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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南朝诗歌很值得注意。虽然这一时期诗歌反映的社会现实比较狭窄，然而在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则有重要的进展，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条件。而在南朝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瞄p元嘉体、永明体、宫体诗）中，尤应注意“永明体”。“永明体”亦称“新体诗”，这种诗体要求严格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永明体”诗的产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首先，南齐永明年间（483—493），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为作家们潜心公创作，钻研声律和诗歌创作规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萧赜自幼跟随其父齐高帝萧道成东征西讨，担任过县州郡的地方长官，有比较丰富的统治经验。他奶多岁继位作皇帝时，已经相当成熟。即位后，特别注意调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以及和北齐政权的矛盾，又注意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因此，他在位的11年间，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士民富庶。《南齐书·良政传序》说：“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作者萧子显是南齐宗室，虽然不无溢美之词，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其次，统治阶级对文学的重视以及文学集团的活动，大大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和写作技巧的提高。南朝从刘宋以来，文学的独立性大大加强，元嘉十六年（440），宋文帝在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嗣后，宋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从此，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经史等分开来了。几十年间，经几代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将文学从封建统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南齐永明年间，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文士们经常受到统治集团高层人物的征召而集中到他们的门下，除担任一定工作之外，还集体进行文学创作，切磋技艺，共同探索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史籍记载，永明年间至少有四个比较大型的文学集团的存在，依据其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是：卫军将军王俭集团、竟陵王萧子良集团、豫章王萧疑集团、随王萧子隆集团。其中萧子良集团存在的时间最长，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永明体”诗人绝大多数出自该集团。当然，文学集团之间的人员也是可以流动的，比如谢跳朓、萧衍在永明八年后先后转入随王萧子隆集团，随府到荆州去了。 再次，佛教活动的大盛，导致了“四声”的确立和“声律论”的产生。南朝佛教盛为流行的情况，典籍常见，此处不赘。唯因佛经之转读而导致四声的确立‘事须加以说明。在四声论创立之前，李登撰《声类》、吕静著《韵集》均用五声命字，唐封演《闻见记》说：“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魏书·江式传》论到吕静《韵集》，指出这五声是“富商角徴羽各为一篇”的，看来是由音乐的五声转化过来的。到了宋末，始有四声之名。《文镜秘府论》天卷引隋人刘善经《四声指归》云：“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颙。”《南史·阂颙传》说：“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封演《闻见记》说：“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王融、刘绘、范云之徒，皆称才子，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陈寅倍先生《四声三问》论述了四声产生之因，认为这是从转读佛经之三声转化而来的：“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列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这确是不易之卓见。 “永明体”诗的主要特点是讲求声律，因此，说到“永明体”诗，不能不谈及永明声律论3说起永明声律论，又不能不谈及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萧子良，字云英，齐武帝萧赜的次子，太子萧长娥同母弟，《南齐书》。卷四十和《南史》卷四十四有传，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四年（侧）。武帝即位，封为竟陵郡王，都督南竟、竞、徐、青、冀五州，任征北将军、南竞州刺史。永明二年起，先后担任护军将军、司徒、尚书令、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中书监、太傅等职。隆昌元年（494）夏四月卒，年35。萧子良门下文士甚众，永明五年开鸡笼山西邸，游者更多，其中著名者为“竟陵八友”：沈约、谢朓、王融、萧衍、任随、范云、萧琛、陆倕。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说蕃篇》说：“竟陵王萧子良，开私仓赈贫民，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抄录。居鸡笼山西郧，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段话。陈寅格先生《四声三问》说：“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求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求成绩之发表耳。此四声说之成立所以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颐沈约之徒又适为此新学说代表人之故也。”他认为永明声律论是竟陵王门下文士们的集体创造，周颙、沈约是这一新学说的代表人物。永明声律论的基础是辨析四声，以上周、沈之书即是辨声的著作。然而周颐的《四声切韵》、沈约的《四声谱》今已不传，即令有人认为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中的《调四声谱》是沈约原书中的一部分，亦只有吉光片羽了。今天我们要了解永明声律论，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有一段话倒很值得研究：“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这是沈约自己说的有关声律的一段很重要的文字。“由乎玄黄律吕”二句，是说颜色声音各随物所适宜；“欲使宫羽相变”四句，是说应使高低轻重不同的字音互相间隔运用，使语音具有错综变化、和谐悦耳之美。所谓“浮声”、“切响”，指字音的声调不同。大约浮声是指平声，切响是指上、去、入三声，即后人所谓的厌声。浮声切响，大概同于《文心雕龙·声律篇》的“声有飞沈”的说法。《声律篇》说：“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解释为：“飞为平清，沈谓仄浊。一句纯用仄浊或一句纯用平清，则读诗亦不便，所谓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肠不还也。”这个说明是比较可信的。沈约要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就是规定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必须间隔运用，取得声调的变化流美，和谐动听，避免刘韶所说的“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陋不还”的毛病。“一简之内”四句，和《南史，陆厥传》的“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意思相同，都是强调五言的一句和一联中的字音必须有变化。沈约所说的“八病”，就是这四句的具体注脚。所谓“八病”，是指在创作中区别四声、具体运用时应当避免的八种弊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大纽）、正纽（小纽）。按照八病的严格规定，就能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了。关于沈约的“八病”说是有争议的，因《南史·陆厥传》只提到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四种名称，钟嵘《诗品序》只提到蜂腰、鹤膝两种，全部八种名称到了宋代李淑《诗苑类格》才见，因此招致后人的怀疑。但考沈约定八病之说，唐人颇多称述。如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说：“八病爱起，沈隐侯永作拘囚。”皎然《诗式》说：“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唐代距齐梁近，这种说法应当是可信的。又《文镜秘府论》天卷引沈约《答甄公论》说：“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其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而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西卷述及病犯时，有“八体、十病、六犯、三疾”诸名，知八体即八病，可知沈约自己也提到八病。八病中i前四病是声调方面的忌病，后四病则是声母和韵母方面的忌病。“四声八病”，是永明声律论的主要内容。永明声律论形成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钟嵘《诗品序》言及此事时说：“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梁书·庾肩吾传》也说：“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足见当时文坛上讲求声律的风气之盛。 永明诗人，不仅有理论，而且还有大量的诗歌创作。《南齐书·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研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水明体’。” “永明体”的代表作家，历来认为是沈约、谢朓、王融三人。沈约的诗数量最多，而且他在理论上的阐述代表着“永明体”的主张，但实际创作成就不如谢朓。谢朓的诗风上承曹植，善于以警句发端，在写景抒情方面，兼取谢灵运、鲍照两家之长，而避免了艰涩之弊。谢朓的五言诗，今存130多首，其中新体诗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些诗都已具有五言律诗的雏型，只是有用仄声作韵的。句和篇的声律还不确定。尽管他的这些诗篇在声律上还表现得有些混乱，但也可看到已渐有了些眉目。如其《离夜》诗： 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离堂华烛尽，别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思渺难裁，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杯。 这首诗的四联，其中除了“高”、“知”二字应仄而平外，就每一联看来，声律都几乎合格了，只是各联之间尚未能粘着。宋严羽《沧浪诗话》对谢朓评价很高，说：“谢眺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 沈约也作过不少好诗，如《赐范安成》诗：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诗写得浅显易懂，明白如画，最后一联化用了《韩非子》中所载战国时人张敏与高惠友善，张想念高，梦中往寻，中途迷路而返的典故，巧妙贴切而不露斧凿痕迹，体现了沈约提出的作诗要“三易”即“易见事”（事即典故）、“易识字”、“易读诵”的主张。 读谢朓、沈约、王融等人的新变体诗，以律诗形式的标准来衡量，其中许多都已步到接近成熟的边缘，即可作为律诗形式完成过程中的雏型看待。没有这些雏型，是无由获得最后的定型的。 再看绝句，那些从东晋到南朝的民歌，都已是风格清新的五绝，只是在声律上纯任自然，不合标准罢了。文人也写过一些，但艺术境界不高。到了永明诗人手里，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首先在五绝上表现出卓越成就的还是谢朓和沈约。谢朓有《同王主簿有所思》：“佳期期未归，望望下鸣机。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沈约的五绝如《和刘中书仙诗二首》之二：“殊庭不可及，风熛多异色。霞衣不待缝，云锦不须织。”二诗都以极精约的语言，构造出一片隽永的意象，在艺术风格上已达到唐人这一诗体的高境，只是上下两联都未粘着，故仍应看作古体诗。 除了以上三人之外，范云、丘迟等人也都写过不少好诗，诗风也近于谢、沈。到梁代才成名的何逊、吴均、柳恽和刘孝绰等人也都各自成家。何逊诗风也接近谢朓，吴均较有古气，很具特色。八友之一、后成了梁朝开国皇帝的萧衍也写过一些清丽可读的诗歌，但不赞成“四声八病”之说。 综上所述，“永明体”诗的特征如下： 第一，讲求声律，用韵已相当考究，其主要表现为押平声韵者居多，押本韵很严，至于通于通韵，很多已接近唐人。 第二，诗的篇幅已大大缩短，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为主，也有一些是五言十句的。 第三，讲求写作技巧，讲求骈偶、对仗，律句已大量出现，有些典故很自然地融入诗中。 第四，革除了刘宋时元嘉体诗痴重板滞的风气，追求流转圆美和通俗易懂的诗风。 第五，讲求诗首尾的完整性，讲求构思的巧妙，追求诗的意境，写景抒情有机地融为一体。 在“永明体”以前，诗坛上流行的是“古体诗”，亦称“古诗”、“古风”，每篇句数不拘，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不求对仗，平仄和用韵也比较自由。唐代以后，形成了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体诗”，亦称“今体诗”。这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句数、字数和平厌、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这“近体诗”的雏形，就是“新体诗”也即“永明体”诗。“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五言古诗已暂时告一段落，预示着“近体诗”的即将出现。因此，即使后人对“永明体”诗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批评，“永明体”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应该予以肯定，并给予恰当的评价的。 （作者单位：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
(本文选自《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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