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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仕慧 内容摘要：本文论述，诗人谢朓清丽诗风的形成原因。小谢在齐梁之际表现了一种清丽的诗歌审美理想，为后代所宗仰。本文拟就界定其“清丽”概念内涵,并对其形成原因加以分析。综合诸家评论和六朝文学理论中有关“清丽”审美概念所指。本文认为论谢朓清丽诗风的核心内涵可概括为一，风物情性之清丽。二，洗练简要，兴象玲珑之清丽。三，声律音乐之清丽。四，性格单纯，心地澄明之清丽。从这几个方面出发论证以期让许多原来认识流于浅表的问题得到深入一层的解释。是本文用意所在。 关键词：谢朓 清丽 竟陵八友 声律 吴声西曲 小谢清丽，前人之述备矣。然但睹其成功之美，不详其所致之由。事实上，齐诗是古诗到唐诗中间的一大关键，谢朓为文质升降之间的代表，许多诗论家认为他的诗为唐调之始。细致地分析其诗风形成原因，不仅能更清楚地描述诗人谢朓，尤为重要的是认识诗歌嬗变之际诗歌发展轨迹。所以本文力图找到形成清丽诗风的多种原因，以小见大从而发现被忽视的细节，以期解释一些问题。探求从元嘉体到永明体在到齐梁宫体再到唐代近体的过程中谢朓的价值何在。谢朓研究以陈庆元《中古文学论稿》和论文集《谢朓与李白研究》为代表，所论深广。但从各方面因素综合系统地考察诗歌清丽风格形成原因的论述没有，各持一隅之见，纵然深入，吾惜其密而不周，故难以见齐梁浮靡，小谢朓清发之所由。试作文以论之。 （一）清丽概念的界定 诸家论及玄晖，莫不以清丽称之。萧子显《南齐书》谢朓本传称“文章清丽”。钟嵘《诗品》论谢朓“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尤其是沈约，他称谢朓五言“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其《伤谢朓》诗“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说的便是谢诗情思清秀，格调明丽，铿金戛玉，词采秀逸，追风逐云的特点。太白称“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然则“清丽”之诗学概念何指，论者多所不谈。今人竹田晃:《魏晋六朝文学理论中的“清”的概念》，萧华荣《陆云“清省”的美学观》，傅刚《“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略谈陆云〈与兄平原书〉》，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等文，曾有论及“ 清”一词概念与六朝文学的关系。然而对某个具体诗人的一种主要风格概念做出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并对此加以分析找到其艺术风格形成的诸多原因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典论论文》“诗赋欲丽”，曹丕论诗赋的审美特征曾独标“丽”字。陆机附以“清”而成“清丽”,以为文章美的共同标准,其《文赋》,论辞意之美曰“藻思绮合,清丽千眠”。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为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标明五言诗清丽风格的理想。稍后钟嵘在《诗品》以“清刚”、“清远”、“清捷”、“清拔”、“清靡”、“清浅”、“清雅”、“清便”、“清怨”、“清上”、“清润”“绮丽”“高丽”“晖丽”“丽典”“工丽”等词语评诗。这都表现了南朝诗学以清丽为美的审美倾向。 本文综合谢朓集诸家评论和六朝文学理论中有关“清丽”审美概念所指。认为论谢朓清丽诗风的核心内涵可概括为：一，风物情性之清丽。二，洗练简要，兴象玲珑之清丽，三，声律音乐之清丽。四，性格单纯，心地澄明之清丽。 以下分别详细论叙其内涵并逐一分析之。 （二）清丽诗风原因分析 一，风物情性之清丽。 清丽之第一要义为自然。有所谓清水出芙蓉之美。诸家评谢首推其清丽自然。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盖所谓芙蓉出水者，不但康乐为然。如惠连《秋怀》，玄晖‘澄江静如练’等句，皆有天然妙丽处。”清华明丽的风物，清雅脱俗的情性，是为清丽文词之肇端。如田雯《古欢堂杂著》论“玄晖含英咀华，一字百炼乃出。如秋山清晓，霏蓝翕黛之中，时有爽气。”诸家所说大致是认为自然美景和诗人轻松愉悦的心态，以及过人的才情之间的契合是清丽诗风之所在。陈祚明《采古堂古诗选》称小谢“至乃造情述景，莫不取稳善调理，在人之意中，词亦众所共喻，而寓目之际，林木山川，能役字模形，稍增隽之致。” 论及这点之形成原因则是与时代风气，永明之世南朝政治、经济及文化相对稳定发展和繁荣；地理条件，江南之地，风景秀丽有关。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1]天府之国，帝王之州，天造山水和人文景观的妙合适清丽风格形成的自然风物之因。我们读谢朓诗文全集所见乃是一片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竟不见所谓五胡云扰、异族蹂躏、中原鼎沸、干戈迭起，弑篡环生。考其史书，谢诗创作主要在永明年间，永明之世南朝政治、经济及文化相对稳定发展和繁荣。《南齐书·良政传序》“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2]此纵有史官萧子显谥美之词，然《南史·循史传》中述：“永明继运，垂心政术，杖威善断，犹多漏网，长吏犯法，封刃行诛。郡县居职，以三周为小满。水旱之灾，辄加振恤。”[3]可见萧齐政权在永明年间较为清明。史传所述升平之世信矣。这种社会政治直接孕育了永明文学。清明政治和清丽文学乃是时代的契合，所谓得其天时。没有过多的时代沧桑，历史沉重感，加之谢朓作为王谢家族的成员，生活自是悠闲自在。诗人创作轻松活泼，萧散自得，故其作品天然妙丽。我们再仔细看上引《南齐书》史料所状江南之景：桃花绿水，秋月春风。自晋迁江左，其文学得江山之助。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江南之地，山川明媚，水土和柔，东都妙姬，南国丽人，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岂不令鸢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所谓得其地利。读谢诗全集发现其写归隐之处颇多，人多以为谢朓一生萦心禄位，又忧惧祸患，渴盼与鱼鸟为群，徘徊于仕隐出处之间。从谢诗本身来看，我并不认为这种推论正确。这种心理在建武年间，由于皇族政权动乱，对于哪一派势力的选择关系个人的前途命运，诗人忧谗畏讥时或有之，但大多数写归隐意图的诗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诗人被这片山水所深深吸引了。南齐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移居鸡笼山备极风物之美。又文惠太子开拓玄甫园多聚奇石妙极山水，并于钟南山下立馆，号曰东田，观者倾京师。翳然山水，会心之处，便自有濠濮间想，鸟兽禽鱼，自来亲人江上清风，山间明月，耳得为声，目遇成色，辄觉神超形越，方寸湛然，故欲柔心应世，蠖屈其迹。然山水之乐得之于心，各有兴会，曹公苍凉悲壮，景纯乖远玄宗，康乐、明远工巧惊奇，渊明谵远朴厚，而玄辉清丽，思逐风云。他并不同于前人以求思之深无不在也，寄情于山水，希望在山水中得到终极关怀，找到精神家园。他只是一个十分天真的孩子，其心灵清澈如镜，奇山异水显现在纯洁的心灵中，便自然地欢欣雀跃。这种直观感悟便不同于前人那种引山水为知音，在外物中寻找自我。故诗歌中寄托遥深。诗家评小谢能清不能厚。我以为正是说小谢山水诗创作以直观感悟为主，深情名理不在诗中，故清俊透逸。隐逸之思也完全是情性之发如同起舞弄清影，散发弄扁舟。只要是美景，无论是葳蕤春秀，芸黄秋色，日出鸟散，山瞑孤吟。还是朱楼飞甍，宫观墀阙，紫殿彤庭都会让他欣喜、留恋。如《奉和随王殿下》其八“幸是芳春来，侧点游濠盛”莫春者，春服既成，得随侍如曾点偕游，并有庄惠游濠梁盛事。《和入琵琶峡望积布矶》“澄澄明浦媚，衍衍清风烂，江潭良在目，怀贤与累叹，岁暮不我期，淹留绝岸畔”言已苛即死无重游之期，而淹留于此，则永绝此岸畔之游。这完全是个贪玩的孩子被明浦清风所吸引了希望长留于斯的感叹。李白也说“且放白鹿青岸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天真如玄辉、太白者才有此遐想。又如《游敬亭山》“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凌宵摩空之态，太白赏心，称小谢“清发”欲上青天览明月,脱俗醒心有轩举之势。《将游湘水寻句溪》“及兹畅怀抱，山川长若斯。”青山依旧，而人不久常畅怀兹游。以上种种均未遂仙隐。以此观之无论是禄情还是归隐都不是谢诗主题。正因为这样，清丽的山水呈现在纯净的心境中才会是那般的自然清逸。是不能厚故能得其清浅。天然山水和人文精神的契合影响诗风形成，所以江南山水之清秀和诗人心灵之纯净是小谢清丽诗风形成的一个原因。这是时代风气和地理环境的外观因素，即诗歌变化的文学环境。 二，洗练简要，兴象玲珑之清丽 清和丽本身是两种不同的美学效果，清的基本内涵是明晰省净。这是由清字的本义水清引申来的,针对诗歌而言可视为清浅，文辞简洁,不繁复铺叙。在这个意义上,南朝人用“清”还有特定内涵,即少用事。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论当时文章之三体,次为“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而丽则是指色彩光泽,鲜明秀丽的艺术境界。《文心雕龙·明诗》“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 。钟嵘《诗品》“风华清靡”。丽大概和骈丽，华靡相近。那么偶俪用事和明晰冲澹二者如何统一呢？我认为这二者的统一正是诗歌由元嘉体到永明体嬗变的关键。也是人称玄晖诗变有唐音之所在。胡应麟《诗薮》“世目玄晖为唐调之始，以精工流丽故。然此君实多大篇，如游敬亭山，和伏武昌，刘中丞之类，虽篇中绮绘间作，而体裁鸿硕，词气冲澹，往往灵运，延之逐鹿”这里指出谢诗词气冲澹的特质，并认为他把精工流丽和清新明媚相统一了。又方东树《昭味詹言》论谢诗，“大抵下字必典而不空率，造语必新而不袭热，凝重有法，思清文明，而不为轻便滑易，同一用事，而尤必择其新切者；同一感奇，而恒含蓄；同一写景，而必清新。古之作者皆同，而玄晖尤极意芊绵茜丽。”可见在举世贵形似之言的风气下,遣词造句的清新含蓄成为诗歌写作的一种追求。然又凝重有法,典丽芊绵。以致思清文明。这即是说遣词造语若能新颖不俗,则文章必清畅爽洁,即使意兴繁富也不致于芜累。这里所说的新颖不俗是针对元嘉诗人，易朴为雕，化奇作偶而言的。具体在诗歌艺术上表现为对玲珑兴象的追求。东方树又说，“玄晖诗如花之初放，月之初盈，骀荡之情，圆满之辉，令人魂醉。只是思深，语意含蓄，不肯说煞说尽” 融情入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兴象玲珑。这直接对有唐三百年诗歌发展有所启示。其后为殷璠称赏成“声律风骨兼备”之盛的唐诗即由此嬗变而来。这是谢朓为唐人所崇仰的原因，亦是诗论家以其为唐调之始的理由。故我把清丽这一层上的内涵归纳为洗练简要，兴象玲珑之清丽。如皎然《诗议》“宣城公情致萧散，词泽意精，至于雅句殊章，往往惊绝。”葛立方《韵语阳秋》“陶潜、谢朓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说的也是同一理。 对于这个层面内涵的分析我认为这种文风的形成并不是某一个诗人的行为。而是诗人群体的共同追求。在永明时期清丽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和共同的审美倾向。有一大批人认为这样的诗文是好的，互相激赏，形成范例。所以我们认为一种文学风格的形成固然和时代政治，个人生活地理环境相关，但要形成一种可见，可触的风气便是需要具体而微的文化活动。在中国古代一般表现为在上者提倡，文坛领袖主张，文学精英参与，从而云蒸霞蔚，有彬彬之盛。刘师培认为“齐梁文学之盛，虽承晋宋之绪余，亦由在上者之提倡”[4]萧齐之世，皇室关心文学，在谢朓创作时期，南齐永明年间至少有四了文人集团：王俭集团、萧子良集团、萧嶷集团，萧子隆集团。这说明从皇族到士人都很热忱于文学活动。一种诗风的形成和他们相互间唱和激赏相关。考其史实对于文学风格，审美理想方面他们是有所主张的。 高帝萧道成《报武陵王晔》“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 [5]武陵王晔作五言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上报，高帝以为谢灵运诗有句无篇。以潘岳，陆机为宗尚，颜延之还不及此二人。钟嵘《诗品》评潘岳、陆机皆称其清绮绝世，不贵绮错。论颜、谢则认为繁富为累、喜用古事，乖秀逸。帝“博涉经史，善属文”，以其心得教子，故可见其以清丽为宗。我认为这点还和他的政治主张相关。史书称其宽严清俭，即位后，身不御精细之物，欲以身率天下，移风变俗。南齐初主张俭约，在文学上故不再推崇元嘉时期的繁缛也是在位者有意为之的。在政治上提倡清俭便在文学中主张平易。当然这种文风的深层内涵并不只是史书中对皇室的美誉。如果我们追问当时什么要提倡这种文风呢？我认为这当归之于文化心理。众所周知,晋代士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文心雕龙·明诗》),而侈谈名理之际,旨归玄远,辞尚简要。其日常生活更以通达简约为尚。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反映于文学中,就相应地形成崇尚简约的风气和“雅好清省”(《文心雕龙·体裁》)的审美趣味。具体到南朝社会相关联则是武力强宗希望融合到文化士族的心态使然。这一点在刘跃进先生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有所论述，兹不赘论。但其论证重点是士人风尚变迁的政治历史原因。由此我想，萧齐政权中的皇室子弟笃好文学在文化心理上是一种文化自卑感，他们出身于庶族，起自军旅。虽有政治权力，但文化仍集中于名门望族。他们唯有提倡一种新的文风才可能加入文坛并有所成就。清丽平易既符合他们的文化素养的实际情况，在审美情趣上也同于士族所推崇的风流清议。南朝在位者在文化上希望表现他们是上等人，希望如魏晋士人一样风度翩翩。故文风上崇尚自然清丽。 我们再来看谢朓和文人集团的唱和活动。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活动是诗人写作的小环境。谢朓集中明确注明的文人集会就有七次，史传上也记载着有关竟陵八友，西邸唱和的文坛胜事。“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帝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6]文人之间的诗歌互答，共同追求清新遒丽的艺术风格。切磋技艺，模拟吴声西曲，探讨声律。这种具体创作情形是谢朓清丽诗风形成的直接原因。我们具体来看看他们创作和文学主张。 竟陵王萧子良《与孔中丞稚刲书》“每患浮言之妨正道，勇智之伤纯和，亦已久矣。”务去浮言，以纯和为美，勇智为患。此虽是论道，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文艺思想是反对繁华浮言,尊崇清新纯和，《与南郡太守刘景蕤书》称赞，“此子含真抱璞，比调云霞，背俗居幽，寓欢林溆。养志南荆，可与卞宝争价”以诗品论人品，含真抱璞，道性天悠，得山林之幽旨，寓欢情于自然之中。韬光养晦，如玉石光润。这都是说对自然清丽美的追求。再如其《行宅诗序》“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自然之趣得之于心，吟咏情性散怀山水，清丽自在其中。小谢在西邸的文学创作极可能受这种审美情趣所影响的。如他那些标明“奉司徒教作”、“奉司徒竟陵王教作”的作品：《拟宋玉风赋》、《高松赋》、《七夕赋》、《永明乐》、《奉和竟陵王同沈石率过刘先生墓》。典雅华彩中时有清秀佳句，用语不甚深，几许情意流露其中，画面往往可以想见，清新自然，浅近人心。这都表现诗人对自然审美情趣孜孜不倦地追求。这种文风已不同于晋宋诗风“典正可乐，酷不入情”了。 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在这了问题上归为明确文学主张的便是沈约的“三易”说。《颜氏家训·文章》“沈隐侯曰‘文章当以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文章隶事用典，显而易见，文字平实易懂，琅琅上口便是好的作品，淳真自然，清丽可爱。从竟陵八友所制永明体的语言风格和情调意境来看，这个主张是发挥了作用的。《颜氏家训·文章》“祖孝征亦尝谓语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耶？” 我们若流览一下当时的唱和作品便发现清新明丽不仅是小谢的创作风格亦是当时文人集体的审美倾向，如： “高台不可望，望远便人愁。连山无断绝，河水复悠悠。所思竟何在，洛阳南陌头。可望不可见，何用解人忧。”（沈约《临高台》） “游人欲骋望，积步高台。井莲当夏吐，窗桂逐秋开。花飞低不入，鸟散远时来。还看云栋影，台月共徘徊。”（王融《临高台》） “谁言生离久，适意与君别。衣上犹在，握里书未灭。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常恐所思露。瑶华未忍折。”（萧衍《有所思》） “巫山高不极，白日稳光辉。霭霭朝云去，溟溟暮雨归，岩县兽无迹，林暗鸟疑飞。枕席竟谁荐，相望空依依”（范云《巫山高》） “执手无还顾，别诸有西东。荆吴渺何际，烟波千里通。春篁方解箨，弱柳向低风。相思将安寄？怅望南飞鸿。”（萧琛《饯谢文学》） 这些诗都清丽可爱，写景抒情，辞意隽美，意境清幽，表现出一种含婉不露的情韵。皆可以使人“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名理。” [7]《诗品》中还有一条材料记载“子阳诗奇句清拔，谢朓常嗟颂之”[8]子阳是虞义的字，其生平不详，然得玄晖之嘉赏是以其清拔见称，这和小谢的风格是一致的，故惺惺相惜。诗人群体对同一种文风的认可必然会影响其单个成员的创作风格。何况这个诗人群体还自觉地追求诗歌形式的美。如谢朓荆州和宣城时期的诗写宦游他乡、离别酬赠，寄情于山水，睹物兴情，这相对于晋宋“酷不入情的”的山水诗来说是诗风的革新，同时也对唐诗审美趣味的形成给予重大影响。 三，声律音乐之清丽。 声律之清丽，音响之清丽是歌诗在听觉层面的效果。沈约《伤谢朓》诗“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所说的便是这个内涵中的意思。永明之世，对于诗歌声律方面的探讨在文学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永明体”也是以讲究声韵为标志的。《南史·陆厥传》：“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焦循《易余龠录》评谢诗，“然晋宋以前，为知有声韵也。沈约卓然创始，指出斯声。自时厥后，变蹈丽为和柔，宣城、水部，冠冕齐梁，又开潘陆颜谢所未有矣。”谢朓是为永明声律说的实践者，创作了一大批符合四声制韵规范的诗歌，学界多有研究。刘跃进在《永明文学研究》中对《文选》、《玉台新咏》、《八代诗选》所选沈约、谢朓，王融三人的九十二首诗逐一标出平仄，结果沈约三十二首共252句、严格入律句有118句、占47%，谢朓四十四首共366句，严格入律的有177句，占48%，王融的十六首共112句，严格入律句有46句，占41%。这种对声律的讲求使五言体式渐趋成熟，具体到谢朓清丽诗风的形成关系而言，表现为声韵抑扬，词采流畅，即谢朓论诗所说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9]这种审美理想和声律技巧是相互关联的。故此我们认为讲求声律是谢朓清新明丽圆融的一个因素。如黄子云《野鸿诗的》“玄晖句多清丽，韵亦悠扬，得于兴情独深。”关于永明声律专门论述学者之说颇多，兹不赘论。人们多从声律角度说明小谢诗和近体诗的关系，而本文主要说明这种对声律形式的追求对清丽诗风形成原因的影响。吴相洲先生《论永明体的出现与音乐的关系》[10]一文认为永明体的出现是诗与乐结合的产物，对永明声律说的解释联系了永明歌诗创作的实际情形，给我颇多启示，即永明诗人主张声律的实际目的在于方便诗歌入乐歌唱。所以我把声律的运用和音乐的效果合为一个问题来谈，在这里主要探讨音乐对谢朓歌诗清丽风格的影响。巧构俪偶，调节宫商，四声制韵，入乐歌唱和歌诗风格的关系是怎样的情形呢？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诗和乐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对于入乐的歌词和曲调本身的关系来说的确存在着由音乐曲调影响诗歌文词的情形。《文心雕龙·乐府》中又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故陈思称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这里便是说入乐的歌诗以明约为贵。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歌词语言讲究通俗性，忌晦涩。歌词还具有文学性，有感染力，给人以精神的愉悦。这种音乐美和清丽概念给人的感官效果是一致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具体的考察一下谢朓歌诗创作的实际情况，以说明他所受到的音乐本身究竟是那种性质的音乐，这种音乐有什么特点，他对歌诗风格的影响如何。 为了更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我把谢朓的乐府诗歌列一个表格： 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谢朓是很懂音乐的人，他能为朝廷作乐`辞，如郊庙歌辞《齐雩祭乐歌八首》。还有军中乐歌如鼓吹曲辞。崔豹《古今注》曰：“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赐有功诸侯。” 这两者都属宫廷礼仪音乐，有其曲调和乐词的特殊规范性，即雍容典雅，肃穆庄重。我们不做重点分析。其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是文人集会，选诗入乐的作品。如《永明乐十章》。《南齐书乐志》“永平乐歌者，竟陵五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与乐官。” [11] 我们来分析他所做的杂曲歌辞和相和歌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一 《杂曲歌辞》“题解”说：“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於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昔晋平公说新声，而师旷知公室之将卑。李延年善为新声变曲，而闻者莫不感动。其後元帝自度曲，被声歌，而汉业遂衰。曹妙达等改易新声，而隋文不能救。呜呼，新声之感人如此，是以为世所贵。虽沿情之作，或出一时，而声辞浅迫，少复近古。故萧齐之将亡也。有《伴侣》；高齐之将亡也，有《无愁》；陈之将亡也，有《玉树後庭花》；隋之将亡也，有《泛龙舟》。所谓烦手淫声，争新怨衰，此又新声之弊也。”我们知道《南齐书文学传》“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往往以新变标明永明体的贡献，人们多引用《南史庾肩吾传》“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认为其新变的内涵只是指沈约的声律说。考之新变的意思是新声巧变之意，应该有指诗文中的音乐成份。《汉书李延年传》“延年善歌，为新变声”可知新声所指源于音乐变化。所以永明诸家所做的新体诗是和当时音乐新变的状况相关的。这里的“新声变曲”应该是指，江南吴歌、荆楚西曲。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辞》“题解”云“自晋朝播迁，其音分散，苻坚灭凉得之，传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定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於内陆。自时已後，南朝文物号为最盛。民谣国俗，亦世有新声。故王僧虔论三调歌曰：“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所以追馀操而长怀，抚遗器而太息者矣。”後魏孝文讨淮汉，宣武定寿春，收其声伎，得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汉代的相和歌在东晋南渡以后被保存在清商乐里，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辞》“题解”说“承嘉之乱，五都沦覆，中朝旧音，散落江左。後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相和诸曲，亦皆在焉。” 郭茂倩根据张永《元嘉正声技录》所载，把相和歌辞分为九类，：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大曲。其中平、清、瑟、楚调属于楚声体系。相和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後，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主体部分称为“曲”。“艳”用在“曲”前，原先是楚国民间歌曲的一种体裁，左思《吴都赋》曰“荆艳楚舞”刘渊林注“艳，楚歌也。” 趋，原先是吴地的一种民歌，崔豹《古今注》“吴趋曲，吴人以歌其地。”所以我们认为自晋迁江左以后，其音乐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朝廷内外亦清商乐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十分盛行，这里清商乐主要是指“吴歌”和“西曲”。从汉魏旧曲到晋宋新声的嬗变与吴歌西曲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而这种新声正是齐梁诗歌的音乐母体。所以我们具体来看这两者的音乐特点如何。 乐府歌诗在诗人创作中是占十分大的比例的。因此，学界对齐代诗人学习南朝乐府的问题上是十分肯定的。如葛晓音《八代诗史》中称：“新体诗学习南朝乐府民歌优美的情韵和明快的口语，吸取晋宋以来描绘景物具体细致及讲究对偶等特点，力图使含意凝聚于某种特定的情景，通过鲜明的画面自然流露出来，含蓄凝练，思致工巧。这些特点首先基于谢朓加工乐府民歌的功夫。”[12]这主要是从乐府歌乐府民歌的功夫。“这主要是从乐府歌诗的内容方面加以分析，认为南朝乐府语言清浅，谢诗得益于此。但正因为这些诗是入乐作品，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考虑到其音乐特质。具体到谢朓的乐府诗创作，我认为吴声西曲在声律和语言上特殊要求影响诗人清丽诗风的形成，《乐府诗集》云：《晋书·乐志》曰，‘吴歌西曲，既而被之管强。’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云:“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因其方俗而谓之《西曲》”吴歌西曲发源之地来看，江南之建业，荆州都是谢朓创作歌诗的主要地点。像他的《玉階怨》、《金谷聚》、《王孫游》、《铜爵悲》、《江上曲》、《曲池之水》明显是配和吴歌西曲所作。这里就其乐器和曲调来看对诗歌风格的影响。吴歌的乐器和乐器早期有篪、琵琶、箜篌等，后来也添用笙和筝。西曲最典型的是无弦乐器、只用管器铃和鼓。它们主要用于伴奏。如相和歌中乐器与人声“相和”奏唱。《晋书·乐志》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和，执节者歌，”据乐志中记载，这些乐器大多用于楚声。所以其风格不同于郊庙雅乐之雍容华贵而尽倾阴柔遣绻之声。其歌辞故不再是慷慨悲凉，顿挫激切。如谢朓《玉阶怨》: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 兴象玲珑，意致深婉，清丽可人的艺术效果和其楚调曲的风格是一致的。其曲调婉转优美，谢朓《江上曲》中写：“江上可採菱，清歌共南楚。”清音逸婉，天然明转是其曲调特征，苏轼在杭州所当地人唱民歌时曾记曰，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婉转，听之凄然。[13]这种对歌的描述同于沈德潜《古诗源》中对谢朓诗语言的表达：渊然冷然，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用我们今天所能听天的吴歌如《孟姜女》、《月儿弯弯照九州》的感觉来说也是极其吻合的。所以我认为吴歌西曲的音乐曲调本身特点即其所用乐器和调式所表现的清婉与谢朓歌诗文词的清丽之间关系密切，是这种风格形成的原因。 四，性格单纯，心地澄明之清丽。 诗歌创作毕竟是诗人个体的行为，诗人的个性特征亦是我们分析的一个层面。诸家评谢往往惜其意锐才弱，每苦气竭。如钟嵘《诗品》，陆时雍《诗镜总论》。我以为这里主要是说他的性格特征：不够大气。我这里概括为：性格单纯，心地澄明。清丽概念重是包括清浅华丽的，给人的感觉是不厚重深刻。我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分析。 这里从思想性格的角度分析小谢清丽诗风的思维特质主要还是针对学界普遍认为谢朓忧谗畏讥，寄想栖隐，但又萦心禄位，难以断然抽身。[14]提出自己的一些新见。以看出这种性格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其和清丽内涵的关系。通读《谢朓集》和史传材料，谢朓其人给读者的感觉是，心无杂念，明朗单纯，无卑俗之气。不同于阮旨遥深，嵇志清峻，多感慨之词，忧生之嗟，不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之气节，安贫乐道之境界。不写康乐傲世之气，明远寒士之愤他的诗铅华洗净，一派天性真淳，如罗宗强先生所评，“较少百感交集，曲折丛深，因此，我们在他的诗中便常常可以感受到一种纯净如竹露如何风如月色如流泉的情景流动。”[15]所以，我认为谢朓性格单纯，心地澄明，是为清丽风格内涵之诗人主观因素。正是以这种明净潇散的灵秀气质去关照那些明媚秀丽的景物写出广为传诵的千古名句：“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朓这种单纯的性格特征在他一生中起十分巨大的作用。晋宋以来文人不得其死者若晋之刘混，郭璞宋之谢灵运，鲍照，齐之谢朓，王融。他们中或由于政局混乱黑暗，或由于人君忌才好杀而惨遭非命。但谢朓不同于众人的一点是其性格决定其命运。所以对于谢朓思想和评价中我并不同意一般对“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的理解，认为谢朓一生既萦心禄位，又忧惧祸患常常徘徊于仕隐出处之间。因为，我们是很难想象如此一个城府极深，犹豫不决，贪贿爱荣的人会写出那么多感情外露，清丽单纯的诗。而且从所引这句来看，对魏阙和沧洲的情感也是因物色感发的喜悲之情，明朗道出，口无摭拦。此点前文有所论述。这里再举一个人们所忽视的问题来解释其性格特征。《谢朓集》诗中抒发恩情的诗篇很值得注意，直接用“恩”字的诗篇就有八处。 《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周道如砥，康耀载直。徒媿玄黄，负恩无力。”（明帝）建武4年。 《游敬亭山诗》：“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兹理庶无睽。”（建武2年） 《忝役湘州与宣城吏民别》“疲马方云驱铅刀安可操。遗惠良寂寞，恩灵亦匪报。（建武3年） 《休沐重还丹阳道中》“问我劳何事，露沐仰清徽，志狭轻轩冕，恩甚恋闰闱。”（建武四年） 《冬绪羁怀示萧咨议虞田曹刘江二常侍》“疲骖良易返，恩波不可越。谁慕临淄鼎，常希茂陵渴。”（永明十年随郡王子隆） 《京路夜发》“敕躬每跼蹐，瞻恩惟震荡。行矣倦路长，无由税归鞅。”（建武二年） 《咏落梅》“日暮长零落，君恩不可追” 《咏墙北桅子》“复留倾筐德，君恩信未赀。” 除了两首咏物诗和《冬绪羁怀示萧咨议虞田曹刘二常侍》外其余全写于明帝萧鸾建武年间。从诗中反复表达的意思来看，仕与隐中的取舍关键在于恩情，具体来说是对于明帝的恩情。正因为恩波这不可越，所以既便有陵丹梯这奇趣，也要待皇恩已矣；心倦路长，羁旅漂洞，也无由税驾；纵便恩闲罢归，志轻轩冕，然沾被恩泽又岂能忘？故虽如玄黄之马负恩无力仍欲效铅刀一割，遗惠于民，报君国恩灵，所以我们不能说谢朓是由于萦心禄位，难以断然抽身，远离仕宦。而是他心意以决，意欲尽一已之所能来报答明帝之恩。史料中虽没明确记载谢朓和明帝萧鸾的关系，但从其诗中可知谢朓受萧鸾接遇之恩不浅。自萧鸾政变得位之后，谢朓由单纯的文人集团文士身份成为参与朝迁机要文件撰写的重臣。《齐传》云，“（朓）为骠骑咨议，领记室，掌霸府文笔。”萧鸾受封之后，《齐传》继云：“人掌中书诏诰”并写了一系列表章牋启等重要文件，也包括为皇室成员撰写的衰策文和墓志铭，建武二年，云祭明堂，谢朓造辞。等等都是对其极其重用的表现。我们都知道南朝皇室虽重文学，但并不认为文学有什么用。齐武帝曾说：“及文章诗笔，乃是佳事，然世务弥为根本，可常访之”[16]《南史·恩倖传》记载： 系宗久在朝省，闲于职事。武帝常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 谢朓在永明年间只是于经国无所可用的文士集团中的成员，受到明帝如此殊遇自然会感激不尽。因此，我们再来看谢朓两次告密最后惨遭杀害的历史事件无不是欲报明帝之恩。建武五年，明帝有疾，屡危，对旧臣多所疑备，王敬则以高武旧臣亦忧恐谋有所动。敬则第五子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岳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谢朓为计，若同者，当往报敬则，朓执岳以启之。后来人多以朓告妻父得官而讥之，但《南齐书本传》记“朓临败，叹曰‘我不杀王公，王公由我而死。’”可知谢朓实欲尽忠诚于明帝，无计可施，执肇事者以告，虽是下策，但并不是有意杀妻父以取荣。永元元年，江祏等欲拥立萧遥光，遥光又派刘讽密致意于谢朓欲引心为心腹。谢朓将江祏谋告左兴盛。萧遥光大怒，与徐孝嗣，江祀等联名上《诛谢朓启》，下狱死。逢昏属乱，先蹈祸机。欲尽节的高宗以投知遇之恩，然手中无兵权之势，心中无谋略之术，死于非命，甚是可惜。如此看来，谢朓之不谙事务，心底单纯可知矣。思是诗的羁畔，心中杂念太多，城府太深故难以用直观去感受自然的色彩从而摇性情，形诸舞咏，所以我认为谢朓单纯的性格特征亦是其清丽诗风形成的原因。 但我们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这种清丽诗风并不是诗歌的最高境界。清明透逸之处别能见心灵之清纯，毫无杂滓，难风了人格境界之高远，以致诗意平常，诗境限于狭小，未尝令人拍手称快。所以方植之评诗“岂足与陶公同岁而语？” 沈德潜《古诗源》说：“ 康乐每板拙，玄辉多清俊，然诗品终在康乐下，能清不能厚也。”谢朓性格单纯，心地澄明在直观感悟方面有优长之处，能形成清丽之风格特征也阻碍了其诗歌艺术向深宏广大的境界发展。故谢诗虽小亦好，虽好亦小。小谢诗歌境界虽清丽可观，不浑大开阔，有如唐诗。这是小谢仅仅清丽见赏未能称为大家、钟嵘诗品也只是列入中品的原因。 总论 谢朓清丽诗风作为南朝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并为同时代人所肯定，后代所宗仰，其形成原因不是偶然的。本文从一，风物情性之清丽。二，洗练简要，兴象玲珑之清丽。三，声律音乐之清丽。四，性格单纯，心地澄明之清丽。几个方作仔细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看待这一文学现象，不作广而泛的描述，针对学界定论作一些具体而微的考证求实。从而客观地论述其形成原因以解释一些问题。 参考书目 《南齐书》 中华书局 1972年版 《南史》 中华书局 1972年版 《资冶通鉴》中华书局 宋 司马光等撰 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 《汉唐文学的嬗变》 葛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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