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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离骚》为蓝本的屈原人格形象分析 林苹 近半个世纪,屈原被文学研究家冠以"伟大的爱国诗人,有着宏伟的抱负"[1];史家也不例外:(屈原的作品)"充分表现出诗人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2],语中之义依然是"爱国诗人"的意思。贵族诗人屈原因在(离骚》中慨叹"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以下引文除注明诗题外,均引自《离骚))表达想去国出走的无奈,"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还是决心留在国内,并因跳江自尽而赢得了"伟大的爱国诗人"的盛名,说来有点悲怆。 然而,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家却并不这么认为。著名作家、评论家、 重新审视两千三百年前、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有"主名"并可指实其作品的天才诗人的巨构-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诗作,我认为屈原是以其诗化的人格形象,为中华民族树起了人格高标,并成为鲁迅所期许的有着坚直"民族脊梁"的第一节脊髓骨。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其"人生哲学"的长篇抒情诗。全诗计372行,2461字,是中国诗史上最长的抒情诗作。该作既有热情洋溢的人生理想、政治抱负的抒写,又有坎坷不平的个人身世、人生经历的叙说。《离骚》展现的既是一个充满人道精神、喷吐正直烈焰的诗人,又是一尊蕴蓄坚毅神韵、富含不屈内力的塑像。 屈原自述出身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他生在贵族世家,又受到良好的教育训练,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既有争朝用夕以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又有非但不乞求权势的赏赐,反要引导君王弃邪取正的充分自信("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这种来自丰厚的文化承传,出自个人的努力修养,更源诸独立人格的坚定自铸,使屈原的人格有着"遗传"与"变易"的双重动力,所以从初型到完成都处在美的塑造之中。《离骚》所分解的屈原人格结构,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一种超乎"仁道"的"人道"精神的求索 在中国最早提及"仁"道(亦即朴素的人道精神)的是孔子。孔子说"仁者爱人",只是他所说的"人",还只是贵族和自由民;孔子又说"民可由之,不可使知之",他所指的"民",即农奴或其他底层民众。这就严格区分了"人"与"民',的不同地位。所以,孔子的"仁道"并非普照众生。 比孔子后两百年的屈原态度有了"质的飞跃"。首先,"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在表述自己与楚国权贵奸佞的为政立场的对立,是"竞进贪婪"、"嫉妒追逐"与"信姱练要"、"哀民多艰"的严重分歧与对立。这样直白地宣称对"民氓生计"的关切,是中国文明自有文字纪录以来的第一次。屈原直指楚国最高统治者的重大失误是:"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浩荡"也就是昏庸幽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必然不能体察民众的心思和愿望,同样也无法辨识忠言与谗毁,结果就只能是民人失估、忠良遭逐。但是,"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其焉错辅',,屈原坚信给予人间王权的是朗朗苍天、煌煌天帝,是依照"民德"亦即民众对统治者的拥戴程度来决定其权力的授予或取缔的。所以,屈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也就是始终不渝地考察既往、预测未来,努力按百姓的''标准(计极)"去考察人们拥护什么反对什么。 这由"民生"、"民心"、"民德"和"民之计极',组成的一套政治理念,足以表现政治家屈原的"民本思想";而作为诗人和思想者,他是原初的朴素的人道主义者。他比几乎处于同一历史阶段的孟子(既主张"民贵君轻",而又认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仁道"显然要前进了一大步。 二、一种追求功业但绝不蝇营狗苟、卖"身"求荣的正直品格 作为楚王同宗,青壮年时期就担任楚国左徒和三间大夫高职的屈原,有着"强楚国而一天下"的政治抱负是理所当然的。他要追踵前圣的美政:"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他要充当国事的向导:"乘骥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然而却遭到小人的嫉恨与谗言("众竞进以贪婪"、"各兴心而嫉妒")。屈原所遭遇的尤为可怕:"众女嫉予之娥眉兮,谣琢谓予以善淫",乃至于每每要"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然而一切的表白、辩解都是枉然的,因为"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在时风流俗都追求巧佞,而举国上下都弃正就邪、去善附恶("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的世态下,屈原的坚定信念则是:追官逐利,非我所急;浪费时日老无所成,乃我所虑。决不从俗沉浮,附奸助恶,所以决心独立修行,清白自守,直到以死殉道:"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不周于今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屈原在青壮时期即遭为秦国使楚的纵横家、阴谋家张仪的离间,而被楚怀王疏远;他革职流放汉北时,就树立了以死抗争、以死相殉的正直人格的高标。这该多么难能可贵。 屈原之前,有过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的说项,并被奉为中国士人共同的理想追求与价值取向;屈原之后,又有孟子亟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努力推销自己的"仁政"理念。这些入世儒者的奔走竞逐自不待言。就是老聃、庄周的"出世"道家,尽管反对"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的追官求禄,但他们所提倡的所谓的容成氏、轩辕氏、神农氏时代的"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4]式的"无为而治",归根结底也还是一种"人治"和"有治"的作为。而且,正是在孔孟老庄所开拓的"仕途"或治道上,滋生了多少怀贪婪、计追逐、工谣琢、习工巧、背绳墨、竞周容的野心家、阴谋家和贪官污吏、国蠹民贼?与之相比照,屈平的一句誓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就宣告了他甘愿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以负载"国运民生",去竖立清正廉洁政治的标尺。这样的屈原才是真正的爱国为民、死生相许的民精魂、国柱石。 三、一种忠于自己设定的理想,并以百折不挠的努力为之奋斗的坚毅精神 人是需要理想的,美好的理想,总是人的自我解悟,以及对这种解悟的忠贞不渝-略早于屈原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这段对"忠于理想"的解说[5],是充盈了丰厚的人文精神的。屈原自我设定的理想是:唐尧虞舜的光明正大、公正不颇("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夏禹商汤的敬天畏命、自惕不弛和周文周武的深研天道人伦、莫敢偏差("汤禹俨而抵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以及前圣先贤的美奂卓异、独立面世,而不随波逐流、与俗沉浮("謇吾法乎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然还是尧舜、禹汤、周王这些圣王贤主,与世俗的理解相较,屈原给予了其独特的解说和塑造。屈原这种异于流俗的卓尔不群,是其自造自秉的为人处世、从政治国的高标的形象化表述。 屈原超卓的理想既然违俗逆世,其遭际注定是坎坷与无助。乃至要付出秉正死直的沉重代价。然而,既已秉承家族遗风,又长期致力于个人修养的屈原,面对千难万险,也有过彷徨和迷惘,诗人借"女媭"的劝戒之词道出了他的犹疑与费解("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一种对自己抗世违俗之举的担心与无望感("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也跃然纸上。然而,彷徨并非退走,迷惘更非畏缩。一生遭谗罹毁,两度长逾20年的迁滴流放,对诗人说来只是提供了"路茫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机会。从此他上觅宇穹下寻川陵,希冀着寻找到同心的解者、同道的佳人。但是过"咸池",经"扶桑",登"阆风",次"穷石",寻遍了天上地下,目及了九州四极,结果是"忽返顾而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终于明白了"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惟此党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原来煌煌苍天、漠漠九州,还是找不到高洁诗人的一个同道、寻不到直节者的方寸立足之地。 四、一种从对个人的高贵与尊严乃至仪态举止的热情赞扬与美妙描绘中放射出的人格光辉 一个高拔俊逸的人格,就在对缤纷陆离、芳菲繁荣的香花美草的歌唱中得到完美的展示,这正是屈原诗品的超人之处;秉美造美,正是《离骚》所作的极为独到的美学启示。 屈原所矗立的人格高标,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正直上进的中国人,尤其国之精英-知识者:汉初的政治天才贾谊,既结撰了精辟敏慧的《过秦论),也写过真挚曼妙的《吊屈原赋》,对屈子充满了崇仰之情;司马迁被认为是深刻解读屈原之人,他的《屈贾列传》是最早最真诚揭张屈原伟大人格的著作,并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来激励自己写完《史记》;傲岸超逸的李白高唱:"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以自励;而深沉厚重的杜甫则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把屈原作路标,诫告自己永走正道;写作《文心雕龙》的刘勰,特辟《辨骚》专章以研讨阐发楚辞,并认为屈原"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对屈原的高标远示作了总括。 鲁迅是中国知识者人格高标的现代集大成者,他和屈原于千古之两端共同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人、处世,自立、立人。鲁迅赞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7],并以《离骚》赞《史记》,说后者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那崇敬,那仰慕,都非寻常可比。屈原作为"人格的高标",其意义已远远超出"爱国主义"范畴,成为"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共同遗产"。[8]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4]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 [5]亨利·托马斯.西方哲学家及其思想.三联书店,1989. [6]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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