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融风险

     论金融风险

      一、金融风险问题的重要性

　　自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金融风险已成为中国最流行的话题之一。世界性金融危机还在传染，我们中国也必须提高警觉性，要具有相当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头脑清醒地认识我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并采取恰当的对策。

　　中国是一个经济处于转型期的国家。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和开放实践，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已发生了根本转变，计划让位于市场，数量管理让位于价格信号，财政为主让位于金融为主，这就是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主要内容。金融成为国民收入的主要分配手段，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伴生现象，那就是：国民经济的各种矛盾，总要集中地反映在金融领域。虽然在产业划分上，金融属于第三产业，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部门，但实物资源的流动总是以货币资金的流动为牵引因素的，因此，金融服务部门并不是一个被动的、仅仅满足实体经济中微观主体需求的部门，而是一个既提供服务又具有巨大调节作用的部门。如果将国民经济看作一个人的身体，那么，金融部门就是这个人体中的血液系统和神经系统。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领域中的一切活动都附带一定的风险。金融风险则表现得更为突出。按照最抽象的分析，经济运行体系可以简单地分成两个部门：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不仅实体经济部门中的矛盾要反映到金融部门来形成一定的金融风险，而且金融本身也会由于运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而自动生成风险。特别是在各类资产证券化、原生性金融产品衍生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情况下，这种虚拟商品的独立运动所生出的金融风险会越来越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存在着金融风险是十分正常的、合乎逻辑的现象。

　　谈到这里，人们不仅会问：既然存在金融风险是十分正常、合乎逻辑的现象，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把金融风险问题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并将之作为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一个关键问题呢？我想，这其中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从东亚六国、俄罗斯、巴西金融危机的教训看，其金融风险和金融动荡无一不是金融风险长期积聚的结果，而金融风险一旦演化成金融危机，就不仅会导致经济衰退，而且还会引发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

　　第二、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也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当成了"准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国有企业，由"预算软约束"到"信贷软约束"使大量的国有企业债务转化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巨额的银行存量不良资产和仍在不断增加的新的不良资产已成为可能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定时炸弹"。

　　第三、中国经济的外向依存度正在不断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处理金融风险问题的影响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抵御外部金融冲击的能力；二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信任程度。我们只有主动进行结构调整，有效地化解和降低金融风险才能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对国外投资者产生较强的吸引力。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关注的金融风险，同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已有很大区别。从其实质含义上说，它似乎是指那些可对国民经济正常发展带来严重威胁的金融隐患。

       二、什么是金融风险

　　西方的金融风险分析是金融市场理论和证券投资理论的一部分。

　　在对全社会的资产进行划分中，实际资本和金融资产是两个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一般 情况下，实际资产为其所有者或支配者提供服务流量，金融资产则为其所有者或支配者提供货币收入流量。货币收入流量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利息、股息、红利等。

　　当人们用自己的货币以一定的价格购买金融资产时，这种金融资产提供的收入流量并不是现时的收入流量，而是在未来一定时期内陆续实现的货币收入流量，因此，在这种待实现的货币收入流量转化为实际货币收入流量时必须考虑时间因素。现实世界是个充满竞争和意外因素的世界，一定量的金融资产在未来的时期内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货币收入流量，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这种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就是通常所说的金融风险。

　　在许多文献中，人们都把风险等同于不确定性。事实上，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有严格区别的两个概念。

　　对于一个微观经济主体来说，风险是它的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则是某种预知或控制某种不愉快事件发生的不可能性。从统计学角度看，不确定性是表现为随机事件，它的出现一般具有偶发、突然等特点。而风险通常与收益相伴而生。例如，金融资产的投资者关于不同数值的资本收益预期的信心可以用概率来表示，可以用概率来说明这种预期的任何一个既定状态。假定投资行为有n个可能结果，那么，这个概率分布必定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平均值所代表的中心倾向；二是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即离中趋势。概率分布的中心倾就代表着投资者的预期收入值，而离中趋势所代表的就是投资者的收益风险。用概率论的语言说，投资者的风险就是概率分布中特定的货币收益值与代表投资者预期的中值的背离程度，它可以用标准偏差公式来进行衡量，公式如下：

　　以上是资产选择理论和金融市场理论中的风险定义。这一定义下的金融风险具有如下特点和涵义：①作为研究对象的风险特指微观风险或个别风险；②个别风险的分析主要服务于面临资产选择的微观投资主体；③在一个充分竞争的金融市场中，理性投资者可以在不同的资产选择中对风险和收益做出估计或替代性决断。

　　显然，上述有关金融风险的传统分析同我们这里将着力加以讨论的金融风险是有严格区别的。

       三、系统金融风险及全局性金融风险

　　所谓系统金融风险和全局性金融风险是相对个别金融风险或局部性金融风险而言，现 在我们所谈论的、并将之作为经济工作重点之一的问题，其所指就是这类金融风险。

　　那么，系统金融风险或全局性金融风险的度量标准是什么呢？

　　应当说，人们之所以关心系统金融风险问题，原因就在于系统金融风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如果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就不仅会对统治者的政权构成威胁，还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或严重倒退。从这个意义说，讨论金融风险的度量标准问题实质上是在解决金融危机的预警问题。

　　在1997年7月以来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四个东南亚国家大体属于同一类型，韩国、日本、俄罗斯各属于一个类型，而1999年1月刚刚出现金融动荡的巴西又属于另一个类型。泰国等国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带有突然性，不仅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准备，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金融机构事先也没有料到。在世界经济学界，曾作出这些国家将出现金融危机预言的――据我所知――仅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一人。克鲁格曼判断的依据是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虽然大量吸收国外资本，但国外资本的短期资本比重过高，而且，这些国外资本并没有在提高这些国家的资本形成率和技术成果转化方面发挥作用，却大量第流入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领域，因而经济体系中蕴含了危机因素。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与泰国等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巴西政府早在1998年下半年就有了思想准备和应急安排，并且，巴西的金融动荡早在东亚金融危机出现不长时间以后就已在许多经济学家预料之中了。这些经济学的判断依据就是巴西的一些重要经济指标与某些国家在危机突发之前的同类指标已极为相象。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决不是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它在爆发前表现在经济体系中潜藏的金融风险总要体现在一定的指标或金融经济运行间的结构性矛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