢？蛟龙与猛虎各异，老蔓与新藤殊然，不求于一律也。 二、老蔓缠松饱霜雪——林散之（公元1898——1989年） 公元1937年，这是让所有中国人耿耿于怀的年度，7月，北京和天津相继失守，11月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失守。侵略者显示了所有的屠杀技能，让中国人经历了空前的灾难，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何以东瀛这样的弹丸之国，竟可以到这里大肆砍杀，这是让我们不能不永远警惕了。 同年同月的乌江镇，飞机大肆轰炸，到处是炸弹爆炸的惨剧。慌张归家的林散之躲在江家棉花行，一颗二尺长的炸弹穿过房顶，落在厅堂。闭眼等死的林老并没有听到爆炸的声音——鬼子的炸弹也有臭子。逃回江上草堂的家中，才有了大难不死的侥幸，这年林老四十岁。 江上草堂——这是个多么浪漫的名字啊！ 三十二年后的冬季，战争气氛由于国防部长的一号命令，骤然紧张。尽管这一年的元旦前夕，第三颗氢弹爆炸成功，南京长江大桥全线通车，再到我们这里乱杀乱砍我们就不客气了，然而，国民还是相信，侵略者一定会变着花样的。对于战争会随时威胁我们，国人深信不疑。 林老以七十二岁高龄被疏散，回到久违了的江上草堂。 “云是备战争，老弱齐迁避”，林老被迫再次回到江上草堂，他曾经意外地躲过了炸弹爆炸的地方。“地随江北冷，人自江南瘦”，归来的林老，会不会想起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呢！不得而知。然则，诗句“风雪今归来，山中茅屋漏”，也着实与“小屋如泥舟……破灶烧湿苇”的情景相似。 意外地躲过炸弹，也意外地经历了生死之劫。其时已经是1970年的2月，农历则是春节前夕，林老到乌江镇洗澡。是否经过了棉花行，是否想起了那颗没有爆炸的炸弹使得他逃过了劫难，事无记载。气雾弥漫，林老跌入滚水锅中，被人救起，血肉模糊……写到这里，让人很是难受。往下再写，心情已经惶然，揪心以至空旷。没有必要做详尽的叙述，那样会很残忍。林昌庚先生所著《林散之》一书，为记录那段历史，有真切的描述。 这意外是太意外了。林老居然活了过来，还奇迹般地将主要执笔的拇指食指中指分开，然则，“劫后归来身半残”，无名指和小指粘连在一起，并且向内勾着，则无可再恢复了。 林老自幼灾难重重，幼年就左耳失聪。听到的声音比别人少比别人小，又天性顽皮，状异恒人，被呼为“五呆”，颇有痴呆的景象。林老生于江苏省江浦县江家坂，祖籍安徽省和县人。所以，他的所有活动都与江苏、安徽难舍难分。历史的巧合，沙翁十四岁丧父，林老十五岁失诂……我想，我对林老的生平叙述到此为止的好。因为林昌庚先生的著作为可靠的记录，重复不过来。 这一意外的劫难让他的亲人备受煎熬，林老自己也深受折磨。既然我们在说书学的问题，当然不会停滞在这里不能自拔。即以书法执笔而论，悬腕可以不悬肘，但悬肘必得悬腕。不然，胳膊肘子悬翘起来，而腕部在宣纸上，动作奇怪不说，也难以操作。书家向来讲究中锋运笔，据说何绍基为了达到持续的中锋运行，似乎还要回腕。这个动作很不舒服，回腕回到什么程度，是九十度还是四十五度，则没有准确的记载。后人评论说：“何绍基执笔十分独特，如老猿抱树，回腕高悬，几乎完全违反人的生理自然姿态，但因此而通身力到，极锥沙蚀木之妙。” 何绍基回腕执笔，书法不可避免的在横画里要有弓的趋向。即以行书《论画语》为例，通幅观感看上去如柳絮正旺，飘飘洒洒，尤其撇画，或者还有竖画，从右上向左下飘过去，狼烟四起，却趣味浓厚。林老被烫伤愈后，仍坚持中锋运笔，有双钩之称。但是，仔细观察两幅照片，则并无一定。九十一岁写字照片，双钩无疑，且有回腕动作；《生天成佛》为绝笔，九十二岁照片，则为单钩。林老的晚年书法——即劫难后的书法，通篇并无柳絮的感觉。以拙目观之，行草比何绍基高明。即以舒同论，亦整饬何绍基而开舒体之风。 须知何绍基行草是以颜真卿奠基的，无可否认，林散之亦以颜真卿奠基。那么，颜真卿用笔又从何而来？据沙孟海说，多来自汉隶。如果这个说法大致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小考一下何绍基与林散之的隶书——何绍基的隶书《临衡方碑》；林散之的隶书《临西陕颂》。何书从汉简中得到启示，起笔回锋而收笔一般随它而去，即起笔粗而收笔细。比之原作，已活泼了许多，基本自运了。林散之将《西陕颂》整饬，基本忠实原作无建树。相比之下，隶书不如何绍基。既然说到颜真卿，就不得不说楷书。何绍基楷书《邓君墓志铭》，一派颜体模样而活泼自然；林散之楷书《四友斋论书》是六十年代所作，即碑帖结合的典范之作。收在《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林散之卷》里的书孟浩然《春晓》，则以行书笔意作楷，横画起笔落笔均有回锋，带有汉简的意味，不输给何绍基。 近来学书者，往往不明就里，照葫芦画瓢学模样。有学林散之的，上手就是童稚趣味，须知林老不是故意弄成那个样子的。就生理讲，林老遭难痊愈后，关节活动已经难以灵活，使转——包括绞转吃力。而“草乖使转，几不能成字”。抛却使转，如何作得草书，林老必定要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执笔写字，最忌讳如同鸡啄米刨食状，然则，笔到纸面处呆傻不动，也成问题。但是，林老不能够急速运笔以成风驰电掣状，他得根据他的状况实现他的艺术理念。如果我们不细分的话，将用墨也放入用笔之中，就进一层了。林老用墨据说是浓得很，这浓墨又难以运行，即蘸水调和使之自如。故此，林老的行书或者草书，就有了干擦，有了浓淡的反复无常。如果你想亦步亦趋地学林老，总不至于也烫成五指粘连再开刀分开执笔必要的前三指吧！假如神枪手已眇一目，恰巧左眼，谁也不会为了当神枪手故意弄瞎一只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理特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学术结构，又审美的趣味随着地缘文化的特征而形成，那是要审慎对待的，善待别人很难，善待自己又谈何容易。 用笔不仅仅是执笔。现在执笔无定式已经为广布之说，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林散之最服膺何绍基用笔，据桑作楷先生《沙锥深处悟真诠——论林散之先生书法的用笔》一文，就记录着林老说何绍基：“清代何绍基善用笔，字写得比别人黑，黑就是笔力。”可见，林老学何绍基，并非在字形，而是笔力。林老秉承古代大家之正侧、藏露、强弱、缓急、提按、方圆、收放、虚实、连贯等用笔法之外，根据自身的生理状态，还运用了很多方法。桑作楷先生是受到过林老亲灸的，他总结说林老还有“冲、铺、抛、切、擦、裹、塞、断”等笔法。观林老书法作品，特别是草书，浓淡干湿、俯仰拿捏、虚实出入、疏密布白、急徐运笔，在谨守草书约定俗成的规范的同时，笔到处无不自运而无古人的外形痕迹。林老草书的确有独特的味道，若仅仅论用墨用笔，与康南海相去不远，不过，康南海写的是行书。感官不同处则在于，康南海书法如古木长了些许新芽，而林老则是哗啦啦秋风萧瑟却纸面干净。 收在《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林散之卷》里的《论书绝句十三首》，可视为林老的代表作。即以愚意，观赏草书，最怕笔画多，还怕到处画圆圈。草书本来是简而快，如果草书的笔画比行书还要多，那作品就先输了一筹；牵丝连带固然是草书无可避免的行笔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到处画圆圈，也令人厌烦。诗句“能于同处求不同，唯不求同斯大雄……立德立功各殊途，打破藩篱是丈夫”可视为林老抗心希古的肺腑之言，世人可晓得否！ 林老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一直默默无闻，世间并没有几个知道有个叫林散之的人。林老初名林以霖，简化为林霖。自幼喜爱诗词，年轻时即作《古棠三痴生吟稿》，印章即“三痴生”，痴情于书画诗词。在林老的一生中，有三位恩师，初师范培开，再师张栗庵，后师著名书画家黄宾虹。前两位虽未享誉海内，却功底深厚，而黄宾虹则是名副其实的大家了。“林散之”即张栗庵先师取“散木山房之意”谐“三痴”而命名之。我倒觉得，如果林老以“三痴生”用之始终，亦未为不可也。但是，林老“散之左耳”简称散耳，为晚年所用。 然而，这并没有给林带来巨大的名声，一直到公元1972年，林老已经七十五岁，距意外劫难也过去了两年多——意外又来了，为庆祝中日恢复邦交，《人民中国》发表了林散之草书。“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是啊！是林老有意选择这首诗吗？当然是有意选择，但未必是要自鸣。 世间往往就是那样，巧合无处不在。江上草堂——这必然浪漫的名字，又蕴含多少偶然。那颗炸弹落下来，林老在看见那炸弹的时候，还注意到了它的尺寸大小。闭眼等死，炸弹却没有爆炸；洗澡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外又发生了，几乎置之死地；林老出院后，再次被逼回到江上草堂，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了，发表了草书。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灯下黑？这只能看个人的理解了。日本“和尚”带来的不是炸弹，而是“草圣遗法在此翁”，让林散之有了“当代草圣”的美誉。不过，林老十分清醒，认为时名不足取，他说：“评价一个人的艺术成就，要等他死后三百年才能定案。” 林老拖着半残的身躯，将那话放在了时间的天平上，让那些到处找小报记者鼓吹自己是大师巨匠的书家显得轻如鸿毛。时间的天平渐渐失衡，那些当代的大师巨匠们，看上去总有神汉的感觉。真的是大师走了，来了巨匠。 其实，在远来的“和尚”没有来之前，胡小石、因《兰亭序》的真伪跟郭沫若打过笔墨官司的高二适两先生就对林老的书法称赞不已。高二适（公元1903——1977年）诗书俱佳，胡小石（公元1888——1962年），为学者，并非要专门造诣书画。还有一位即女书法家萧嫺，康有为嫡传弟子，书法亦与南海先生相去不远。与林老一起，构成了“金陵四老”之说，求雨山已经一派书法圣地的景象。 非常难得的是，《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林散之卷》有林老的自序。在这套丛书中，这序言就格外珍贵。他的珍贵在于，听听其言，善莫大焉。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书中所选书法作品，是经过林老或者家人过目认可的，保证全是真品而无代笔临仿之虞。 林老浸淫于诗词书画中不能自拔，虽然也曾一度当过江浦县的副县长，那不过是个插曲而已。秉承先代学子的一贯信念，成为学人——无论书画，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始终是不可动摇的，林老亦如是。壮游名山大川，还有《漫游小记》刊诸枣梨。文风可靠，文字简约，内容丰富，美文美事，是不多见的。 我更注意到了林老的变法之说：“变者为形质，不变者为真理……变者生之机，不变者死之途。”书法的“面目各殊，精神亦因之而别。其始有法，而终无法，无法即变也。无法而不离于法，又一变也……颐养之深，酝酿之久，而始成功。”这集成了历代大家的意见而解之，自是森然有序。变法是书法的要务，古今都在想办法。章草书法固然古色古香，有高古的美誉，也保留了隶书特有笔意。很多书家在章草上下了巨大的工夫，然而收效甚微。甚至去掉了古色古香部分，专拣外部特征而发扬，等于是学了圣人的短处。王蘧常对此颇有收获，他的章草就保持了古意而自有面目。王献之不满意章草之法，虽然没有说“未能宏逸”的根本原因，却是有深刻体会的。“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大人宜改体。”如此疑似伪托类的辑录，并不一定真的是王献之所说，但是，离二王的变法以成新的面目相去不远。林老摸索了将近一个世纪，总结出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变在何处，不变处又在于何方。然而，这又不是突兀的事情，“由递变而非突变，突变则败矣”，是为林老最为惊人之语，解者自解，不解者亦无必要与之讨论。 林老一生，即可引陆放翁“老蔓缠松饱霜雪”之句来总结。在现当代对草书有真知的书家并不多，林老是其中那不多中的杰出者。他的草书，在黑白之间腾挪，在坚实与虚空之间挪移，老蔓也好，老松也好，在那霜雪似包裹又难以包裹的状态中，自然转换，显得老辣与冷厉。林老书名大震后，索字者盈门，“如此追偿老命休”——“何处能寻避债台”是林老晚年的自我写照。真不知道这人是出名好还是不出名好，世间追逐名利而不得者，也可以藉此安慰一下吧！公元1989年，12月6日8时，林老在南京鼓楼医院溘然长逝，终年九十二岁。林老最后的日子，从容给儿女们留下“我要走了”那句话，用尽了平生之力写下“生天成佛”已成绝笔。面对一生的论定，连手也不用挥一挥，就走了。那一份从容与恬淡，没有对人生的参透，没有对艺术无怨无悔的深邃理解，是断然难以有那种充分的准备，让很多人为之艳羡。离开人世，不是谁都有从容的机会，不是谁都能够如此的淡定。老人身后竟是那般热闹，购买他的书法集子已经很难，谁又会想到呢！ 三、谁为拂袖虬髯——于右任（公元1879——1964年） 诗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公元1964年11月10日晚8时8分，美髯公于伯循右任老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按照中国传统纪年，享年八十六岁。三个月前，右老住进医院，缠绵病榻。两年前，写下《望大陆》诗一首，冥冥中为他的后事作准备。与其说是诗的遗嘱，不如说是他晚年最难以忘怀的事情——故土。思念之情浓烈，诗思气度排山倒海。 右老出生在因境内有孟侯原、丰原、白鹿原而得名的陕西省三原县城河道巷，公元为1879年4月11日，在农历则为己卯，属兔，亦为大清光绪五年。其生母是甘肃静宁县人，逃荒至陕西，嫁给于文宝。右老不满两岁，生母即撒手人寰，临终前将右老托付他的伯母房氏。房氏娘家人口众多，还算有个照应。实际上，右老是在准姥姥家或者说准舅舅家成长的，直至11岁回三原念书。望子成龙是每个母亲的希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房氏教育后代的独门绝技——据《于右任传》说，右老偶有过失或有荒废学业的迹象，伯母都会郁郁寡欢，并不责备，迫使右老让伯母高兴起来而发愤。多年以后，右老作《牧羊儿自述》还不能忘记他实际的母亲：“爱护之心和严正之气，至今梦寐中犹时时遇之。” 诗人注定了要面对世间的很多悖论与变数——诗思的喷涌，诗情的凝结，都在这悖论与变数中得到有效的催化，成为诗人而言志，无论多么得志与不得志，都会出现与原来志向相左的结局。“写字是为最快乐的事”，然而，他又不能总是快乐。 这篇小文是在说书法家于右任。我们很快会发现，右老与众多的书法家不同。书法家多爱诗，大多也会作诗，不会作诗也可以抄诗。比如，我们篇首所引的《望大陆》，是右老自作诗并有书法传世，为国人所熟悉，并感念之。怀念故土，所谓落叶归根，是游子生前的强烈愿望。然而，右老之怀念故土，又非仅仅是一己之私情——怀念故乡。以诗人、书法家概括于右任，似乎简单了些。那么，他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并不复杂，他给大人物写过一副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构成了他一生的追求目标。 热衷于政治而又以书法名世不肯让人，在颜真卿后恐怕要推于右任了。颜真卿祖籍山东琅琊，后迁居京兆万年县。于右任所居三原与京兆相去不远，可算作老乡了。他的这位唐朝老乡一心想建功立业，一心想辅佐君王。到了举家无粥可食靠乞米度日的时候，也没有忘了守政，多次遭贬谪外放而忠心可鉴。于右任晚年凄凉，据说很穷，连镶牙的钱也没有，菜金往往也要“告贷”维持。即以如此的经济状况，还写下了《望大陆》诗一首，真的不可思议，也是他一生从政难以想象的。更为悖论的是，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何以又让他远离故土，不得不以诗的形式怀念之。这哪里是他的初衷呢！ 我们不得不将目光回到半个多世纪前，那个牧羊少年，为世人称之为西北奇才的于伯循——预谋刺杀慈禧太后。于右任进西安陕西中学堂，是为公元1900年，岁在庚子，鼠年，右老仅仅二十二岁。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即选择陕西中学堂驻跸。善于讲究排场的慈禧太后在慌不择路狼狈困境中依然铺排，让这个青年很是恼怒。他认为国家如此狼狈不堪，刺杀了慈禧让光绪皇帝变法就可以救国。于是，给当时的巡抚岑春煊写了一封信，要求岑巡抚“手刃西太后”。若不是同学王麟生苦劝，历史将会是另一个面目。而这公元的1900年，三岁的林散之老人患中耳炎致使微聋并遗疾终生；沙孟海则刚刚出生。日本国河井荃庐手拿橄榄枝执弟子礼拜谒五十七岁的吴昌硕。四十三岁的康南海有为先生逃到新加坡，住槟榔屿总督府躲避缉拿。 列强横冲，国亦羸弱，如何救中国？这恐怕是清末有志之士凝结起来的当务之急。 在于右任的性格中，千回百转悱恻迂回，那不是他。做什么都要明目张胆，都要大张旗鼓，都要赤裸裸。他的思想形成，与他的诗分不开。尽管他作了很多反清的诗，也许因为懂诗的人少，或者说二十几岁的右老太不知名，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反倒是一张相片，让他成了清政府的通缉犯——右老脱去上衣，披头散发光着膀子右手提着一把刀。三原县令据此与《半哭半笑楼诗草》一起，密报陕甘总督：于右任是革命党，削去举人并缉捕归案。 其时，右老年纪轻轻，已经是商州中学堂的监督了。光绪三十年，春闱会试在开封。右老等于是“晋京赶考”，密报业已得到批准。批复的电文几经转折，到了三原，右老已经到了开封。待到缉捕人员到了开封，右老已经扮作司炉，到了汉口又乘轮前往上海，到得南京潜行登岸，遥拜孝陵。诗《孝陵》一首曰：“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上海，这个洋人最早集聚的地方，右老受到新思维的影响在所难免。经人介绍，化名刘学裕进入震旦学院学习。这是右老人生的转折点，因为他认识了我国早期的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并且成为亦师亦友的至交。马相伯于1902年创办震旦学院，开学一年多之后，因法国教会势力干预学校教务，篡夺校政，以于右任为首的绝大部分同学愤然退学。之后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为监督，于右任为马相伯的书记兼授国文。“复旦”二字则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据记载，舜将禅让给禹时，卿云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由震旦到复旦，右老也从学生到了当老师，于右任成了现代中国最早的教育家。 公元1906年，于右任二十八岁，即东渡日本到达东京，11月13日与孙中山晤谈，并正式加入同盟会，我们可以看作这是于右任职业政治家的发端。其后创办《神州》、《民呼》、《民立》、《民吁》诸报；成为孙中山时期的中华民国交通次长，又做靖国军总司令，再参选副总统而为监察院院长……一个职业政治家的身份就确定了。刘昌平先生在《于右任传》那本书的序言里，言功勋、言办报、言教育、言诗文，就是不言书法，传记的作者许有成先生亦有详尽的描述，构成了一个职业政治家的丰满形象。我就常常想一个问题：于右任是大才者。这所谓的大才，不是他为职业政治家的缘故，是站在书法家于右任这方面看的。书法这东西是不是需要专业，就是一生什么也不干，或者说什么也干不了，就要伺候笔墨。一个人的学问与才能，在书法上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断言书法不能职业化专门化，当然有更多的例子，比如书圣王羲之、比如宗师颜真卿、巨匠赵孟頫、领军尚意书法的苏轼等等等等。但是，专业书家也并不是没有，而现在的趋势是，书法的专业化已经成为主体格局。 讨论这些问题，需要专文，我们现在来试着剖析右老的书法艺术。 纵观右老书法，可粗略分为两个部分：以大字魏碑体为首的行书和以小草为基础的草书。细分的话，还可以将《标准草书》从小草中分割开来。因为《标准草书》与右老形成自己风格的草书还不是一码事：共收集了东汉末年起到清代154位书家的字迹作为母体的1027个字，以千字文内容为书写对象。这里有王羲之223字、释怀素136字，其余各家不超过一百字。在草书传统中，有集《王羲之草书诀》，此本即根据古帖《草诀歌》影印；还有一本为明代韩道亨著《草诀百韵歌》，书写内容与《草书诀》略有差别。清·王世镗《稿诀集字》分缕条细，又有楷书释文，也为书界所熟知。 那么，右老到底要干什么呢？“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原来右老的初衷，是要实用，等于是要普及草书。这与右老“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理念相一致，右老的理念贯穿他的一生。公元1932年，右老五十四岁，即发起创立了标准草书社。公元1936年，《标准草书》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出版，正试与读者见面，之后共修订了九次。手中有一本，为上海书店出版，可以窥见右老于草书所下工夫之全貌。关于草书，粗略分之，为章草、今草、狂草。右老喜欢草书，对此所下的工夫，非一般草书家所能比拟。他学草书，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 草书普及，这太难了。在汉语使用现行拉丁化拼音方案之前，还有一套拼音法，像是文字的部首，已经记不得几个了。即使普及汉语使之全民精通，也是件难事，何况是普及草书。有个文化学者据此说，于右任的《标准草书》想普及草书只是个人良好的初衷，言外之意是《标准草书》没有什么价值。即以我“没有书法中人涉书法之深”的理解，于右任功莫大焉。无论张芝、张旭、怀素也好，王羲之、王铎也罢，他们的草书形态各异，然而，读了释文就会明白，草书还是有它的内在规范的。当然，草书普及是不可能的，就是专门的草书家，所作草书，若是基本笔画都能够基本符合草书规范，已经不错了，何况书法之外的人乎！ 右老行成自己风格的草书，与历史上所有的草书家都有区别，即能省的笔画，一定会省略，又不会让你读他的草书一脸的茫然。即使是偶有看不明白之处，仔细分辨，也会有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右老草书的举重若轻，来自他对草书的烂熟于心。学者若是不慎察而蹈其皮相临摹，一定会出现散漫之疾，是学于书不得不察的。 右老又是碑学大师，收集碑石众多，所收碑石中，东汉蔡邕所书丹《喜平石径》尤其珍贵。毫无疑问，右老的另一种书法形态是行、楷书，即是魏碑体书法部分。魏碑刻石，以《龙门二十品》被世人奉为圭臬。碑学兴盛的年代，一窝蜂的学刀痕，写的字歪歪扭扭，仿佛扛着泰山般沉重。尤其捺脚，写得像是只伸出来没有洗干净的脚丫子一般。诚如沙翁所说，“以柔软的毛笔去摹习方俊的刀痕”，显然弊端多多。据沙孟海考订，即以狂炒的《龙门二十品》而言，写手高而刻手也高的并不多，大多是写得好而刻得不好或者写得不好刻得也不好，甚至根本没有书丹直接刻石，乱凿一通，如何便通通叫好。 右老之魏碑功底，可在1927年撰文书丹的《佩兰女士墓志铭》看到端倪。整饬大方，并非仅仅临摹魏碑，甚至还带有赵孟頫的温柔敦厚。尤其是右老的大字楹榜，写得落落大方，历史上如此潇洒的魏碑，恐怕只有右老了。他将魏碑行书化，又糅合了楷书的意趣，真的是碑帖结合了，让那些嚷着自己的书法是碑帖结合的书家，不免显得假惺惺而辛苦万状。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以赵之谦和于右任类似的书法作比较，从外部特征就可以看到，赵之谦写魏碑辛辛苦苦，于右任写魏碑举重若轻，这就是我们称赞于右任的非理论化的原因所在。 不要误会，以为我贬斥赵之谦而抬高于右任。赵之谦有一幅楷书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尽管他说这是受别人之嘱书的，谦虚地说仅仅可以粘壁，并非自我标许，我们还是认为这里肯定有银子。可见，成为赵之谦也非易事，他是有学问的，也非可等闲视之。在碑学上，我对赵之谦碑学的高明处择机会另行文。在此小文中，我欣赏邱振中教授对赵之谦的评价：“赵之谦对笔法的驾驭能力是不能否认的……过于强烈的创作意识几乎使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完全变成一位匠人，而他真正的艺术才能却只有在远离艺术的场合中展现。” 这个观点颇和我意。其实还不仅仅是赵之谦，其他书家也多有此等状况。即以书学史论，传世高古之法书，也莫不是如此。我在其它文章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非书法的故意”。但是，从案上观到壁上观，毕竟是趋势。再乞米的话用无线电话了，想得到颜真卿们的乞米帖已经是非分之想了。 那么，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态呢？来路不一样，赵之谦崇尚碑学而不能自拔，于右任崇尚碑学而可以从另一面看待它，即参照帖学，与历代非魏碑大家相比较而又避免再度孱弱。更为其他碑学家不能到处，则在于右老曾经作标准草书。他没有误入碑学的白虎堂，是他在碑学的庭院里转悠了很久，爱之，察之，收集之，考之，辨之，再予以化解之。其实所谓碑学，我们通常意义上指的是北碑，或者具体到魏碑。依我愚目看，若是辛辛苦苦分辨写手高低，千辛万苦从刀痕中寻找毛笔的运动，还不如直接到李邕的《麓山寺碑》里查看呢！虽然欧阳永叔说邕书未必独然，可是毕竟然也！这是另一个话题。右老之重视北碑，还不仅仅为了书法，拯救文物为民族效力，是其“匹夫有责”式的信念。即以前文所说的《熹平石径》，花费银两几千。只此一项，即为功德无量，何况，右老收集颇丰呢！ 于右任成为书法大师，到底归于他的天赋，还是勤勉？还是他的学问，亦或是不凡的生命轨迹？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说，总觉得唐以后的书法缺了点什么，邱教授说是那点匠气。这很难有统一的说法。台湾的于大成先生说长峰羊毫不能使用，使用了长峰羊毫书法会很糟糕。可是，林散之就用长峰羊毫写出了那等字。而沙孟海则一般用短锋，在书写的过程中，笔锋烂叽叽四处开叉，依然义无反顾地写下去，写出了浑然法书。而于右任则是在黑白分明的两极挥洒，标准草书或者归结到他的草书，与北碑行书创作肯定不是一样的用笔，在他那里并没有水火不相容。这就是右老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让我们不能忘怀的所在。 美髯公于伯循右任老给我们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他重重地挥一挥手走了。苍松翠柏环绕，高山之巅，一位巨人在望大陆。何时我们能够看到，他的灵柩在礼炮五声中起航，与他的发妻合葬于三原。起码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是，瞻仰右老的书作的同时，在心中响起那隆隆的炮声：一则为功勋，一则为教育，一则为新闻，一则为诗文，一则为书法。中华赤子于右任还没有安息，他的情深意切的诗所言之志还在飘荡，终究会有一天，我们在晚风中低回惋唱：右老你回来了，伏惟尚飨！尚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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